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是要回昆明了，我却高兴不起来。打小我就习惯了在部队的日子，习惯里家里那些带编号的公家粗笨家具（王朔语）。最低层面上，在军队里我和父亲分享一张大床，而每次回到昆明，我们全家四口睡在一张床上，一间屋里。更重要的一点是，我离开我母亲很多年，已经不适应有她的日子。据说我第一次从新疆回云南的时候，见了我妈，怯生生犹豫了半天，叫了她一声：“阿姨。”
按照我妈的说法，我是个忘恩负义背时倒霉挨千刀的小砍头。母亲的心就细在这个地方，在我父亲还没接到走前，我母亲天天抱着我看我父亲那张帅得出名的尉官照。我一岁多会叫人的时候，父亲从新疆回来，母亲指着他问我：菜头儿，你看看那是谁？史料记载，我当时咧嘴大笑，一叠声地大喊：爸爸爸爸爸爸。我父亲那颗老心估计当时幸福得皱成一团，当事人回忆，他把我抱在怀里亲得我一脸是血痕---当兵的胡碴子那可不是盖的。和菜头三十九，中年得子，宝贝非凡。而在我印象里，我父亲从未在新疆指着照片教育我谁是我妈，男同志粗糙就粗糙在这些地方。
甚至回了昆明很多次以后，我妈如果烫个发，我就直犯嘀咕，觉得这面前这女的是一“熟悉的陌生人”，吃不大准。而我妈那里理会得我那小心如何琢磨，见了面又是亲又是抱的，我总是觉得非常地不自在。那一声“阿姨”让我妈难受了几十年，动不动就提出来讲。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是一个山里的野孩子，已然错过了童年的母爱。而母爱这种东西重在每一天相处，以后恶补是补不回来的。我习惯了军队的军号，习惯了绿色的制服，习惯了集体宿舍生活里全是男的，我根本不知道如何与女性相处。
而且，要离开大石洞令我非常为难，我觉得要离开自己的好朋友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当时我有两大兄弟，平展和常云。平展是个很小很小的萝卜头，一口整齐的牙齿。他那牙齿全是立着啃饼干练出来的，没事就展示给我看。后来看动画片里的海狸啃木头，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他。平展真是我兄弟，我们的兄弟之谊建立在相同的情趣上：一次学习委员杜国斌女士记了我们两个的名字，恨得我们牙痒。兄弟二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去吃光杜小姐家自留地里的胡萝卜。我到今天都想不出来世间竟然有这么一种奇异的报复方式，但是当时我们两个觉得那是最好的。
放了学，我们两个如同恶狼一样窜进了家属区的自留地。可怜杜学习委员家的萝卜才长出点樱子，还没有我们的小手指头粗，就被我们两个拔将出来。用手擦了擦泥，开嘴就啃。要说那时候的孩子还是老实，虽说是报复，但是我们硬是没敢糟蹋东西，每根萝卜都啃得精光，没一点浪费的。我们恶狠狠地吃了一肚子萝卜离开，当晚平展同学就拉了肚子。而我一直健康，而且看起来将会永远健康下去。
常云是个老陕，也许是山西人，反正我永远都听不出他倒底说的是陕西还是山西。那孩子黑得跟夜似的，常年累月戴一军帽。当时我们是低年级，高年纪的同学经常来抢我们的军帽。常云同学被抢了军帽就失声痛哭，像条真正的汉子那样的低声抽泣。我路见不平，就约了三个同学去堵截抢帽子的人，没想到竟然打成了个平手。从林子里出来，常云跟在我身后，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心里越来越烦，就又拉了常云同学对打了一顿。这一次，他妈的还是个平手。但是，打完了以后，我们就成了非常铁的哥们。这里面的逻辑我到现在都没想清楚。
小学三年级，什么都还不知道的时候，什么都才开始的时候，山里的山茶花才开，我还惦记着我找到的那丛野草莓，居然就要走了。和平展、常云告了别，就上了车，离开了基地。记得常云当时还写了一张纸条给我，用他那熟悉的雷锋体在纸上写了什么“告别战友”一类的话。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回到昆明，我这个小战士就算是真的退伍了。
回到昆明的时候是在雨季，连日连夜的要下上半年。我妈给我换了一身崭新的行头，换下了我那身惹眼的军装。那时候，街上已经有人穿喇叭裤，提着手提式录音机放着音乐照耀过市。我那一身军装委实过于招摇，类似乡下的表弟。昆明陆军学校在郊区，父亲只能在周末回来，在很简短的交接仪式以后，我就此开始和和两个女人一起的生活---我妈和我妹妹。我父亲甚至连多余的话都没说就上车走人了，而我渐渐陷入恐惧和无助之中。
昆明对于我来说，是种大而无当的存在，一如我多年以后行走在北京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车，那么多的声响。在山里住惯了，习惯性地对任何一种声响，任何一种移动做出反映。而昆明市有太多声音，有太多移动目标，我很快就消耗完了精力，陷于恐慌之中。甚至开始切赤仇恨这个城市，一心想着逃回大石洞的山里，即使没有我父亲也全无所谓。我是一只恐慌的鹿，站在喇叭四起的路口。
好在我被立即送进了学校，富春小学三年级二班。更好在我是个语言天才，通过断续返回昆明，我在普通话的基础上学会了纯熟的昆明话，因此不怕被欺生。第一天去上学，母亲还专门为我买了一个海棉的塑料铅笔盒，我妹妹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我昏头昏脑地被领进教室，被安排在了一个小女生身边。她看了看我，并不说话，手里的橡皮散发出一种香甜的味道。第一堂课是美术，但是我没有带彩笔，只能笔直地坐在那里。我的同桌扭过头来，问我：“你没有带笔？”如同阿甘说过的那样：如果说这世界上真的有天使，那么我在那一天真的遇见了天使。
她随即用笔捅前面的女孩子，叫她借几只彩笔来用一下。前面的女孩子转过脸来，冲我一笑，递了满把的笔来。我在第一天记住了这两个人的名字，并且从那一天起这一辈子不能忘记。我的同桌叫苏峰，我的前排女生叫段萍。这种好感贯穿了其后二十年，在非常偶然的机会里重逢她们，我都会觉得那一整天的心情很好。在她们的面前，我永远做不出一张装B的脸来，只会是发自内心地微笑。像是顽劣的学童长大了，偶然重拾当年心爱的玻璃珠。
