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半突然召集紧急会议，要求一早出发到各殡仪馆，协助辨认工作。我再没睡着，看凤凰台到天明。我怕自己睡过了，但是别人家属绝对不会晚到一分钟。
07：30出发，走在路上，极为寒冷。一想到要去的地方，更是毛发上指。我这辈子除了我外婆出殡，还从来没有去过任何殡仪馆一类的地方。在我负责的地点有两家人，任务算是最轻的。
08：05，家属就提前25分钟抵达了。为了防止情绪过于激动，现场必须要有医护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执行层在具体操作上未必做得很好。医护组一直到08：30才准时抵达，由于家属被延阻，30多人亲属团的情绪开始变得激动。
人们聚集在外厅里等，只有低沉的抽泣声。等门一打开，30多人蜂拥而入。我在心里数，一，二，三。等数到五的时候，估计是见到遗体了，30多人，男女老幼突然发出极为凄惨尖锐的哭叫声。即使是站在外面空旷的大厅里，也能被那种巨大的声浪和其中极度的悲伤所惊吓。哭喊声回荡在大厅里，逐渐能分清楚男人女人，然后是女人小孩，像是三个声部，催人心肝。据说地狱里哭喊声不断，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
哭喊两个字写下来很简单，但是若亲身经历一次，就会知道这两个字其实没有任何中文字能准确地表达出来。那些声音如锯子在割你的听觉神经，然后你会感觉到心浮气燥，内心由于相应而升起强烈的共震，神经系统被高强度神经电流轰击，唯一的想法就是扯开衣领，露出胸口，随着那哭喊声放声长嚎。那声响能把你活活逼疯。
突然，一个高大的青年男子从殓房冲出来，从身后一把抓住陪护组的同事就往回拖。陪护组的同事在6天里一直24小时照顾遗属，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但是这时候，那人就像是面对自己的仇人，不管不顾地拖了他就走。人群大乱，脚步杂沓。我们立即请求警察解救，无论如何，必须保护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等警察赶到，把他救出来，一切都结束了。后来才知道，遗属把同事拖进殓房后，强行将其按倒，叫他跪在遗骸面前，用脚猛踹。即使给我每天1000元的补贴，我也不会去做现场陪护组的工作。自己没有任何错，自己也是爹生妈养，却要被辱骂和殴打，这活不是人干的。
第一家人闹得虽然凶，但是只用了十五分钟就结束了辨认过程，开始撤离。出来的时候，老父亲和老母亲哭得极为伤心，但是30多人的亲人团却显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包括那个动手打人的青年，像没事人一样，前后张罗车辆。他们来去如风，我怔怔地看着瞬间空无的大厅，觉得一切好像一场梦幻。
第二家就来了四个男人，其中只有一个人是死者的至亲。只看了一会，就确定是自己的亲人，被两个男人架着走了出来。那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穿着整齐，什么都不说，只是哭泣。大厅里有很多人，他用手遮住脸，把头埋在一个中年男子怀里痛哭。我看见他出来的时候，由于极度悲伤，手指已经痉挛了。就这样，所有人围着他，等着他，让他哭了一小时三十分钟。
终于等他情绪平复下来，抽了一只烟，神色悲惨地和周围的人说话握手，然后就走了。
站在现场，周围的人自动避开我们，隔开了很大的一段距离，就好像我们是瘟疫一样。甚至连殡仪馆的人也斜眼看着我们，他们打量我们的眼神，就好像是在看杀人凶手。我们心里相当不是滋味，只想尽快离开，然后喝一瓶酒，拉上被子睡一天。
一整个上午，我看见真正悲恸的只有至亲，他们伤心得不能自已。我不知道那30多个人究竟是来干什么的？他们如潮水一般涌来，又如潮水一般离开。《圣经》里说：他们哀歌却不悲伤。哭泣、殴打，这一切在15分钟之下，看起来更像是一场SHOW，而不是别的什么。
一个人的一生都在应付和满足各种社会关系，甚至连死了都不能避免这种纠缠。像是一出戏，你在台上的时候唱念坐打都不可免。等你死了，你还要被当做道具，让别人来继续演出，证明他们是真的关心你，真的爱你。
以前看过一个航海家的故事，他喜欢一个人驾驶帆船横渡大西洋。在故事的最后，说他于某年出航，就再也没有回来。当时我很恐惧这种死法，觉得过于孤寂。现在看来，其实这种离开人世的方法很好，至少在中国很好。他至少选择的自己的身后安安静静，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不受任何旁人的骚扰，保证了自己尸体的适当尊严。
接下去的几天是最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熬过。中午回来，所有人都在努力讲笑话，并且极为变态地大笑。压力在逐渐上升，而时间才刚刚过去五天，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Duck，我死的时候，你会哭吗？
记事如下：
1、23日晚21点批准休息，但是需要等空运物资到。怕睡过去醒不来，一直熬到一点，终于到货。出货居然需要一小时，北方的效率啊！
2、指挥中心的饮料不能再喝了，全内藏咖啡因。喝了精神抖擞，但是身体怕是受不了。明天准备换最狠的红牛，上帝保佑！
3、隔壁房间换了外面什么地方的人，又开始叫床。昨天今天，连续两夜，每次四十余声而止。
4、计算能力下降，支付款项时经常出错。幸运的是当地人都很憨厚淳朴，及时纠正了我的错误，否则我最后估计能赔死。
5、非常想念昆明，这里极度寒冷。房间里很热，出门立即受冻，明天要换厚袜。有可能的话，购买毛裤。
6、烟快抽完了，哪里有云土卖？
终日在房间里，一出门风吹过来有如冰冷的拥抱。实实在在，而且喘不过气来。叫人不由得抽一口气，然后蜷缩起来，姿势比章子怡在《英雄》里的抽冷气动人得多。包头市中心的房子都不高，很多建筑不超过六层。而包头又是那么一个极为平坦的地方，所以给人感觉天空很辽阔，头顶很开朗。我想，包头人之所以如此善良、热情和朴质，和它们的天空的宽广不无关系。高楼林立，人心如何不会森严如堡垒，四下壁立？
包头人很类似英语国家的人民，英文用陈述句做疑问时只需要把最后一个单词升调就可以了。我从来在讲口语的时候都那么干，因为不用变换句子形式，也就很少有语法错误。包头人在陈述句中一般都在句味升调，而且有种往耳后根发音的态势，实在是可爱得紧。包头话有东北味道，又有蒙古人讲汉话的那种舌头僵硬，也居然自成一派。
昨天晚上去了现场，感觉非常震撼。机舱给人的感觉永远是整洁、明亮、舒适，但是当你看见在地面上摔裂爆开的机舱却绝对不是这种感觉，像个垃圾场。于是，很容易感觉到伤心，因为美好的东西被破坏掉了。湖水异常安静，巨大的探照灯打在水面上，周围的树林都用黄色的塑料带圈起来禁行。虽然有很多工作人员在忙碌，但是依然给人感觉到凝固了的死寂，空气中仿佛有什么东西浓得化不开，教人胸口堵得慌。
水边有我代朋友送去的鲜花，安安静静地躺在地上。黄色的丝带和蓝色的包装纸在强光的照射下显现出一种异样的宁静。鲜花和周围的一切显得如此格格不如，有如我们飞机现在的样子那样突兀，有如我们同事现在的状况一样难以让人接受。
火很热，水很冷，风很大，夜很深。虽然一切都已经过去，而且一切又是那么地宁静。但这种宁静是失声，在极力尖利呼叫后的失声。一切刚刚消失，而你依然能感受到过去的那一刻是何等的疯狂、绝望和惨痛。
一分钟时间都不到，他们甚至还来不及说再见。一切终结。
晚上复印罹难者名单，资料上一切齐全。有照片，有出生地，有住址，有家人，好像是在做人口调查一样。但是我没本事看完其中任何一份，那不是资料，而是曾经活生生的人。他曾经那么活过，尽管现在上面的一切对于他们而言已经全无任何意义。
工作到2点，居然就可以睡觉了。这是三天以来睡得最早的一天，因此今天有了精力，去买了内衣和毛衣。有了干净内衣，世界都是干爽芳香的。
睡前想了一句话：他们活着，就像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死一样。他们死了，就像他们从来没有活过一样。人生不可以过成这个样子，要努力活过。因此，在任何时候即便去死，也能从容坦然，说一声：我准备好了，了无遗憾。
休息时间结束，继续上班。不知道今天是几点，希望早一点能休息，也就能多少写上几句。
到了包头的第二天，气温直降10度。我时时怀疑我在包头已经呆了很长时间，老以为今天已经是28日了。21日凌晨6点睡下去，9点半被电话惊醒。12点50飞机起飞，从那时候起，一直到22日下午5点，我终于睡了一小会儿。太多事在同一天发生，似乎过了一个星期那么长。而且，这似乎只是个开头，至少还要在包头待上两个星期以上，才能返回。如果一切顺利，回家也怕是在12月中旬的事情了。
去了一趟北京华联，这是我见过的最可怜的超市，实在不知道能买点什么。到处是灰尘，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生产的物资。老实说，看上去只能用破旧两个字来形容。包头的人很好，非常善良且热情，但是物质相当匮乏。去了他们的电脑超市购买笔记本，发现所谓电脑一条街是那么的狭小，仿佛时光倒流，回到很多年前一样。
这里买东西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虽然我即使在家也很少购物。但是，很多东西放在那里不买，和很少的东西无从选择之间在心理感受上的差别非常之大。我立即感觉到物质匮乏的那种紧张，希望立即能够得到空投的物资。
出门时太急，多少年来第一次见启动应急程序。所谓应急程序就是写在纸上，年年复习，人人需知，大家都觉得重要，但是根本不会真正使用一次的东西。如今突然真的用了一回，觉得相当缺乏真实感。我是那么的急，以至于几乎是裸奔到包头的。没有钱包，没有身份证，没有充电器，没有换洗的衣服。等落地之后，我被宣布要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几乎抓狂。今天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得到了空投，我家人把我的衣服钱包托公司的人带了过来。否则，我就只能乘火车返家了。
工作非常辛苦，通宵是很平常的事情。老总们在凌晨三点都还要召集会议，电话传真永不停息。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得到了一间非常漂亮的指挥室。家具电器一应俱全，而且24小时有人在一边服务。最令人开心的是沙发不错，坐上去非常舒服。也就是说，如果不得不在指挥所里工作的话，沙发一定要好。沙发不好你就惨了，一点安慰都没有，非常痛苦。有了一张好沙发，可以在上面靠一会儿，像是有手把你抱住了，全身都能放松下来，迅速睡上一小会儿。
