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ember 20, 2003
gcc compiler的问题
也许不应该算问题
具体还需要再查一下
这里计一下吧
classA的classB成员在A的Ctor中不会自动call classB的Ctor
November 18, 2003
November 16, 2003
用电视看Mpeg4，够爽
中东高知的片子好是好，省了不少买碟的钱
可是在电脑上看毕竟不爽
也不方便全家人一起分享那
正好家里有一个笔记本一直闲置着
2000年买的ASUS，花了两万块，
PIII450还不带M的CPU
（那会没有带M的，第一块带M的就是500MHz了）
硬盘10G，内存192M已经是升级过，不能再升了
后来买了Desktop PC她在家里放着算是鸡肋
卖也卖不了多少钱，用着也不舒服
后来装上了Linux+Apache+MySql给媳妇写程序
做测试用
干脆再改造一下，现在成了一个mpeg4 player
其实也挺简单，过程如下：
装redhat 9，因为以前的版本不认板子上的AC97声卡
和lucent 瘟猫，装mplayer，找出一个音频线
一头接audio out，一头接功放aux audio in。
幸好电视本身有VGA input，否则还得显卡支持。
笔记本只要在bios里改成LCD和VGA both output就可以了
怎么样？效果还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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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要做一个支持UPNP的DVD Player，将来就不用这么
麻烦了。未来（也许用不了两年），家里的电器都有一个
IP address，就不用这么麻烦啦
不用窝在电脑上看中东高知的电影了
November 14, 2003
兄弟连 -- 第十九章
第19章 战后生涯
1945年－－1991年
E连兄弟中，有48位为国捐躯，有100多人受过伤，其中许多人受过重伤，不少人受过两次伤，有几个受过三次伤，一位受伤多达四次。大多数人都受到过精神上的压力，而且通常是很严重的压力。所有的弟兄都把他们视为最好的青春年华交给了战争。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习惯于战场上的打打杀杀，迅猛的作战行动早已是家常便饭。他们在战前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大多数人掌握的本领只有一个－－步兵作战技术。
战后，他们决心挽回失去的时间。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这个被老兵普遍赞誉为美国立法机构有史以来制定出的最好的法案，他们迫不及待地进了大学。他们尽可能快地结婚生子，开始创造自己的生活。
他们很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决心大，有抱负和工作勤奋，部分也归功于他们在陆军这三年里所学到的东西：他们学会了自信、自律和服从，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出乎预料的艰难困苦，他们具有能够和其他人协同工作的团队精神。他们曾自愿成为空降兵，因为他们想与最优秀的人并肩作战，并使自己也成为最优秀的人。他们成功了。在退役后的生涯中，他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丝毫没有降低，他们同样也成功了。
他们具有岩石般的性格。他们出生于1910年到1928年之间，是大萧条中的孩子，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中的战士，战后快速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接受了大兵法的赐予，但并未就此止步。他们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中，有几个成了富翁，有几个拥有了相当的权势；他们几乎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养活着他们的家庭，过着好日子。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充分利用了他们在战争中为之奋斗所保存下来的自由。
让我们还是从受过重伤的人说起吧。沃尔特。戈登下士在巴斯托涅时背部中弹了，瘫痪了。在英格兰的医院里，他无助地躺在T形支撑夹里待了6个星期后，下肢开始有了些感觉。为他疗伤的斯达迪厄姆大夫经常站在床尾拿话激他：“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懒汉，戈登。”戈登也总是生气地跟他顶嘴。由于斯达迪厄姆医生不愿放弃他，一直千方百计地救治他，戈登说：“当时，我根本就没想过我会变成一个没有希望的残废。”
支撑夹拿掉后，斯达迪厄姆扶戈登练习走路，其实只不过是挨着地面拖着脚走。到1945年春天，戈登被列为“能够行走的伤员”，乘坐医疗船回到了美国。他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劳森总医院缓慢地恢复。欧洲战场上的战事结束时，他还在这个医院里。无论是走、坐还是躺，他都要忍受着背上的伤痛。他什么体力活也不能做，很显然，他对陆军已经没用了。6月中旬，他的父亲问他什么时候能够退役，戈登做出的惟一回答只能是“我不知道”。
6月16日，戈登做了一次体检。年轻的医生告诉他，他将被转到本宁堡，被列为适合有限勤务者。就戈登的理解，这位医生的理由是：“神经上的损伤恢复起来很慢，像我这种伤残程度的老兵如果退役，将会获得一大笔补偿金。再多留我几个月，我的情况无疑会好转起来。”
戈登打电话给他的父亲告知他这一消息，却激起了他父亲的满腔愤慨。“他向我指出我已经受了两次伤，而现在呢，用他的话来说，是个残废。他觉得我已经做了所有我应该做的，现在是该让我回家的时候了。”然后他命令儿子把他这个口信告诉军医。
尽管有点难为情，戈登还是照父亲说的做了。戈登详细解释了他是如何从父亲那儿得到这个想法的，并申明他与这个想法没有任何关系。
“滚开！别胡扯了！”医生大声呵斥，意思是他忙得很。
“我父亲叫我告诉你，如果我被送到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他都会过来带我飞到华盛顿，而且，必要的话，他会到参议院扒光我的上衣给议员们看。”
医生的脸拉了下来。戈登知道这招奏效了，也许他在想：“哦，上帝呀，我正需要一个密西西比的参议员。那可是张飞过太平洋的机票啊。还是放他走吧。”
那位医生说道，“好吧。把你列为完全残废，可以马上退役了。”他叫人给戈登领了一套新军装，带他到牙医那儿补好了牙，并让人给他结了帐。
戈登进了田纳西州莱巴嫩的坎伯兰大学学习法律。除了美国军人人权法案中规定发给的津贴外，他每月还能取200美元的全残补助金。他说：“我是个富有的学生。”同时，他也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在取得法学学位之前，他就通过了密西西比的律师资格考试。“于是，我成了一个仍在就学的拥有执照的辩护律师。”毕业后，他在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为几家从事石油产业的大公司工作。1951年，他在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度假时认识了贝蒂。露迪欧。一年以后他们结了婚，搬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斐特。后来，他们有了5个孩子，其中有4个是女孩。“我意识到我没有足够的薪水来满足贝蒂的需求，”戈登说，“于是，我开始自己干了。”
他开始从事一种高风险的生意：买卖石油租约，投资期货交易。他成功了。如今，戈登一家在拉斐特有一所住宅，在帕斯克里斯琴、密西西比、新奥尔良和阿卡普尔科都有公寓。他身上的疼痛仍旧没能消除，走起路来有些困难，但戈登夫妇却大享了好儿孙的福气，他们夫妇依然相爱，他们喜欢拿自己开玩笑，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陆军里的那几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在3天的采访结束后，我问他。
“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3年，”戈登回答，“这3年对我产生的影响是惊人的。那时候的战友情谊是我所拥有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我活下来了，这真是太幸运了，更幸运的是我曾与这群杰出的兄弟共同战斗。”
1991年12月，戈登在格尔夫波特的《太阳先驱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的是荷兰艾恩德霍芬的简。瑞特塞玛市长拒绝与诺曼。施瓦考将军会面，因为这个美军指挥官在海湾战争中“双手沾满了鲜血”。瑞特塞玛评论施瓦考时说，“是他策划了尽可能多地杀人的办法。”
戈登给瑞特塞玛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1944年9月17日，我参加了解放你国的最大一次空降行动。作为506伞降步兵团E连的一员，我在一个名叫索恩的小镇附近着陆。第二天我们开始向南行进，解放了艾恩德霍芬。在执行任务期间，我们遭受了伤亡。战争中是不可能不流血的。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防御工事里呆了两个多月。我们像动物那样住在战壕里，谷仓里，什么苦都吃过。天气又冷又湿。尽管有这么多不利条件，我们仍然顽强地坚守着历尽艰辛才拿下来的阵地。
“当鲜血从侵占你们城市的德国人身上流出时，荷兰的平民们并不像你这样反感流血。我们遗忘得太快了。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证明，如果你们的德国邻居周末感到沉闷或他们的高尔夫球场有点拥挤的话，荷兰就有被再次侵占的可能。
“请别让你们的国土再被列支敦士登或梵蒂冈吞噬了。我不想再回去了。现在，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
乔。托伊中士描述了他的战后经历：“我在巴斯托涅中弹后（因为这次负伤我得到了第4枚紫心奖章）经历了一系列的手术。一个主要的手术就是右腿膝盖以上的截肢。在这之后，我又做了两次手术，都是为了去除我上部胸腔中的榴霰弹片。为了取出弹片，手术从我的后背做进去的。
“我是1945年12月15日结的婚，那时我仍在大西洋城的医院里。1946年2月8日，我从陆军退役。”
医院为他开具了80％残疾的退伍证明。战前他在一家铸造厂当铸工，但现在，带着一条木头假腿的他已经无法胜任原来的工作。他在位于宾夕法尼亚的雷丁的一家纺织厂找到了工作，后来又在伯利恒钢铁厂做了20年磨工。
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常带男孩子们去打猎，钓鱼，但我从不拿枪－－我总是担心摔倒。你知道，如果有什么东西绊住了这条假腿，我就完了，但我会带他们去打鹿和钓鱼。每年我都和他们到加拿大野营。”
从1946年起，他的假腿有了很大的改进。托伊觉得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医生对他很好，始终为他使用了最先进的设备。但他确实也有点儿不满，他想要两条腿，一条在假腿的联结处能够稍长一点儿。但医生却说一条已经足够了，“我的体重不能有任何变化，否则这该死的玩意儿就不合适了。”
比尔。瓜奈若中士也是在巴斯托涅失去一条腿的，它从膝盖以上被锯掉了。1945年夏天退伍后，他同样被定为80％残疾。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做过印刷工、销售员、退伍军人管理局职员和木匠，所有这些事都是带着一条假腿做的。他的履历中有一些混乱不清的地方，这使他经济上受到了损失，为此，他多次到退伍军人管理局去说理。1967年，他最终以全残的证明书得以退休。在后来的24年里，他扔掉了假腿，依靠T形拐杖移动。他能移动得很快，比大多数双退健全的年轻人走得还要快。他和他的妻子弗兰住在费城南部，他也正是在那儿长大的。他们生育了5个孩子，长子在越南当空降兵。瓜奈若非常积极地参与101师战友会的活动，而且在召集E连弟兄聚会方面很积极。
“查克”。格兰特中士战后被一个喝醉的美国兵射中了头部，后来被一位德国医生救活了。他慢慢地有了一些恢复，但言谈方面仍有困难，左胳膊也部分瘫痪了。在获得医院开具的全残退伍证明书后，他定居于旧金山，在那儿经营一家小型雪茄店。在后来的岁月里，他经常出席E连的聚会，在101师战友会中表现得也很积极。迈克。兰尼提名他担任101师战友会506团的代表，他当选后颇感自豪地为大家服务。他于1984年去世。
“麋鹿”弗雷德。海利格在荷兰被自己兄弟误伤了两次，被用飞机送进了格拉斯哥的一家医院，然后又乘伊丽莎白女王号去了纽约。在后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又转过三次院，还接受了皮肤和神经的移植，于1947年2月退伍。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津贴，他进了马萨诸塞大学，1950年毕业并取得了园艺装饰学的学位。在以后的40年里，他为各种景观公司工作，并为高尔夫球场当顾问和供应商。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依然保留着用带倒镞的箭打猎以及观鸟和野营的爱好。
