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论曾国藩之治学，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做“猛火煮”。其时，国藩虽为翰林，却常因学殖浅陋，为人所笑，乃下定决心，“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道光廿二年家书)，要求自己每日须写字若干、抄书若干、读书若干，“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道光廿四年家书)。成效甚著，仅道光廿四年下半年，他便读完《后汉书》、《王荆公文集》、《归震川文集》与《诗经大全》，皆施圈批，一丝不苟。第二个阶段，则是嗣后二十余年的“慢火温”，大致可总结为：生书快读以求广博，旧书熟读以求约取；读书范围，以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科为限。余英时之喻，出于《朱子语类》，是说做学问就像熬一锅汤，“须爇猛火先煮，方用慢火煮”；然则曾国藩最末熬成一锅什么样的汤呢？看他自己如何说：“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咸丰九年家书)。对此，余英时做了一个有趣的解释，称国藩没有走“专家”的道路，而是完成了自己的“士大夫之学”，庶几等同于西方的“通识”教育。因为，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通识”教育，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之学”一样，皆以塑造完美人格为最高理想，而不仅追求精于一艺的专业成就(《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载广西师大版《余英时文集》第九卷)。
只是，要修成塑造完美人格的“士大夫之学”，除了读书，必还有一份具体的行为指南，余英时的文章于此未作评述，不免遗憾。欲考察某人的日常行为，自以研究其人《日记》为最便，然而，岳麓版《曾国藩全集》所收《日记》恰恰缺少这部分内容。自道光廿六年至咸丰七年的日记，《全集》俱付阙如，其中，绝大部分因曾国藩座船遭太平军火攻而被焚毁，永不可见；而咸丰元、二年间的日记，尚存人间，惜编者不察，遂致遗珠。1965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十巨册《湘乡曾氏文献》，第六册为《绵绵穆穆之室日记》，正是这份日记记载了曾氏修习“士大夫之学”的全部课程。
日记格式比较特别，合二页为一日，每页四栏，各有标题(即日课)，依次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有事则记，无则从缺，这是日记的“体例”，略作统计，几乎无日不记者有读书、办公、课子、对客四事。其时国藩兼任礼、刑二部侍郎(略当今日之副部长)，政务繁忙，办公对客无暇晷，可想而知。二年间所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多读经济之书，如治河、漕运、礼制、钱法之类，且极有针对性，如听闻广西发生暴乱，即开始读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琢磨治军用兵之法；一是根据儿子的教学进度，顺便给自己补课，如教儿子读《尚书》，对拿不准的地方他一定预先温习，决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然公退犹不废读书，不忘教子，似稍异于常人。至于静坐，并非如理学家所说，能穷万物之理，不过抽空打个盹而已——“未初(午后一点钟)，在坐曲肱枕睡”。属文、作字，则多属应酬，以赠序、对联为多。如此，就是曾氏“士大夫之学”的主修课。
不过，看这每一天每一门课，实在卑卑无奇，于是，有人要问了：靠这个真能修成“士大夫之学”？答曰：好像不行。再问：若生命不息，上课不止，历数十年如一日，是不是能修成此学，也做一回文正公？答曰：好像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在这份日记里，曾国藩已作解答，那就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粤人黄世仲化名“禺山世次郎”（禺者，黄为番禺人；次郎者，仲也）撰《洪秀全演义》，是一部奇书。此书自光绪三十一年在报纸连载，其时，清廷仍有六年之命；而书首诗云：“汉家正统自英雄，百战如何转眼空？凭吊金陵天子气，啼痕犹洒杜鹃红”；既曰“汉家正统”，则谓满人统治无合法性，既曰“金陵天子”，则谓太平天囯不得谥为逆贼。于是，在时人看来，这端是一首“反诗”，其书则为“禁书”，作者则是“乱臣贼子”。然黄氏是同盟会员，又是新闻界才子，思想前卫，笔力雄健，正欲以此书做匕首、投枪，正欲做一个“乱臣贼子”也。只是，他求仁得仁，乐得做“贼”也就罢了，却将钱江拖上“贼船”，未免做人不厚道。