所有人的眼睛都被熬得通红，下达命令需要三次以上，否则无法得到正确的复颂，无法确认命令能够得到准确的执行。由于人是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大家彼此根本不认识，且南腔北调，所以非常好玩。忙到头昏，就经常看见两个人用各自的方言说上半小时，然后疲惫地再次用自己的方言问对方：请问你刚才说了点什么？
这世界真是疯狂啊！以后的两个星期，估计将在包头驻扎超过150人以上，没日没夜地工作。争吵、安慰、鼓励、辩论、妥协，而且天知道会发生什么离奇莫名的事情---这种事这两天里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我现在非常怀念我家里的那张小床。等这一切全都结束了，我要回去躺在小床上睡个三天三夜。记得有一次在旅行前，我无来由地想喝水，于是喝到肚子相当暖水袋。等开始旅行了，那一整天里都缺水。我才发现，我的身体比我聪明，而且有预感。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超级懒人，我现在逐渐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也许我的身体已经预知我在以后相当长的日子里会非常繁忙辛苦，所以它先叫我放假。在以后极累时能够一塌糊涂地躺着，乱七八糟地有点幸福的回忆。
当我顶着内裤睡帽在7度的房间打字不止时，电脑一阵悸动。作为中国者名的非严肃作家的我，当时正沉浸在疯狂的YY世界里不能自拔，也不想自拔。我知道，当手机接受到信号时，就会像雄蛾响应雌蛾的性激素一样，向机站发出响应的高频信号，导致我的电脑屏幕扭曲，浮点计算错误。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掐掉手机，否则两秒后就会震铃了。关键时刻，怎能打断？何况，我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无法接电话。连接别人电话都要对空气鞠躬的一个人，怎么能头顶内裤坦然通话呢？
但是，作为一个周末来电为零，短信永远是约稿和天气预报的中年富态男人，不接个电话跟人说自己其实很忙，还有点什么别的事可以做吗？吗？！吗？！！吗？！！！
所以我没有动手，而是等待，调整声线，理顺呼吸。
那么晚了，是谁打来的电话呢？是谁有如此胆量在23点以后打我的电话？难道是N师和老婆吵架了？难道是小山老师喝高了？难道是一毛不拔在女大学生身上再次难以自拔了？
是乔治！当然是我亲爱的乔治兄弟！那个木子美只注意他的眼睛而对他微微翘起的尻部毫无察觉的乔治！赞！对一个人最大轻蔑不是背转身去，而是不把自己最性感的部分给对方看见！
一听声音就知道，北京人又在腐败。乔治依次把电话给所有大着舌头和即将大舌头的人。下面是对话：
乔治：听着，和你讲话的这是XXX，你说，他是不是一个特值得您尊重的ID？
我：是。
乔治：大家都听见没？你大声点，再说一遍！
我：是！
（众鼓掌，饮杯）
乔治：OK，下一个。
XX：你好，和菜头，我是XX。
我：您好啊！X政委！向您致敬。
XX：好好，接着下一位。
XXXXX（四川话）：和老，一向可好？
我（四川话）：N师您好，您老一向可好？
XXXXXX（四川北京话）：我很好。你好不好？
我（四川话）：黄章晋个孙子，赖帐！N师，你要。。。
XXXXXX（北京四川话）：这个问题我们等会再谈。
XXXX：喂，和菜头吗？我是你舅舅！
我：舅舅啊！舅舅！您听说我三八舅舅的悲惨遭遇了吗？舅舅您千万要小心啊！
XXXX：我没事，我没事，三八他那是手淫过度，我已经叫丫停止了。（众大笑，极为欢快地祝酒声：为了过度手淫干一杯唉唉唉唉唉！）
XX：喂，和菜头吗？我是XX。
（众鼓掌，大笑，起哄，祝酒）
我：X老师，您好！
XX：终于听到你声音了。。。
（众狂笑，喝酒，乱做一团）
乔治：我现在把电话拿给XXX，你和他说。
XXX：和菜头吗，是好兄弟吗？整一个！整一个！整一个！
我：XX前辈，您好。
XXX：说！你整不整？说！
我：整一个。
XXX：好，都听见了？整一个！你小样的等着，到北京来我们再整。
XXX：喂，就你丫还中文互联网第一人？
我：是是是，X老师，您这是要我的好看啊！
XXX：和菜头，你说你丫羞愧不羞愧啊？
我：是是是，羞愧，很羞愧。
（众乱，有人拍桌，喝酒）
XXX：。。。再说了，他儿子和我也没什么关系不是？
（众狂笑，饮满杯）
XX：和菜头，我代表你舅舅和XX问你，你究竟什么时候和XX结婚啊？
（众大乐，喝酒）
我：明年2月30日。
XX：他说了，他说了，明年2月30日。有这日子吗？明年置闰吗？不对啊，置闰也没有30号啊。
乔治：菜头，XX，XX你知道吗？一个很好的右派。
我：知道，他是IT精英嘛。
乔治：听见了没有，XX？听见了没？都给你贴上标签了。
XX：和老师您好。
我：XX你好，麻烦转告刚刚那谁，XX一声，请他代表我和我舅舅睡一宿吧。
XX：XX，听见没有，和菜头要你代表他和舅舅睡一宿。
（众笑）
XX：和菜头，你好，我是XX。
我：嗯？你是个女的？XX不是个男的，住在德国吗？
XX：NONONO，XX在江湖有三个。一个是XX，在美国。一个是XXXXXX，在德国。我是中文的。
我：啊！久仰！久仰！失禁！失禁！
XX：说来听听，你久仰什么？说，你说啊！说！
我：久仰这个ID啊。
XX：乔治，等等，我倒要问问他，究竟久仰我什么？
乔治：菜头，你看，这一会大家都为你喝多少杯了？
我：那就多喝点吧。
乔治：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我在家里赶稿子呢。
乔治：你，你现在有啤酒吗？有吗？
我：有。
乔治：那你拿出来，喝一瓶，一整瓶，听见没有？嗯？听见没有？一整瓶。
我：好，我喝一瓶。
乔治：现在！
我：好，现在。
乔治：不和你多说了。喝啊，听见没有？（英文￥—*#%！#·%）啊！白！挂了啊！
我：好的，再见！
我放下电话，打开冰箱，拿出一瓶冰镇啤酒，在7度的房间里举瓶，向着北京方向，大喝一声：干杯！瓶子碰在墙上，发出了一声闷响，响声在房间里回荡。音速是330米/秒，昆明距离北京是2200公里。18点52小时以后，当他们在球场完踢球的时候，应该听得到我的一声碰杯。
18日本来21点就能返回昆明了，但是西安航路管制，飞机停在太原不让起。等最后到了昆明，已经是23点了。两天时间，不是坐飞机就是坐汽车，一路上除了坐车就是喝酒，喝完了睡觉，睡起来再坐车。回到家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咽喉肿得厉害，无法吞咽。倒在床上，盖了被子一下就睡着了。
6：50起床，洗澡。嗓子更疼了，吞咽的时候有异物感。我时时能感觉到头面部在发烧，如果再吃一点点凉药，我估计我能自燃。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完成了四个考察报告，交新京报一份专栏。火大了，就挑维拉潘这个口腔劳动者出来怒骂了一遍。饼才一个，在他领导的下的亚洲足球能在17日的小组赛上两场比赛进14个球！真你妈活见鬼了！本来不想再谈中国足球，但是上网一看，全都是在骂国足的，一点新意都没有。
4个月前，7月18日，维拉潘个夯货因为亚洲杯观众少而指责中国，说中国不适合办奥运会。1个月前，10月18日，维拉潘个贼鸟厮因为中超罢赛跳出来支持足协，说别让世界笑话中国。我记得清清楚楚，一笔笔都写在小本子上呢。两场假到没边的比赛出来了，没一个想着点点维拉潘的名，那我点一点好了。Shame on you！亚足联秘书长阁下，7：0，6：1，这就是你的“亚洲远景计划”！
上了自己的BLOG，看见有观众提供线索。人民网上发表了邹德浩先生的一篇文章，老子一看之下怒极反笑。我为《青年参考》写的纪念张纯如专题居然被丫给扒了，90%的内容一字不改，居然就敢署名：本报驻联合国记者邹德浩。查了一下这位记者大人的底，连续8年担任驻加拿大还他妈首席记者，最近又驻联合国了。
这帮孙子叫我怎么说才好？拿着人民的币，驻在国外，成天从国外媒体上扒稿件，扒下来就成了某某孙子著。不那么孙子的写个XX不太孙子编译，有的孙子连编译都不写，直接就把自己当成了作者，一个月不耽误几万块钱的收入。抄抄外国记者的也就算了，谁叫咱们上不了国外的新闻网，去了也交不起注册费用。但是抄国人的，手也太长了点吧？叫小丫挺的驻扎国外，意思就是你们丫挺的猖狂进攻美帝，国内建设就交给我们办了。结果，邹德浩居然回国扒稿，挖社会主义墙脚，那不如回来和我们一起筛沙子好了。
我打了电话问人民网，女编辑居然知道我。立即发MAIL找邹德浩联系，邹大人委托编辑向我道歉，并且解释这是他摘抄海外媒体上的文字，还附上了他文章前面的按语。我你老木啊！玩文字游戏，老子一中指叉死你丫的。还你妈海外媒体，老子的文章问世，到美国媒体刊载，居然连12小时都不到，你他妈有时空隧道啊？90%的篇幅一字不改，还好意思腆着脸说是摘。那是摘吗？那整一个薅！薅社会主义的羊毛！
邹大记者有点想当然了，玩玩文字游戏，叫编辑安抚安抚，想着事情就那么过了。我是谁啊？我是和菜头。维拉潘那点破事老子都记得清清楚楚，随时可以翻出来立此存照，丫怎么就那么自信，不会被我恶搞成年末中国第一新闻红人？
邹德浩，其德还浩呢。这名字起得衰了，就没想过念起来像是：揍得嚎？
张纯如简历
1968年3月28日，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1968-1989年，在伊利诺斯大学香槟城校区随研究物理和微生物学的父母亲成长。
1989年，获得伊利诺斯大学新闻学学士学位。
1990年，担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撰写重要新闻稿。订婚。
1991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写作硕士。和电气工程师布莱特.道格拉斯博士（Brett Douglas）结婚，7月迁往旧金山湾区。
1995年，自由撰稿人，为《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时报》和美联社撰写稿件。冬季，在国家档案馆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完成了《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初步资料准备，前往北京、上海、杭州进行为期六星期的深入调查。
1996年，出版《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迷》。
1997年7月，前往中国南京，调查南京大屠杀史料。