利奥。博伊尔中士在比利时、英格兰和美国的医院里住了共9个月后于1945年6月22日退役，他被定为30％残疾。他找到了一份铁路司闸员的工作，但他的腿承受不起肌肉的过度劳累。后来他又在邮局工作，分拣信件，但他的腿又一次无法支撑下去。“那时，我十分难过和困惑，便去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医院检查。几天后，一个由三名内科医生组成的小组宣布我的残疾程度为50％，然后就让我出院了，对我将来的前途也没有给予任何指点。”
博伊尔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津贴上了俄勒冈大学，他主修政治学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加入了中学教师的行列，最后致力于残疾人教育。“这是一个拥有特殊回报的职业。残疾人与老师之间总有一种温暖和友好的感觉。”1979年退休时，他因为从事残疾人士教育的领导和研究工作成绩突出而被授予了职业教育方面的荣誉。
连里的另两个成员－－最后一任军士长和第一任连长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身上也有伤和伤疤，这倒没对他造成什么大影响，但有关战争的记忆却打倒了他。他成了一个四处流浪的酗酒者。为了谋生，他干过许多职业：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当过渔夫、猎人，做过向导，有时还用捕兽机捕兽。他还曾犯过几次心脏病。
塔尔伯特是E连为数不多的与大家失去联络的人之一。1980年，戈登争取到所在州的国会议员和乔治。鲁兹的儿子史蒂夫的帮助去寻找塔尔伯特。 迈克。兰尼中士也加入了搜寻工作。最终，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雷丁找到了他，并劝他参加1981年在圣迭哥举办的连队战友聚会。
兰尼把塔尔伯特的地址通知了大家。温特斯和其他一些弟兄们给他写了信。塔尔伯特给温特斯回了信，在这封手写的3页长的信中，塔尔伯特追忆了他们过往的经历。“你还记得那次你带领我们进入卡朗唐的时候吗？看着你在路中央还想继续走的样子实在让人受不了！……你还记得我们在荷兰准备后撤的情景吗？皮科克中尉把他的卡宾枪扔在了路上。他不走了。上帝可以作证，当时我叫他把枪捡起来，我告诉他要是他不走的话我就毙了他，他最终还是照我说的做了。我喜欢他这个人，他是一个真诚的、照章办事的军官，但他不是个战士。在他叫我管理兄弟们的那段时间里，我俩相处得还挺不错。
“迪克，类似这样的事说也说不完。我还从没同任何别人说过这些。我们的共同经历对我来说几乎是神圣的。”他在信末的署名是，“永远忠诚于你的战士。”
塔尔伯特还在信中附了一张近照。照片上的他看起来像一个山里人。温特斯在回信中，告诉他如果他想来圣迭哥就把胡子刮了，头发理了。他照做了，但他仍穿着一身破旧的打猎装出现在大家面前。聚会的第一天早上，戈登和唐。穆尼还带他到一个商店里买了新衣服。这一年还没过完，他就去世了。
戈登为他写了墓志铭。“几乎E连的所有弟兄都受过不同程度的伤。我们中的一些人瘸了，一些人的视力或听力受到了损害，但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改变自己的生活来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塔尔伯特却每天都在与他心中的恶魔作战。他为自己的祖国付出了宝贵的代价，除了放弃生命，他已经不能付出得再多了。”
迪克。温特斯给塔尔伯特最终的赞誉是：“如果只准我选择一个弟兄来和我一起执行战斗任务，我会选择塔尔伯特。”
赫伯特。索贝尔上尉肉体上没有受什么伤，但精神上的创伤却很深。他也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结了婚，有两个儿子，后来又离了婚，儿子们跟了母亲。他在芝加哥为一家电公司当会计。60年代初的一天，克拉伦斯。赫斯特少校到芝加哥出差。他请索贝尔吃了顿午餐。他发现索贝尔对E连和自己的生活都颇有抱怨。20年后，瓜奈若曾努力找过索贝尔，最后找到了索贝尔的姐姐，他的姐姐告诉瓜奈若，索贝尔的精神状态很差，他把怒气发泄到E连的弟兄们身上。但不管怎样，瓜奈若还是替索贝尔付了101师战友会的会费，希望索贝尔能参加这个组织的聚会，但他始终没有出现。不久以后，索贝尔上尉企图自杀，但他笨手笨脚地没有成功。最终他死于1988年9月。他的葬礼十分凄凉，前妻和儿子都没有来，也没有一个E连的弟兄出席。
斯金尼。西斯克在摆脱有关战争的记忆之前也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1991年7月，他在给温特斯的信中写道：“我的战后生活就是拼命喝酒以摆脱那些记忆：我曾在荷兰拦截一卡车德国人，我曾追进阿尔卑斯山巴伐利亚段杀死那个死硬的纳粹分子。老莫。阿利断言说我干过的这些事总有一天会让我睡不着觉的，事实确实如此。战争结束后，以前的事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我只好开始喝酒了。哈！哈！
“后来有一天，我妹妹4岁的女儿来到我的卧室（家里的其他人都无法忍受我这个要么呼呼大睡要么烂醉如泥的人），她告诉我，耶稣受我，她也爱我，如果我忏悔的话，上帝会宽恕我总是想把那些人再杀一次的念头。
“这小女孩的话对我起了作用。我把她抱出房间，让她去找她妈妈。然后我就在我母亲的那张旧羽毛褥垫床上开始忏悔，上帝宽恕了我参加了战争和那些年我曾做过的其他所有坏事。1949年下半年，我被委任为牧师，请相信我，迪克，从那以后我只责骂过一个人－－而且是那人自己叫我干的。我现在有4个孩子，9个孙子和2个重孙。
“这真是主的旨意，我希望能在下次聚会中见到你们大家。如若不然，我将会与你在最后一跳中会面。我知道你是绝不会在舱门口腿软的。”
E连对国防事业的贡献并没有随着它的解散而结束。若干弟兄留在了陆军。原先连里的军官马西森中尉曾经以很快的速度被提升到团里任职，后来成为中将并担任101师的师长。鲍勃。布鲁尔当了上校，大部分时间都在远东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埃德。沙姆斯在预备役部队里任上校。
克拉伦斯。莱尔留在了伞兵部队里发展。他在朝鲜战场上参加了2次空降，1954年被派到法国第29伞兵团担任顾问。第29团驻守在越南奠边府。莱尔是在驻军投降的前两星期离开奠边府的。他是少数几个完成4次战斗空降任务的人，当然他也是惟一一个参加过突出部战役和奠边府战役两次军事行动的人。
罗伯特。伯尔。史密斯也留在了伞兵部队。在伞兵部队里，他得到了正式任命，最终成了一名中校。他在旧金山指挥特种部队一支后备队。1979年12月，他写信给温特斯说：“最后，我在后备队的任职让我走上了在政府机构工作的新的职业生涯，随之而来的是8年在老挝作为一支大型非正规军的平民顾问的生活。1974年我还经常跳伞，后来我对跳伞的兴趣消失了，我又转而开始玩滑翔机，从那以后，这就成了我释放激情的一种方式……目前，我被委任为三角洲部队司令官的特别助理，这是一支在布拉格堡的反恐部队。我专门负责（一定会令你吃惊！）：空降行动，轻武器和小分队行动。
“我的办公室在巴克那尔街，只要穿过当年我们准备出发去英国的那条街就到了。那些老房子仍和你最后一次看到时一样，而且仍在正常使用着……
“迪克，告诉你一些'现代军队'里发生的有趣的事，我现在任职的部队是被誉为美国陆军中最好的部队－－三角洲部队，我相信它的确是最好的。然而，如果从战友的角度看的放,无论何时，我都会选择战争年代咱们的E连！那3年我们所拥有的某些东西是无可比拟的。”
1980年，原本他要被派去伊朗执行解救人质任务，但当中央情报局得知这一计划后，阻止他去执行该任务，原因是他了解太多的机密。“所以，我失掉了我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冒险机会，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他在给温特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大约两年的每一天里，我都和三角洲部队一起生活、工作和训练；迪克，老实说，我讨厌被甩在后面。”
这使史密斯的话题转到了领导问题。他在信中这样评价温特斯：“你享有（有的人会说你赢得了）120名战士的一致尊敬和钦佩，尤其是那些平民战士，他们甚至可以跟着你去死。我几乎是一成年就当了兵，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的优秀战士只有几个，而且只有一半或不到一半是我在二战期间认识的，但是E连中却有两个－－你和比尔。瓜奈若。我们其余这些人还过得去……大体上还算好士兵，少数几个比一般人要强一些，但是，'重压之下出好汉'，这一点，我和大多数弟兄都一样清楚，而且比有些人清楚得多。可你是真正的好汉。”
1980年，在一次悬挂式滑翔机试飞过程中，史密斯摔了下来，受了重伤。在对他实施肺部手术的时候，医生发现他患了癌症。1944年6月6日曾把史密斯从洪水区中拉出来的里德去医院看望了他。他们在一起玩了一种有关名字的游戏－－一个人报出一个托科阿时的老兵的名字，另一个人用几句简短的语言对这个弟兄进行描述。不久，史密斯就去世了。
“勇士”阿莫斯。泰勒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5年，他在秘密行动部的远东司里工作，有时候在华盛顿上班，但经常在海外。对自己所干的工作他不愿多说，只是说“在世界的那个地区有两个威胁极大的国家，一个是***中国，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苏联。这些都与我的工作中心有关。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1945年夏天，斯皮尔斯上尉回到英国后发现与他结婚的那个英国“寡妇”给他生了儿子，但她当初根本就不是寡妇。她的丈夫从一个战俘营里回来了。她选择了原先的丈夫，抛弃了斯皮尔斯。这对夫妇还拿走了斯皮尔斯从欧洲大陆用船运回来的所有战利品。斯皮尔斯决定留在陆军。他在朝鲜战争中空降了一次，并在那场战争中指挥一个步兵连。1956年，他在加利福尼亚的蒙特雷学习俄语，然后被派往东德的波茨坦，担任同苏联军队的联络官。1958年，他当上了柏林施潘道监狱的监狱长，鲁道夫。赫斯就被终身监禁在这个监狱里。1962年，他作为老挝皇家军队美国顾问团的一员去了老挝。
现在，E连的老弟兄们打电话给他时，往往这样开头：“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们曾在战争中共事。”斯皮尔斯往往会问，“哪一场战争？”他的儿子罗伯特出生在二战中的英格兰，现在是皇家步兵军团的步兵少校，是一位“绿夹克”（陆军特种部队）。他是斯皮尔斯的“骄傲和幸福”。
戴维。韦伯斯特无法理解怎么竟有人愿意留在陆军。他想当个作家。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写作和发表文章期间，他通过打各种零工过活，这段时间里，他还写了一本记述自己战争经历的书。他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但他无法为他的书找到出版商。他当了记者，开始时在洛杉矶的《每日新闻》工作，后来为《华尔街日报》效力。1951年，他与一位艺术家巴巴拉。斯托塞尔结婚，巴巴拉的哥哥是后来成为美国驻波兰、苏联和联邦德国的大使不沃尔特。斯托塞尔。
韦伯斯特一直对鲨鱼很着迷。巴巴拉写道：“对他来说，鲨鱼成了大海中一切神秘和狂暴之物的象征。他开始为写一本关于鲨鱼的书收集资料。他的研究持续了好几年。他身临其境地观察鲨鱼，在水下或在鲨鱼之间游泳，他还抓住了不少。他有一艘11英尺长的小舢板，他叫它图斯塔拉，意即'说书人'，他就是从这条小船上用无竿钓丝抓鲨鱼的。”书完稿后，虽然前后努力多达29次，他却始终没有让一个出版商相信有人会读有关鲨鱼的书。
1961年9月9日，韦伯斯特带着作鱼饵用的枪乌贼、一根粗钓丝和捕鲨鱼的钩子从圣莫尼卡扬帆起航了。他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的搜索发现图斯塔拉被冲到了离岸5英里的地方。舵柄和一只桨不见了。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巴巴拉出版了韦伯斯特的关于鲨鱼的书（《传说与食人鱼》，诺顿出版公司，1963年），这本书还有英国版，在澳大利亚还出版了平装版。1975年《大白鲨》上映时，戴尔公司发行了这本书的平装版，结果很畅销。
E连弟兄中，有3位士官发了大财。约翰。马丁靠着美国军人人权法案中规定的退伍费进了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然后又重操旧业，回到了铁路部门。他当上了铁路督察员，有了辆小轿车，有秘书，津贴费也在增加。作为副业，他还投资盖房子赚钱。1961年，他放弃了所有这一切，不顾妻子和正在上中学的几个孩子的强烈反对，搬到了亚利桑那的菲尼克斯，开始投资房地产。当时，他的全部资本仅有8，000美元，大家都说他简直是异想天开。但是，第一年底，他交的税款就超过了他在铁路上赚到的所有的钱。很快他就开始建公寓大楼和私人疗养院。他把生意扩展到了得克萨斯和蒙大拿。1970年，他在蒙大拿西部的山区买了一座养牛的牧场。现在他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他仍然喜欢冒险，只不过已经不再跳伞。有人愿出高价购买他的产业，可他顶住了诱惑；如今，约翰。马丁是马丁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妻子帕特里夏是副董事长和财务主管。他俩同时还兼任经理，是公司股份的惟一持有者。
唐。穆尼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规定的退伍费进了格林内尔学院，毕业后进入了广告界。穆尼在公司里平步青云，到1973年已是纽约一家大广告公司凯赤姆、麦克莱德和格罗夫公司的董事长。4年后，51岁的他退休了，在佛罗里达盖了一处家宅，在那里定居，生活相当豪华安逸。
