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边往事

回忆我的童年

中国人谈自己，不可能避免谈到自己的家族。我的家族一直居住在云南怒江的双柏地方，祖宅位于半山腰上，山下是怒江，对门是碧落雪山。双柏是个艰于生计的地方，山腰以下属于白族人，山腰到雪线是傈僳人的地盘，而怒族人生活在雪线以上，据说裹着羊皮毡就能在雪地里赤足睡上一整夜。

和是我的族姓，在双柏只有我一家姓和，是白族而非纳西人。白族分为三支，其中最著名也最发达的是大理的民家，另外两支都在怒江地区。一支叫勒墨，一支叫那马。我们家属于白族的勒墨家支。有人根据我们家的姓氏，推断我们家是纳西木氏的逃奴。白族没有文字，也就没有家谱，不知道过去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家族的记忆最远能追溯到我高祖，他生平只有三大爱好：喝酒、抽叶子烟、吃大肥肉。此公经常暴跳如雷，老年之时儿子稍拂其意，必然绑在家门口的大树上，亲自动手用马鞭抽打。但是他活到了九十多岁，因此我们家的人对于医生的建议从来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而且，暴躁的脾气一脉相承到了我祖父、我父亲和我身上。

我祖父是我高祖的三子，以赶马为生，来往于中国和缅甸之间。由于马帮收入不稳定，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由我祖母种地抚养成人。我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二，是家中生性最顽劣的人。在他考取了高中以后，祖母一度因为家中贫穷不想让他继续念书，觉得念到高中已经足够。我祖父劝她说：“你不要只看见脚板底下的霜，却看不见对面碧落雪山上的雪。”于是我父亲一路读了下去，最终考上了云南大学物理系，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

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家里请了巫师。那人说父亲“要远离开祖先的宅居地”。祖母听了非常忧虑，巫师解释说可能是要出门经商或者当兵一类的事情。父亲修完核物理专业以后报名参了军，送到北京集训半年，然后就被派遣到了新疆的核实验基地。那基地早已于80年代废弃，所以现在说说也无妨。从乌鲁木齐西去100多公里，有一个很小的地方叫乌什塔拉，四面环山，中间穿过一条孔雀河的支流，永红基地就在那里。

基地男多女少，父亲已经34岁，但是坚持要回云南找老婆。他在昆明的大学同学介绍了我母亲给他，那时候军人很吃香，两人很快完婚。然后我父亲就返回了基地，从此开始了两人近20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生活。结婚后很多年里，我父母因为没有生育而烦恼，一直到我父亲39岁上终于有了我，一时大快人心。因为是医学奇迹，关键是要成果，所以我造型很是丑陋，不能与3年后精雕细刻的妹妹相比。很多朋友见了我以后再看我妹妹，惊为天人。

母亲在怀着我的时候，曾经带着我和父亲回过一次老家，那是我到现在唯一一次回乡。我出生在母亲的老家，由于父亲远在新疆，所以母亲只能回到娘家寻求照顾。那地方也在云南，以生产铜矿而著名，叫做东川。出世是在早晨7点的样子，下了一阵雨，顺产。由于母亲是家里第七个孩子，没有什么带孩子的经验，所以母亲带我并不得法，因为疼爱我经常重重包裹。而且，那时候一周工作六天，周日还要半天政治学习，我得到的照顾并不周全，开始生病。

父亲中年得子，自然宝贝得不得了。一岁时回家省亲，见我诸病缠身，“咳嗽得跟个小老头一样”，就决定他亲自带我。走的那夜，据说我拍着火车车窗玻璃大喊“妈妈！妈妈！”，竟然将我母亲的心脏生生拍碎，多年后她得了心脏病，说是就是在那时落下的病根。成年以后，母亲说到那一夜都会落泪。

于是，我在一岁多一点的时候去了新疆。从上火车开始，我就被扒了个精光，开始了我近十年的放养生涯。到了永红基地，我和父亲住在一起，楼道就是我的天堂。我们那一层就两个身上有香味的阿姨，我经常一头撞进她们怀里，就可以骗到大白兔奶糖吃。为了补充营养，父亲每晚要给我用电炉开小灶吃。大家都用电炉，宿舍楼也就经常断电。一次，在漆黑一团里大家修保险丝，有叔叔气愤地问道：“谁家用电炉了？“我奶声奶气地立即回答：“我们家！”当即就挨了我父亲一耳光，想来那是我人生的第一课。

新疆是个很美丽的地方，四季分明。我记得基地澡堂在河对岸，夏天里每次洗澡需要从大石头上跳跃而过。等到开春的时候，河里有巨大的冰块飘下，我们就站在冰上，用竹竿划到对岸去，然后再把竹竿扔回去。当时从来没有觉得危险，至少我父亲是那么觉得的，而我只觉得有趣。有一次回家，我父亲得意地谈及打狼和黄羊的故事。说是怕我被狼给吃了，他们就把我放在一块巨大的圆石顶端，狼绝对爬不上去。我就乖乖地坐在那里，看他们在下面提了枪四处杀戮---我父亲小时候是猎手，追踪术和枪法一流，当时广受群众欢迎。我母亲反问：那么孩子爬了掉下来呢？我父亲当时瞠目结舌。

我们当时每隔一年回一次昆明，由于路费很高，需要借钱回去。第二年全年还钱，第三年借钱再上路。我被托付给了无数士兵，在车站，在售票处，在汽车站。父亲是军官，四个兜，背着个孩子相当显眼。士兵一见四个兜，都会敬礼，然后就把我接过去。从乌鲁木齐出发到永红就没有车了，每次我都被托付给兵站运煤的士兵，请他们把我带到永红去，居然没有一次弄丢。记得我三岁那年，汽车兵带着我到了永红，问我住在哪里？我记得两点：一、家门口有个大烟囱。二、烟囱前面的地上有个坑，养了几只小白兔。士兵带我找到了烟囱，我下车检查，发觉地上没有兔子，于是就摇头说不是我家。兜了几个圈子，才终于找见父亲。由此可见，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一个理科生的严谨治学精神。

父亲的工作经常需要出差，而我没有脚踏车坚决不出门。所以，在北京、在武汉、在上海，经常能够看见我父亲背着我，脖子上一边挂一辆童车，一边挂一个煤油炉。武汉是我童年去过最多的地方，而渡口是我最爱。每次到了那里，我都要求自己把那个塑料币投进巨大的木箱里，且乐此不疲。喜欢武汉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到武汉的时候往往很夜了，投宿时敲门，只要喊一声“我们从新疆来”，旅馆服务员会立即起身，非常之热情地接待我们。据说，那时候有很多武汉知青在新疆，武汉人对新疆来的人都有一种特别的关切之情，更何况看见我和我父亲的造型。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全国呆过不下三十家托儿所和幼儿园。最惯见的场景就是挥别刚认识一周的小朋友，在父亲怀里扭过头去，看着我的那些小朋友们在铁门背后朝我挥手，喊着：“菜头，再见！”再见！菜头！在北京。再见！菜头！在大武汉，再见！菜头！在上海。再见！菜头！在西安。再见！菜头！在昆明。

（土逼抗体牛）

Posted by 和菜头 at February 21, 2005 03:59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