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温柔

四月二十五日，太政官（明治时日本政府称为：太政官）台湾蕃地事务总督西乡从道向驻扎长崎港口全体官兵下达出兵令。隔日，福岛九成率200人先头部队荷枪实弹乘破旧蒸汽船“有功号”前往厦门。“征台”一事至此木已成舟，无可挽回地发生。
此刻，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传令急使金井恭之困坐长崎旅馆，欲哭无泪，无能为力。金井恭之奉太政官最高官员太政大臣之命，紧急前来长崎传达“征台中止令”，被西乡从道坚定拒绝。不仅如此，当面拒绝太政大臣使者之后，西乡从道即刻下令出征。
西乡从道当时官职为兵部大辅（国防部副部长），陆军中将，天皇有敕令：“命汝从道为处分台湾蕃地。大凡陆海军上自军务下迄赏罚等事，全权委之。”亦即明治天皇全权委任的台湾蕃地事务总督。
西乡从道公然对抗政令正是凭一纸天皇敕令。西乡从道身处日本明治时代，维新政府草创，从年号能知道日本废除封建建立近代国家不过7年（日本打倒封建德川幕府，建立明治开明政府为明治元年）。当时维新政府只是粗略现代政府雏形，名义上天皇是全日本最高统治者，实际政权掌握在名为太政官的政府机构。既然天皇是国家最高领导者，天皇敕令就比政府最高首脑书信特使级别高，据此，西乡从道高举天皇全权委托书否决了太政大臣命令。

中国古代兵法有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基于古代通讯不便，没有手机互联网的事实，这一军事思想或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到了现代国家，军队本应无条件服从政府命令，至少也要服从党的指挥。一军之将毫不犹豫就否认政府最高首脑命令，悍然乱来，引发国际战争，磔磔，西乡从道很有可能开军人干政先河。其后到昭和年代，军部、关东军、华北驻军动不动就先斩后奏，满洲、华北、甚至诺门坎，造成（侵略）既成事实再逼政府追认，想必是追随先贤往事吧。

据当时情形，西乡从道的行为可说是强词夺理，一意孤行。因为所谓天皇敕令本身的权威性就非常可疑。
日本幕末时期，受西方国家冲击，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体“志士”群体发动惨烈“倒幕运动”。倒幕运动目标是要打倒统治日本200多年德川幕府，重建现代化的国家民族——对外开放贸易，对内废除封建，一举让日本屹立现代世界国家民族之林。
出于倒幕运动需要，为对抗德川幕府旧统治权威，志士们高举起“尊王”旗号，把几百年不问世事俗务天皇朝廷树成新权威。天皇自日本有史以来，一直作为民族精神领袖而存在着，和志士的现实实力融合，则成为时势主宰力量，并因此一举摧垮德川幕府。幕末时期，是志士挟天皇以令天下的年代，敕令满天飞，难分真伪。倒幕雄藩如长州、萨摩常常说动公卿，有事就弄一张天皇敕令忽悠人。说动公卿批条子找天皇盖章的手段无非金钱收买刺杀威胁。其后，幕府被打倒，志士拥戴天皇成立维新政府，即明治时代太政官。此后一切政治决策皆出自太政官，天皇作为政府最高领袖并不干预政事，只是在太政官决议之后盖印颁布。天皇就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从这样的政治情况出发，西乡从道坚持天皇全权委任而不尊政令就可说是不合法的行径。

今日我们对日本的认知中，日本民众、军人对天皇狂热的崇敬和服从，皇国皇民这类昭和景象，明治时代还不曾发生。“天皇崇拜”要经过大久保、山县有朋等一系列藩阀、军阀、军政两界通吃的法王大力弘扬，几十年后才渐成气候。

如上述，西乡从道不顾一切坚决发动战争，而且是站在对抗政府的立场上，进行对别国（大清国）的侵略战争，作为一名政府高级官员、高层将领，他不畏惧后果的严重性么？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又或者他心中自有锦囊妙计，自信功必克战必胜，准备先为国争光开疆拓土建立不世功勋再说？还是他坚信自己正在做一件应该做而且不得不做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