卡伍德。利普顿在马绍尔学院（现为大学）主修工程技术，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乔。安妮给他生了3个儿子。利普顿为欧文斯－伊利诺斯公司工作。他在公司里的职位稳步上升，1971年，他搬到伦敦，担任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8家玻璃厂的生产主任。1974年，他到了瑞士的日内瓦，管理欧洲、中东和非洲的业务。1975年，乔。安妮死于心脏病。第二年，利普顿娶了玛丽。霍普。莫霍尼，她的前夫曾是利普顿的好朋友，玛丽也是乔。安妮的好友。应联合玻璃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要求，利普顿写了一本名为《领导者》的小册子，这一方面对他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利普顿于1983年退休。他写道：“现在我在北卡罗来纳的南派恩斯安享我的退休生活，这是我在麦凯尔营地训练时下决心一定要过上的日子。我的爱好是周游世界、打高尔夫、制造模型、做木工和读书。”
刘易斯。尼克松一直都很富有。他从父亲手中接管了经营范围极广的家庭产业，这些产业不仅包括制造业，还包括农业。他一边进行经营管理，一边周游世界。如今他的主要爱好是读书。
“莽汉”康普顿中尉从事的是公共服务业，因此他的名声比财富更加引人注目。从1947年到1951年间，他在洛杉矶警察局做侦探，以后的20年担任地区检察院的公诉人，最后当上了地区首席副检察官。1968年，他主持了对西尔汗的调查，并担任该案的公诉人。1970年，罗纳德。里根任命他到加利福尼亚上诉法院担任陪审法官。他和他的妻子唐娜有两个女儿，一个外孙女。他在弟兄们中一直享有声誉，因为他始终是E连最优秀的运动员，据说他是个打高尔夫球的高手。
迈克。兰尼中士在北达科他大学获得了新闻学学位。他在记者、报纸编辑和公共关系顾问等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他和他的妻子朱莉亚有5个女儿和7个外孙。1980年，他开始出版他命名的《E连通讯稿》。以下是其中的一些节选：
1982年3月号：“宾夕法尼亚小组在迪克。温特斯家中集会，为哈里。韦尔什举办了一次聚会，为了给他一个惊喜，事先并没有通知他。芬斯特梅克尔、施特罗、瓜奈若和古思等人都来了，大家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1980年号：“这年夏天在纳什维尔的聚会是E连有史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部分出席者名单：原军官中到场的有迪克。温特斯、哈里。韦尔什、'麋鹿'。海利格和“莽汉”康普顿；其他有'查克'。格兰特、保罗。罗杰斯、沃尔特。斯科特、戈登；蒂波、瓜奈若、雷德、赫夫龙、兰尼、约翰。马丁、乔治。鲁兹、珀康特、吉姆。阿利，当然还有'嘎嗓子'史密斯。”
1983年号载：“唐。穆尼从广告界中退休了，住在佛罗里达。他和戈登、卡伍德。利普顿在新奥尔良聚会了一次。”
除两位外，这些弟兄们都没有业务或工作上的来往。没有哪两个人住在同一个镇，几乎没有人住在同一个州（除了宾夕法尼亚），但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1981年1月，穆尼写信给温特斯感谢他的圣诞礼物，并向他提供了一些弟兄们的最新消息：“塔尔伯特最终被找到了，这真是个大好消息。我立即给他打了电话，在互相臭骂了几句后，我们交谈起来。我一直都很喜欢他。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他很照顾我。元旦那天早上我这边刚6点钟，他就打来电话祝我新年快乐。他喝醉了，但讲话还算有条理。就像我们猜想的那样，他承认他遇到了酗酒的问题，他正在戒酒，但特殊场合除外。新年的前夜想必就是这些'特殊'场合中的一个吧。
“唐。马拉其在新年前夜那天的凌晨3点钟打电话给我，他也过得很好。”
兰尼退休后打算写诗和回忆录，但还没来得及动笔，就在1988年9月去世了。
除了海利格、马丁、瓜奈若和托伊，还有几个弟兄从事的也是建筑、工程或制造等行业。克拉伦斯。赫斯特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当了屋顶材料承包商，“泡泡眼”罗伯特。温成了大楼和桥梁的钢铁构架工。二等兵约翰。普莱莎在华盛顿州的高速公路部门工作。“大牛”丹佛。兰德尔曼是路易斯安那一家重型建筑承包公司的管理员。沃尔特。亨德里克斯从事了45年的抛光业务，和花岗石打交道。伯顿。帕特。克里斯坦森在太平洋电话与电报公司工作了38年，他的工作是安装新线路，最后他当了督学和教师。吉姆。阿利中士是木匠，后来在华盛顿州和加拿大边界上高耸的水坝工程上工作。最终，他在加利福尼亚拥有了自己的建筑公司。
除了利奥。博伊尔，还有若干弟兄也加入了教师的队伍。利奥。哈施伊中士在俄勒冈波特兰的红十字会里讲授水安全，后来成为健康与安全教育方面的主任。罗伯特。雷德在加利福尼亚的帕叟罗伯斯中学教了30多年残疾人。哈里。韦尔什上尉回国后立即结了婚，他的新娘基蒂。格罗根穿着由韦尔什的后备伞服制成的礼服。韦尔什在诺曼底登陆的D日就穿着这套伞服；一直到战争结束，他始终把这套衣服带在身边。韦尔什进了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当了中学辅导员，后来成了学校的管理者。福里斯特。古思是教绘画、林业、电力和电子的教师，退休前，他还一直在管理学校生产的音响和舞台布景设备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特拉华的威尔明顿的销售。二等兵拉尔夫。斯塔福德讲述了他的的战后生活：“我毕业于1953年，开始是在沃斯堡教6年级。教了3年以后，又当了27年小学校长，我非常喜爱这一职业。我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我被选为得克萨斯州教师协会达拉斯－沃斯堡会分（拥有20，000个会员）的主席。
“1950年我和消防局的几个伙计们一起去打鸟。我打中了一只，当我低下头去看它的时候，我感到很后悔。这只鸟儿没妨碍我，也不可能对我有什么危害。我回到卡车那儿，一直等到其他人回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猎。”
埃德。蒂波中士进了密歇根大学，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又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后来他在丹佛郊区的中学教了近30年书。退休后，他写道，“我到哥斯达黎加去看望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在那儿我遇到了34岁的罗泽。我用老掉牙的办法追了她大约一年后，不顾周围人的强烈反对结婚了，几乎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反对我们的结合，除了迪克。温特斯。我也很难责备这些反对的人，特别是因为与一个61岁的老头子结婚，就几乎没有可能生育子女，而子女问题对拉美妇女来说又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女儿克里几乎是在我们结婚刚满10个月时就降生了。”后来，罗泽去瓜达拉哈拉的医学院读书，于1989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最近，蒂波因患癌症而接受了手术。“我的妻子、女儿和我刚刚才搬进了一所新房子。也许一个70岁的老头还买房子看起来有些奇怪，但我们蒂波家信奉的格言是，'永远也不迟。'”
罗德。贝恩中士1950年从西华盛顿学院（现为大学）毕业，同年结婚，有4个孩子。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当了25年的教师和管理人。夏天的时候，他会“像漂浮的海网那样，追逐着四处逃散的大马哈鱼”。
埃德。蒂波用一个问句总结道：“如此之多的原E连的空降兵们都当了教师，这是一种偶然吗？也许对一些人来说，生活中一段时期的暴力与破坏，使他们想在另外一段时期里寻求某些创造性的工作来作为一种平衡。我们在重聚中还发现，在我们当中，从事建筑和其他类似行业的人数也超出正常的比例。”
二等兵布拉德福。弗里曼退役后回到了农场。1990年，温特斯写信给他，说他经常到南方看望沃尔特。戈登，想哪一天顺便到弗里曼那里看看他的农场。弗里曼回信说：“如果你来密西西比看我们的话将是我们极大的荣幸。夏天我们可以坐在一块顶好的阴凉地中，冬天我们有很不错的取暖设备。我所要做的事就是在夏天栽培花木和给奶牛割草，在冬天喂养牛群，其余的时间都用来钓鱼和打猎。我们这里离汤比格比河很近，我经常看着驳船在河面上来来往往。给你寄去一张我们房子和奶牛的照片。前廊下有一块很舒适的地方可以供我们坐着聊天。期盼着你的来临。”
温特斯去了。他们的会面很愉快。他请弗里曼为本书写一些有关他战后生活的文字。弗里曼在文字的结尾写道：“我写的东西看上去不怎么样，但我的确拥有一段真正的好时光，这段时光我是不会与任何人交换的。”
理查德。温特斯少校也为他的战后生活写了个材料。他写道：“1945年11月29日我退役那天，刘易斯。尼克松邀请我到纽约与他的父母会面。他的父亲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我成了尼克松家族在新泽西的尼克松硝化厂的人事部经理。工作期间，我利用美国军人人权法案提供的条件在拉特格斯大学学习了商务和人力管理课程。1950年，我被提升为尼克松硝化厂的总经理。
“1948年，我与埃塞尔。爱斯托佩伊结婚。我们有两个孩子。蒂姆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得了英语文学硕士学位，吉尔在奥布瑞特学院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
“朝鲜战争的时候我又被召回了军队。在新泽西迪克斯堡，我被任命为团里的计划和训练参谋。退伍后，我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开始经营农场并把动物健康产品和维生素预混合料销售给饲料公司。1951年，我在沿布卢芒廷脚下的地方买了一个农场－－在印第安敦山口以东7英里的地方，在那儿我找到了我在D日时就想着要获得的和平与宁静。”
这是典型的温特斯式的轻描淡写。诚然，他在他的农场以及赫尔希的一栋小型城镇住房里过着朴实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有殷实收入的人，他通过发明、生产并经销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牛饲料和其他动物的饲料产品取得了成功。
他还极富绅士风度。1990年7月的一天，他对我讲完了1944年10月5日他在荷兰那个堤上几乎全歼一个德国步兵连的故事后，我们出来向他的池塘走去。一群大约30只黑额雁飞了起来；一只雁落在了后面，对着飞走的同伴哀鸣不已。温特斯解释说那只雁有只翅膀断了。
我建议，趁狐狸还没来抓走它，用一枝步枪打死它，“冻起来留作感恩节的大餐。”
他吃惊地看了我一眼。“我不能那么做！”他对这个想法感到震惊。
他无法再使用任何暴力了，他从不提高嗓门说话，他瞧不起夸张、自吹或故作姿态。过去想要的东西，他已经完全得到了。他得到了1944年6月6日夜里躺下来小睡一会儿时希望将来能过上的和平、宁静的日子，得到了他在二战中指挥的E连弟兄们的永恒的爱和尊敬。
在最后的一篇通讯稿中，迈克。兰尼写道：“在我回顾E连的风雨历程时，我的一个孙子问我，'爷爷，战争中你是英雄吗？'我很欣赏自己的回答：
“'不是，但我是在英雄连里战斗。'”
全书完。
兄弟连 -- 第一章
献给1941－－1945年美陆军伞兵中所有荣获紫心勋章的英雄。
他们仅将紫心勋章视为所在单位的徽章。
“从今天起直到世界末日，
……我们将会被人们记着，
……我们这一支兄弟的队伍。”
《亨利五世》
威廉。莎士比亚
第一章
“我们想要佩戴银翼徽章”
托科阿营地
1942年7月－－12月
美国陆军第101空降师第506伞降步兵团E连的官兵来自全国各地，具有不同的背景。有的是农夫，有的是矿工；有的是山里人，有的是南方人的子弟；有的一贫如洗，有的出身于中产阶级；一位来自哈佛大学，一位来自耶鲁大学，两位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原本是军人的只有一位，来自国民警卫队或预备役部队的也仅有几位。可以说，E连的成员原本都是老百姓。
他们是1942年夏天走到一起的，当时，欧洲人已经打了3年。到1944年暮春，他们已经成为一支优秀的空降兵连队。D日凌晨，在E连的第一次实战中，他们一举歼灭了位于犹他海滩的一个德军炮兵连，缴获了4门105毫米的加农炮。该连领先进入卡朗唐，遂在荷兰作战，坚守了巴斯托涅环形防线，在突出部战役中率先进行了反击，参加了下莱茵之战，并攻占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鹰巢。该连先后有200多人次伤亡。在其战斗力最强时，1944年10月在荷兰，以及1945年1月在阿登高原，该连都表现得与世界上最精锐的步枪连队一样出色。
战争结束后，E连解散，大家各自回家。
E连是在佐治亚洲的托科阿营地组建的。全连140名士兵和7名军官尽管来自四面八方，但有几点是共同的：都是一战以后出生的，很年轻；全连都是白人，因为美军在二战时期实行的是种族隔离制；除3人外，均末结婚；大多数在中学时都打过猎，当过运动员。
他们的价值观与众不同。他们都注重健康的体魄和严格的逐级服从，都很看重自己作为精英团队一员的身份。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渴望投身于一个为某种目标而奋斗的集体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积极努力，真诚相待，亲如一家。