变换环境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充满了危险，很可能因此不适应而产生异常。而我很幸运，大石洞的子弟小学是五年制，而昆明那时候改为六年制。我等于凭空多出一年来，把已经学过的东西再学一次，成绩自然突出，一点都看不出我是班里最年幼的一个。但是，陌生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依然存在，只可惜那时候没有什么心理医生而已。上学没多久，我就发生了经常性的呕吐现象。常常上着课就突然冲出教室，呕吐不止。老师只能差同学把我送回家，我因而得了半日病休，可以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看小人书。
那样的情况一再发生，等我成年以后隐隐觉得那并非真的是一种病，而是一种心理异常。在陌生的环境里，我采取这种方式自我保护，从而获得回家的权利，与家门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我母亲觉得那是因为我身体很弱，又觉得从小亏欠了我，因此在伙食上痛下苦功，每日恶补。甚至是我的大伯父都亲自过问我的健康问题，从怒江送来了一批大补的蛤蚧（类似娃娃鱼，体型较小）。吃了那东西下去，我胃口大开，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豺狗到肉猪的转变。从那万恶的1984年起，到现在为止，整整21年里，我与“英俊俊朗”再无任何关联，从一个短跑健将蜕变为一个铅球选手。
城里的小孩子要比我这个山猪（前山猴子）聪明得多，但是相对的，他们玩的时间太多了，而我读书的时间远远超过他们。所以，我很快成为班上的故事王，下了课身边围绕了一大帮人，听我讲故事。小学时候，我身边已经有了很多身体发育超过头脑发育的同学，他们慢慢觉得把决定权交给我可能是件很不错的事。而我就负责指挥他们殴打任何我看不顺眼的人，一时成为班级两大势力集团中一派的大哥。
但是班上公认的聪明人中有个叫周松欣的，始终对我保持“NO BIRD”的态度。他不鸟我，我更不鸟他。但是一次在班会上，我讲述了小时候在新疆的故事，他当场站起来反对，说我一准已经被原子弹给烧死了。我本想差人揍他一顿了事，最讨厌这帮知识份子了。但是，他第二天从家里来，讨了他家人的示下，以“小徐霞客”赞我。我虽然不知道徐什么是什么人，但是见他表情真挚，也就欣然和他做了朋友。而且一做就是极好的朋友，一直到现在。
他家里的书多，我家的书也不少。他的乐趣在于到我家淘书，淘得一批就尽数抱走，再不归还。而我的乐趣就是去他家借书，把自己的书再借回来。他和我是我整个童年所见最优秀的两个口水家，经常两个人滔滔不绝到口干舌躁，从UFO到太极拳无所不谈。认识我以后，谁敢欺负他，我就出动兵马帮他出气。而他则经常扮演我的策士，曾经不无忧虑地在放学路上劝说我：“你要当我们二班男生的王，那就得和女生搞好关系，尽量取得她们的支持呀！”
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一干打手已经尽归我门下，于是在黑板前为了做了登极大典。大典极为隆重，我身后是两位男生为我高举笤帚以代替宫女打扇之职能。天下既定，我的兴趣就就脱离了政治，和他终日研究各种秘密玄学。我们看了一本《大侦探小卡莱》以后，对红白玫瑰战争感兴趣已极，相互封对方为白玫瑰骑士，见面暗号是Long live the white Rose！并花费了大量时间，发明了一种只有我们两人才懂的语言，和一整套编码方法，终日以相互写密码信为乐。
周和我既然远离群众，以智者自期，就语多怪癖。班主任周老师觉得有挽救我的必要，于是成为我后两年心头大患。她对我的评语是“吊二郎当，玩世不恭”，下了课就要拉了我站在走廊上教育我。这实在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我一时幻想我有花仙子的项链可以把她变没，一时幻想用机枪把她给秃秃了。最后唯一的办法是我练就了“走神大法”，面对她的时候，只要凝视她的小舌数秒，我就立即灵魂脱离肉体，飞到乌有乡去了。这一大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此后的20年间，我总能非常迅速地转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对外界世界充耳不闻，或者以惊人速度走神，对人和物毫无反应。即使是在恋爱时，我也能说完上句，就立即神驰天外，忘记了身边还有个人存在。
周松欣的境遇要更为悲惨一些，因为他的成绩不算很好，因此评语只得一句：害群之马。比我还少四字。他是典型的文科生，曾经和我看了苏联儿童小说《全不知气球旅行记》后，两人合著一本《黑煤炭气球旅行记》，一时富春纸贵。其中，黑煤炭是他给本班一女生起的外号。但是他的数学奇烂无比，六年级时给他讲解应用题，能讲到我杀心四起。他家教很严，母亲规定：数学距离90分多少，就得挨几下屁板。期末考试一完，他往往就要魂不附体很久。
五年级的时候，他考完数学，对完标准答案居然只得76分，几乎当场晕厥。于是他和我策划到教务处长办公室偷出数学卷子来篡改答案，而我居然答应了他。偷了卷子出来，改到91分，又再把卷子放了回去。放卷子的时候，我装做整理考卷，一分一合之间，就把他的卷子放了进去。数学老师兼教务处长黄女士一声厉喝：这东西也是你动得的吗？内力到处，几乎震断了我的心脉。我后来想，网友不如朋友之处，就在这些事上。朋友几十年滚打过来，风里来雨里去，这份情谊远非网友能够比拟。
毕业考试完毕那天，我们两人从教学楼出来，去我家淘书。心里没有一点对即将结束的小学生涯的感触，只想着赶快回家翻个痛快。走在路上，偶遇苏峰同学。她对我们挥挥手，说了声“再见”，然后就一蹦一跳地消失在街道那头。我对周说：“怕以后再也难得见了。”他突然叹息了一声，很沉重的样子。
其实我们很早就知道，初中的时候我们两个必然分开。他注定了去一中，而我注定了去八中。昆明虽小，但是两校之间的距离足够使两个小孩子心生畏惧。幸好我们已经一起看完了《丁丁历险记》，一人珍藏一半，总有再见面交换的想头。而且，我们还看完了小人书版的《倚天屠龙记》，多得已经甚多，没什么值得抱怨的。无非是要记得我们白玫瑰骑士的身份，和见面时不变的暗语。
1986年，我上了初一。这一次去新学校要比转学到富春小学情况好，因为八个初中班里都有我的小学同学。那是最为盛况空前的一次，从此我的小学同班同学里只有十分之一升入重点高中，五十分之一升入大学。昔年的小学同学最后能一起念到大学的，居然只得三四人而已。