钱江，字东平，浙江长兴人。他是近代史上一个奇人。他有四奇：一奇，咸丰三年，他以监生入幕，协助雷以諴创订厘金制度（简单的说，就是商业税），资助军饷，镇压太平军；史称“厘祖”。此一制度延续至清末方被革除，而余风不歇，直到民国仍被各地军阀用为敛财之具；实在是中国财政史上一桩大事。其事载于多书，早成定论，惟周育民撰《关于清代厘金创始的考订》（《清史研究》2006年8月），力翻旧案，谓经核对时事，钱江不可能为雷氏定策，言亦有据；以不关本文大旨，暂不赘论。二奇，不多久，钱江就被东家办了个就地正法，一命呜呼。据雷氏奏摺：钱在军中，“交接贤豪”，以养其望；“招延勇士”，以收其威。还做了一首谶，云：“满地红樱子，须防白帽来。若要此河开，必须刘基才”；极有“谋逆”的气象，故不得不先行正法，以消患于未萌。谶语诡怪不可解，但有“刘基”（刘伯温）字样，不由让人想到烧饼歌的故事，更想到钱江于道光末年曾接触“太谷教”的故事（张曜《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一）。所谓“太谷教”，杂糅儒、释、道，自成一派，不立文字，聚众隐修于山东黄崖山。同治五年，全教被官兵当作“邪教”剿灭，万人同时遇难，史称“黄崖教案”。钱江是否入教，不可考；但他天赋“长身瘦面，手垂过膝”的“异像”（施补华《钱江传》），平日不事生产，好谈大略，兼喜图谶，这就为他的第三奇——成为太平天囯金牌师爷——设定了一个易于理解的背景。《洪秀全演义》中的钱江，依作者之意，直可比做诸葛亮，而与冯云山（拟徐庶）、李秀成（拟姜维）鼎足而三，成为天王（拟刘备）的心腹臂膂。限于篇幅，不能转述书中内容，且看回目：一曰“钱东平大败曾国藩”，一曰“钱江独进《兴王策》”，一曰“钱东平挥泪送翼王”，简直就是以《水浒传》笔法写一部《三国演义》，看官却道奇也不奇？只是，奇则奇矣，奈何失真。罗尔纲撰《钱江考》，揭破《演义》及《满清野史》等笔记小说伪造钱江“革命史”的骗局，铁证如山。奇人不奇矣。
但是，钱江还有第四奇——他没有死在雷以諴的刀下，而是虎口逃生，亡命江淮间，后至上海；同治年间，以儿子殉节，受六品封衔；光绪十六年，以高年积德，被学政授以“里闬仪型”之匾；最终，于宣统元年老死于江苏清江普应寺，享年九十六。陈光贻据《长兴县学文牍》及孙德祖《寄龛诗质》、《杂记》撰成《再谈钱江》（《长兴文史资料》第三辑），证据确凿，将业经众多史家众口一词定下的“铁案”翻了个边。此不仅为乡贤白其冤，更令吾辈知道征文考献之难，知人论世之不易。功莫大焉。
历史事件的意义不断被后人修正，历史人物的面貌亦因此不断改变。譬如，曾国藩的面貌，自晚清以来，就经历了数次“整容”。一开始，是“中兴名臣”；及至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便成了不知大义的“民贼”、“元凶”（章太炎《检论•近思》）；自唯物史观占了上风，更被全面否定，变成“汉奸、刽子手”（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近二十年来，风尚又变，才渐渐恢复了“文正公”的庄严。依有难同当之义，他的战友和同事——左宗棠，自也逃不过“整容”；惟宗棠之“整容”，非如“变脸”之类大手术，而更像点痣、纹眉的“美容”小手术。因为，宗棠除了参加内战，还与英、俄等帝国主义作过斗争，他的事迹是吾国屈辱的近代史上少数几个亮点之一。尽量弱化他在内战中的表现，甚而表明他有积极、进步的另一面，是对他进行“美容”的根本原因。
于是，范文澜撰《中国近代史》（1947年），乃云：“据比较可信的传说，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守建国的策略，劝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秀全不听。宗棠夜间逃走”；这段叙述的深意在于，宗棠并非自始即甘心充当封建地主阶级的“走狗”，而是对革命事业抱有同情，甚至有参加革命的实际行动。易言之，不是宗棠拒绝革命，而是革命家不带他玩；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若然，可说手术成功。
但是，手术真成功了么？我们来做个鉴定。
先看看“比较可信的传说”是怎么回事。早于范氏，对太平天囯战争进行深入研究的史家，萧一山为最著。他写《清代通史》（1932年），就提到了宗棠与秀全的故事，只是，他注明 “传闻之辞，未可轻信”。更早，提到这段传说的则是日人稻叶君山撰《清朝全史》（1914年），略谓：“据长沙人言，洪天王围长沙时，有一人布衣单履，与天王论攻守建国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考清末刊行之书，有曰《支那》者，以为此人即左宗棠也。此说或不诬也”；按，《支那》，即宋教仁、黄兴于1905年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撰稿人多为两湖留日学生，故稻叶说，“据长沙人言”。那么，宋、黄等青年长沙人又听谁说的呢？还得往更早的时候查，最好能找到咸丰二年长沙保卫战时的第一手材料。找啊找，天佑宗棠，果然找到了。
其时，长沙知府为仓景愉，他有一部回忆录——《静叟自述》，“咸丰二年”条云：“茶陵牧刘旭，失守降贼，献攻城论及诗文甚多。于城外空屋中获之。念此等乱臣贼子，登诸奏牍，于国体有关，毙之狱”。按，景愉自始至终参与了长沙之役，诸凡布防、捕匪、抓间谍之事，无不躬亲，若宗棠真去见了洪天王，他不会不知道。同时，他与左宗棠相处极不融洽，并因“私铸大钱”案被宗棠严厉查处，若宗棠真去见了洪天王，他决不会为贤者讳。可见，当日长沙城外，确实有人投奔太平军，为革命事业献计献策。只是，这个人不是左宗棠。