他们说自己是冲着伞兵生活的刺激性和伞兵的特殊津贴（士兵每月50美元，军官每月100美元）而自愿当伞兵的。但其实，他们之所以自愿从飞机上往下跳，完全是出于两大原因。一是－－用罗伯特。雷德的话来说－－“想要比别人强”。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了和理查德。温斯特一样的体验：不是像有些人，就如他们在征兵站和训练营看到的那样，常常找些借口在军队里混日子，那没意思；而是豁出力气干，感觉好得多。他们希望自己不辜负在军队里的日子，把它变成一种学习的过程、成熟的过程、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
二是，他们知道自己是要去打仗的，他们不愿和那些疏于训练、害怕吃苦、缺乏斗志的应征入伍者为伍。他们情愿去当伞兵，在进攻中担任突击队而不愿当普通步兵，因为普通步兵中有一些人连身边的人都不能信任。真正打起仗来，他们希望身边的战友个个是英雄好汉，而不是胆小鬼。
大萧条时期，他们吃尽了苦头，身上都有那个时期留下的伤痕。他们中有许多人在缺吃少穿中长大，没有小汽车，甚至连收音机也买不起。或是由于大萧条或是因为这场战争，他们不得不中断学业。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爱我的国家，现在依然很爱。”48年后，哈里。韦尔什说道。无论生活对他们多么不公，他们都没有对它失望，没有对国家失望。
他们是带着一些正面的影响走出大萧条的。他们学会了自食其力，适应了艰苦的工作，习惯了服从命令。通过体育运动和打猎，他们具备了自尊和自信。
他们知道自己正步入巨大的危险，明白将付出很多。对于不得不把春青年华牺牲在一场强加给自己的战争上，他们感到怨恨。他们想打棒球而不是甩手榴弹，想参加小口径步枪射击运动而不是使用M－1枪。但是既然碰上了这场战争，那就得全力以赴把兵当好。
他们选择当空降兵倒不是因为对空降有多少了解－－其实他们只知道这是个新玩意儿，且都是自愿参加的。有人告诉他们当空降兵的体能训练要比他们见过的艰苦得多，比陆军中任何其他部队都苦。但是，这些年轻的雄狮却铁了心。他们盼着训练结束时体魄能更加健壮、意志能更加顽强，盼着今日训练场上的队友能成为明日战场上的战友。
卡伍德。利普顿回忆1942年夏天的情景时说，“大萧条过去了，我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这种新生活将在我身上产生深刻的变化。”不错，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
来自芝加哥的赫伯特。索贝尔中尉是E连的第一任连长，他的副手（副连长）是来自加州北部的克拉伦斯。赫斯特少尉。索贝尔是犹太人，城市里长大，入伍前在国民警卫队任职。赫斯特原先是士兵，在候补军官学校授的衔。连里大多数正、副排长都是候补军官学校毕业后新提拔的少尉，其中有：宾州来的迪克。温特斯，加州一个跑马场来的沃尔特。穆尔，耶鲁来的纽约市人刘易斯。尼克松。还有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后备军官训练队的S。L。马西森。在E连的军官中，索贝尔年龄最大，28岁，其他的都不超过24岁。
E连和D连、F连及营部一起构成第506伞降步兵团第2营。营长是罗伯特。斯特雷耶少校，30岁，来自预备役部队。团长是罗伯特。辛克上校，1927年西点军校的毕业生。506团是支试验型部队，是第一个全团一起进行基本训练和跳伞训练的伞降步兵团。一年以后，它将配属被誉为“啸鹰”的第101空降师。军官和士兵一样，也都是跳伞的门外汉。当教练的有的仅比学生早学了一天。
原有的军士都是陆军。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二等兵沃尔特。戈登回忆说，“开始时，我们对他们很尊重，因为他们都戴有银翼徽章，都是合格的伞兵。不过，嗨，他们也只是知道怎样立正，怎样向后转，比我们强一点罢了；我们可都是新兵啊。可是到后来，我们就瞧不起他们了。他们根本没法跟我们中升到下士、中士的人比。”
E连中，最早来的是珀康特。弗兰克、赫尔曼。汉森、韦恩。西斯克和卡伍德。利普顿。组建前几天，E连就已经满员，共有132名士兵和8名军官。组成3个排，1个连部。每排有3个12人的步枪班和1个6人的迫击炮组。作为轻步兵连队，E连每个步枪班配一挺机关枪，每个迫击炮组配1门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
E连组建时的原班人马中，在托科阿训练营地坚持到最后的没几个。温特斯说，“军官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你只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不行。有的简直是泥巴捏的，笨得连卧倒都不会。”想进第506伞降步兵团的也大都如此。500名候选军官中只有148名通过了在托科阿的训练；提出申请的新兵共有5，300名，仅有1，800名训练合格。
正如上述数字所示，托科阿是一道难关。辛克上校的任务是对这些人员进行基本训练，磨练他们，教他们基本的步兵战术，培养他们进入跳伞训练班，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团，带领他们前去作战。赫斯特少尉回忆说，“我们从中挑人，挑选精干的，淘汰胆小的。”
二等兵埃德。蒂波谈到他在E连的第一天时说，“我抬头看了看附近的科拉希山，跟身边的一位说，'我敢打赌，这里的训练结束时，他们肯定要我们爬上那个山顶。'（山倒是不大，但与阅兵场的相对高度有1，000英尺，是这一带的制高点。）我刚说过几分钟，就有人吹哨子。我们站好队，就被命令换上靴子和运动短裤，换好后，又站队，然后就叫我们跑上离我们约3英里的山顶再跑回来。”第一天就有几个人掉队。这一个星期，他们每天都得跑，至少是整队跑一个来回。
蒂波说，第二周的周末，“我们得到命令：'休息，今天不跑了。' 午饭时，我们给带到饭堂，美美地吃了顿意大利通心粉。刚走出饭堂就听到哨子响，站队后得知'命令变了，今天跑。'我们只好跑起来，救护车在后面跟着。上下山的路上，都有人呕吐。实在受不了的就听了卫生员的劝，上了救护车；结果，他们当天就给运了出去。”
据说，“科拉希”是印第安语，意思是“自己干，没人帮忙”。这正好与这些伞兵即将进行的作战方式相吻合，于是便成了第506团的作战口号。
官兵们每星期得上下山跑三四个来回。这样做，为的是能在50分钟内跑完6英里多的全程。此外，每天得完成艰难的障碍科目，得反复练习俯握撑、引体向上、屈膝下蹲等各种健身动作。
不演习时，他们就进行士兵基础训练。从站队走路开始，进而是全副装备夜行军。第一次夜行军就走了11英里，以后逐次增加一两英里。夜行军途中，不准休息，不准抽烟，不准喝水。二等兵伯顿。“帕特”。克里斯坦森回忆说，“我们很惨，累坏了，觉得要是一口水不喝，肯定会倒下的。”行军结束时，索贝尔总要检查各人的水壶，看看满不满。
那些熬过来的人都是因为铁了心，想要大家承认他们与众不同。和世界上所有精锐部队一样，101空降师有自己独特的徽章和符号。一旦通过了跳伞训练，他们就能获得银翼徽章，可以别在军装的左口袋上，左肩和军帽上都能佩戴一个特殊的标志，有权穿伞兵靴并将裤腿扎进靴子内。戈登1990年时说，“这在现在看来没有多大意思，但在当时，为了取得空降师这些装备，我们可是都愿搭上性命啊。”
只有在听课时他们才能喘喘气。上的课包括：武器，地图和指北针判读，步兵战术，代码，信号，野战电话，无线电器材，交换机和有线通信，爆破。而进行徒手格斗和拼刺刀时，就又得要靠肌肉了。
步枪发到手后，他们被要求像对待妻子那样爱护武器。要形影不离，在战场上即使睡觉时也要抱在怀里。他们非常熟悉手中的武器，都能做到蒙上双眼熟练进行拆装。
为了使他们适应跳伞训练，托科阿训练营地设置了一个35英尺高的模拟跳伞塔。降落伞背带与上方的15英尺长的降落伞吊带相连，吊带顶端有一滑轮，可沿钢索下滑。受训者缚好背带，从塔上跳下，沿钢索下滑落地，大体可以获得跳伞和降落的真实感受。
在所有这些活动过程中，都毫无例外地伴有齐唱、齐声呼喊或吼叫，语言粗俗，不堪入耳。这些19、20岁左右的士兵，脱离了家庭和文化方面的束缚，从美国的四面八方投进了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说出的话也都是一个味儿。最常用的字是“操”，什么话都要带个“操”，简直是“操”字不离口。来自哈佛大学英语专业的戴维。凯尼恩。韦伯斯特承认，开始时对这种“粗俗、单调、毫无想像力的语言总感到难以适应”。但正是这种语言使这些正步入成人的小伙子觉得特别带劲儿，觉得更像是和自己人说话。甚至连韦伯斯特也渐渐觉得顺耳了，只不过他自己从来不喜欢用。
训练营里，大家除了学着说粗话，学习步枪射击，还逐渐懂得了身体的忍耐极限要比原先设想的大得多。此外，还学着无条件服从命令。如有违反，轻者当场受罚，通常是做20个俯握撑；重者或被取消周末外出的权利，或被罚在阅兵场上全副武装连续行进数小时。戈登说，军队里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我们无法强迫你做什么，可我们能够让你觉得你该这样做。”由于大家都有苦难的背景，在训练营里又一起喊号子，一起唱歌，一起生活，都有共同的感受，所以就渐渐成了一个大家庭。
连队学会了行动整齐划一。E连组建几天后，四面转法、齐步走、跑步走、倒地做俯卧撑，全连140人就做到了整齐得像一个人，“是，长官”、“不，长官”的应答做到了全连一个声音。
以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每个部队都能做到。此外，还学着喝酒，喝的都是啤酒；由于营地大都不在市镇上，就到军人服务社去喝。一面牛饮，一面唱着士兵歌曲。每每喝到后来，就有有嘴里骂骂咧咧，骂人家的娘，骂人家的爱人，骂人家的家乡，骂什么的都有。接着就会打起来，打得鼻青脸肿。最后，吼着战斗号子，互相搀着架着，跌跌绊绊地返回营房，和好如初。
这些共同的经历使他们亲密无间，这种关系是任何外人所无法感受到的。战友情比朋友情更亲，比兄弟情更密，又和恋人关系有所不同。他们相互绝对信任，彼此了如指掌。每个人的身世，参军前是干什么的，在何地以及为什么报名参军，有什么饮食爱好，有什么能力和本领，相互都能一口报出来。夜间行军，从咳嗽声就听得出是谁；夜间行动，从侧影就说得出是谁。
他们同在美国陆军空降兵506团2营E连，甚至在同一个排，同一个班。空降兵513团的库尔特。加贝尔谈自己当兵体验的话同样适合E连的弟兄。他说，“我们三个人，杰克、乔、我成了……不可分开的实体。三个人或四个人一组，通常都同在一个班或一个小组里，构成了小部队这个大家庭里一个个核心成分，作为实体，很容易识别。这样的实体一旦形成，绝对不分开，也绝对不重组。三个这样的实体构成一个班，打起仗来效果极好。同一实体内的三四个人同生死、共命运，一起挨饿，一起受冻，一起赴死。班里的任务总是按实体下达，责骂也是三四个人一起受，从不分开。这样组成的步兵班、机枪小组、侦察小组、开路小组简直是绝了。”
哲学家J。格伦。格雷在其经典著作《战神》中说得十分准确：“和平时期为实现某一普通的具体的目标而建立的组织内是不会具有战时组织内的那种战友深情的……在战时，战友情可以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只有到了每个人根本不顾自己的安危，毫不犹豫地去为他人而死时，才算是真正的战友。”
这种在训练中形成、在战斗中强化了的战友情是终身不忘的。49年后，当时来自俄勒冈州的在托阿科受训的二等兵唐。马拉其在写到1942年夏天的情景时说，“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经历的开始，我成了E连的一分子。这一天我终身也不会忘记。我得感谢阿道夫。希特勒，是他给了我机会，使我与一生中认识的最最出色、最最鼓舞人心的一组人结了缘。”本书作者在采访E连成员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表示了这样的感受。
随着训练变得越来越紧张，按照原来陆军模式培养的军士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从士兵中提起来的军士渐渐取而代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E连的13名士官全都为原有的士兵所替换。其中有：军士长威廉。埃文斯，上士詹姆斯。代尔、“讨厌鬼”哈里斯、迈伦。迈克。兰尼，中士利奥。博伊尔、卡伍德。利普顿、约翰。马丁、罗伯特。雷德、阿莫斯。泰勒。 正如一位二等兵所说，“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好的带兵人，我们尊敬他们，愿意跟他们上刀山下火海。”
军官中，除了连长索贝尔以外，都与众不同，也都深受大家的尊敬。二等兵雷德回忆说，“我们简直无法相信，竟然有温特斯、马西森、尼克松等这样的人存在。这些人都是一流的。他们关心我们，整天和我们泡在一起，这种情况简直是奇迹。他们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信任。”雷德继续说道：“温特斯转变了我们的一生。他对我们十分友善，真心实意地关心我们，关心我们的体能训练。他这个人挺害羞，说话从来不带脏字。”戈登说，如果有谁大声问他“嗨！少尉，今晚你是不是有约会啊？”温特斯的脸会“唰”地变得通红。
不久就升到营部担任人事行政参谋而最终成为正规陆军少将的马西森是E连里最有军事头脑的年轻军官。赫斯特像个“慈父”，尼克松比较注重外表修饰。但温斯特和他们都不一样，既不幽默也不固执。用雷德的说法，“无论什么时候，迪克。温斯特都从不装扮成上帝，却也从不失大丈夫的风度。”他特别注重要求部下表现出色，因为他唯一的期盼是大家都做得最好。“弟兄们太喜欢他了，谁也不愿使他失望。”E连的弟兄们过去崇拜他，现在仍然崇拜他。
温特斯少尉一直感到有个人不好相处，这就是赫伯特。索贝尔中尉（不久，他晋升为上尉）。
索贝尔连长个头挺高，身材细长，满头黑发。细而长的眼睛，大大的鹰钩鼻，长脸，下巴内凹。入伍前他是卖衣服的，对野外活动一窍不通。他行动笨拙，身体不协调，不是当运动员的料。连里的兄弟个个都比他体质好。他的举止“怪怪的”，“说起话来也与众不同”，浑身上下满是傲气。