第一天去学校，唯一要做的事情是打扫卫生。尘土飞扬之中，老师叫我们坐下，开始做学前动员。那时已近黄昏，教室是老式的房子，长窗外的老树上爬满菟丝子。高原下午的阳光从长窗外倾泻而入，照见教室里漫天飞舞的尘埃。就在那阳光之下，在飞尘和嗡嗡耳语声中，我突然看见前排一个女孩子转身过来和身后的人说笑。阳光撒满了她的脸庞，她的笑容并不真切，却灿烂异常。我突然感觉到自己被雷劈中了，世界突然停顿，只有自己的心跳声响若雷鸣。我听见自己的心里在说，若能和她一直在一起，日日见到她的那张笑脸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全新的世界突然出现在面前，景色熟悉而陌生，一切尚未命名，等待我的进入。就在那一天，我意识到：我的童年整个结束掉了。
到了1980年，父亲在部队服役已经超过十年。在回昆明省亲的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听说驻云南寻甸大石洞的24基地需要人，于是就找上门去，要求调动。事情出奇地顺利，按照我妈的话来说，“连一分钱的礼都没送”，父亲就顺顺利利地调回了云南。记得离开永红基地是在夜里，我坐在高高的行李包上，等待军车来接我们。从很远处有两道雪白的灯柱转过来，人群挤挤挨挨地把我们往车门送。很多叔叔阿姨都落泪了，因为父亲能够回家的缘故。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永红结婚生子，不知道哪一天能够离开。看见战友离开，想着自己将在戈壁深处继续留下去，想来滋味一定不那么好受。
我很想再看一眼基地的红山，那是永红基地的标志。永红基地的人永远不自称是永红人，而是会说我们是红山的。我很想再去爬一次基地的小白楼，俄式的四方建筑，父亲就在那里工作。曾经在小白楼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核弹爆炸。那天父亲如风一般冲进了幼儿园，一把抄起我就走，说是“看原子弹去”。小白楼上站满了人，都冲一个方向翘首以待。一会在山峰之间看见巨大的黑云升起，四周掌声如雷。再过一会，冲击波到了，窗玻璃剧烈颤抖，我在一边看了觉得非常有趣。我还想去看看我的小学，就在小河对岸，在澡堂旁边。父亲每次洗澡的时候都指着那里告诉我说，等我六岁时就送我去哪里读书。
在车上，我问父亲，那我现在去哪里上小学呢？父亲摸着我的头，什么话都不说。我又问父亲，我们还会回来吗？他还是不发一言。军车在夜里向前进发，窗外只有荒凉的戈壁，长满了枯黄的骆驼刺。这一幕荒凉的景象我一直难以忘怀，我不知道是因为景色的缘故，还是那一晚军车上异样的沉默。
大石洞距离昆明83公里，隐藏在一个山谷里。从公路上转进去，边上是一条河。走过约2公里就豁然开朗，整个基地在公路下徐徐展开。后来看《桃花源记》，觉得那就是大石洞。父亲分到了一间教研室下的宿舍，开了门，地上落了很多灰。我如同一条小狗一样跟在他后面跑出跑进，看他拖地，看他在床上铺报纸，安顿一切。我们这就算是到家了。
第二天，我被送进了幼儿园。记得第一堂课的时候，所有小朋友都坐成一个圈子。就在那时，我突然发觉全班就我的鞋最破最脏。于是，我用力把脚往小板凳下塞，塞，塞，想把它们藏起来，不让他们看到。那天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满心就想着我的那双鞋。周日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双新军用胶鞋，我的心情才终于好起来。
很快的，我适应了在那里的生活。而且由于过于活跃，令老师屡次找我父亲投诉，这样一来就使我更加不愿意呆在幼儿园。基地很小，但是父亲把我办了全托。有一天晚上出来散步，我看见父亲和另外一个军人走在路上，就挣脱老师，疯了一样叫着“爸爸”奔过去，求他带我回家一晚。如今想起来觉得那是件很神的事情---父子都在巴掌的大小小基地里，但是我居然要和父亲路上邂逅才能回自己家一次。
五岁半的时候，幼儿园已经太小，父亲决定送我上小学。报名那天，老师请我写自己的名字，又叫我写了几个字，居然就获得通过，编在大石洞子弟小学一年级二班。能上学了，我自然兴奋得不得了。一晚上拿出新书包和新铅笔盒看了又看，闻了又闻。新军用书包有种特别的味道，用牙咬背带会让牙齿感觉很酥。
第一天上课，学的是韵母啊哦呃依乌虞。上午教，中午放学前默出来就可以走。我怎么都记不住那六个字母，只觉得它们曲里拐弯，记得前一个立即就忘了下一个。我考了三次，都没默全。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背起书包离开教师，基地的喇嘛声声吹着午餐号，我觉得心里乱做一碗水。想来想去，我做了一张小纸条，抄上了六个字母，放在听写本下，准备作弊。可惜的是，班主任董老师法眼如炬，当场发觉，给了我脑门上一竹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作弊，就在小学第一天的第一课上，因此要说我本质不错，那是假话。此后，我生平作弊无数次，仅被再抓过一次而已。
从幼儿园搬回家里住，实在是件很痛苦的事。中国人所谓“阴天打孩子”，我从那时候开始经常遭到体罚。我六岁多一点的时候，我父亲心血来潮，说是要教我背99表。方法是带着我从基地的山路上往下跑，跑到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他就问我“六七多少”之类？如果回答错误，立即赏一耳光。一趟山路跑完，九九表背完，而我的脸已经被打得麻木了。父亲美其名曰物理刺激教育，说人类是灵长类动物，肉体上的疼痛能够加深记忆。
我至今对体罚深恶痛绝，也对夫妻两地分居深恶痛绝，更对知识分子深恶痛绝。打就打了，还要他妈寻找理论根据，还不如根本不说话，揍了再说，我心里还好受一点。当时号称“三天一小打，七天一大打”，我怀疑我父亲根本是打人上瘾。尤其是打我之前还要叽叽歪歪说一番道理，更是让人觉得烦恼已极。
根据我和同学交流，基地里打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几乎家家都打，似乎那是当时的流行娱乐。想一想，距离文明城市只有83公里，但是根本回不去，挤在那么个山谷里，不打打孩子，这日子简直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值得安慰的是，我们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打到一定程度，就会习惯，怎么打都不疼了。我一直盼着那天早日到来，在此之前我尝试过往裤子里放铅笔盒，塞木板，但是总是被发现，而且被打得更加厉害。
如果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我很小就不爱回家。每天放学，同学们都住家属区，就我一个人住在很远的教研楼。很多年后，当我看电影《洗澡》，看见痴呆儿子用小棍划拉着墙往家走，一下子就会想起自己来。告别了最后一个同学，我自己有很长的一段山路要走。我就那么拿着根棍子，一路上东游西荡，慢慢晃回家。或者追逐一只蝴蝶，或者跟踪一只草蜢，可以在一路上玩很久，然后回家领一顿打。