1997年12月，出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
1998年，获得华裔美国妇女联合会的年度国家女性奖。
1999年8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被拍摄电视节目，成为历史探索频道节目专题之一。
2002年5月13日，获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荣誉博士学位。
2002年8月，儿子克里斯托佛.道格拉斯（Christopher Douglas）出生。
2003年4月28日，出版《美国华裔史录》。
2004年11月9日，于加州盖洛斯自己的车内以手枪自杀身亡。
1968.03.28---2004.11.09，36岁。
（标题）寻找自己名字的人
（引文）11月9日，张纯如女士结束了自己36岁年轻的生命。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却留给了我们整个民族一段段记忆。凭借着这一记忆，提醒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有如此的伤痛。而又因为这伤痛，使我们即使分散在世界各地，也能在一呼一吸之间都能感觉到彼此的血脉相联。她让我们无法忘记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
（正文）
IRIS CHANG，张纯如。镜之两面。
IRIS CHANG是一个出生于1968年3月28日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美国籍女孩子。她的父母60年代从台湾迁移到美国中西部，她自己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美国公民。她能说一口还算流利的中文，可是她不能阅读和书写中文。因为对于她来说，英语才是她的母语。
纯如，语出自《论语八佾篇》：“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纯如，意思是和谐美好。 纯如，是一个中国女孩子的名字，是我华夏同族，是我阿姊同胞，是地球村千人万人里绝对不会认错的那个背影。
IRIS CHANG，张纯如。究竟是谁？
可以从“纯如”这个名字里嚼出不同的滋味来：语出《论语》，那是父母思念故国的苦涩；含义美好，那是父母美好寄托的香甜；本意和谐，那是父母对不能融入美国族群担忧的酸楚。因此，生在美国的IRIS CHANG会说中文。在谈话中，经常会提到遥远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大城，在那一年那一城发生了些什么？有关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座活火熔城，有关长江水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红色。。。。。。
没有证据表明张纯如和她的父母看过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写的家史小说《根》，是否看过书里的这句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但是，张纯如的确在学校图书馆里找过，找英文历史书里关于1937年南京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些被她父母重复过不知多少次的情景。可是她失望了，没有1937年，也没有南京，更没有红色的江水。如果这些事情不曾真的发生过，那么所有父母讲述的关于中国的一切究竟是事实还是想象？于是，中国就成为一种虚幻的概念。没有1937，没有南京，没有中国，世界上也就没有张纯如，只有IRIS CHANG。没有根的人，连名字都会丢失掉。
因此，可能可以从某个侧面理解一个新闻学系毕业的女孩子为什么会对钱学森这么一个火箭物理学家如此感兴趣。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用自己的第一本书为这个人专门做传。Tsien Hsue-Shen离开了美国，Tsien Hsue-Shen曾经在美国被以“间谍罪”判刑入狱。而等到他返回中国，Tsien Hsue-Shen就变成了钱学森，中国飞弹之父。从美国到中国，从Tsien Hsue-Shen到钱学森，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或许，这一条线也能把IRIS CHANG和张纯如联系起来。《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一书的英文名直译过来，就是《蚕丝》。
1994年12月，当IRIS CHANG在加州矽谷心圣荷西郊区的库帕提诺生平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色照片时，丝线拉直了。张纯如感觉到了无比的愤怒，这种情感的强烈程度大大超过了IRIS CHANG所能产生的情感烈度。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说类书籍里，在屠杀发生后近60年居然没有一本提及这段本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历经两年，访问了14位幸存者，参阅上千页的历史文献，出版了她英文版的《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这本书一经问世，震惊了英语国家，在美国连续数月位于排行榜首位，并且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印刷超过50万本。她用她的努力和勇气，直面那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告诉世人：“人类残酷对待自己同胞的历史纪事，是一段漫长而悲伤的故事。如果要将这类恐怖的故事作一比较，那么，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强度与规模上，能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抗衡。
张纯如说：“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美国评论家乔治.威尔在听完日本右翼“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和看完她的书后说：“由于张的这本书，她终结了对南京的第二次强暴。”当屠杀真相被掩藏时，屠杀永远都是屠杀。只有屠杀为世人所知时，冤魂才能远离追杀，成为历史上的定格。
她可能都不知道，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华人在偶然间拿起这本《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就再也不能释手，一气读完，泪流满面。有太多这样的故事，有太多这样的人，在美国、在法国、在马来西亚，在飞机上、在书店里、在网络中。有移居海外30多年的老华侨，有在南洋的第四代华人，他们不能停止阅读，因为那些文字疼痛而灼人，因为那些文字就烙在他们的根上。
那位老华侨说：作为一个来美定居三十年的“老华侨”，我很有“理由”不关心中国文化。比如说：对中国历史社会感到很遥远；既已入籍，落地生根；现实生活忙碌，哪有时间去想那么玄那么抽象的事；况且中国问题那么复杂，我这样一个文化边缘的任务能起什么作用？可是四月十七日那一天，我在柏克莱大学听张纯如讲南京大屠杀后，我的种种“理由“不得不丢进字纸篓……假如张纯如、拉贝都那么关心中国，我作为一个吃中国奶水、在中国文化土壤生长过，后来移民来美国的“老华侨”，真的没有理由不关心中国大地的一切。
可是，在用丝线穿起无数同胞的同时，回顾这一段人类史最黑暗最恐怖的历史，张纯如也在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煎熬。有什么人能在面对自己的同类，自己的同族被暴行残酷蹂躏的时候不会觉得撕肝裂胆、目眦欲裂呢？在《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经常“气得发抖、失眠恶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她一个人替我们所有人完成了一项我们60年都未完成的责任，因此她也承受了我们所有人痛苦。
写完第二本书之后，张纯如把目光转向了150年前的美国。在那里，也有一群无声的同胞。作为苦力，大量华工从19世纪中叶进入美国，充当金矿矿工、铁路劳工。１８６５年，华人移民的人数激增至５万人，其中９０％都是青年男子。同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招收了第一批５０名中国劳工。看到中国人能吃苦、工资要求低，又十分顺从，这家公司便开始大量招收华人，总共有１０万华工参加了美国铁路的修筑。
华人的付出，为美国铁路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吃苦精神和工作水准甚至超过了爱尔兰劳工。１８６９年４月，一位雇用了华人劳工的老板说，他的工人每天可以铺 设１０英里铁轨。另一个雇用爱尔兰劳工的老板不服气。前者就表示愿以１万美元来赌个输赢。结果，华人劳工在１２小时４５分钟的时间内铺完了１０英里多的铁轨。
在修完铁路以后，美国人担心中国劳工抢了他们饭碗，美国开始排华。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将华人赶出美国。150多年过去了，这些吃苦耐劳，为美国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同胞却被淡忘，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张纯如为了他们，也为了她自己，写了自己的第三本书《美国华裔史录》。张纯如说，她１２岁那年，一位白人同学问她，如果中国和美国发生战争，你会站在哪一边？张纯如说，到现在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件事让她认识到，虽然她出生在美国，但在美国人的社会定义中，她不是美国人，而是拥有美国国籍的华人。因此，为了让人们认识到华人其实也是美国人的一部分，他们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写了这本书。
