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王君”是谁？

新购汪荣祖《史学九章》，略翻一过。本来是想读一遍的；此前看过《史传通说》，印象不错。其书有专章论“槐聚史学”，便先拣这章来看。一看之下，胃口全无。先不论钱氏在史学上的见识究竟如何，只看汪氏不厌其烦翻来覆去引述《管》、《谈》的只言片语，解说、发明则毫无新意，读者不觉昏然入睡矣。这章是看不完的了。

书中钱穆一章，早看过单行论文，批驳不无道理，但着眼都在小处，如因袭梁启超书，引用不查原史资料；而对书中将宋学与清学“打通”、于清季诸人独推举曾国藩等“大结裹”，既不能细析其所以然，也提不出有力的质疑，破不尽，立不起，反而弄得自己很尴尬。

章炳麟一章，专门拈出清代开国秘史，大作表扬。其实，当时考证建州逸史者，不乏名家后劲，如孟、朱、萧、郑、王等人，较诸章氏，创获更大。真要表彰章氏史学，固应择其所论有关先秦史及制度史者，才是知音。

其他几章，介绍西方史学流派，似亦多泛语，少独见。俱不如《史传通说》之深切著明。尤其是第五章——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以例证丰富、辨析深刻而言，自然比不上《通说》（此书副题为中西史学之比较），而措辞之精确，行文之流畅，竟也不及。真是奇怪。要知道，《通说》于1988年出版，《九章》则为2002年出版，不过十馀年，才尽学退，真可达到如此的程度？

回头检讨一下读过的汪氏著作。《陈寅恪传》是少作，其失在浅。《郭嵩焘传》，作者寄托太深，对传主揄扬太过，其失在矫。《康章合论》，因译乃师《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搭个便车，发挥绪馀，未足言著述。《晚清思想史研究》，仍未出其师范围。总结：可观者，只有一部《通说》。

近年又看过几篇汪氏与余英时论战的文章；其实，辩论的都是“八卦”——胡适的婚外情，陈寅恪的晚年心境。双方各执一词，都有道理，是非难定。不过，若论逻辑谨严、行文有致，汪又落了下风。反观余氏近著有关朱子者，取精用宏，别开生面，或有牵强，终是一家之言，必传之作也。当然，强拉二人同列，有点比拟不伦。汪固难望余氏项背。惟汪氏有一事差胜，盖年辈稍後，若奋力搏去，犹可冀老树生花，拉近一点距离。

看了半天，此书只有一个小八卦有点意思，即166页影印的钱锺书致汪荣祖书，中云：

来信所言在沪交往四君，皆旧相识，王君尝化名□作文痛诋拙著，後来则刻意结纳，美国俗语所谓"If you can't lick 'em, join 'em"者是，弟亦虚与委蛇。要之均俗学陋儒，不足当通雅之目。

□，原文写出，但影印件看不清楚（或编者故意？）。

这个“王君”是谁呢？

封面及自序

自 序

这本书是一个杂集。所谓杂，首先是体裁的杂，有专栏短文，有图书评论，有述史长篇，还有考证兼抒情的散文。其次，是文体的杂，既有大白话，也有浅近文言。再次，则是图文相杂；如此，虽有趋附潮流的嫌疑，但是每幅图的挑选，都用了点心思，尽量避免选用司空见惯的图片，希望能在“看图说话”一类书中稍显幾分别致。

因为杂，所以不好取名字。不好取名，就偷懒，例如人名中的“港生”（生于香港）、“建国”（生于四九年）之类，就地取材，无所寄托。于是，想了个《曾国藩叫我起早床》，即取材于书中某文题，小作改易。前撰《战天京》，也是这般偷懒取的名字。这个书名被朋友们简称为《叫床》，大受好评，但是，出版商不同意，说了两个理由：一，“曾国藩”三个字，今已成为书市中各类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二，近来好卖的历史类书籍，书名都很“大气”。“曾国藩”如何与假冒伪劣挂上钩，我所不解，“大气”是什么模样，更不可想见。然既有此说，就不得不重视，盖因已是二十一世纪，各行各业都应重视专业人士的意见，不则逆潮而动，是所谓“拍脑袋决策”，将被讥为土老财、暴发户之作派矣。从善如流，改。怎么改？却没了主意，一球踢回出版商，让他想辙。彼心早有成竹，报曰：天下残局。

