下午气压就降了下来,所有人昏昏沉沉。我在刚到下班时间就跳上公车,回家睡觉。一觉醒来已经是7日凌晨三点,雨还在下,气温不是很高。6日一早在的士上听收音机说有中到大雨,事情真的如此发生了。在几年之间,气象预报的精准程度提高了很多。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内地的气象预报远比高原地区的精准,因为大片的陆地使得空气的下垫面非常均匀,而且观测站点密布,要想分析天气变化相对简单得多。我曾经亲眼见过首都机场的气象预报部门预报雷雨精确到半点,而事实也是如此。
但是云南位于高原,陆地表面性质变化很大。风吹过,被山峰与河谷“撕裂”,而且观察站很稀疏,数据大部分不能用。以前我做预报的时候,手段很少。也就有一个空气层结图来判断大气的稳定程度,一张地面图主要看看天气区,然后是三张高空图,850Hpa还不能用,因为它的高度还在昆明地下。最后是卫星云图,这个东西的价值最大,然而是日本的,云南是在云图的边缘上。但即便如此,它的数字化产品对我做预报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信息。最低限度上我能分析靠近中的云团有多强的能量。
我凭着技术和运气混了五年,想来都觉得后怕。这五年里,精神压力很大。经常梦见飞机已经坠毁,而我要么就在飞机上,要么正在救人。此外,每个班要在5点起床,因此改变了我的生物钟,即使是在不上班的时候每到了5点左右自己都会从梦中醒来,在漆黑里想一想我现在是在单位还是家里,然后才能倒下继续睡。全国的交通管制部门里的人都长着一样的脸,看那脸就能知道他们是在塔台还是区调,那种毫无表情精神压力极大的脸让人无法忘记。
当我还在空中交通管制部门上班的时候,遇见雷雨我就得上塔台。好像当时我是人缘最好的一个,因为我上去以后和他们开一通玩笑,他们也就能轻松一会儿。这班压抑的鸟人对我还算不错,在这个系统里塔台管制员属于刹帝利,而气象预报人员基本上属于首陀罗,但是他们见到我时并没有一贯的傲慢,而是邀请我和他们一起上去坐坐。有的时候在电梯里遇见了,他们不允许我在四楼下,而是绑架了我带到顶层,陪他们上一会班,然后才肯放我走。
我不觉得我和这班人会成为朋友,正如我不觉得我会和飞行员成为朋友一样。傲慢是他们的面模,有钱是他们的商标,无趣是他们的通病。民航在中国一共有三所专业学校,一个年轻人进去了以后要度过三年没有女生的生活(现在有了一些空乘班),而且准军事化的管制简直教人生不如死。三年下来,他们的眼界、思维甚至讲话的方式都和综合性大学里出来的人完全不同。和飞行员谈话,一般掌握三个主题:麻将、车子、女人。当然,现在也出现了异类,但是在这种传统的格局下,不知道年轻的小飞们能维持多少时间不变?走老路是最轻松的,就选择而言。
高中时代的一个同学成了飞行员,毕业两年买了辆车。当时,我还在骑自行车。我们在一个红绿灯后遇见了,他摇下车窗,向我介绍他的新车,并且热情地邀请我坐他的车走。当时,我觉得这人很他妈不上路子,就对他说:“谢谢兄弟,来!把你的后箱打开,我把自行车先放进去。”他一溜烟跑了。看着他远去的轮子,我苦笑着摇头:“本来是我兄弟,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地在我面前装孙子,一降降两辈呢?”
也有例外,比如说在香格里拉。所有的技术人员都非本地,而是从各地调去的。香格里拉是那么小,一个月时间就能吃完所有的馆子,两个月就能买光新华书店里所有的小说,三个月时间就能看光所有四个碟店里的VCD。当时感觉NB之极,我吃到香格里拉无菜,读到香格里拉无书,看到香格里拉无碟。唯一没做到的,也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是:喝到香格里拉无酒。我试过,但是很快就胃出血了。
在这么一个地方,外调技术人员群居,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去,终日大家在一起烤电炉,看VCD,因此关系比在大城市里亲近了很多。我是一年一换,塔台管制员是三个月一换,因此我和他们中的4组8个人都有机会在一起呆了三个月。和其中一个大家进行了100天的围炉夜话,他是和我最谈得来的。一直到大家都返回了,依然保持着联系,经常出来吃饭。
我们经常说,要是没有机会去香格里拉,大家可能永远都只是“电梯之交”,就是上班时在电梯里偶遇,相互点个头,觉得对方是个熟人。以中国之大,人烟之广,想要找到个谈得来的人,尤其是在现实中,难度的确很大。找到一个“自己人”,居然需要一个香格里拉作为工具。不过,好在他们总是存在的。就像知道自己一样,你能确信他们的存在。
亨利.米勒在《黑色的春天》里说:我可以将神话从马鬃上擦去,我可以把黄颜色从长江上擦去,我可以把枣椰色从平底船上的人身上擦去,我可以把云彩和包裹带叉状闪电的花束的薄纸擦去。。。。。。但是天使我擦不掉。天使是我的水印图案。
Angle is my watermark。
最后一段话在你以前的文章见过,印象很深.
感觉你最近开始写回忆录了
44先生/小姐,我有对你的四个字的请求:
你丫闭嘴!
谢谢!
Posted by: 和菜头 at September 7, 2004 08:14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