因为惧怕挨打，我甚至因此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成绩。有一回，我玩高兴了，回到家才发现自己的书包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里面的书全掉了。这事根本不能和我父亲讲，不能的意思就是小孩子心里理解的那种“不可能”，那是泼天的大祸，不知道要被打成什么样子呢。没有了书，要上课，要做作业，那怎么办呢？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解决方法：我用下课的时间，强背下一整本语文课本---在还没上那些课之前，我把一本书全背了下来。
过了几个星期，我父亲叫我问话。他手里拿着几本被红泥水染成红色的书，问我是不是我的。当然是我的，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班级。我当时一看见自己的书，觉得头嗡地一声就大了N倍。心里想着，今天完了，全完了。书丢了，我准备就这么混到下学期的，没想到竟然有人那么多事，还把书送了回来。不过想想也没办法，整个基地就我们一家姓和。我父亲接着问我，你丢了书，那么这两个星期你怎么做的功课呢？我告诉他，我把书给背下来了。父亲大惊，叫我默写，我随手就默完了一本书的内容。这一下他大为惊叹，不但没有打我，反而大加赞扬。我因为能默一本书，所以那学期成绩很好，父亲也就放了我的羊。大概他觉得我身上有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吧？
从此我父亲改变了一些对我的态度，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带我进山。父亲本身是个山民，现在回到了山里，整天晚饭后就带上一帮单身汉进山散步。周日的时候，吃过早饭还要带我进行专门的拉练，在山里窜上一整天，挖些野杜鹃和野山茶回家种着。在山里，他教我辨认植物，教我挖掘可食的块根，教我查看草叶折断的痕迹判断有什么动物经过。一路走，我一路吃各种他找到的野浆果和树叶，有一种生漆树的嫩尖，我很是喜欢。半年以后，我就出师了。根据他的教导，我的痘里随时放了一把小刀，为的是被蛇咬了以后在伤口上开一十字口，吸出血来，再划破衣服做成布条扎上。
当时在大石洞的山林里，经常流窜着一只叫和菜头的小兽。那牲口瘦若豺狗，行动如风。基地的人经常可以看到山上绿军装一闪，那就是我在窜行。我父亲走在路上，很骄傲地指着山上的绿影，对边上的同事说：“看！我儿子！”进山这种事我父亲从来不加阻止，而且从来大加鼓励，并且承诺我等我再大些就带我回老家狩猎。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偶尔会问一声：“今天在XX岩石上的，就是你吧？”我点点头，继续狠吃。他也只说一句：“爬太高了，危险。”
很小的时候，我就习惯了这种独来独往的生活，而且觉得山林就是我的家。能一个人在山里转一天，累了就采集一堆松针铺床，睡上一会儿。一身泥汗地回到家，被我父亲提着耳朵拉到对面基地饲养场，脱光了用冲猪圈的水龙头一气猛冲，然后就神清气爽地回家吃晚饭。后来看《西游记》，我老觉得孙猴子就是我，而且还不如我呢。
一个人闷在家里的时候，我逐渐发现读书是件很有乐子的事。在读幼儿园的时候，最先翻完了一本《365夜》，找我父亲换书。父亲不相信，说你字都没认全呢，怎么可能看得完？我说我可以根据前后文猜啊！他找了几段叫我念，我还都能结结巴巴念完。父亲大乐，从此每周带我去服务社的书店买新书。那地方距离我们的宿舍有3公里，每次去之前都要问我：要书还是要冰棍？我总是选择要书。一个小孩子，在大日头下来回走5公里，但是为了书坚决不要冰棍，这是我父亲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事。他不知道我的算计，冰棍吃完了就完了，最多咂咂棍子的滋味，但是书可以随时再翻出来看啊！
1983年的时候，记得先下了一场50年不遇的大雪，然后我们就要返回昆明了---父亲调到了昆明陆军学院。在大石洞我一直过着不知寒暑的日子，甚至忘记了以前在新疆的种种。但是等大雪下起来的时候，我起初有些困惑，而后又觉得亲切。隐隐约约之间想起了以前在西北的种种，好像是在做梦一样。我想起了以前曾经有过这样的大雪，有个地方，有座红色的山。事情想起来就再不能忘记，我一次次走出家门，让雪落下来，落满一身。然后再走进门，拍去肩膀上的雪花。不是为了别的，只因为我想起我在很久以前有这么一个动作，已经多年不做了。我怀念起了北方，心里第一次感觉到悲伤。
中国人谈自己，不可能避免谈到自己的家族。我的家族一直居住在云南怒江的双柏地方，祖宅位于半山腰上，山下是怒江，对门是碧落雪山。双柏是个艰于生计的地方，山腰以下属于白族人，山腰到雪线是傈僳人的地盘，而怒族人生活在雪线以上，据说裹着羊皮毡就能在雪地里赤足睡上一整夜。
和是我的族姓，在双柏只有我一家姓和，是白族而非纳西人。白族分为三支，其中最著名也最发达的是大理的民家，另外两支都在怒江地区。一支叫勒墨，一支叫那马。我们家属于白族的勒墨家支。有人根据我们家的姓氏，推断我们家是纳西木氏的逃奴。白族没有文字，也就没有家谱，不知道过去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家族的记忆最远能追溯到我高祖，他生平只有三大爱好：喝酒、抽叶子烟、吃大肥肉。此公经常暴跳如雷，老年之时儿子稍拂其意，必然绑在家门口的大树上，亲自动手用马鞭抽打。但是他活到了九十多岁，因此我们家的人对于医生的建议从来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而且，暴躁的脾气一脉相承到了我祖父、我父亲和我身上。
我祖父是我高祖的三子，以赶马为生，来往于中国和缅甸之间。由于马帮收入不稳定，他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是由我祖母种地抚养成人。我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二，是家中生性最顽劣的人。在他考取了高中以后，祖母一度因为家中贫穷不想让他继续念书，觉得念到高中已经足够。我祖父劝她说：“你不要只看见脚板底下的霜，却看不见对面碧落雪山上的雪。”于是我父亲一路读了下去，最终考上了云南大学物理系，成为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