索贝尔挺霸道，在职权范围内独断专行，容不得人。看哪个不顺眼，即使人家没有过错，他也会找个理由，把人家开除。
此人还挺残酷。星期六早检查时，他总是在队前走上一遭。如果有谁使他不悦，他就停在人家面前，给一顿臭骂，并取消其周末请假外出的权利。这样整了三四个人后，他会转而使用“轮流外出”的办法，硬把另外六七个人留在军营内。如果谁星期天夜里归营晚了，那么，星期一晚上，经过一天的紧张训练后，他会罚那人用工具挖一个6英尺见方的坑，然后再把土回填好。
索贝尔下决心要使E连成为团里最好的连队。为此，他对弟兄们的要求更加严格。弟兄们操练的时间比别人长，跑得比别人快，练得比别人起劲。
跑步上科拉希山时，索贝尔总是在全连最前面领跑。他迈着大而平的脚，头一点一点地，两臂一扇一扇地，宛如一只忧伤的鸭子。他不时地回头看看是否有人掉队，嘴里不停地喊着：“快呀！快呀！日本鬼子就要来抓你了！”
蒂波回忆说，“我记得有许多次大家跑完后，个个筋疲力尽，都等着'解散'的口令。可索贝尔却在队列前走过来走过去，喊着'站好！站好！身子站直了！'只有到每个兄弟都符合了规定的动作要领使他满意后，他才叫解散。这当然太过分了，可是我们还是照他的要求办。因为我们都想要佩戴银翼徽章啊。”
戈登恨死了索贝尔。1990年时，他说，“直到D日凌晨我在法国降落时为止，我一直在跟这个家伙干仗。”戈登和其他一些弟兄都咒他死，说，“打起仗来，弟兄们手里有了真子弹，索贝尔准活不出5分钟。”即使敌人没有打死他，E连有十几个弟兄也一定会要他的命的。背地里，弟兄们都叫他“该死的犹太鬼”。
索贝尔对连里的军官也是这么狠。在体能训练上，对军官的要求与士兵们的一样；但是训练结束时，士兵们听到“解散”的口令就可以回到铺位上去，军官们却不能，他们得研究野战教范，然后参加考试－－凡是索贝尔布置过的内容都得考。温特斯回忆说，在他开的军官会议上，“他总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不是像平常人说话，而总是抬高嗓门，沙着喉咙吼叫，十分刺耳。”军官们给他起了个外号“黑天鹅”。
索贝尔没有朋友。在军官俱乐部里，军官们总是躲着他。没有人和他一起外出游玩，谁也不愿和他在一起。E连里，没有哪一位对他的过去有丝毫了解，也没人想打听。要说跟他熟些的，那也有几个；最熟的是威廉。埃文斯军士长，他俩有时勾结在一起，在弟兄中制造摩擦，拉一个，打一个。
凡是在军队里呆过的都见识过这种人。这种人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吹毛求疵，是小鸡肚肠。索贝尔就是个典型。保罗。富塞尔在其著作《战争时期》中，对“小鸡肚肠”行为下过很好的定义：“它指的是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把军事生活变得糟糕；强者总是找弱者的小麻烦；公开为名利地位吵吵闹闹；把病态的残忍说成是执行必要的纪律；经常炫耀往日的成绩；对规章制度不看精神实质而一味强调机械执行。之所以不称之为'马牛肚肠'、'大象肚肠'，是因为它只关注无关紧要的小事，把琐事当大事。”
对弟兄们，索贝尔讲绝对权威，而温特斯却赢得了尊敬，因而，他们两位注定要发生对抗。没有谁直接这样说，而且，并非每个弟兄都意识到他俩之间的问题，再说，温特斯也并不希望这样。但是，他俩却的确在领导问题上较着劲。
索贝尔对温特斯的反感是从在托阿科营地的第一周开始的。那天，温特斯带着全连练军体操。他站在台子上，示范着，“想帮这些弟兄一把，使他们能够通过。这些弟兄都很灵，专心致志地看着我做。”辛克上校正好路过，便停下来看。等他们练完，辛克走到温特斯面前，问，“少尉，这个连军体操练过几次了？”
“三次了，长官。”温特斯答到。
“非常感谢。”辛克说。几天后，在没有征求索贝尔意见的情况下，辛克把温特斯提为中尉。在索贝尔看来，温特斯那天是出了风头。于是，索贝尔就总是把检查厕所卫生和伙房值日一类的脏活交给这位排长干。
保罗。富塞尔写道，“小鸡肚肠的表现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它与赢得战争胜利毫无关联。”温特斯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至少索贝尔所做的有些事情－－如果撇开方法不谈－－还是必要的。如果E连能够比其他连队跑得再远些，跑得再快些；如果E连能够在阅兵场上多呆些时间；如果刺杀训练时总有“日本鬼子来抓你了”等话语的激励，那么，E连就会比其他连队更好。
温特斯反对索贝尔的，除了只关注小事和武断的方法外，还有缺乏判断力。索贝尔既没有常识又没有军事经验。他连地图都看不懂。野外演习时，他常常问他的副手，“赫斯特，我们到哪里了？”赫斯特总是在地图上指给他看，同时又不使他丢面子，说，“谁都知道这是哪里。”
索贝尔往往不经思考也不和别人商量就拿主意，因而常常出错。在托科阿，有一天夜里，E连到树林里演习。预定的任务是打防御战，呆在指定位置，等着敌人进入伏击地带。温特斯回忆说，“一点也不难，容易得很。只是把队伍疏散开，进入各人的位置，要求大家别出声就是了。我们等啊，等啊，等啊。突然，一阵风刮起，树叶哗哗作响。索贝尔跳起身，大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天哪！要真是打仗，整个连队不就完蛋了嘛。我当时就想，'可不能和这个家伙一齐上战场！他可是一点儿常识都没有啊！' “
温特斯承认索贝尔“信奉严格的组织纪律，把E连整得很棒。无论什么时候看E连，弟兄们个个都精神抖擞；无论执行什么任务，我们都是名列前茅”。二等兵雷德说索贝尔，“他把我们的平民习气连同尊严剥得干干净净，但却使我们成了出色的士兵。”在温特斯看来，问题在于索贝尔看不见“队伍里不安和鄙视的情绪在滋长。带兵有言教和身教两种方法，索贝尔用的是前者”。
在为写作本书而进行的采访过程中，我问每个E连成员：E连弟兄关系出奇亲密，部队凝聚力特别强，战斗力始终那么强，是否是由于有索贝尔的缘故。有的回答说既是又不是。而罗德。施特罗直视着我的眼睛，说得直截了当：“是赫伯特。索贝尔造就了E连。”也有的回答与此大同小异。但是，几乎个个都表示很讨厌他。
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全连拧成了一股绳。温特斯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下层军官，军士，士兵，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心情，一种感觉。”但是，他又加了一句，“大家都想到了一起，那就是：一定要活得比索贝尔还长。“
大家对索贝尔的反感太强烈了，甚至在他本该赢得尊敬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得到。在托科阿训练营地，每个官兵都必须通过体能测验。到快测验的时候，弟兄们个个都已经练得棒棒的，谁也不担心通不过。例如，做俯握撑。几乎每个人都能做35个，有的甚至能做40个，而规定的标准只不过是30个。但是，正如蒂波所说，大家都格外兴奋，因为“我们都知道索贝尔最多只能做20个。每次带着全连做时，他总是做到20个就停了下来。如果这次测验公正的话，他准通不过，准会被刷下来。
“对索贝尔的测验是公开而公正的。我像有些弟兄一样，带着并非无所谓的态度，站在离他约50英尺处看着。做到20个时，他的手臂在发抖，脸涨得红起来，可还在慢慢坚持着。我到现在都还搞不明白他是怎样完成30个的，但他的确是完成了。我们都成了哑巴，摇着头，但没有笑。这家伙真还挺有决心呢。尽管如此，想到他毕竟仍然是块笑料，我们才得到了一些安慰。”
空降兵都是志愿者，这去队伍里的任何人－－无论是官是兵－－任何时候都可以退出。许多人退出了，但是索贝尔却没有。他本可以免受这次挑战，从空降连队军官的位置上退下去，到不十分艰苦的后勤连队去任职，然而，他下定决心要闯过这一关。他的决心绝不亚于E连的任何成员。
把E连磨练得比D连、F连更强是很困难的，因为2营营长斯特雷耶少校几乎与索贝尔一样狂热。感恩节那天，辛克让全团会餐，放松放松；可是，斯特雷耶少校却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在整个2营组织一次为期2天的野外演习。演习包括长距离行军、对一个设了防的地点发起进攻、经历一次半夜毒气袭击警报、享用一次K号干粮（全部是听装食品，包括炖菜、饼干、糖果、果汁粉）。
为了使大家对这次感恩节留下更深的印象，斯特雷耶还设置了额外的难题。他叫人在一块场地上离地18英尺高平摊了一层铁丝网，新杀的猪的内脏－－心、肺、肝、肠，什么都有－－在网下的地面上铺了一层，机枪就紧贴着铁丝网的上沿平射。利普顿回忆说，“军队对'爬行'和'蠕动'两个动作总是有非常清晰的区分：婴儿是爬行，蛇是蠕动。我们简直就是在蠕动。”当时的情景，谁也没有忘记。
到11月底，基础训练已告结束。E连的每个成员都掌握了使用迫击炮、机关枪、步枪、通讯联络和战地包扎等各自应有的本领。排里的任何工作，每个人都能干，至少都能应付。每个兵都了解下士、中士的职责，必要时都能替补。另外，在托科阿营地培训出来的每个人都经受过非人的锻炼和折磨。克里斯坦森说，“我们都认为，经过了这一切，什么样的苦都不在话下了。”
离开托科阿前的一两天，辛克上校在《读者文摘》上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日军有个营在马来半岛用72个小时行军100英里，创下了世界纪录。辛克说，“我的人能比他们更强。”他选择了训练中最能吃苦的2营来验证。他命令1营乘火车到本宁堡，3营乘火车到亚特兰大，2营徒步前往。
9月1日7点整，2营的D连、E连、F连及营部每个人背着自己的全部行装和武器出发了。步枪手尚且不容易，像马拉其这样的迫击炮班战士和戈登这样扛着机关枪的就更加艰难。斯特雷耶营长选择的路线长118英里，其中100英里是乡间土路。天气很差，下着冷雨和小雪，道路或光滑或泥泞，很不好走。韦伯斯特回忆说，“第一天，我们在红土路上跌跌绊绊地往前赶，嘴里诅咒着鬼天气，心里盘算着还有多久休息。”走了整整一个白天，天黑了还在走。雨、雪停了，风起来了，寒气刺骨。
到23点，全营行军40英里。斯特雷耶选了个光秃秃的小山作为宿营地。这里没有大树，没有小树丛，没有任何避风的地方。气温下降到华氏20度。由于无法使用行军锅，大家只发到涂有黄油和果酱的面包。6点醒来时，发现一切都蒙上了厚厚一层霜，靴子、袜子都已冻实，官兵们不解下靴带，肿胀的脚就无法塞进去。步枪、迫击炮、机关枪都和地冻在一起。半幅双人帐篷冻得满是裂口，宛如花生酥糖。
第二天，走了好几英里，僵硬、疼痛的肌肉才暖和过来。第三天最糟糕，已经走了80英里，还有38英里要走，而且最后有约20英里是通向亚特兰大的公路。泥路固然难走，水泥路走起来脚更加难受。那天夜里是在亚特兰大郊外的奥格尔索普大学的操场上露营的。
马拉其和他的同伴、外号为“指挥官”的沃伦。穆克支起小帐篷躺下休息。听到“开饭了”时，马拉其已经站不起来，只好爬过去吃饭。他的排长温特斯看看他，叫他次日早上乘救护车前往最后的目的地－－亚特兰大市中心一个叫“五点”的地方。
马拉其决定坚持走到底，其他弟兄也几乎全都表示能够坚持。这时，由于报纸的广播的报道，他们的行军已经在佐治亚州家喻户晓，因而，道路两侧站满了欢呼的群众。斯特雷耶已经安排军乐队在离“五点”一英里处迎接他们。坚持步行的马拉其“听到雄壮的军乐声，精神大振，忘了疼痛，像在托科阿接受检阅似的与弟兄们一起走完了全程”。
这次徒步行军，行程118英里，前后共用75小时，实际使用的时间为33小时30分钟，即平均每小时约4英里。全营586名官兵，最后一天有的是在战友架扶下坚持到底的，未能走完全程的仅有12人。辛克上校相当自豪地告诉记者：“没有一个人掉队。即使是摔倒了，也是脸朝着前方。”全营中全员走完全程的只有E连穆尔中尉的3排。作为奖赏，3排走在了入城队伍的最前头。
兄弟连 -- 第二章
第2章 “起立，挂钩！”
本宁堡，麦考尔营，布拉格堡，尚克斯营
1942年9月－－－1943年9月
本宁堡，尤其是那个政髟于跳伞训练的平锅地区，情况可能比托科阿还要惨。那是团的驻地，是荒凉的沙土地上的一些矮小的木屋。不过，对E连的人来说，本宁堡还是个比较宽松的地方，这是因为他们不是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进行体能训练，而是进行空降兵的实战训练。
伞兵学校的训练本应从体能训练开始（A级），然后按每周一个级别训练，逐步转入B、C、D级。可是第506团却跳过了A级。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1营先期抵达后就进入了A级训练。这一来使得伞兵学校派来带体操和跑步的士官觉得很尴尬。从托科阿毕业后过来的学员就笑那些士官。在跑步方面，他们要从倒着跑开始，向那些士官发出挑战，要和他们比赛，经过一两个小时的训练之后，他们问那些已经气喘吁吁的士官什么时候能通过热身活动，开始进入真正的训练。经过两天的不恭敬对待之后，那些士官就向指挥官汇报说，506团的人体能比他们强得多，所以这个团的所有连队都立即投入了B级训练。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E连每天早上都跑步来到伞兵棚，学习如何收叠降落伞。接着，他们又跑步回到平锅去吃午饭。下午就从一个悬吊在离地面4英尺的假飞机机身的模拟门里往下面的锯末堆上跳，练习如何卸去悬吊着的降落伞背带，或者从一个30英尺高的跳伞塔上，背着另一端固定在钢缆上的降落伞背带往下跳。
随后的一个星期，进行的是C级训练。他们从250英尺高的伞塔上进行自由跳伞或有控跳伞的训练。有一个塔上还有坐位、减震器、导伞绳，其他每个塔上都有4顶伞，到达悬臂高度的时候，这些伞就会自动打开。白天每个人要从这些塔上向下跳好几次，晚上还要跳一次。
C级训练有一个特点，就是用一台鼓风机在地面上鼓起一阵大风，把伞和人都朝一个方向吹，用这样的方法来教学员如何在着陆之后控伞和收伞。
经过一个星期在跳伞塔上的训练之后，他们已经做好了接受D级训练的准备。这可是动真格的，要从C－47运输机上下跳5次。完成5次动作的人就能获得伞兵的银翼徽章了。前一天晚上，学员们把伞包打好，然后认真检查，接着又重新打了一遍，再度进行认真检查，一直忙活到当晚23点。第二天早晨5点30分吹起床号后，他们就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劳森机场，一路上歌声和口号声都很响亮，显得信心十足。他们背起降落伞，在一排排长登上坐下，等候登上C－47的通知。有人在开玩笑，有人在说笑话，有很多人在抽烟，有人笑得很不自然，还经常有人上厕所，有的则在反复检查降落伞和挂在胸前的备用伞。