透过这本书，张纯如又站在了IRIS CHANG的对面。她意识到“华人在美国的经历不是一条渐进的单线。他们作为模范少数族裔之一，并非像某些少数族裔那样是从受迫害的社会最底层渐渐发展到社会上层的。华人在美国处于周而复始的循环，美国社会对华人一直在容忍接纳和疑虑恐惧中旋转。”她依然同时站在镜之两面，痛苦地挣扎。张纯如曾经表示，她把《美国华裔史录》一书当成是“她个人写给美国的情信”，可是这种情怀又有几人能懂呢？
张纯如再次以IRIS CHANG的身份上路了。为她的第四本书进行研究旅行。这本书主要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和日军作战的美军坦克营官兵，他们后来被日军拘禁并残忍虐待。在一次外出做调查的旅行中，张纯如身心崩溃，不得不住院，住院后她继续与忧郁症抗争。从《南京大屠杀》到她近来准备写的美国二战被俘军人受日军虐待的历史，都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这些内容也与张纯如的病因不无关联。
悲剧最终还是发生了，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在加州盖洛斯自己的车内以手枪自杀身亡。在她最后给家人留下的字条中说，希望他们要记得那个没生病前的张纯如，那个“曾全心投入生活”的张纯如，那个“为事业、写作和家人献身”的张纯如。
她希望家人记住谁？究竟是张纯如还是IRIS CHANG？她丢失过张纯如这个名字，她又找了回来，而且为我们找回了两段历史。但是这好像依然不是她想要的答案，她还在这世间不断找寻找着。如今世间再没有了张纯如的身影，在她身后也无从寄托我们的哀思和感激之情。唯有风从远方吹来，也许只有在那遥远风声里，依稀还有着她的气息，还有她找寻的脚步声。
张纯如的儿子叫儿子克里斯托佛.道格拉斯，2岁零三个月。
张纯如的遗产
三本书：《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迷》
《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
《美国华裔史录》
两位朋友：
约翰•拉贝 德国纳粹党员，从１９３７年９月开始，一直到１９３８年４月为止，拉贝先生被选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主持安全区难民的保护工作，这段时间正是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期。他从日军的刺刀下救下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作为侵华日军大屠杀的见证人，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５００多起惨案。
张纯如女士为撰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收集资料，“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通过她与拉贝的孙女赖因哈特夫人取得联系，进行了跨越大西洋的寻觅，终于使屠城血证《拉贝日记》公诸于世，重见天日。也使得中国人民找到了这位“中国的辛德勒”。
明妮•魏特琳 魏特琳女士曾经在中国担任神职人员，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记。其中1937—1941年期间的日记，约占其全部日记的四分之一，详细记载了她在金陵女子学校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及在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她由于保护南京妇女免于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而为南京市民所铭记。这些日记、报告与文章等在美国耶鲁大学特藏室里沉睡多年，于1995年被张纯如女士发现，并公诸于世。
一份勇气：在伯克莱大学演讲结束后，进入提问时间。第一位发问者是一位亚洲男士，来势汹汹地一边走上前一边语带恐吓地说，他們的团体正在搜集资料，要证明张纯如书上所写所說的都是谎言。当时气氛颇为紧张，但张女士却神态自若地回覆说她欢迎任何的新的可靠的资料，又说：“寻找真理是我感兴趣的事。”她再强调自己不是特意要为日本人抹黑，因为她深信这也是人性的问题，所有人都应该自我警惕，从历史获得教训。
一个未完成的梦想：张纯如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认为早婚对我的事业很有帮助，这样我就将本来会花在约会和建立男女关系等上面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我的写作上。”张纯如称丈夫是自己的“最好朋友，经济筹划人，精神咨询家，按摩师”，虽然种族不同，但彼此有很多共同点。她希望将来有三个孩子。
网吧正式运转起来以后，麻烦不断。我发现，当一个麻烦出现以后，若你试图解决它，那么必然导致更多的麻烦出现。在修电脑的问题上，有一段时间里我和小熊猫简直和苏军士兵在芬兰一样，芬兰的狙击手弹无虚发，叫人避无可避。于是苏军在绝望下升火取暖，大家围成一圈烤火。枪声一响，一个同伴倒下，但是周围的人面无表情，继续坐着烤火。我们看着电脑一台台倒下，眼睛都不眨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似乎总有下一个症状更怪异的电脑在前面等着我们。
相形而下，客户处理是最简单的事了。做运行经理是一件快乐的事，只要你有笑容，会说笑话，那么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你就能和顾客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慢慢地，网吧里的人越来越多，吧台前挤满了人。很多人来网吧不单纯是为了游戏，而是来找朋友聊天。城市越大，孤独的年轻人也就越多。但是，如果你去做心灵诊所，却又没有一个人会来，因为没有人觉得自己有病。游戏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人们借游戏为话题，从游戏谈开，慢慢谈的便不是游戏了，而是自己的故事。每天，在网吧匆匆而过的人中，他们有很多其实家里有电脑，但是他们想找一个有人的地方，听听人声，要别人倾听一会他们的声音。
网吧的生意火了起来，第一个月下来，毛收入是8千多块，第二个月是将近一万。人气旺了，周围也就出现了奇怪的事。我开始发现，每天都有一些人如鲨鱼一般在门口游弋。他们目光冷酷，不发一演，我知道，要发生些什么。一天上午，一群戴红箍的人游进了网吧，东翻西看，索要我们的各种执照和文件。一个年约四十岁的中年妇女最后端坐门口，冷冰冰地宣布：由于XXXX，你们缺少XXXX，所以交300元人民币补办。并非所有的时候，对方都是那种一脸肃杀，也有进来就欢天喜地的。一进门就掏出一迭发票，大笑着说：“早就听说你们这里开了一个网吧。”丛人也欢天喜地，催促着我们赶快交钱，办理各种证明文件，让我以为是帮我们办理结婚证。他们像是一群鬣狗发现了草原上的腐尸，那种在尸身上爬上爬下的欢天喜地，让人异常感动。要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连中文都写不顺畅呢。
在三个月里，卫生、消防、工商、税务、市容、联防全都来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在中国办那么一个小店，居然有那么多的门神。从那时候起，我到小店里吃早点，不曾对服务员呵斥过。的确不容易，雁过拔毛，能在中国开一片小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居然没被拔死，裸奔着继续经营，这里面付出的努力、艰辛、笑脸、金钱是常人难于想象的。我们的情况要好得多，老鬼庆的关系又发生了作用，房子是他父亲单位的。这单位非常之牛，我们最后把门神统统送走了。因为要钱可以，到房管科，而那地方任谁都不原因轻易去。
在这些人里，最幽默的是个死胖子，税务检查员。我没见过这么丑陋的胖子，胖不是罪过，又胖又丑，进了网吧白吃白喝那就是自己不对了。第一次，他进来打游戏。打完了把证件拍在桌子上，说了句：“我就你管你们这一片的！”说完昂然出门。第二次，他打了游戏还要了啤酒，依然不出一分，昂然出门。第三次，打了游戏，要了啤酒，还问服务员要五十块钱。我上前，请他把上两次的钱一起结了，否则不准走。因为要论胖，他比我还单薄点。要论胖而凶残，他在我面前只是一只小羊羔。他大骂：“老子又不是给不起！”砸了钱在桌上就走。第二天，他提了一个小包来网吧，说是要找经理谈谈。他一上座，就谈了中国的税法，表示我们的网吧存在偷税和税金核定过低的问题，要按照娱乐场所的税率上税。我们耐心地给他做了说服工作，暗示他我们这里卫生、消防、工商的朋友都已经空手而归了。他听了半天，抬起油脸来与我们对视，说：“别跟我讲故事，我是吓大的？”我们说，慢走不送。第三天以后，他再没有来过。老鬼庆和他的科长打了个招呼，事情就那么简单。
简单的事未必天天有，我开始学起了数学。网吧的客人在时间分布上是不均匀的，如何调整资源尽量提高机器的使用率着实让人头疼。4点钟有五台空机，来了两个人，他们只玩到五点半。但是，在五点的时候有一票固定的朋友来，他们是五个人。但是，等他们到了，只有两个空位。结果是，五个人走了，两个人的一拨在半个小时后也走了，我手里还是五台空机。类似这种问题层出不穷，比如说买几个鼠标做库存比较合适？十台机器里，有三台不能被其他机器识别，有两台识别不了其他机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一个让七个人一起联网对战的方案？
第一个月下来，电话费是一千多，原因是来网吧的人习惯于打免费电话。收入在某个星期一度出现了波动，原因是服务员把钱落了自己的袋。一日停电，居然少了三个CPU。问题总在不停出着，让人感觉自己是消防队员，终日以扑火为生。在六个股东里，我和小熊猫最惨。其他人经常有事，也就不经常来网吧。于是我们两个就得24小时轮流上班，而我在单位的班也是24小时。记得有一天，我连续上了48个小时的班，交班的时候，对方又不能来，只得再熬到中午。我在半昏迷中回到家，倒下去后只觉得自己躺在流沙上，正不停地向下陷。睡不到半小时，我的传呼响了。居然是叫我回去修保险丝！我打的回去修好保险丝，一个人坐在门廊上抽烟，觉得一切简直荒谬透了。为了一根保险丝？