释名是这样的。残局，自然是说晚清的时局。虽有十年的“中兴”（此据美国汉学家芮玛丽的定义，指1860-1870年），终不免分崩离析，一朝倾塌。天下，比国家大，照顾炎武的说法，亡国犹不可怕，怕的是亡天下。于是，天下、残局两个词合在一块，既有历史判断，也有对未来的期许，生灭常变，爱恨情仇，大道混沌，一锅煮了。我说，纯属瞎掰，下不为例。因此，有了这个书名。

但心有不甘，还要加个尾巴，曰：断章取义晚清史。鄙见正题未免过于“大气”，添一条小气的补充说明，或能取得燮理阴阳、调适胃肠的作用。若说老实话，则是犯怯发虚，不敢以讲大话而自喜自欺也。读者其能亮之，则某幸甚。

虽如此这般与专业人士、商业策略做了“和奸”，但犹有几句议论，不吐不快。前谓甫闻“曾国藩”三字成了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蒙所未解，稍稍一想，却又解了几分。

出版商所说，无非是指那些打着曾文正公招牌的各类“权谋”、“秘术”的“成功学专著”。挺经、冰鉴之类，是假冒。前者虽见于湘、淮元老的函札及同时後世的笔记，但未有成书；後者，则直是以讹传讹，曾氏固尝以貌取人（见曾氏家藏史料之“会客单”部分），但何曾为此撰写过专门著作！何谓伪劣？愚见：自民国以来，市面上全部挂羊头卖狗肉的曾氏“心法”类书籍，不论分类辑录还是夹叙夹评，都是伪劣品；只有两种例外，一是王定安《求阕斋弟子记》，一是蔡锷辑《曾胡治兵语录》，前者比次史料，後者兵家别裁，对读者来说，有利无弊。

假冒伪劣，实不足论，值得讨论的是，明明是假冒伪劣的东西，却群趋若鹜，何解？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勘定大乱，本就是桩奇事，何况这桩奇事距今不过百馀年，依能近取譬之旨，取之为素质教育、终生教育的教材，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梁启超、蔡锷、蒋中正、毛泽东等近代伟人都说过服膺曾氏的话，至奉为国人楷模，正合名人广告的通例，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社会人群之争竞，于今为烈，而人性莫不渴望捷径、乐闻秘技，恰有人投其所好，炮制出借名曾氏的成功指南，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有此三般不得已，此类假冒伪劣书籍欲不大行其道真不可得也。于是，造成了怪现状。一边是曾国藩被神化，其人之名号，幾能点铁成金，促成书籍的畅销；一边，却是曾国藩被庸俗化，大书其名的印刷品，竟成了劣质书籍的代名词，他那幅头戴官帽的苦脸标准像，竟成了劣质文化生活的注册商标。曾氏地下有灵，将以为幸耶，抑以为悲也？

当然，曾氏之灵的悲喜，不足概括世人的悲喜。鄙人之浅识，不足体会世人的悲喜。编撰这册小书，于世人之悲喜，亦无能增减之。更何况假冒伪劣之讥，实亦未自信能毫不领受也。但是，这些败兴话，还是得说，决不後悔；哪怕读者一朝省悟，将鄙人也划入劣质书籍作者的行列。嘻。

牢骚发完了，读者请翻至任何一页，胡乱读之，聊当遣日。

是为序。

二月十一日，岁在丙戌。长沙谭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