每24个人乘一架飞机。除了一两个人之外，其余的人都是第一次乘飞机。C－47攀升到1，500英尺之后，开始在空中盘旋。跳伞长是个士官教官。红灯亮起来后，他高声喊道：“起立，挂钩！”大家都把自己主伞包背后的引张索钩到座舱上方中间的拉伞钢缆上。
“设备检查情况报告！”跳伞长大声下达命令。
“12号检查完毕！”“11号检查完毕！”报告依次进行，直到1号。
“靠拢，站到门前面去！”
第一个人走到打开的舱门口。给每个人下达的指令都是两眼平视，不要向下看，这显然是从心理因素来考虑的。此外还要求大家把双手放在门的外侧，绝对不要放在内侧。手放在门外侧之后，就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留在飞机上了。只要轻轻一碰，甚至连感觉到后面的人要走上来，都足以使他脱离飞机。正如戈登说的，如果他把手放在门的内侧来稳定一下情绪，“如果他不想跳，后面有12个人也别想把他推出去。这就是恐惧的力量。”跳伞长一旦发现有人把手放在门的内侧，就会把这个人拽回来，让别人先跳。
根据戈登的说法，大多数人“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到了即使不带降落伞，也敢往下跳的程度。第506团总共有94％的人考核合格，创下了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被打破的记录。第一次是一个一个地跳。只要谁到了门边上，腿上被跳伞长轻轻拍一下，他就往外跳。”
“我慢慢地走到门口，纵身跳进让人惊心动魄的广阔空间。”韦伯斯特回忆说，“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脑子里一片空白。”钩在拉伞钢缆上的引张索把主伞包的背后盖拽掉，系在伞顶的分离索把伞衣从背包中拉出，接着人就离开了飞机。突然产生的气流使降落伞立即张开，跳伞者可以感觉到张伞时的剧烈震动。
“从这时候开始，跳伞就很有趣了。我飘浮着向下落，不断地摆动，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叫做来回打晃。我很高兴地四下张望，只见天上飘着许多意气风发的伞兵，相互大声呼喊着。”
站在打开的机舱门口，显然是一种考验。那些以前在训练中表现出色的、那些后来像普通步兵一样英勇作战而获得军功章的，都可能会愣在那里发怵。有时候会给他们第二次机会。这个机会不是在别人都跳下去之后，就是在第二天。通常，一个人只要发怵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跳了。
E连就有两个人发过怵，死活不肯往下跳。其中一个是二等兵乔。拉米雷斯。他被推到机舱的尾部。可是等大家都跳下去之后，他又对跳伞长说他愿意跳。飞机继续在空中盘旋。这一次他跳了下去。正如二等兵罗德。施特罗说的：“比起第一轮就往下跳，这需要更大的勇气。”
当天下午，E连又跳了第二次。这一次还是一个一个地跳。接下去的一次就是密集跳伞。一组12个人来到门口之后，跳伞长大声下达了一连串“走！走！走！”的口令。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每个组都是在6秒钟之内就跳出去了。卡森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已经到了跳伞狂的地步，因为我在地面的时候总是想到跳伞的时候那股刺激劲，于是还想再跳它几次。我一想到张伞时那猛然的一拽，我就情不自禁地大声喊叫。”
第四跳安排在圣诞前夕。圣诞节全连放假一天，还吃了一顿丰盛的火鸡宴。连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不在家过圣诞。卡森写道：“一点也不像过圣诞节，既没有雪，也没有树，更没有礼物，妈妈和爸爸也不在。”
12月26日进行了最后一跳。每个人都获得一个证书，证明他“从即日起已经具备了作为合格伞兵的资格”。接下来就是最令人自豪的时刻－－佩戴银翼徽章。为了这一时刻，他们进行了半年的艰苦训练。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是E连的每个成员，也是506团的每个成员终身难忘的时刻。
辛克上校举行了一次全团分列式阅兵。之后，他把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自己站在一个高台上宣读当天的命令（后来每个人都得到一份打印件）。“你们现在已经是我们团的成员了。”辛克宣布说：“这是美国陆军最优秀的团之一，当然在世界上也是数得着的。”他说要给他们放10天假去探亲，并提醒他们说，“有些事情希望你们能做到－－不仅是休假的时候要做到，而且要成为一种信念去指导你们的人生。”他要求他们走路要昂首挺胸，要有军人姿态，注意个人仪表，还要记住“我们的战斗口号和格言'科拉希'，意思是'独立作战'。我们共同独立作战。”
他命令士兵们“别被投进监狱”，然后就让他们解散了。他们离开的时候，个个都佩戴着银翼徽章，穿着擦得铮亮的靴子，裤脚是束进靴子里的。他们回到家里之后，父母和亲朋好友都赞叹不已，显然是因为他们有强健的体魄，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在过去半年中建立起了自信心。他们所通过的训练课程，5个志愿者中有3个都通不过。他们经受住了索贝尔的惩罚与折磨，他们从飞行中的飞机上跳伞成功。他们都是佼佼者。
不过，他们可不能成为无视美国陆军规章制度的佼佼者。辛克上校告诫他们假期一结束就回本宁堡。可是1943年1月时的美国航空、铁路和公路交通系统的运输能力很差，506团的休假者中有一大批人都没有能如期返回部队报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辛克上校组织了一次全团阅兵。所有的人都穿上最好的军装，或者叫做军礼服。他们齐步从一条砂石路上走到炊事兵简易住房后面的一片空地上。辛克先下令大家立正，然后下达“稍息”的口令。大家注视着一名中尉，鸦雀无声地听他念着一串名字，每个连一个，都是最后回来报到的。
“E连二等后约翰。多伊。”中尉大声喊道。站在中尉身边的小鼓手敲起一阵柔和、悲哀的鼓声。两名挎着冲锋枪的士官走到多伊前面。多伊出列，脸色苍白。两名士官站到他的两侧，随同他向前走。小鼓继续敲着。他们走到中尉面前，听他宣读命令。二等兵多伊被从伞兵中除名，送到步兵连队去。
中尉把多伊手臂上的506团臂章、胸前的银翼徽章、帽子上的伞兵徽章摘下来，全部扔在地上。这简直太侮辱人了，在场的官兵都在暗暗诅咒。韦伯斯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有一件事把我们气得简直要打人。在鼓手旁边的，是个行为不得体、让人倒胃口的混蛋中尉，替每个走到前面来的人拍照。在朋友面前丢人现眼已经够倒霉的了，在这种时候还被人拍照－－真该把那个中尉枪毙掉。”
还不仅如此。一辆吉普车开过来，把二等兵多伊的军用背包和背囊扔了出来。他还得脱下靴子、换上普通鞋子，像普通步兵那样把裤脚露在外面（伞兵们称之为“直筒”裤）。他捡起自己的背囊和背包，在两个冲锋枪手的押送下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小鼓继续敲着，一副凄凉的情景。这个场面重复了9次。
从那以后，506团再也没有发生休假逾期不归的事情。
1月末，E连随506团的其他连队一起跨过查特胡奇河，进入本宁堡在亚拉巴马的营地。这简直就像从监狱走向自由。这里的营房很舒适，伙食也好。除了军人服务社，还有一个电影院。训练以班作战为主，尤其是逐屋作战比较有意思，经常有一些爆炸。大家用空包弹相互射击，投掷冒烟的手雷。又进行了第六次跳伞训练，而且这是第一次携带步枪。
卡森的日记捕捉到这些冬日的情趣。
2月8日：“昨天夜里，我们简直像翻了天，打起枕头战，在营区里闹得不亦乐乎。闹腾了三个多小时，我们觉得累了，才去睡觉。”
2月11日：“（下士乔。）托伊、（中士乔治。）鲁兹和我去了哥伦布。打电话找姑娘们聚会，开心又开心。在聚会的时候，我碰见了哥伦布的关键人物贝蒂，最后我们不得不返回，回到这里已经是凌晨4点45分。”
2月12日：“回到哥伦布的奇克索花园，度过了又一个愉快的夜晚。贝蒂跟我情投意合极了。真的很有意思。凌晨4点45返回，5点半就睡眼惺忪地上了岗。”
3月份就要“收拾行装，准备开拔”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麦考尔营是一处令人赞叹的战时建筑。1942年11月7日，它占有的荒地有6，200英亩。4个月之后，就在里面修建了65英里长的铺装道路、一所1，200个床位的医院、5座电影院、6个巨大的啤酒园，一个完整的有3条5，000英尺跑道的全天候军用机场，此外还建起了1，750座房屋。营房都有取暖设备，轻便床上都有床垫。它的命名是为了纪念二战中牺牲的第一个美国伞兵、第82空降师的二等兵约翰。T。麦考尔。11月8日他死在北非战场，营地破土动工也在这一天。麦考尔营是空降兵的大本营。
训练的强度加大，复杂程度也提高了。跳伞时不仅要携带步枪，还有其他小型武器。跳伞时，火箭筒是不能拆卸的，轻机枪也不能拆卸（虽然支架可以卸下，由另一个携带）。60迫击炮和它的底座要由两个人携带。此外伞兵还配备有食品、弹药、地图、手雷、高爆炸药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有些人跳伞的时候超荷负重达100磅。
跳伞训练完成之后，就是连续两天或者三天的树林中的作战训练，重点放在部队的快速机动和敌后大部队作战。到黄昏时分，排长们被叫去看了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并被告知第二天早晨应该到达的位置。
索贝尔上尉让外号叫“泡泡眼”的二等兵罗伯特。温给他当通信员。他把温派去确定各个排的位置。温最后“迷了路”，找个地方补觉去了。到了早晨，索贝尔让温说明为什么会迷路。
“因为太黑，我什么也看不见。”温回答说。
“你最好学会在黑暗中观察。”索贝尔说了他一句，然后让他回自己的班里，把埃德。蒂波调来代替温当通信员。“由于我的'帮助'，”蒂波讲述说，“索贝尔就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把地图、罗盘和其他一些东西放错地方。他还得到其他一些人类似的'帮助'，所以被弄得晕头转向，比以前更容易丢三落四。我们都希望他犯个大错误，然后被撤换掉，这样我们到打仗的时候就不用受他指挥了。”
“你们的步枪是你们的第二生命。”索贝尔总是对部下这么说。“它任何时候都应当由你控制着。”有一次进行夜间演习，他决定给部下一个教训。他和军士长埃文斯悄悄地潜入连阵地，把那些睡觉的人的枪都给摸出来了。他们这一手干得很漂亮。到天亮的时候，索贝尔和埃文斯总共摸出来将近50条步枪。埃文斯得意洋洋地把全连集合起来，索贝尔就开始骂他们不是好兵。
正当他大声数落部下的时候，F连连长带着约莫45个手下的人走过来。原来索贝尔和埃文斯摸错了地方，跑到F连的营地上，把人家的枪给摸来了。这件事把他弄得非常尴尬。
过了一两个星期，索贝尔在一次跳伞中扭伤了脚。于是他就和埃文斯先回营地去了，连里其他人仍然留在野外。连长和军士长回去之后，进行了一次私访。他们检查了E连所有人的军用小手提箱、衣服、个人物品。他们搜查了每个衣服口袋，撬开箱子，拆开女朋友和家人的来信，没收了在他们看来违禁的所有物品。“我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卡森很有意见地说，“当时还没有毒品嘛。”
索贝尔张贴了一个清单，写明了违禁物品、违规者姓名以及处罚办法。从野外训练回来、又累又脏的人们发现，他们认为是个人物品的每一样东西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像内衣、袜子、牙膏、牙刷全都堆在床铺上。很多东西都不见了。
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有东西被没收。主要是私藏的弹药、违规的衣物以及色情物品，还有高档衬衣、从伙房里偷来的水果鸡尾酒麦桃片罐头，全都被没收了，后来一件也没有发还。有一个兵一直在收藏避孕用具。有几只安全套显然是可以允许的，可是200只就违反规定了。它们被列在索贝尔的没收物品清单上。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蒂波回忆说。“在索贝尔这次袭击之前，我只是不喜欢他，还没有真正恨过他。这件事之后，我认为他是我的私敌，我不欠他忠诚，也不欠他别的什么。每个人都对他恨之入骨。”
有人在私下议论，连队投入战斗之后，谁会对索贝尔开枪。蒂波认为这只是议论议论而已，“不过，另一方面，我感觉E连里头有一两个伙计虽然少言寡语，但是只要一有机会，完全有可能就把索贝尔给宰了。”
在接着进行的一次野外演习中，E连接到通知说，要他们指派一些人做模拟伤员，给卫生员提供包扎伤口、上石膏和夹板、用担架撤离伤员之类的实践机会。索贝尔得到通知，要求自己假扮伤员。卫生员给他打了一针真麻醉剂，脱掉他的短裤，真的在他的皮肤上划开一道口子，模拟阑尾手术。他们把切口缝合之后，包上绷带，贴上医用橡皮膏，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索贝尔火冒三丈，这也在情理之中。他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却不见下文。在E连找不出一个人能指认搞恶作剧的是哪些卫生员。
关于E连的人究竟有多棒的问题，终于在麦考尔见了分晓。陆军部对斯特雷耶的2营（该营因向亚特兰大的行军早已大名鼎鼎）进行一次标准的体能测试。这个营的合格率为97％。这是陆军有史以来得分最高的营。来自华盛顿一个姓雅布隆斯基的上校认为斯特雷耶在比分上做了手脚。温特斯回忆说：“他们让我们重新来了一次。当官的、当兵的、后勤人员、炊事兵、所有的人－－结果这次我们达到了98％的合格率。”