警察在该来的时候来了，市政府颁布了新的政策，统一对网吧进行管理。新成立的信息管理处进来帮我们拔掉了所有CPU，说是非法经营。老鬼庆那边也出了问题：省市是两套不同的行政系统，省里要对市里说话，中间的曲折就多了。而且，要说话，居然是为了一个区区十万元成本的网吧，这很掉价，所以没人说话。网吧的经营停止了。
在我工作的第一年，月薪不超过800元的时候，我背上了一万五的“巨债”，这是我的学费。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现在应该是写学期总结的时候了。
1． 选择开网吧是正确的，利润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
2． 第一个错误是前期投入过高，在一个新兴行业里，完全没有必要去挂靠，完全没有必要投入太多钱在软件上，而应该追求利润最大化。
3． 第二个错误是技术人员。企业所需要的技术人员，应该是以保证企业硬件顺利运转的人，而不是还处于对新技术相当迷恋，勇于尝试新东西的研究人员。
4． 第三个错误是用人。很多人是你的好朋友，他们对你很好，你们之间有深厚的友谊。但是，未必是创业所需要的强援。创业时，你需要的是能和你一起跪在地上擦地的人。你需要的是把一件事交给他后不需要在过问的人。
5． 第四个错误是关系。无利益卷入的关系无以成为网，不可能在关键时候起到任何作用。而关系本身要计算成本，投入小的产业，用很强的关系是一种浪费，也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6． 最后，没有什么比一帮新手驾驶帆船更让人刺激的事了，但是也没有什么事比这更危险。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不愿再经营任何成本低于10万的企业。即使做到死，那也只够诸门神填牙缝。而门神并不在意你的死活，总有新手驾船出海。白手起家，在中国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擦皮鞋到成立跨国公司，那是十足的一个童话。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没有技术上的独占，没有经济上的强援，擦皮鞋是一定擦到底的。
今天我说“我经过商”，闻者无不大笑。这如同老婆不叫老婆，而要称之为“配偶”一样。只有种猪种马才用“配偶”，供配种用。经商在今天已经属于一个垂垂老去的单词了，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做CEO”，或者做生意。之所以要用它，是作为一个纪念，也作为一种区别。今天，我也在国企里做事，但是和经营却没多大关系。我只负责收发文件，写点总结报告什么的。判断是否在经商，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参照---与银子之间的距离。
我曾经与大把的银子那么近，想来都教人悲痛。
1997年的时候，我毕业了。回到家乡，找到单位去上班。由于我的专业性质，当了一名气象预报员。这份工作还算不错，就是太闲了一点。六个班组，每个班24小时。也就是说，我下了班，要五天以后才轮到下一个班。我整天在我的城市里百无聊赖，觉得自己上班之日，已然是退休之时。
在那个时候，直至更早的高中时代，经济的浪潮异常汹涌。整个城市里流传最广的故事就是“谁发了”，我自己都曾亲眼看见小学就辍学的同学是如何靠买鹌鹑发家致富的。毫无疑问，那个时代被注射了兴奋剂，人们狂热地追求财富。当时，是没有经商这种概念的，因为似乎没有人愿意去赚这种“慢钱”，人们发红的双眼只看得见“快钱”，捞一把就走，是大家奉行的《圣经》。倒批文、倒汽油、倒香烟、倒钢材、倒汽车、倒橡胶。。。。。。似乎全世界都在讨论这种事，而且也总有人衣着鲜亮地站在你面前，用事实证明那不是梦。
因此，我在大学的时候，总觉得我的城市里满街都是人民币，人们只需要拿铲子铲就成了。然而，我在念书，不能回去加入这铲“粪土”的行列，心里郁闷得很，像是眼睁睁看着初恋女友嫁人，洞房花烛，嘿咻嘿咻。“那本是属于我的啊！”，我在宿舍楼里人狼一样地嚎叫。
正如油漆匠尼古拉斯在《虎口脱险》中说的那样：“现在好了，战争结束了，他们团圆了。”几个高中老友一聚，大家决定和“我们的钱”实现破镜重圆。在为期半个月的喝茶时间里，我们吵架、威胁、分裂、妥协，讨论了无数方案，最后决定从网吧入手。
分析过程是这样的：中国的商业行为有很强的地理分布滞后性。比如：一月，王府井发生商家大战。二月，类似的商战在郑州爆发。三月，上海。五月，南京。大约在九、十月份，传到我们这里。而某个新兴赚钱的行业，也按照此规律发生。考察当时所有投资在十万左右的行业，只有网吧在北京最火。而且，北京已经逐步不允许玩游戏，只能上网了。这就意味着，在我的城市里，如果立即做网吧，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是无规范地暴赚。等到规范性政策出台，我们已经有了第一桶金。
对我所在城市的分析，电脑当时DIY在7000左右，品牌机在10000以上，城市人口的月平均收入水平在600元。这就意味着大量的人买不起电脑。而中国文革造成的生育高峰使大量年轻人出现在我的城市里，其中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能熟练使用键盘和鼠标。从盗版市的调查中看，游戏碟的热销，证明存在大量游戏人群。我们还调查了《电脑世界》等杂志的销售情况，它们是跟《参考消息》一起买的！前期调查得出了令人乐观的消息，顾客群数量足够。
接下来的问题是选址。一般来说，网吧设在大学附近是最为理想的。但是，大学附近的网吧近饱和，除非使用规模效应压制对方，否则难以形成任何优势，甚至还不得不和对方打价格战。另外，大学生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秀才么，明日的栋梁。和他们沾上了边，必然导致媒体、警察等等意外因素的涉入，这是相当不利的。最后，我们想到了小区。小区是最为理想的地方了，新买的房子，经济上不允许再买电脑。而能住进小区的，往往在教育上能给予孩子足够的保证，保证他们会使用电脑。同时，也能提供足够的零花钱。
项目和地点定下来了，开始实际操作。
在一个星期以内，九万元人民币就入了银行户头。打那一天起，我才深刻体会到什么是“钱在自己手上才是钱”。在全体股东召开的第一次全体股东大会上，大家做了发言。六个人做了分工：社会关系由老鬼庆搞定，因为他爸爸够大。治安联防警察由吕少搞定，因为他就是警察。技术工作由小熊猫搞定，因为他就是吃这碗饭的。剩下三人，负责经营网吧的任务，担任执行经理。最后，制定了章程，规定了各人权利与义务，利润的划分和提成，每个人签名认可。就这样，九万两纹银就开始如流水一般出去了。
当我们开始为这个项目申请执照时，遇见了第一个问题。网吧是新生事物，其文化教育属性可以归文化局管，但是其娱乐属性也可以归公安局特种经营处管。而市政府说了，他们要成立新部门由他们管。结果是：谁都不管。谁都不管，那么工商也就不敢办执照给你。万般无奈之下，去询问其他网吧。得出的方法是去挂靠某一电脑企业，由它统一给办执照。在它那里问题很简单，交一万五，执照到手。
办这电脑公司的，才是大奸大恶之辈。他只负责搞定办执照的人，然后向各网吧收取一万五到两万不等的钱。短短半年，他就收了不下十万。而到了最后，才知道他办的执照只是破纸一张，根本不可能用这执照来经营网吧。但在当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他那里老老实实交上一万五千两纹银，换到了一纸空文。时光倒流，既然当时没有一家网吧是合法经营，那么也就不存在办执照一说，正确的方法是办起来再说。而那时的一群大学生受了法律的毒害，满脑子《工商法》，顽固地认为一定要先搞个执照。却不知道，这世界上没结婚却生孩子最后也落了户的人不大有人在么？代办执照的人又有什么可以凭借的真东西？他有的就是“一黑到底”的勇气。真正守法的人，往往为繁琐的行政系统所累。所以，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能大富大贵，那是应该的，因为他的脑袋别在腰上，无非最后他吃螃蟹的行为被正面肯定了而已；如果因为被捕杀珍贵动物而系狱，那也没有什么值得难过的，因为他注定走在落后的规范之前，越界才有第一只蟹吃。
房子由老鬼庆谈了下来，每平米40元，而且水电平价。关系在其中发生了做用。事实上，他完全没有必要投资真金白银，因为在中国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可以创造价值。就以房租为例，翻一倍的价格很正常。现在，能减一半，省下来的也就是钱。接下来的事就是装修了。书呆子们又发了病，参照即将出台的网吧管理规定，认为必须满足其中对于面积和吧台的要求。结果，10台机器的一个小网吧居然吊了顶，打了吧台，铺了地板胶，安装了电扇。一万七的装修费，到今天我想起来都觉得自己是猪。在当时，我们的网吧完全可以给某个工薪阶层的人结婚之用了。别人来网吧干什么？至少不是洞房吧？
装修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股东集团的第一个问题。装修持续了一个月，只有我和小熊猫一直全程关注，从买料，一直到监工，都只有我们两个，其他的人只是在闲暇的时候过来看看。我和小熊猫两个人，就像是两个标准的包工头，浑身上下全是泥灰。饿了吃盒饭，悃了睡地板，随时起身购买材料，雇佣新工人。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个多月过去以后，我和小熊猫已经是装修的半个专家了。当我躺在地板上盖着雨衣睡觉时，突然想到了我的高中时代。当时，每天放学担任卫生值勤的人中，其余的几位兄弟是属于那种根本不碰条帚，能逃先逃的人。他们就没有亲临一线的习惯，而只有指挥别人的嗜好，一想到这里，我对网吧的将来渐渐产生了一种忧虑。网吧只是一个小企业，不应该分任何一线二线的。尤其是在创业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顶到第一线，否则无法维持最初的运转。而网吧一旦开张，那就是24小时不停营业，到那时候，难道又是我和小熊猫轮流上？想都不敢想。