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家里请了巫师。那人说父亲“要远离开祖先的宅居地”。祖母听了非常忧虑，巫师解释说可能是要出门经商或者当兵一类的事情。父亲修完核物理专业以后报名参了军，送到北京集训半年，然后就被派遣到了新疆的核实验基地。那基地早已于80年代废弃，所以现在说说也无妨。从乌鲁木齐西去100多公里，有一个很小的地方叫乌什塔拉，四面环山，中间穿过一条孔雀河的支流，永红基地就在那里。
基地男多女少，父亲已经34岁，但是坚持要回云南找老婆。他在昆明的大学同学介绍了我母亲给他，那时候军人很吃香，两人很快完婚。然后我父亲就返回了基地，从此开始了两人近20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生活。结婚后很多年里，我父母因为没有生育而烦恼，一直到我父亲39岁上终于有了我，一时大快人心。因为是医学奇迹，关键是要成果，所以我造型很是丑陋，不能与3年后精雕细刻的妹妹相比。很多朋友见了我以后再看我妹妹，惊为天人。
母亲在怀着我的时候，曾经带着我和父亲回过一次老家，那是我到现在唯一一次回乡。我出生在母亲的老家，由于父亲远在新疆，所以母亲只能回到娘家寻求照顾。那地方也在云南，以生产铜矿而著名，叫做东川。出世是在早晨7点的样子，下了一阵雨，顺产。由于母亲是家里第七个孩子，没有什么带孩子的经验，所以母亲带我并不得法，因为疼爱我经常重重包裹。而且，那时候一周工作六天，周日还要半天政治学习，我得到的照顾并不周全，开始生病。
父亲中年得子，自然宝贝得不得了。一岁时回家省亲，见我诸病缠身，“咳嗽得跟个小老头一样”，就决定他亲自带我。走的那夜，据说我拍着火车车窗玻璃大喊“妈妈！妈妈！”，竟然将我母亲的心脏生生拍碎，多年后她得了心脏病，说是就是在那时落下的病根。成年以后，母亲说到那一夜都会落泪。
于是，我在一岁多一点的时候去了新疆。从上火车开始，我就被扒了个精光，开始了我近十年的放养生涯。到了永红基地，我和父亲住在一起，楼道就是我的天堂。我们那一层就两个身上有香味的阿姨，我经常一头撞进她们怀里，就可以骗到大白兔奶糖吃。为了补充营养，父亲每晚要给我用电炉开小灶吃。大家都用电炉，宿舍楼也就经常断电。一次，在漆黑一团里大家修保险丝，有叔叔气愤地问道：“谁家用电炉了？“我奶声奶气地立即回答：“我们家！”当即就挨了我父亲一耳光，想来那是我人生的第一课。
新疆是个很美丽的地方，四季分明。我记得基地澡堂在河对岸，夏天里每次洗澡需要从大石头上跳跃而过。等到开春的时候，河里有巨大的冰块飘下，我们就站在冰上，用竹竿划到对岸去，然后再把竹竿扔回去。当时从来没有觉得危险，至少我父亲是那么觉得的，而我只觉得有趣。有一次回家，我父亲得意地谈及打狼和黄羊的故事。说是怕我被狼给吃了，他们就把我放在一块巨大的圆石顶端，狼绝对爬不上去。我就乖乖地坐在那里，看他们在下面提了枪四处杀戮---我父亲小时候是猎手，追踪术和枪法一流，当时广受群众欢迎。我母亲反问：那么孩子爬了掉下来呢？我父亲当时瞠目结舌。
我们当时每隔一年回一次昆明，由于路费很高，需要借钱回去。第二年全年还钱，第三年借钱再上路。我被托付给了无数士兵，在车站，在售票处，在汽车站。父亲是军官，四个兜，背着个孩子相当显眼。士兵一见四个兜，都会敬礼，然后就把我接过去。从乌鲁木齐出发到永红就没有车了，每次我都被托付给兵站运煤的士兵，请他们把我带到永红去，居然没有一次弄丢。记得我三岁那年，汽车兵带着我到了永红，问我住在哪里？我记得两点：一、家门口有个大烟囱。二、烟囱前面的地上有个坑，养了几只小白兔。士兵带我找到了烟囱，我下车检查，发觉地上没有兔子，于是就摇头说不是我家。兜了几个圈子，才终于找见父亲。由此可见，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一个理科生的严谨治学精神。
父亲的工作经常需要出差，而我没有脚踏车坚决不出门。所以，在北京、在武汉、在上海，经常能够看见我父亲背着我，脖子上一边挂一辆童车，一边挂一个煤油炉。武汉是我童年去过最多的地方，而渡口是我最爱。每次到了那里，我都要求自己把那个塑料币投进巨大的木箱里，且乐此不疲。喜欢武汉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到武汉的时候往往很夜了，投宿时敲门，只要喊一声“我们从新疆来”，旅馆服务员会立即起身，非常之热情地接待我们。据说，那时候有很多武汉知青在新疆，武汉人对新疆来的人都有一种特别的关切之情，更何况看见我和我父亲的造型。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全国呆过不下三十家托儿所和幼儿园。最惯见的场景就是挥别刚认识一周的小朋友，在父亲怀里扭过头去，看着我的那些小朋友们在铁门背后朝我挥手，喊着：“菜头，再见！”再见！菜头！在北京。再见！菜头！在大武汉，再见！菜头！在上海。再见！菜头！在西安。再见！菜头！在昆明。
（土逼抗体牛）
连续几天都有人在讨论《孔雀》，争论得很厉害。片子我还没有看，只是看了几张剧照和简介。争论主要集中在电影是精彩还是无聊上，我自己隐隐觉得这是一部很“伪”的片子。所谓“伪”，是说它以70年代80年代初为卖点，复制那个时代的诸多细节特征，以满足观众的忆旧需求。在故事上，没有放弃全景式的描写方式，结果将片子分裂为三部分，各不相联。其实这三个孩子，只要表现好其中一个就已经足够了。但是一下子出来三个，野心超越了能力。
所谓70年代的青春，我觉得是一个伪概念，而且根本不值得提倡。那根本是一个断裂带，在两边是在截然不同环境成长起来的小孩子。让80年代来欣赏这种片子，根本是对牛弹琴。让他们去体会当时的生活，正确的态度是诚实。告诉他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匮乏，多么封闭，多么SB的时代，而不是用记忆的温情把那一段时光抹上金黄色。如此，SB才不会重演。
周末睡了很久，但是还是困倦。咳嗽逐渐好了起来，这是件最值得高兴的事情。周日和朋友去翠湖边喝茶，看红嘴鸥。好几年没有去看鸥了，没有想到现在竟然有那么多。从远处看上去，简直和夏夜里草丛里升起的蚊子一样多。海鸥顺着上升空气，排列成队伍，盘旋上升。因此能通过它们的聚集看出空气的流动。星期天的空气很不稳定，无法维持上升的气柱很长时间，海鸥只是盘旋十几秒，就一哄而散。