其实，要对“传说”进行证伪，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只要考察宗棠与时人的往来书信，以及相关人士的年谱、日记，以确定他的行止，再比对洪秀全的行踪（譬如罗尔纲撰《太平天囯史•洪秀全传》），就能发现，左、洪不仅在咸丰二年缘悭一面，终其一生，也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至此，可以鉴定：左宗棠的“美容”手术不成功，这是一个医疗事故。然而，这样的事故实在太多了，且都成了故事，且将不断的“传说”下去。奈何？
《孟森学术论著》 吴俊 编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战国史》杨宽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微暗的火》 纳博科夫 著 梅绍武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
《物理学之道》卡普拉 著 朱润生译 北京出版社1999年
《泠风集》 陈嘉映 著 东方出版社2001
《中国近代史》 徐中约 著 计秋枫、朱庆葆 译 [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1年
《敦煌考古漫记》 夏鼐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入山与出塞》 李零 著 文物出版社2004
《国史探微》 杨联陞 著 新星出版社2005
《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 高王凌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近二十年，学界对太平天囯的研究日趋冷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学”盛况不可复见。此一局面之形成，略有内外两种原因：内，谓研究难度加大，可供填补之“学术空白”愈来愈少；外，则因本国之官学互动不再注意此一题目，舶来西学又多不赞成农民起义等于历史进步的简单范式，以此，时尚大改，人心思变。有趣的是，早在上世纪初，太平天囯研究业已经历过一次“转型”，而转型之故，也与政治的影响有关。空谈无趣，借一本书，略说大概。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奉孙文之命，刘成禺写出一部《太平天国战史》，以为“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尚明轩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其时，成禺年未而立，亦非研究太平天囯历史的专家，他是如何写成这部“现代史”著作的呢？原来，孙文是广东人，自少饫闻老乡洪天王发家起义的逸事；后来，浪迹海外，又看到几本外国人写的“禁书”——如英国人呤唎（A.F.Lindley）撰《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日本人曾根俊虎撰《清国近世乱志》——所述太平天囯的革命事迹，与清代官书（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相较，在事实与立场方面，都有显著差异。于是，他将这些资料交给成禺，命其写出一部“信史”，以便“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世守其志而勿替”（孙文《战史•序》）。于是，孙文俨然以太平天囯的精神传人自居，而《战史》一书，隐然有匕首、投枪的功效矣。只是，用今天的话讲，这叫“攒”出来的“快餐读物”，如何指望它成为“信史”呢？何况，《战史》所据的主要资料（呤唎与曾根之书）本身就大有问题。
作为雇佣军，呤唎确曾跟随忠王李秀成征战约四年之久，所以书题“亲历”二字。但是，他的书还写了（或说编了）很多未曾亲历的事情，例如，他说建都南京，封了东、西、南、北、翼五王；事实却是南王、西王早已战死，不及赶往南京受封。他说李秀成是太平军第一次北伐的“总司令”，事实却是，李秀成在革命初期只是“小弟”，根本没有“解放全国人民”的资格。他还编了一段英王陈玉成的“传奇”，说玉成爱上了干王洪仁玕的侄女，不惜为她“劫法场”。罗尔纲审读此书，“随手”便找出了十四处大“硬伤”，衡以传信阙疑的原则，直可判断此书为“伪史”。但是，罗先生原谅了他，因为，他发现呤唎杜撰事实的动机很不错，那就是：“改动的地方都是为达到有利于太平天国、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而服务的”（罗尔纲《亲历记•前言》）。英人之书说谎，日人之书呢？刘成禺谓曾根俊虎“少年曾助太平军”，如呤唎一般，也是“太平军洋将”（《世载堂杂忆》），事实却是，曾根初次来华（同治十二年）之时，太平天囯已经覆亡多年。他也不是什么史学家，而是派往中国的军事间谍（小岛晋志《曾根俊虎与冈千仞的杭州及浙江之行》）。
可见，两种资料都不可靠。然刘成禺“攒”这本《战史》，却硬说除了这两本书，“其余（清代）官书，多不可据”。难怪今人总结百年太平天囯研究史，评价刘氏之书，便说“大多出于杜撰，与史实有很大出入”（夏春涛《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不过，当时的“革命形势”，还就需要这样的书。只有等到清社已屋，“五族共和”，革命与反革命两方都不用再拿太平天囯说事，正常的历史研究才得以展开。此即太平天囯研究的第一次“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