DIY的10台机器买来了，六大股东在装修一新的新房里再一起聚起来，笑语晏晏开始装配机器。由于是搞批发，所以机器的成本为5500元一台，算是比较便宜。然而，正如那些古老格言说过的一样，便宜无好货，偷来的骆驼骑不得。当我们装到12点钟，10台机器整整齐齐放在台板上，让人心生无限创业的喜悦，像是产房外的老爸，甜蜜而幸福。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这才是无尽苦难的开始。
小熊猫作为技术人员，力排众意，在芯片上选择了K6一代233主频。他翻着各种电脑杂志对我们解释说，K6是非主流产品，但是测试报告上说了，性能和INTEL的相差无几，而且还便宜。到了今天，一想起这事，我对各种电脑杂志编辑的杀心就会重新升起。K6非主流不错，信价比高不错，但是它并非是成熟产品这一点也不错。问题就出在最后这一点上。K6一代最令人恼火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发热量很高。网吧狭小的空间内，机器24小时运转，结果是芯片经常因为温度过高而频频死机。甚至当我们发现了这一问题后，采取了上散热片、换大功率电扇措施后，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INTEL是主流，价格贵。但是正因为是主流，所以各种厂商都支持这种芯片。K6据说不错，在出了K6II以后，的确不错。但是当它还是K6I的时代里，那简直就是一种灾难。在这种选择上，我们发生了大错。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和买车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经济条件有限，却想买一辆省心的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看看出租汽车用的是什么车。他们以车为生，所以他们的选择肯定是便于维修、造价低廉、技术成熟、省油而易于操纵的汽车。所以，夏利、桑塔那、富康都是上上之选。买一辆“非主流”的汽车，你去什么地方找维修点去？
还记得联网测试开始，机器的问题就不断。我一下子跌入了深不见底的技术世界里。那段时间，我已经不觉得电脑是机器，而是一个女人，脾气非常女性化的女人。一分钟前你能清楚地看到网络邻居中的详细列表，一分钟后就能报错，告诉你它什么都找不到。最厉害的一台机器，在一个月里我们拆开了20次不止。有一个深夜，我和小熊猫又在修机器。刚刚把一台机器修好，我们倒在椅子里开始抽烟。就在这时，我们眼睁整地看着旁边一台电脑在全无任何证兆的情况下，“缓缓”黑了屏，就像是个人临终时慢慢合上眼睛。那种情景让我们毛骨悚然，永生难忘。在这种漫长而痛苦的维修过程中，我们渐渐发现了一条定理：永远只有九台机器在正常工作。当第十台机器修好放上去以后，那九台里必然有一台要出问题，需要维修。修机器搞到宿命论，这叫人真的很崩溃。
在电脑那密密麻麻的微电路上，究竟出现了点什么小问题？我们相信那都是些肉眼所不能见的地方出现的小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我常做恶梦，梦见自己在各种通路中飞速前进，为各种电阻、电容所吞噬，周围只有无数闪光的电子在飞速流动，其余的便只有红绿两色模糊的灯光及无边无际的黑暗。
嗓子疼，吃了凉药以后转成气管炎。同事深情地说，当一个人经常吃凉药，就会爱上它，须臾不能分开。这事恐吓了我，再不敢吃了。
时空门打开了，我想念我的眼镜，在很多很多的时候。我找了一张很大的白纸，列出了家里所有的地点，然后一项项检查。检查过一个，就划掉一个。最终，我在马桶里找到了我的旧眼镜。当时，它正顽强地用瘦了巴几的眼睛腿死死撑住下水道边缘。我在马桶外看着它，它在马桶里泪光闪闪。我的心酸楚得不行，“同志，我们来晚了，让你受苦了！”眼镜也打破沉默，微弱的声音回答道：“还好了，你这两天没吃什么干的。”
就这样，我找到了我的眼镜。虽然给它洗了很多次澡，但是我的心理残疾还是没有痊愈。新眼镜虽然昂贵，可一戴上就觉得晕。在犹豫了很长时间以后，我换上了旧眼镜，世界顿时安宁下来。因此我决定，在白天戴新眼镜，在夜里戴旧眼镜。人不如新，镜不如旧啊！
连续几天都在赶稿子，严重睡眠不够。凌晨四点的时候，我把《纪念张纯如》写好了。下午三点开始写，五点半写完第一稿。写好了以后，怎么读都觉得是愤青，重点全放在了《The rape of Nanking》，自己很不满意。晚上七点重新推倒，想了一个新的主题，刚好把三本书全贯穿进去，又找到了张纯如的很多资料，甚至找到了她高中同学会的内部通讯。我敢说，国内做这个专题的人里，没有谁比我找到的资料更多。
教官问我写的时候有没有把自己写哭，我说我不悲伤，我只觉得酸楚。1937年的南京，到现在为止，只有60年后的1997年，张纯如写出了一本英文的著作，把这事介绍给英语国家，引起轰动。张出生在美国，父母从大陆逃台湾，从台湾逃美国，她无法书写和阅读中文，但是她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中国人言必称奥斯威辛，但是几人实实在在做了点什么事情？愤青之众，又有谁能如同张纯如一般写一点字来，都是些口贩子。没有张纯如，世界上的英文国家都不知道竟然有1937年的南京。
到现在为止，大陆好像还没有出这本书。因为张纯如分析了为什么南京大屠杀会为人为地“遗忘”掉，论断让人不那么愉快。日本也没有引进这本书，因为他们要求修改，但是张纯如拒绝那么做。而张的第一本书《蚕丝---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迷》也不被获准在大陆出版，原因还是那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在这两本书之后，她去写了150年前中国华工在美国的历史，想证明华人从来都是美国的一部分，试图建立华人的某种新形象。在我看来，她前往中国寻根之路中断之后，她只能寻求在她的祖国获得身份认同。她说：“《美国华人史录》是我个人写给美国的情书。”看到这一句，我大恸。
因为《The rape of Nanking》一书，她接触到了很多文明世界里很难想象的残忍和非人行为，精神倍受摧残。到了后来，她准备写第四本书，有关于二战南太平洋美军战俘如何被日本人折磨的故事，终于在采访旅途上崩溃了，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今年6月，她被送进了医院。出院以后，于今年11月9日开枪自杀。
在她身后，是一个年仅2岁的儿子。张纯如1991年结的婚，算是很早了。她的理由是尽快结婚，以后就不用浪费太多时间在男女关系的交往上，能腾出大把的时间从事她的工作。张纯如在1999年还表示，她想要三个孩子。并开玩笑说，现在都可能有点晚了。现在看起来，的确一切都太晚了。
张纯如以写作和演讲为生，典型的美国方式。我没有读过她的任何一本书，但是我想她的书可能偏向商业化过多，未必是很好的历史书籍。尤其是她的《The rape of Nanking》，在学术上可能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只是畅销书籍。不过，大众很能接受她的东西，这一点她能做到已经很不错了。也许，给她多一点时间，她就能沉淀出更深刻的结论来。但是她死在了36岁上，而且是抑郁症，让人觉得非常惋惜。
无论出于任何目的或者动机，她在那么远的地方关心着她的故国。并且利用她拥有的话语权，试图树立华人的新形象，并在多年里一直谴责日本政府的不作为，这都让人对她肃然起敬。而她最大的悲剧还是她华人的身份，故国对她和她的工作不赞赏，而她的祖国对她的努力融入又不置可否。她无所依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个孤魂。
国内媒体没有给她多少关注，以很小的篇幅介绍了点她的事。而日本人最早报道她的事迹，也最早有学者去美国参阅她提供的在国会大图书馆里的资料。日本人说，张纯如是利用自己的美貌迷惑了美国人。是的，张纯如是个美女，绝对的美女。国内的编辑即使不能把她做在人物版，总能做在娱乐版吧？
这个周末，还有将近一万字要写。明天只有一天了，我极度困乏，我想休假，我想关起门来睡觉。
早晨7点半就起床了，但是我死活找不到眼镜。唯一能确信的就是它在家里，但是没有了眼镜我什么都看不清楚，也就找不见它。奇怪的逻辑因此而产生：我得去买一副新的眼睛，好回家找到旧的一副。
在地上一英寸一英寸地摸到八点半，我终于是失望了。摸索着出了门，去眼镜店配了一副新的。由于很久不上街购物，我的口才明显不如售货员，所以我破产了。戴着这副防辐射、抗紫外线而且镜架永不折断的新眼镜，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想一想，我那些白花花的银子啊！！！
不过，幸运的是我回家以后没找见我的旧眼镜。打我小时候起，我的家里就有这种时空门。它会很突然地打开，物品掉进去以后就会消失。再过一段时间，东西又会很莫名其妙地出现。有的东西则永远消失了---这得看丢失的东西在另外的时空旅行时有没有遇见陨石。撞碎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很明显，我的眼镜去了另外的时空。也许在那里的那个我现在需要这副眼镜了。
今天是传统的光棍节，阿拉法特死了。我对这人没有什么好感，但是那么多年里他一直和西哈努克占据我国电视节目中国际新闻的头条。现在，西哈努克退位，阿拉法特也死了。似乎旧时代里的东西都在飞快地消失，我这里说旧时代那是指1990年以前。在1990年以后，生活就和今天很相像了。但是在之前，感觉是两个时代，完全不同。对于70年代以前的人来说，1990年以前的日子是可以供大家分享的共同记忆。但是对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小孩，可能就没有类似的感觉了。他们生在新时代，而我们是从旧时代里过来的人。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可以列很长的名单出来，邓丽君、张国荣、罗文、梅艳芳、超人、派克。。。。。。好像生活中一切有形无形的、能把人和旧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人和物，都在分崩离析，都在快速消失着。好像是有天意，叫人抛弃过去，面对未来。
我怕我不能忘记，我不想抹去了我的身份标签，投身伟大的新时代。在任何时代里，都应该有一种人，他们拥有记忆，通过拥有记忆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那句拉丁文说：In omnibus requiem quaesivi.