在《龙卷风》这部电影里，气象科学家用无数探测小球放入龙卷风内部，以得到流线图和层结图。其实，看看海鸥就很清楚了。把一个个海鸥作为点连接起来，那就是整个局地大气流动的最佳流场图。
天天面对屏幕，偶尔坐在湖边看蓝天白云，欣赏绿树如烟，樱花如幕，感觉眼睛很放松。我现在的眼睛已经很难忍受强光，只能眯着眼睛看风景。以前上高中的时候，经常在上午逃学出来，坐在翠湖边的石栏上看风景。看到中午，云大钟楼敲响，然后跑回家吃午饭。
那时候坐在石栏上，看白云流动，看堤上的绿树，一个上午就那么过去了。坐在那里，胡思乱想，想未来，想大学的事情，想着班上的某一位女同学。转眼十多年过去了，想的事情没有一件发生。我又坐在湖边，鬓已星星。再不能只穿一件衬衫坐在春风里，根本连想法都没有了。
今年过年七天，我病了七天。全是因为回父母家睡了一觉的缘故，那里有什么东西“顶”着我。甚至是我买回去的两盆蝴蝶兰，其中大的一盆也枯萎了---那东西的花期是一个月。一直觉得冷，冷在两条里脊上，向上扩散到肩背。我得每天泡一个小时的热水澡，只有在烫水里，我才觉得不那么难受。然后是咳嗽，气管炎，家传老毛病。弄来弄去，虚火上升，居然流起了鼻血。这七天，真够折腾的。
生病证明了感觉器官和大脑之间存在距离和联系，因为我CPU的转速下降了，神经脉冲传递时间减慢了。看见什么，闻到什么，尝到什么，和认识到它是什么，中间存在很短的一个空白时间。要过了那一小段时间，我才能真正看到，闻到，尝到。我很偶然地注意到这个现象，一边咳嗽，一边觉得很有趣。当然，也是那种“慢慢”的有趣法。
转眼就要上班了，大年初七。我想到了一个单词：大年初七的脸---钱花完了，夜熬多了，酒喝废了，明天就要上班了，可以想见那张脸会有多么难看。人若长了一张大年初七的脸，那该是多么地爷爷不亲奶奶不爱啊！
七天里我都在打一个叫《梦幻西游》的网络游戏。大约是在过年前吧，几个老友难得聚在一起。商人提议，警察附议，我们一人买了十张点卡，花了130块钱，上网玩游戏。昨天晚上大家见面还说：炒房炒成房东，买股买成股东，泡妞泡成老公，现在是朋友处成网友。还别说，自从我们打上了游戏，几乎天天晚上都能见面了，这在过去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在他们都还没结婚前，我们会经常聚一聚。而在他们结婚以后，这七天是大家“见面”最频繁的时候。
大约是玩得太高兴了，居然没有一个人想着说过年应该聚一聚。于是，昨天我拿起电话逐一教育：还处不处的？还处不处的？七天都不见一面，还准备什么时候见面？在我的教育下，大家翻然悔悟，一起出来吃了个饭。刚好是情人节，情人节刚好在春节，所以玫瑰的价格并不高，每个嫂子送了一朵。
晚上我请K歌，一群大肚子中年人又蹦又跳，对每位当年的歌手致敬一遍，一晚上也就过去了。很奇怪的是，每次我们在一起，就能想起所有的歌来。而每次我自己和外面的人唱歌，总只能想起庞大歌单中的很小一部分。其实，和外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怎么会点唱《青苹果乐园》呢？我去唱《十个救火少年》又有谁会欣赏呢？
昨天晚上发现一首歌，我居然已经能完全会唱---陈升的《北京一夜》。这歌最令我喜爱的地方是女旦的声音，极尽柔美。
七年之忘---杭州纪行（下）
在杭州的第二天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又到了吃饭的时间。张角一大早七点就出去和李寻欢一家游林隐寺去了，不知道他看到了圆照井里的木头没有。杭州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没见过的景致？大概只有新修的雷峰塔和杨公堤了。但是又何必去看呢？1997年的时候，西湖边已经有了刺眼的摩天楼，不知道现在已经是怎样一幅高梁地的样子。哪里去找当年的“林子将军”啊。
晚饭连着午饭，床头爬到筷头。在饭桌上第一次见到了活着的慕容雪村老师，我建议他最好不要与读者见面，否则很可能会降低《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的可信度。雪村终日西装革履，戴一副眼镜，圆圆脸上挂满“茄子”，望之颇似一位本份老师的中学语文教师，而不是一个成都的流氓。很难得的，雪村老师和乔治一样，都有一个微微翘起的臀部。看着眼前雪村老师的翘尻，我热泪盈眶地想起了远在美国的乔治。
雪村老师的流氓本质要在晚上才能见识到，所谓啤酒横流，方见流氓本色。在大家大谈文学作品的严肃气氛中，雪村老师为了准确描述一个文本，脱口而出：“叫人看了不禁JB为之一抖。”我知道，这是引自那谁谁谁的BLOG。但是看着雪村老师清毅博雅的面庞，我却有了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触。真正的LLM应该是雪村老师这样的，在艺术和LM话之间的转换无比迅捷，静若处子和动若脱衣女郎之间相隔一线。1日晚上，雪村老师抖了三次。
午饭完毕是在线网友见面会。没进入会场前，我坚决要求自己输入文字，主办方以奇怪的目光看了看我，随即报以理解的微笑。等进入会场，我立即后悔了。看看别人身边的那些打字的MM，再看看我身边的猛小蛇，我的肠子一截截发青，发蓝，然后寸断。
胡说八道完毕，幕间休息。一条人影一闪，大老师立即起身，伸出双手奔向那人。两人握手瞬间，闪光灯闪做一片。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杭州会师，王委员和幼虫司令终于见面了。在无数个日日夜夜里，我和幼虫老师，也就是牧童，也就是鸡排骨，也就是晦明禅师，双双变态在茶馆。熬来了千千万万ID，又熬睡了万万千千ID，不变的是我们熬夜的眼。NANA曾经说要为大家举一盏灯，而我和幼虫老师才是茶馆的灯塔，网友的路灯。我们就是电线杆子，多两耳朵而已。
幼虫老师骨骼清奇，少年老成。条条锋利的肋骨感叹着程序员的辛劳，根根少年白诉说着黄色网站的危害。然而，他的两笔小胡子又是那么的风流潇洒，让人分明感觉到了“四条眉毛”陆小凤的风采。在去吃晚饭的车上，幼虫老师依猥在我肩头，深情的对我表达了他个人的感激之情：“谢谢你！和菜头！没遇见你以前，我觉得我是泡网最大的SB；但是自从认识了你，我又重拾对生活和对自己的信心。”幼虫老师真是个含蓄的人。
晚上去浙江卫视拍节目，遇见石康。四年前我看了他的《晃晃悠悠》，虽然还是女友出国了的老段子。但是谁无女友？！谁的女友不出国？！我看完了书，就像被人踩中了尾巴，眼睛火辣辣地，在房间里团团乱转，想找个什么人拉着手说一说。说说这本书，说说我的大学女友。三年前，我见了这本书的策划者石涛，他要我一定要写小说，写随笔没前途。现在，在杭州，我见到了石康。千头万绪浮起，中间若隐若现的是命运的透明丝线。我的大学女友是杭州人，我在杭州见了《晃晃悠悠》的作者石康。