提拔晋升的好运转向了E连。它的3名上士詹姆斯。代尔、“讨厌鬼”哈里斯、迈克。兰尼原来都是这个连的士兵，是从二等兵一步步上来的。其他的中士，像利奥。博伊尔、比尔。瓜奈若、卡伍德。利普顿、约翰。马丁、埃尔默。默里、鲍勃。雷德、鲍勃。史密斯、“莽汉”泰勒和默里。罗伯茨等人也是如此。卡森当了下士。马西森中尉提到团里当参谋，尼克松、赫斯特和乔治。拉文逊3名中尉都调到营里去当参谋了。（直到战争结束，第2营的每个职务空缺都是由E连出来的军官填补的，D连、F连和团部都没有一个军官到营里任职。温特斯作出了如下的评论：“这就是营、团部和E连之间的通联总是这么好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重要任务似乎都是交给E连的原因。”）
5月初，哈里。韦尔什少尉被分配到温特斯的1排任职。他是个很难得的军官。1942年4月，他主动要求到空降兵来，分配在第82空降师504伞降步兵团。他经过空降学校的训练，当上了中士。总共当了3次。每次都是因为打架被降为二等兵。不过，他是个意志顽强的小个子爱尔兰人，明显有着当领导的潜力。他的连长发现了这一点，推荐他上了候补军官学校。
韦尔什被分配到506伞降步兵团2营E连。他原来想回504团，但是陆军条令规定，候补军官学校毕业生都要分配到新单位，因为怕他们回原单位会跟那些当兵的朋友过于熟悉。索贝尔把韦尔什分到温特斯的排。他们俩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们的友谊基于相互尊重，这种相互尊重来自他们对领导艺术的共同看法－－即韦尔什所说的：“身先士卒。”
5月底，E连打起背包，与506团的其他连一起，乘坐一列走走停停的火车来到肯塔基的斯特吉斯。在车站，红十字会的姑娘们给他们送来咖啡和油炸面圈。这一点小小的享受将是他们此后一个月里的最后一次。他们行军来到乡村地区，支起帐篷，挖露天厕所排便沟，吃的是陆军最喜欢的野战食品－－“SOS”，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奶油牛肉片面包。
1943年6月5日至7月15日在肯塔基、田纳西和印地安纳州进行了一场军事演习。这是迄今为止伞兵与滑翔机载部队的规模最大的联合空降演习。虽然这还不是打仗，但却是陆军能做出的最接近实战的安排。
6月10日，506伞降步兵团被正式编入第101空降师，这一天也就成了该师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日子。506团的编入显然鼓舞了101空降师的士气，至少E连的人有这样的看法。
这场以红军对蓝军的演习是在一片广阔而又偏僻的、森林覆盖的丘陵与山地进行的。E连进行了3次伞降。克里斯坦森对其中一次至今记忆犹新。在C－47运输机上又热又闷，从山地升上来的热气流造成了飞机的颠簸摇晃。“大牛“丹佛。兰德尔曼下士排在他那一组的最后，离打开的舱门最远。他开始朝头盔里呕吐。坐在他面前的人才看了一眼，就把午饭都吐出来了。这个过程依次向前传递着，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吐的时候都用头盔接着，结果地上被吐得一片狼藉，机舱里一股难闻的气味。坐在前面的克里斯坦森一直在忍着，可是谈何容易。“我的胃要造反……'他们怎么还不亮绿灯？亮了！'后面不断有人喊'走！走！妈的，快走啊！'我纵身跳进外面的新鲜空气之中。我觉得好像有人用魔杖在我头顶上挥了一下说：'克里斯坦森，感觉真美呀。'的确如此。“
这次演习中还安排了夜间长途行军、徒步涉水、抢登敌岸。爬三步就要滑下来两步，经常被石头、树桩、树根绊倒，或者被密集的灌木丛划出一道道口子。不过有时候也能尝到田纳西州的山民做的油炸鸡。大家是疲惫不堪、身上又脏又痒。
将近6月底的时候，演习结束。101空降师师长威廉。C。李少将嘉奖506团2营，说他们“有顽强出色的表现、充分合理的战术原则，还有明显训练有素的战士。”李将军还信心十足地说，“从未来的考验中，将进一步看出你们优秀的训练与领导艺术。”
E连从斯特吉斯转移到肯塔基的贝克林里奇营。那里有营房，有热水淋浴，还有其他一些比较舒适的条件。可是这个营地现在已经人满为患，又要支起小帐篷，以地当床宿营了。不过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大多数人都获得10天的休假。他们回来销假后不久，整个师就乘火车去了北卡州的布拉格堡。
全师都在做开赴海外前的准备，所以有一点很快就看得很明显了：布拉格堡是部队出国作战前的集结转运点。伙食比较好。营房里有床铺，还有热水淋浴，其他条件也好一些。但是真正让人看破玄机的，是整个部队的重新装备。当兵的全发了新衣服、新武器和新的装备。他们一连几天都到靶场去，校验步枪和机枪。
他们要去哪儿？向东还是向西？去欧洲战场，还是地中海或太平洋战场？谁也不知道。猜测在排与排之间飞快地传播。很多人在打赌。
周末的时候，当兵的都到费耶特维尔去“拉动消费”。放肆的聚会成了家常便饭，大多数是伞兵搞起来的。他们往往会拿布拉格堡的当地驻军出气，有时候还欺负滑翔部队的人，尽管那些人也是101师的。
滑翔部队是由分配到滑翔团的正规军士兵组成的。虽然他们也是机载部队，可是他们不是自愿来的，被陆军看成是二等军人。他们拿不到每月50美元的补助，也没有专门的徽章，不穿皮靴，也不穿束裤脚的裤子。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制作出一些招贴画，上面贴着坠毁或者烧毁的滑翔机的照片，下面加上一些文字：“参加滑翔机部队吧！没有飞行费。没有跳伞费。但是绝对惊心动魄！”
E连有几个人到布拉格堡的机场去，乘坐了一回滑翔机。在这种胶合板制作的箱子里降落的体会使他们坚信，跳伞着陆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有一次李将军做了一次滑翔机飞行，降落的时候摔断了他几根肋骨。“下一次我就跳伞了。”他说道。“我们告诉过你了！”滑翔兵们大声说。（1944年6月，滑翔兵们终于得到了每月50美元的危险任务补助，还有了专门的徽章。）
8月中旬，全师以团的建制编队集合，排着队走上等候在那里准备送他们上战场的20节列车。乐队演奏着《就在那边》。红十字会的姑娘们都哭了。上车后刚刚坐定，赌局就开始了：向北开往纽约，然后欧洲或者地中海，还是向西开往加州，然后去太平洋？
火车沿哈德逊河向北，朝着离纽约城30英里的尚克斯营行驶。原先说是要让他们在纽约城的大街上列队行进的，可是没有兑现。结果却是一遍遍的检查，接着就是预防注射。克里斯坦森回忆说：“一针接一针，打得胳膊就像挂在身上的一根软塌塌的绳子。”军官和军士都得熟记《海外行动准备手册》上的内容。
索贝尔写了一封固定格式的信，准备寄给每个伞兵的母亲。信的开头是：亲爱的女士”，接着写的是：“很快，您的儿子，上等兵保罗。C。罗杰斯（每个名字都是打字打上去的）就将从天空降落到地面与敌人作战并打败敌人。他将配发到最精良的武器和装备。为了在战场上获得成功，他已经接受了几个月艰苦而又紧张的训练。”
“请您经常来信，给他以关爱与鼓励，这将增强他的战斗意志。有了这个，他就会一往无前，为自己争得荣誉，使您为他而自豪，他的祖国感谢他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为国家服务。”他在每一封信的结尾都用花体签上“连长赫伯特。索贝尔上尉”。
士兵们弄到了一些威士忌。他们喝惯了啤酒，所以喝威士忌还真受不了。克里斯坦森喝得醉醺醺的，“总想跑厕所”。刚开始喝威士忌的年轻人很多人都这样。兰德尔曼下士发现之后，把他架回去躺下。第二天早上，那些喝得晕晕乎乎的人还要哼哼呀呀地呻吟。全连列队走到码头，一条摆渡船把他们送到登船的码头上。红十字会的姑娘们送上咖啡和油炸面圈，这才使那些半死不活的人缓过劲来。
很多人都骂骂咧咧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原本希望出征前能在纽约的大街上步伐整齐地走一遭，可是未能如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让他们穿伞兵服，因为敌人的间谍看见之后就会知道有一个空降师要出国了。他们还不得不把肩上的101空降师的“啸鹰”徽章取下来。
温特斯只记得一桩“跳板热”的例子。有一名军医官“鬼得很，知道吃什么就可以被收进病房，从而躲过这一次航行”。其他人都背着背囊和武器，成单行走上跳板，登上这艘由客轮改装的运兵船。这时候有人在念他们的名字，然后在名单上划一个钩，表示他们到了。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这5，000人才全部上了这艘原设计运载1，000名旅客的客轮。最后，这艘运兵船先由驳船拖离码头，然后径直朝海上驶去。E连的人站在护栏边上，看着自由女神像逐渐偏离船尾方向。对几乎所有人来说，这都是第一次离开美国。他们心中不禁产生想家的情绪，同时还意识到“过去的一年是多么美好”－－这从团的资料剪贴簿《科拉希》上就能看出。
兄弟连 -- 第三章
第3章 “厕所勤务兵的职责”
奥尔德本
1943年9月－－1944年3月
撒马利亚号是一艘由旧印度邮客两用轮改装的运兵船。它原先的设计能力是运载1，000名旅客，可是这一次上了506团的5，000人。由于过于拥挤，条件变得非常恶劣。淡水是严格配给的。按规定，每次喝水的时间只有15分钟，全天加起来才一个半小时。淋浴用的是海水，而且是冷的。所有的人整天都得把救生衣穿在身上，水壶和子弹带也一起背着，不断发出磕磕碰碰的声音。睡觉的时候不脱衣服，而且一张铺位分配了两个人。这就意味着一张铺分两人轮流睡，有一个晚上就要睡甲板或者过道或者任何能躺下睡觉的地方。船上的气味实在难闻。
每天只供应两餐。克里斯坦森在描述他们第一顿早餐的时候说：“饭厅在最底层，而且楼梯上因为有油比较滑，可是我觉得我们是不会不下去的。等我们最后下到底舱的时候，那股难闻的气味简直让人窒息。供我们吃的东西盛放在几只大锅里，有水煮鱼，还有番茄。炊事兵穿着脏兮兮的白衣服，那斑斑污迹说明他们的衣服有好几天没换了。”大家都很饿，把这猪食般的东西都吃了。在韦伯斯特眼里，这个饭厅有点“水上疯人院的气氛”。
吃饭至少打破了死气沉沉的一日生活，因为每天的活动就是在甲板上走动走动，倚在栏杆上看着护航舰只，或者就是赌博。赌博一直不断：打扑克，玩二十一点，赌双骰。大量的钱在不断地输赢中转手。有一天晚上，卡森就赢了125美元，可是第二天就输得精光。有人在看书，可是书实在是太少了。索贝尔上尉想带领大家做操，可是没有地方。这件事又成了索贝尔的笑柄之一。
9月15日，撒马利亚号抵达利物浦港。第二天，一列向南去的火车把他们拉到了奥格伯恩圣乔治，在火车站，卡车把他们拉向新的驻地。天黑之后，他们靠手电筒照路，步行了一英里半的路程。战时的灯火管制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作战地区。他们进入营地，眼前是一些尼生式活动房，里面有两只大肚子的烤火炉。他们领到了一条盖上身就让人发痒的毯子和一只床垫套，然后被带去看了供充填床垫套用的稻草。很快他们就睡下了。
韦伯斯特写道，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我觉得自己是在好莱坞电影现场过夜的。这一地区全是童话书上那种小屋子，顶上盖着草，墙上爬满了蔷薇。一匹匹高头大马甩动长长的马鬃，踏着弯曲狭窄的卵石路面向前。在一片柔软的乡村绿地的映衬下，有一座古老的11世纪罗马式教堂。每到整点，教堂顶上那只钟就发出跟大笨钟一样的报时声。这里还有5家古老的小酒吧。它们的招牌在微风中晃动，仿佛是在欢迎我们来到这片盛产淡味苦啤酒的土地。”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威尔特郡奥尔德本，在伦敦正西方向80英里，靠近亨格福德，离斯温顿也不远。E连将在这里驻扎将近9个月的时间，这也是它在一个地方驻扎最长的时间。
奥尔德本和托科阿、本宁堡、布拉格堡差别很大。托科阿、本宁堡、布拉格堡都是与外界隔开的训练营地，E连官兵在那里过的是全军事化的生活。在奥尔德本，他们驻扎在一个小村子里。这里的人非常保守，墨守着自己的成规，对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进入他们的生活感到不舒服，发生摩擦的可能性很大。可是美国陆军提出了一项非常奏效的指导方案。从第一天早晨开始，他们用了大半个星期的时间，向官兵详细介绍英国的风俗、礼貌、习惯等等。尽管他们都很守纪律，但他们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基本的想法，那就是要把宣泄留到到斯温顿、伯明翰或者伦敦以后。在奥尔德本这里，需要入乡随俗，在酒吧里喝啤酒时，他们都应该像英国人那样保持安静。
他们还学着吃英国人吃的东西：奶粉、鸡蛋粉、脱水杏子、脱水土豆、马肉、抱子甘蓝、芜菁甘蓝、大白菜。军人服务社的东西是定量供应的：每个星期7包香烟、3条块状糖、1包口香糖、1块肥皂、1盒火柴、1包剃须刀片。
索贝尔没有什么变化。到了第一个星期的周末，请假到斯温顿参加星期六晚上舞会的人拿到了外出通行证。索贝尔作了一项规定：跳舞的时候，谁都不准脱军上衣。二等兵托马斯。伯吉斯（一个来自伊利诺斯州中部的农村青年）羊毛的军上衣里面还穿了一件羊毛衬衣，跳舞的时候觉得有些热，就把上衣脱掉了。
星期一上午，索贝尔把伯吉斯叫到办公室。“听说你星期六晚上在城里跳舞的时候把军上衣给脱了？”
“是的，索贝尔上尉。”伯吉斯回答说，“可是我查了陆军的规定，上面写得很清楚，你在运动、跳舞或者干其他事情的时候，如果里面穿了羊毛衬衣，就可以把军上衣脱掉。”
索贝尔把他上上下下看了一遍。“伯吉斯，我来跟你说说我打算怎么办吧。你要把军上衣套在工作服上穿它一个星期。每天晚上要穿着它睡觉。”
白天的时候，伯吉斯一直穿着军上衣，可是他觉得到了晚上索贝尔不会来查他，于是就把上衣搭在床沿上。到了星期六下午，他又到索贝尔的办公室去拿通行证。索贝尔把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伯吉斯，”他说道，“你的上衣可不像是晚上穿着睡过觉的样子。”于是就没有给他通行证。