我在万物中寻求安宁。
说归说，路上的人一个都没见少。路照堵，车照塞，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在车上实在没有什么事，就啃指甲。啃完了手指甲，想起脚后跟上的皮比较厚，就脱了鞋子磨指甲。指甲磨完了，发现车还堵在路上，一动不动。想着既然已经脱了袜子，不如连脚指甲一起啃啃吧。于是，我抱足怒啃，两边的人以极为平和宽容的表情看着我。见我啃得艰难，还有人递过来矿泉水，叫我蘸着啃。一位老大爷遗憾地感叹道：“可惜我补钙补多了，骨头硬，实在扳不起来。”一位戴眼镜的大学教授模样的人实在听不下去了，高声对四周的群众呼吁说：“市民们！我们难道就不能帮帮这位大爷吗？难道我们在这大都市里生活就要永远那么冷漠下去吗？”
感人肺腑的一幕最终出现了：所有人两两结对，很仔细小心地帮助对方啃脚指甲。很多小朋友乳牙还软，但是依然坚持帮助同学啃。换牙时掉了门牙的小朋友甚至歪过头去，用后槽牙帮助对方啃。我转头回去看那位大爷，看见他手里正拿着自己的一付假牙，为一位白领丽人修脚指甲。最后，连司机都被我们感动了。把脚伸到对面的车窗里，司机们相互啃。
在所有堵车的日子里，我城市里的乘客们都养成了这个习惯。市电视台还专门为此做了一档节目，主题是守望相助，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在电视上，一位耿直的大哥憨厚地笑着回答记者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何况还能补点盐呢！”唯一对此不满的是一些国营老店，多年来他们以经营臭豆腐为生，现在顾客锐减，造成上市延迟。也有部分农贸市场的咸鱼贩子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满，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表示要服从大局，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事情并没有结束，在相当数量产妇在公车上生产以后，公车上专门设立了手术室，一大批叫“路生”、“车上”的孩子问世了。考虑到很多新婚夫妇也被堵在了路上，市政府通过了[2004]2573号决议，同意在花车上附设新房，但是要求花车必须严格消音和安装窗帘。如果新人的体重超过350斤，花车还必须要有进口避震装置。
随着部分老人在车上盍然长逝，公交公司根据乘客要求，从埃及请来了一些雇员。他们抵达以后，主要工作是在汽车上制作木乃伊。尤其是在车载厨房还没有完全安装完毕前，这一工作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埃及工人抵达飞机场半年后还没有抵达公交公司报道。因此，公车上又加装了远程教育系统，通过手机和电视机讲授课程。以此为开端，很多学生也开展了公车课外学习小组的活动。其中最优秀的一个，已经在22岁那年完成了硕士入学考试，成为中国第一个远程教育硕士研究生。
但在任何历史时期总有逆潮流而动的人，很多乘客居然中途跳车，从下水道返回家中。但是任何事物内部的矛盾都会相互转化，变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我市创造性地发展了地下城系统。每天都可以看见很多高楼缓缓沉入地下，大地之下逐渐出现了市镇。有一些高档地下室甚至卖到了2万元/平方米的高价，促进了GDP的增长。当最后一栋建筑沉入地面，市长骄傲地宣称我们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通过对地下城的开发，我们逐渐掌握了利用熔岩热能提供能量。因此，我们现在全在地下，并且充满信心地等待着中东石油耗尽的那一天。
没有什么生活比现在更惬意，更惊喜。以我为例，昨天我想挖一个地下室，居然把地壳挖穿了。我站起身来，发现自己居然身在曼哈顿。我决心继续住下去，并且购置更多的产业，难说我哪天能挖到企鹅也不一定哦！
为期三天三夜的北平之役终于结束了，我回到了我自己的房子。Home，Sweat Home！这歌必须要提着沉重的行李，站在山岗上俯看山下自己家的灯火才能唱。最好还是个小城，一弯新月在天空里朗照，远远能看见小河在流淌。
去过很多次北京，只有这一次最苦。母亲去美国，也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又不通英文。我心里开的意外事件列表长达数十英里，心思缜密是好事，更是累自己的事。带了她在首都机场里转，办理各种手续，看她一脸茫然地跟在我后面，一想到NY的JFK比首都机场大上数十倍，我就觉得气苦。唯一的安慰是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徒中的好心人很多，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应该会得到照顾。她手里有我写的英文求援信，无论如何，她丢不了。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她也会被送到警察局，不至于流落街头，衣食无着。
儿行千里母担忧，没有说下一句。似乎也没有下一句的必要，我担心她不过是这几日里的事情，她却为我担心一辈子。担心我被人欺负，担心我学坏，担心我找不到老婆，担心。。。。。。曾经有一位伟大的仁波且，在他生病的时候一个平素小看他的人来探望。见他如此痛苦，于是嘲弄地说，伟大的班智达啊！没有想到您也会被疾病折磨得那么痛苦，不如您用神通力把您的病移到我身上来吧？仁波且回答说，这病很严重，怕你承受不了。但是那个人坚持那么要求，于是仁波且就说：且把我的病移一小部分到木门上你看看吧。结果木门瞬间片片碎裂。可是那个人存了傲慢的心，再次提出要求。仁波且只好答应他，并且说要是受不住了就立即叫停止。等仁波且刚刚把一点点病痛移动到那人身上，那人立即倒地，连气都喘不过来，像是要立即死掉的样子。
想一想这一周来我的焦虑和担忧，我就是那个故事里的妄人啊！而父母经年累月如此，却浑若无事。书里说，极有缘的人才能在这一世成为父母子女。这话一点都不错，没有如此大的缘分，这种担忧怕是背不动。
11月6日凌晨5点半，母亲和妹妹一起打电话来，说是已经到了妹妹的宿舍。电话接完，我一头倒在枕头上，一气睡到下午四点半。很长时间了，我没有这么酣畅地睡过。醒来才想起来，母亲居然帮我过了两个生日。飞机向东飞去，落地之后还是5日，母亲经历了2次我的生日。如果连空中也算上，她一共穿越了12个时区，在飞机上为我过了12个生日。那样算起来，等我母亲落地时，我居然已经41岁了。今年的生日很有纪念意义，以理科生的眼光看，的确充满了乐趣。12年以后，母亲应该是81了，父亲也应该有90了。
还是老雕接待的我，每次到北京都是他陪我。车接车送，安排住宿。送完母亲，觉得承他恩惠甚多。还好，他喜欢吃菌，而北京没那么多新鲜菌。我要尽量成为一个土司，先圈起三座山来占上。等他来昆明了，我们就上山看他的菌，指哪朵摘哪朵，叫娃子们背到山下洗干净做好，吃到丫回北京见了菌子根本不想动筷。
还没有回昆明，父亲的电话就一个个打来。平日里，一年他也难得打几次我的手机。现在母亲出国去了，偌大一个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他明明心慌却不肯说，只是问我回不回家吃饭。在母亲回来之前，怕是要一周回家三四次了。下班乘公车回家，以昆明目前的交通状况，非两个小时不能到。一个城市的规划部门居然能把三条通往机场的主干道封掉两条同时施工，而且还要在唯一的一条路上搞大型会展，让老子这样五六千年一出的天才绕行两小时回家，岂不王八蛋哉？
从二000年起，每年生日都要在网上发一篇贴子。起初的目的是搞笑过去，展望未来。几年写下来，倒觉得可以用它们记载一些事情。有时间翻一翻，可以知道这一路上自己干了点什么。等到我六十岁的时候，可以集结出版，标题就叫《抽风少年》。
28岁这一年过得极其不爽，究其原因是28这个数字不好。28可以被2，4，7整除，非常没有性格。作为一个抽风的人，我更偏好油盐不浸水火不侵的素数。仔细想一下我合数的生日，12岁生日把手摔断了，20岁《数学物理方程》不及格，22岁创业失败负资产达2万5千元。。。。。。只有23岁那年，我上网一整年，和菜头就此诞生。
回顾过去，在那条源自负无穷的数轴上，正是一个个素数拯救了我，使我见到了希望。我因此可以骄傲地说：我有生以来，熬过了两次伊拉克战争和好多合数。
在28岁这一年里，我极为丧心病狂地开了很多专栏，制造了大量文字垃圾。并且因为这个原因 ，我上网的时间少了。金钱真是万恶啊，我一开始只是想把网费赚回来，但是到了最后却发现自己成了半职业的写手。一个人一旦有了那么一点点钱，生活里就能立即产生出很多很多用钱的地方。然后你一旦开始花销，就会发现随随便便自己就弄出了很多大窟隆，为了防止银行因为严重恶意透支把你逮捕，你就得拼命赚钱来添坑。所以，这一年里我学到了人生宝贵的一课：有钱，一定要存进银行，然后装做忘记了。尽量别去见它们的面，别让它们惦记着你。钱是很活跃的歹徒，做梦都想从你钱包里逃出来，为祸社会。为了你本人和社会的安全，一定要把它们囚禁在银行里。这样一来，你可以在ATM机上偶尔探一下监，很惊喜地赞叹：啊！你们又长胖了！
在28岁这一年里，我出了一本书。这本书以前转过三家出版社，当我完全不报任何希望的时候，书突然出来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困扰是空前的。一本书就是一个问号，因为出了本书，你就能被人问死。问的问题千奇百怪，而且没一个是你想回答的。一本书就是一次面瘫，因为出了本书，你就得随时保持微笑，一直笑到面神经坏死。否则别人会骂你，说你出了本书就拿架子。一本书就是一场马戏，因为出了本书，你就变成了个小丑。周围的人会经常说：“来！作家同志！给我们钻个火圈看看！”或者对其他莫名其妙的人介绍：“看，这是个作家，你们摸摸，身上还有热乎气呢！”一本书就是一顿女体盛，因为你出了本书，因为你站在明地里，头上顶了个作家的破帽子，你就得经常被脱光了让人用筷子戳，用指甲掐。王小波说过，和老太太买黄瓜没什么两样。
在28岁这一年里，我飞了两次广州、两次北京、一次青岛，外带乘火车去了一次贵阳，还不算成功逃脱了的三亚、成都和九寨沟。这是三年里我出行最频繁的一年，完全打破了以往的生活习惯。最要命的是，我内心很喜欢到处跑。一听见别人在电话里说：和菜头，你来吧！我就想找个飞机飞一次。到了当地，找人胡乱喝酒，疯疯癫癫，丢下一地的面子，留下无数关于我动人的笑话。从这里我也学到了人生很重要的一课：千万别吹自己的酒量好。虽然我的酒量的确很好，但是也架不住天天喝，顿顿喝，轮着喝。固然我倾向于喝高，因为喝高了以后可以裸奔，体会在伟大祖国土地上奔跑的快感。但是对于观众来说，这事的难度就太大了---要把我拉回圈需要四个人。如果我含笑倒下，又需要八个人才能抬得动。而且，身体能下垂的部分都下垂了，视觉效果只能用惊竦二字形容，殊无美感。
28岁过去，29岁到来，眼瞅着自己就要奔三张了。生活在28岁这一年从一条轨道飞快地变到另外一条上，接连不断，令人眩目。我却老想着前两年的安生日子，想念自己很SB别人看自己也特SB的日子。年纪大了，我这车也就重了，连续快速变轨就很难再回到以前的轨道上。生活有重量，因此也有惯性，越往后也就越吃重。在重到不能变轨之前，得选定一条自己的铁轨，然后一气暴走到底。