节目中真正值得一提的是一帮孩子，她们给了我相当之大的震撼。那是一群304动漫社团的小孩子，在舞台上SHOW一种叫COSPLAY的东西。COSPLAY的意思大概是动漫人物扮演，这些小孩子会去购置昂贵的服装和道具，为的只是让自己看起来真的像圣斗士或者乱马早乙女。我对此全然不了解，而且觉得这是件不折不扣相当SB的事。但是，等那些孩子们穿上衣服，扮演动画片中凡尔赛供舞会，我还是被震撼了。我看到了她们脸上的表情，极严肃，极专注。这种神情和这件事的SB成为一种强烈的反差，张角说我这是有代沟了。我后来想了又想，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当年抄歌本的时候，未尝不是极度SB，但是当时我也很严肃，很专注。我想我震撼的原因是遭遇了青春，青春的意思就是极严肃极专注极投入地去SB，而且自己一点都不觉得。
晚会在电视上看得多了，但是要想明白人生如戏的意思最好还是要去一次现场。电视上的晚会都美伦美焕，实际上演播厅里都是肮脏和破旧的椅子。聚光灯点亮，就他妈和被人用电打了头一样。观众为了纪念品乱七八糟的挤在场内，主持人对周围一切熟视无睹，开场前用一段音乐暖场，自顾自地在台上跳了起来。等开拍的时候，笑声、起哄声都是音响效果。主持人如同游魂一样，基本和观众没有多少交流。自说自话，两个人彼此很投入地讲笑，学习周星星的招牌动作，HIAHIAHIAHIA耸身狂笑。我感觉空虚极了，也恐惧极了。幸运的是，张角就在我的身边坐着。告诉我镜头扫过来的时候一定要念“茄子”，等播出来效果完全一流。节目快结束前，我看见张角的脸已经在抽搐，不自觉地抖动，就问他：“茄子中毒了？”
熬完了节目，大家最后聚一次。需要强调的是：杭州夜店的刀极为锋利。这一顿是雪村老师买的单。十来个人，花掉了一千四百多块，几乎和吃海鲜一样贵。由于要离开杭州了，我觉得很不高兴。所有人都是结伴而行，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回昆明。伟大而可爱的刘桂兰看出了这一点，就和我一直干杯。在两天里，我注意到大老师三次称赞刘桂兰，每次都是用一个相同的句子：你们说，刘桂兰是不是个极爽的人？
最后见到的一个人是王佩的老婆，见了嫂子以后我对王胖子的评价升高了100多点。我认识很多胖子，这些胖子都很努力。而王胖子为我们胖子争了光，露了脸。不单是因为他即将推出的新书，更主要的是他找的老婆。王胖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胖子虽然行动困难点，打鼾分贝数高一点，但是一样能找到年轻漂亮的媳妇。美女是属于胖子的，也是属于瘦子的，但是归根结底是属于我们胖子的。就这一点，王佩可以给我们双倍的保证。而我也可以负责任地说：生活其实非常美好。
第三天一早，吻别了还在梦中的张角，我乘李寻欢老师的车离开了杭州。七年零七个月后，我再次重访杭州。都是在夜里，都是在车上，经过各种熟悉的街道的景致。上了沪杭高速公路，我问王老师要来了杭州市地图。沿着铁路线，我找到了火车站。顺着运河，我找到了艮山门汽车站。向北，再向北，我想找到一个叫半山桥的地方。然而七年后的杭州已经变化了太多，地图上已经没有了我熟悉的那些地名，而是变为一片片新兴的小区。和那些梦里一样，我焦急地在寻找，但是路线渐渐消失，到最后什么都找不见。
杭州真的把我遗忘了。
簇拥在《E时代周报》的众MM中，桂兰依然是那么地鲜明拉风。需要补充说明一点，以前我并不相信“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说。去了杭州很多次，只有一次春日里，蛰伏一冬天的杭州MM出来游湖，才让我感觉到了一丁点天堂的意思。而在《E时代周报》的晚宴上，我却见到了N多年轻漂亮的编辑、记者MM。想着王佩个死胖子，整天站在鲜花丛中，我就觉得肝区疼痛。王胖子何德何能，居然能有如此待遇？哪怕是换了方恨少，我都能觉得心态上平和一点，至少算是江湖救急，缺什么补什么。人世间的事情就是如此：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哪怕都富恶心了还是会继续富下去。
杭州和以往一样，酒要么贵得吓死人，要么就是瓶子小得看不见。一人要了两瓶，也就六两而已。桂兰拍着我的肩膀说：“菜头，还没喝死过你。”我极为含蓄地笑了。大老师、张角、桂兰、付总还有我都喝了两瓶下去，又意犹未尽的点了些啤酒来喝。和桂兰喝酒是件极爽的事，他总是举杯就干，从无二话。因为身边有那么个好酒友，我的意识逐渐模糊了。在一片朦胧之中，我看见有人在拉着MM的手，往别人手心里写电话号码。。。。。。
喝完了酒，觉得杭州的夜晚是如此的寒冷。我们别无选择，唯有继续战斗。桂兰带领着我们，继续喝啤酒，K歌。在K歌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了张角这位伟大的歌唱家。他的音高永远介于男高音和女高音之间，简单地说就是谁也不能与他合唱一曲，也没有人能从声音里分辨出他在唱什么。我试着和他一起唱了一回，感觉极为吃力。每次都得奋力在女高音和男高音之间不断变换，试图跟上张角的调调，但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惨败。更糟糕的是，张角喝多了，开始抢麦。无论是谁唱歌，他都要求合唱，否则就一脸不高兴。最终的结果是桂兰和大老师唱了一晚上革命歌曲---老到张角不会唱的程度。
老歌是有限的，歌声逐渐歇息，我们再次面临没有选择的境地。桂兰，又是桂兰，他在关键时刻再次挽救了我们。他大手一挥，兴高采烈地宣布：“吃宵夜，喝酒！”大家欢呼雀跃，冲进了夜店，再次开喝。那一夜，我不知道我去了几个地方喝酒，不知道那些地方在地图上什么地方。我只知道自己一直在喝，好像杭州欠了我一顿酒似的。奇怪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醉倒（对不起，没能如李寻欢老师的愿）。千杯酒都喝下去，都不醉。回宾馆的路上，我一直想着这句歌词。
大老师和猛小蛇在出租车上都没有一丝困倦，两人用东北话讨论一会怎么把司机分尸。司机一声不吭，到了酒店收钱立即加速走人。进了酒店，我才想起白天关于房间分配的事。
下午接到大老师、张角和猛小蛇，通知说我们得两人一间。一听这话，大老师根本没有犹豫，一把就扯过猛小蛇紧紧搂在怀里。当确认我和张角对分配方案没有意义时，大老师和猛小蛇满脸轻松，相互搂着蹦蹦跳跳前往电梯间，上楼开房。我看了张角一眼，说：“我打鼾。”张角故做轻松地回答：“蜜吐。”