他们到英国来不是来跳舞的，而是准备进入欧洲作战的，所以训练计划安排得很紧。马拉其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托科阿。他们每天在野外要训练8到10个小时，每个星期要训练6天。他们进行15、18、21、25英里的长途行军，进行夜战训练，每天用1个小时进行近战演练，还进行巷战、地图判读、急救、化学战以及德国造武器的性能与使用等方面的训练。他们进行了一次携带全部野外装备的演练，在24小时内行进了25英里。几天之后，又进行了一次携带作战行装，在12小时内行进25英里的演练。此外还安排了饵雷、排地雷、通联之类的特种训练。
一个星期左右，他们就要到外面进行一次两到三天的演习。所设计的问题不仅给他们一些战斗机制运作方面的知识，而且教会他们步兵必须了解的基本知识：如何判读地形，如何利用有利地形，如何根据地形采取不同战术，尤其是如何在地面生存，在不影响体能的情况下一次在地面生存好几天。他们的军官都强调这些事情的重要性，说这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第一次就必须本能地不犯错误，因为是不会再有第二次的。
所以，E连的人逐渐了解了英国的乡村。他们对市镇、山丘和树林进行模拟攻击。他们挖了无数和散兵坑，就睡在里面，学习如何在雨天、冷天和饥饿的情况下也这样做。
到了12月初，连队又回到野外，在很高、很荒凉、迎风的山坡上挖工事。排长要他们把散兵抗挖得深一些，可是在石头很多的土地上，这是很艰难的。不久，一支由谢尔曼坦克组成的装甲部队就开始进攻了。“它们就像史前的怪物一样，轰隆隆地往山上冲。”韦伯斯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然后停下来，调转车头做横向运动。有一辆朝我冲过来。我的散兵坑深度不够，如果坦克从我上面开过去，就不一定很安全，于是我拼命大声喊叫，'冲我来吧！'它还真来了。”卡森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坦克第一次从我的散兵坑上轧过去。真吓人哪。”
戈登回忆说，当时夜间作业很多，“我们进行越野跋涉，翻越篱栅，通过树篱缺口，穿越树林，趟水过河。”各个班排的人原来就比较熟悉，通过这样的训练，关系就更亲密了。戈登说：“夜间我看见一个侧影，就能告诉你那是谁。通过他帽子的戴法、钢盔是怎么戴的、步枪是怎么挎的，我就可以告诉你他是谁。”他们在训练过程中学到的大多数东西，在后来的作战中都非常有用。但是最有用的，还是在英国的那些漫长、寒冷、潮湿的夜晚所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完全信赖与战友情谊。
跳伞训练是定期进行的，而且是全副武装，学习利用降落伞的吊带引导自己避开灌木丛、道路、电话线杆、石头墙或者小树林，降落在开阔地或者耕作的庄稼地上。由于英国的气候寒冷潮湿，他们坐在C－47上等绿灯亮起的时候，双脚已经麻木了，落地时的剧烈撞击使他们感到钻心的疼痛。这些跳伞训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学习在人员着陆后如何迅速集结。第一次进行这种训练的时候，E连2排的弟兄就遇到了麻烦，因为他们降落在离空降地带25英里的地方。
气氛比较紧张，驻扎在附近的第82空降师的人，把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情况说给101师的弟兄们听。军官们尤其感到了战前的压力，但谁都不像索贝尔。温特斯说过这样的话：“这从他的性情上就表现出来了。他的脾气变得更乖戾，更像个虐待狂。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士厄尔。黑尔回忆说：“有人在搞抽奖，赌的是谁会干掉索贝尔。”索贝尔弄到了一件空军的羊皮夹克，觉得很自豪，在野外训练中就把它穿在身上，使他变得越发显眼。蒂波记得，当时连队准备进行一次实弹突现靶演习，“索贝尔有几次差点被打中。从背后和侧面打来的子弹不止一次地从离索贝尔脑袋很近的地方嗖嗖地飞过去。他连忙把身体向下一缩，猛然回头喊上一两声，然后一跃而起。很多人因此发出笑声，或者打起手势。我不相信索贝尔会认为那是些偶然发生的事情，不过也许他就是这样认为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那样跳上跳下、跑来跑去的，好像一切都很正常。”
下面的人继续在作弄索贝尔。二等兵乔治。鲁兹能模仿别人的声音。有一天晚上，在进行越野行军的时候，E连走在全营的前面。行进速度老是因为碰到铁丝网而受影响。走在前面的是索贝尔。
“索贝尔上尉，”一个声音喊道，“遇到什么障碍了？”
“铁丝网。”索贝尔回答说。他还以为是在回答营长奥利弗。霍顿的问话呢。
“把铁丝网剪开。”鲁兹继续大声模仿着霍顿。
“是，长官。”索贝尔回答后就下令把铁丝剪拿到前面去。第二天上午，威尔特郡的农民就找到了斯特雷耶中校，一个劲儿地诉说铁丝网被剪开的事，说他们的牛现在跑得到处都是。斯特雷耶把索贝尔找去。“你们为什么要剪铁丝网？”
“是命令我剪的，长官。”
“谁？”
“霍顿少校。”
“不可能。霍顿有事上伦敦去了。”索贝尔傻了眼，可是一直也没搞清楚是谁在捉弄他，所以也无法进行报复。
E连的军官、军士和士兵最担心的不是他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他的乱发脾气、动辄“嗨哟，还想当伞兵呢！”的挖苦以及他对战术问题的鲁莽态度。他们对他的不满日益增长，尤其是军士们。私下里叽叽咕咕有不少议论，不想要索贝尔率领这个连去打仗。其中起领头作用的一个是1排那个来自北达科他州21岁的中士迈伦。迈克。兰尼，还有一个是3排的“讨厌鬼”哈里斯。军士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微妙，同时也非常危险的局面。如果采取行动，就会使他们面临战时不服从命令或者企图哗变的指控，不采取行动就会使全连遭到覆灭。
兰尼、哈里斯和其他军士都希望排长们能把这个问题反映到辛克上校那里去，也希望辛克本人能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悄悄地把索贝尔换掉。不过这样的想法太天真。年轻军官的责任就是支持连长的工作，他们怎么会到上校那里去反映连长的问题呢？他们会反映什么呢？E连在全团、在野外作业中，在营区里、在体能比赛中一直是走在前面的。在一群中士和下士的不满与压力面前，辛克上校怎么可能不支持他手下的连长呢？这些人正准备去和世界上最可怕的军队去作战，而不是去进行比赛或者辩论。
所以，私下的议论仍然在继续。虽然索贝尔和军士长埃文斯依然很孤立，但却有很大的指挥权。
周末的外出以及英国铁路的优良服务使他们可以暂时脱离这种紧张的气氛。对于来自美国的年轻军人来说，1943年深秋初冬的英国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跟他们同龄的英国青年军人都到意大利或者到离家很远的训练营地去了，所以感到孤独、厌世、没有男朋友的女人到处都是。美国军人的薪饷很高，大大高于英国军人，而且伞兵每个月还有50美元的额外补贴。啤酒非常便宜，而且很多。只要出了奥尔德本，所有的羁绊都没有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去消灭敌人或者牺牲自己的准备，况且他们大多数都是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
在10月23日的一篇日记上，温特斯是这样写的：“虽然我并不喜欢陆军的生活，可是这支部队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次度假。这些年轻人在家的时候一直在从事劳动，现在参了军，什么负担也没有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他们在家里的时候从来没有喝得这么醉过。”
当时的兴奋、不断进入他们头脑的万花筒般的印象、躲避严格训练的迫切需要、即将去打仗的种种想法，还有索贝尔小鸡肚肠的吹毛求疵，所有这些统统搅在一起，造就了这一令人难忘的时光，也驱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去充分享受这段时光。“伦敦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个魔毯。”卡森写道，“在它的大街上行走，可以看到来自自由世界各个国家的军人。他们的青春活力洋溢在每个公园和每家酒吧。他们的足迹留在了皮卡迪利广场、海德公园、莱斯特广场、特拉法特广场、维多利亚公园。他们来自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抵抗运动、波兰、比利时、荷兰，当然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军人。”
“这些日子是我终身难忘的，因为即使在20岁这样的年龄，我知道自己所看到的和正在经历的一些东西，也许将不复存在。战时的伦敦是个很独特的地方。”
酗酒、泡妞和打架斗殴的事屡见不鲜。年纪较大的英国评论家们不满地说：“你们美国兵的问题是，拿钱太多，纵欲无度，而且是随处可见。”（对这些话，美国兵的回答是：“你们英国人的问题是，拿钱太少，阳刚不足，而且受到艾森豪威尔的管辖。”）
E军加强了军官队伍，每个排配两个少尉，因为考虑到战斗开始以后的伤亡。有一名新来的外号叫“莽汉”的少尉林恩。康普顿，他于1921年的最后一天出生在洛杉矶，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棒球队全美接球手，曾代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了1943年1月举行的玫瑰碗橄榄球赛。候补军官学校毕业后去了本宁堡。在伞兵学校训练结束后，于12月分配到驻扎在奥尔德本的E连。几年之后，他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记得当时非常羡慕在托科阿待过的那些人，而且作为这个连的新成员，还有点'局外人'的感觉。”
康普顿很快就了解到，营情报参谋尼克松中尉讨厌“运动员”。尼克松让康普顿管全营的体能训练。这就意味着康普顿要领着全营进行长跑，这是惟一必须这么做的军官。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经历，还是因为他的运动员背景，或者是因为他喜欢赌一把，他跟军士以及一些士兵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些军官觉得这种关系有点过于密切。有一次他与士兵在一起赌骰子被发现，被温特斯中尉批了一顿。
10月30日，按照安排，斯特雷耶中校要在上午11点视察E连。索贝尔命令副连长温特斯中尉10点钟的时候去检查厕所。几分钟之后，大约是9点30分，斯特雷耶中校让温特斯去检查一下士兵的邮件。这样的事不能在连部进行，所以温特斯蹬上自行车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是在奥尔德本一个私人家里租的一个小房间。10点钟的时候，他就迅速返回，把自行车停在营房外，赶紧进去检查厕所。使他惊讶的是，索贝尔正亲自在那里检查。
索贝尔低着头从他身边走过，好像没有看见他这个副连长。跟在他身后的是个一脸苦相的二等兵乔基姆。梅洛，手里拿了一根拖把，浑身湿漉漉、脏乎乎，胡子还没有刮，头发乱蓬蓬的。索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温特斯看了看厕所，发现梅洛把它打扫得很干净。
10点45分的时候，温特斯走进连部办公室，准备全连集合。军士长埃文斯似笑非笑地递给他一份打印的文件。上面写的是：
伞降步兵第506团E连
1943年10月30日
事由：根据战[时条令]104条进行处罚
送交：R。D。温特斯中尉
1。你必须在下面以签名的方式说明[原文如此]，对于你没有按照我的指示于今日9点45分去检查厕所的事，是愿意按照战时条令接受处罚，还是愿意按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很大的花体字签名]
连长赫伯特。M。索贝尔上尉
温特斯去找索贝尔。他先敬了个礼，然后请求允许他讲话。“我接到的命令是10点钟去检查厕所。”
“我把时间改为9点45了。”
“没有人通知我。”
“我打电话了，我还派了通讯员。”温特斯咬了咬自己的舌头。他的房间里并没有电话，也没有通讯员找过他。
视察的时间到了。斯特雷耶从队列前走过，然后走进营房。包括厕所在内的每一个地方都使他满意。这时候，温特斯想好了怎样对索贝尔做出回应。他在那张条子的下面用笔写了下面一段内容：
事由：接受战104条处罚或接受军事法庭审判
送交：H。M。索贝尔上尉
由于今天9点45分没有去检查厕所，我要求交由军事法庭审判。
E连副连长R。D。温特斯中尉
第二天，索贝尔做出了如下的回复：
1。1943年12月15日（含）以前，取消你48小时的外出。
2。根据军法审判手册上的程序，你将自己于备[应该是准备；显然，埃文斯中士不是打字水平低就是拼写能力差]自己的申诉材料，提出你的反对理由，同时提出交军事法庭审判的要求。
温特斯窝了3天的火。他猜想索贝尔想跟他说：“听我说，别傻了，接受处罚，不要搞军事法庭了。”索贝尔知道温特斯对“处罚”感到无所谓，因为这只是要求这位副连长周末呆在营区，看看书，做点体育运动。可是温特斯已经忍无可忍了。他想迫使问题尽早解决。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与索贝尔争夺E连的领导权，但是现在这个争端必须解决。这个连还没有大到可以容纳他们两个人的地步。
11月4日，温特斯对按战时条令第104条进行处罚的事提出申诉。申诉书说：
1。签字人不会撤销由他做出的上述有关违纪问题的处罚。
2。在接到比我职务高的军官交代的任务[斯特雷耶让我检查信件的任务]时，你应当把检查厕所的任务交给另一位军官，在此之前不应当放手不管，在首长到达之前大约10分钟是没有时间采取任何补救措施的。
索贝尔第二天表示“认可”（这一次埃文斯又把“认可”一词拼错了）。下面还是他的花体签字。
在这种时候，对2营的军官们来说，温特斯提出要军事法庭审判的要求就不是什么很滑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