下班前电话接连打来，说是要请我吃饭。可是我身上只有五十块钱了，钱到用时方恨少，这道理一点都不假。所以我在电话上请他们在饭馆门口等我，要他们付清我的车费。其实我只是想有个人接我，我答应了他们带一箱五粮液来。我可不想自己一个人带一箱酒到饭馆去，看着都那么倒霉。
我真只有五十块钱，而我也真的说“你们为我付的费”。老朋友的好处就在这里，你可以说你想说的话，无论内容是什么。他们真的在等我，准备为我付的费。我因此知道，今天非比寻常。在和所有的朋友的交往中，我知道我只是配菜，有一天连配菜都要等，那就是出了大事。
原来，我们在等苏航。
我知道我们在等他的时候，我想飞快地逃走。请他只有一个原因：生意需要。我没有生意要做，我只想和朋友们喝酒。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么一个朋友的聚会，居然有了这样的色彩。我突然觉得我出现得很怪异，应该走开。
认识苏航是在高中，当时的英文老师很烂，所以找了一间补习学校专攻英文。苏航就是补习班的同学，在很多年前我就和他很熟了。这人给人一种放心的感觉，你看见他在教室里，你就很容易相信中国还有读书种子，只要他在第一排就坐，中国就有希望。
我很喜欢苏航，因为他的温厚。补习班的两年时光，我习惯了他的一脸大胡子，习惯了他整个夏季里穿的凉鞋。每次进入教室，看见他在第一排，我就知道这是个学习的地方，不应该以把马子为目的。
苏航以其老实憨厚的外表，很得女生青睐。坐在前排，他和整天小女生讲小话。而我却怨恨不起他来，因为他实在是非常憨厚老实。有意思的是，今天见到了他的老婆，居然和当年的小女生一样长了一张瓜子脸，我心里暗笑。熟人就这点不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前排的女孩子考去了四川大学，我曾经在毕业前见过她一面，不复当年的天真可爱，竟然成了个小学究。而当年在补习班，她在前排转过脸来和苏航讲小话，神采飞扬，明丽动人。毕业以后再见过她一次，在她家的楼下。那时她张罗着要结婚了，我很难接受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中成熟妇人的味道，到现在竟然七年未见。
说到这里，可以坦承一点：我和苏航喜欢上了一个类型的女孩子。男人之间要是有友谊存在，必须满足先决条件：他们在审美情趣上完全不一致。没有争夺的可能，也就能成就朋友的基础。可是，我一直当苏航是我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我见了他就觉得亲切。
苏航读华南理工大，一直读到硕士毕业，总共花了八年时间。毕业以后，偶尔听朋友聊起他来。我知道他还在念书，就很满意了。我知道他还在，我知道他在念书，我知道他在广州，这就已经足够了。
今天再见苏航，他带了老婆来。证已经打了，明年1月30日结婚，在昆明最好的酒店。宴席上他通知我，要我去参加婚礼。当他走进包房的时候，我们紧紧拥抱，相互拍打背部，那一刻我知道我们是在庆祝。但是，下一刻他宣布要结婚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太多差别。他不再是兄弟，而是别人的老公，我们不会有太多联系了。
我本身对这个谈生意的宴会极为反感，再听说他要结婚的消息，就觉得更加无味。他老婆和九年前的前排女生一样，娇小玲珑，时时围绕他公转。我打破沉默，问他老婆是否经常和他一起在街头欣赏美女，而且推荐给他看？苏航和他老婆很是惊奇，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事？多么愚蠢的问题，我当他是我的好朋友，有什么会是我不知道的呢？
他和九年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我问及当年班上最漂亮的女孩子的名字，他依然能脱口而出，我因此知道，他就在那里，他没有改变过。喝完了酒，我们一起去KTV量贩。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居然也跟着去了。
整个夜晚变成了70年代的怀旧晚会，两瓶杰克丹尼和十二瓶绿茶完全报销，苏航不知道出去吐了多少次。所有人都在唱老歌，没有MIC的人在一边合唱，很快KTV里就变成了狂欢晚会，所谓昔日重来，关键在于酒精和歌曲。每当他冲出房间的时候，他老婆都极为忧伤地看着他，最后两次甚至央求我去厕所里看护他。
我们在厕所里用粤语谈话，甚至引起了一个上厕所的广东小伙的注意，反复问我们是不是广东人。他也喝高了，反复对我们用英文说welcome to yunnan。又说昆明的女孩子歧视广东人，我喜欢喝高了的感觉，每个人都是那么良善，又是那么好接近。
离别九年以后，我和苏航再见。我还是我，但是苏航已经不是当日的苏航了。我喝得比谁都多，但是我比谁都清醒。把他和他老婆送上出租车，我们剩下的人分两车回家。在匆匆的流光中，我认识了很多人。也是在匆匆的流光中他们被席卷而去，永不再见。
他现在应该蜷缩在床上睡了，而我却无比清醒，甚至觉得酒还不够。因此写下这些句子纪念他。我甚至想恳求所有的人：喝死我吧！求你们了！
很多年以后也许人们会这么回忆：2004年10月30日，当布什和克里竞选美国总统进入白热化阶段的时候，台湾著名音乐人梁弘志离开了人世。可对于我来说，这句话应该改成：2004年10月30日，各大门户网站都在头条位置刊载了台湾音乐人梁弘志逝世的消息。等我看完新闻才知道他就是梁弘志。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直到看见梁先生的讣告，才知道他就是歌曲《恰似你的温柔》的词作者。才知道在整个八九十年代里，有那么多伴随我们的歌曲原来都出自他的手下。他就像一条看不见的丝线，等我们摸到了最后的绳结提起来，才发觉那丝线上居然穿了那么多闪亮的珍珠。
说来好笑，第一次听梁先生的歌居然不是《请跟我来》，也不是《恰似你的温柔》，甚至连歌手都不是原唱者。那是在初二，费翔翻唱的《读你》和《想飞》。现在想起来，费翔胜在声线和像貌一样英俊，而且当时中国人见过的混血儿很少。少年心事，有什么能比“你的眉目之间，锁着我的爱怜”更合适的表达？毕业在即，又有哪一句比“我要展翅飞翔，越过高山和海洋，带着我的以往，找个地方，埋藏忧伤”更能表达对一段无疾而终的单相思的纪念？
最近又在央视见过费翔出镜几次，老了，老男人了。从百老汇败回，不知道当年那个宣称非他不嫁的大学团支部书记是不是还在等着他？费老的衬衣开了两扣，可能是想表现出性感。但我心中找不到任何当年的感觉，只能在剧烈地发麻中迅速转台。还会有小情人唱《读你》吧？只是现在的小情人可能会看重“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爱恋”一句吧？肉身越来越容易得到，爱情却稀缺了。
然后就是1990年，我们经常去一个朋友家听谭校长的歌曲。他那时还不叫校长，叫阿伦。在磁带封面上穿了一身白衣服，拿着帽子坐在台阶上。我一直很感谢那位朋友，全班里只有他肯借我磁带听。拜他所赐，我学会了《爱情陷阱》和《暴风女神》，以后哪怕是唱《石头记》，粤语歌对我也不是那么难了。
朋友很喜欢听《像我这样的朋友》，在毕业很多年后一见面还是唱它：
风雨的街头 招牌能够挂多久
爱过的老歌 你能记得的有几首
交过的朋友 在你生命中
知心的有几个
阿伦咬字不清，我们也很不清楚地跟唱，朋友泪光闪烁，仿佛也在问我。后来阿伦变成了谭校长，而我朋友在一个月前给我打电话，说是要搬家叫我弄几个机上清洁袋给他用。我想尽办法只弄到三个，告诉了他，他说他会来拿的。从此，再没音讯。梁先生写这歌的时候，究竟是用了个问号呢？还是用了个感叹号？
高中时代就开始有男女同学对唱《请跟我来》了，但是要等到我工作以后才看到那部电影《搭错车》。但在这之前，所有的电视联欢晚会上，总有字幕打上：台湾电影《搭错车》主题歌。我很喜欢看漂亮的女同学和英俊的男同学合唱这首歌，女同学在这方面都是专家，总能在合唱部分很自然地转过头来，眼神波光粼粼。这歌好在哪里，是后来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时才明白的，当时我看见有一句说“春藤缠树，小鸟依人”，当即就想起这歌来。
真正明白《请跟我来》的微妙之处还要再晚几年，那是在KTV包房里。见惯了爷爷抱着孙女高歌《心雨》和《纤夫的爱》以后，我先是惊奇为什么没有爷爷们点唱《请跟我来》，随后就想通了：这歌对于爷爷们还有些难度，不方便他们演绎，容易砸锅。合唱部分一旦踩不准点，唱得七前八后的，那就非常像大灰狼四处乱扑小白兔了。这歌要唱得好，光是靠吃粗粮养出的浩然中气是不成的，需要男声时时回护包容女声部才成，有欲无爱绝对唱不好。谢谢您，梁先生，谢谢你留了这么一首对唱歌曲给真正的情人们。
当年听歌，喜欢了也就喜欢了，没什么特别的道理。如今看到有那么多自己喜欢的歌是出自同一个人手下，不免要问一问缘由。为什么在那些时刻，刚好爱上了那些歌，而且在二十年后都无法忘记？这么分析未免显得有些呆气，但我还是想到一点：水晶珠链。梁先生的歌就像是水晶珠链，透明、简单、流畅，却在所有的日子上闪闪发光。
布什和克里还在拼命撕咬，美国建国200多年，人们到今天还能记得的总统屈指可数。很明显，这两个人无论谁当选都属于那些屈指之外的人物。但是，我记得了这两个人的名字，却不知道谁是梁弘志。
记得电影《角斗士》的结尾，罗马公主看着马克西默斯的尸体说：honor him！于是士兵们将他举过肩膀，抬出场外。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中文来对应，但现在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梁先生身上也很合适。honor him！我会在以后所有的日子里，当听到一首喜欢的歌曲时专门去看看词作者是谁。而且，我打算翻出以前那些软皮抄歌本，那些有花花绿绿贴纸抄满歌词的歌本，在歌曲名字后面抄上词曲作者的名字。
晚上回家睡了四个小时，醒来是中夜，于是就再也睡不下去了。心里的念头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实在是恼人得很。这个星期事情很多，买票，买手机卡，送人，年度总结，专栏。似乎所有的事都赶在了一起，实在是从容不起来。相比之下，抓狂远比从容要容易得多。
接近年终了，好像年年这个时候都是如此。我睡不着，实在睡不着。不是因为压力大，而是烦躁。按说家事公事，到了目前这个地步应该求神拜佛了，但我反而在这种时候睡不好。以前局势很糟糕的时候，我倒是夜夜安睡。
难道是我以前送人的护身符被人扔进水里，又放进火里烤？否则哪里来的那么大感应？又不像是要发生什么事的样子，一点预兆都没有。
再有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就得起床了，躺下去，是为了保证到点能有人从这床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