凌晨两点，当我和张角进入房间的时候，眼前赫然是一张双人床。张角大叫一声，瞬间把自己脱个精光，涌身跳上大床，扭头欢天喜地对我说：“来吧！”当时，我觉得夜色太黑太黑，坑太深太深。我犹豫着走到床边，惊觉还有加床！于是慷慨地表示，我睡小床，他睡大床。不由得他多说话，我迅速脱去了外衣、毛衣、内衣，背转身解下了胸肌套和兜腹带，跳上小床，用被子紧紧将自己包裹起来。
我们又谈了两个小时，用尽一切方法想要勾起对方谈起那些神情往事，好趁机抢先入睡。遗憾的是，我们彼此发现对方的故事很有趣，就这么边抽烟边谈话，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到了最后，我记得我的最后一句对白是：“让你半小时，你先睡。”张角模糊不清地回答：“我已经睡着了。”说着话，他那台小电锯就开动了。
而我却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着我们两刚才的对话。人世真是奇妙，当我再次回到杭州时居然是和个男人睡在一起。更奇妙的是，如果我去北京见他，或者他到昆明见我，我们只可能很客气地喝一顿酒，彼此不会有这样一番谈话，然后就擦身而过。非要到远离各自家乡的地方，有那么一个夜晚，有那么一个房间，有那么一顿酒以后，大家才能畅快地谈话。
就这么想着想着，我也陷入了梦乡。对于张角来说，那是灾难的开始。因为打桩机一旦开始工作，小电锯就算不得什么了。
不止在一篇贴子里说过：终我一生不想再履江南，不愿再回杭州。1997年7月在破败的杭州北站上火车以后，一转眼已经过去了七年零七个月。在这七年零七个月里，我经常会梦到杭州。在梦里，我总在那熟悉的城市和街道中找寻，心急如焚，噙满泪水。最终，在呼吸不畅的那一秒被憋醒。醒来后不变只有安静漆黑的房间，我终于明白自己身在何地，胸口憋闷难当，觉得无限悲伤。
2004年1月份的时候，王佩和亲爱的刘桂兰分别打电话给我，通知我得奖了，叫我去杭州领奖。还没容我问出那句“可不可以不去”，王佩就打断我说大老师、李寻欢、猛小蛇、张角都要去；而桂兰在电话上很简单地点了一句：菜头，我们还没有喝过。
一位天津大妈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人生是做嘛？！可不揍是借酒撒疯嘛。想撒疯还撒不起来哪！借酒撒疯，和菜头，你可真哏！
29日，抵达上海。刷子，又见刷子，又见凤七这只帅刷子。上次在上海见他是在2003年11月11日，日历翻版，刷子依旧，怎不喜人？和一年前相比，凤七还是那个凤七，只不过不再穿黑皮衣，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他终于走了出来，明白了SM是种游戏而非人生态度。又是在干锅居，我们与马龙老师重聚了。马龙老师晚上有一年一度的同学会，因此只是站在门口陪我们等了半小时座位就匆匆离去。看着他灰色的羽绒服消失在楼梯尽头，想着他空空如也的胃部，我和凤七对望一眼，异口同声地说出了那个熟悉的名字：“雷锋！”
上海之夜的意外收获是老妮子。上次去上海，老妮子没有来，理由是他刚刚从杭州出差返回上海。这一次我刚落地就打了他的电话，又告之他刚从香港出差返回上海，可能不能来。我于是陷入了狂想：我起码要再去上海N次才能最终见到他：
对不起，和菜头，我刚从新加坡回来。。。
对不起，和菜头，我刚从加尔各达回来。。。
。。。。。。
对不起，和菜头，我刚准备从上海出发。
于是我就含着泪水，打了最快的一辆的士冲到虹桥机场，在人群中狂奔，呼喊着老尼子的名字。在登机口，老尼子迟疑地转过脸来。惊喜的表情在他的脸上慢慢浮起，拔脚向我跑来。我们朝着对方冲刺，慢动作中老尼子一头秀发散开在风中，小腰乱扭，屁股转得和马达似的，直往我怀里扑。我终于一把将老尼子揽在怀里，老尼子闭上了眼睛，我缓缓低下头去，准备深情地印下一。。。。。。
“哥！你怎么了？！”凤七的大叫惊醒了我，睁开眼睛，我发现自己的嘴唇沾在了锅边上，空气里弥漫着肉香。没有想到，老尼子最终还是来了。带着没能见到身是客的椎心之痛，带着三千里江山的风尘，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身边。于是，八卦节目开始了。考虑到全侃老师对此事很敏感，可能要逼迫我们三个分别写自供状。这里我就不写具体有哪些八卦了，但是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议论了全侃一小时又三十七分，最终大家难过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摇头叹息。
那一晚，我们吃的是狗肉，每人四瓶啤酒。
想着第二天能见到桂兰了，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由于心情紧张，我每隔两小时起身呕吐一次。躺在床上，睁大眼睛，手指关节紧握到发白。我曾经如此热切地盼望过，为了见胡淑芬，为了见王绣花，为了见许许。如今，我终于要见到刘桂兰了，怎叫人不觉得心如鹿撞？是先吻后抱，还是先抱后吻？又或者是边吻边抱，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想得太多，第二天我一路睡到了杭州。直到在莫干山路（大老师翻译为：No Fucking Road）的片儿川饭馆见到李寻欢老师时，我依然迷迷糊糊。那是30日的中午，小方桌，落地窗。李老师和他的爱人王老师面对面坐着，我则坐在仲裁席上。王老师打破沉默，目光如刀：“羊腿你吃。”李老师倔强地闭着嘴，不甘示弱地反瞪王老师。王老师眯了眯眼睛，神情仿佛在打量着猎物。李老师潇洒地理了一下前额的留海，毫无畏惧地吞下一大口啤酒。最后，他们把最大的一只羊腿给了我，两个人分吃了一只小的。
晚上！啊！那万恶的晚上终于到来了！
车子离开莫干山路，来到了西湖边。旧日熟悉的风景扑面而来，即使是在夜色里它们都那么清晰。车窗里看出去，它们是如此沉静，如同在湖边安睡。可是，昔日的阳光即使在夜色里还是如此灿烂。那年夏天从来没有离去，隔了围墙和树影我也能看见里面的秋千架，在一月杭城的北风中我依然能听见那年夏天的欢笑声。我在冬日里看见漆黑的湖面上开满了莲花，红色蜻蜓翅膀上载满了金色的阳光。
未老莫还乡，还乡需断肠。西湖是致命的。
进了饭店的门，有人拍手笑道：“和菜头，猜猜看，谁是桂兰？”还会有谁？手持三五站在桌边的那条修长身影转过来，不是我家桂兰还能是谁？爱琴海波浪一般的卷发，希腊雕塑一般的鼻子，再加上那一脸郗嘘的胡碴子映得眼睛深如碧潭，不是我家桂兰还会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