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多活了一百零五天

叶德辉，湘潭人，祖籍江苏吴县。光绪十八年进士，授吏部主事，旋即返湘，此后，终身不仕。他是著名学者，也是对湖南近代政治颇有影响的人物。民国十六年4月11日，他被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国共合作期间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授权成立——判处死刑，终年六十四岁。近八十年来，德辉之死——尤其是死因及死状，人言人殊，迄无定论。谨撰小文，略叙其事。

金天羽是德辉的“忘年交”，称赞叶氏学宗汉宋，奄有扬雄、贾逵、辕固、杨伦（俱汉儒）及王应麟、刘敞、杨慎、焦竑（俱宋、明学者）之美，推崇备至（《叶奂彬先生六十寿言》）；德辉为金氏《天放楼诗集》作序，则谓其诗“格调近高（适）、岑（参），骨气兼李（白）、杜（甫），卑者不失为遗山（元好问）、道园（虞集）”，揄扬以极。此固不免“米汤大全”之讥，然二人惺惺相知，可见一斑。但是，金撰《叶奂彬先生传》，却说当时共产党的“党魁郭某”（疑指郭亮），在稠人广众中令德辉下跪服罪，其实“无意杀之”，而德辉“奋然曰”：“头可断，膝不可得而屈”；遂“慷慨就死”。金氏不在现场，乃道听途说，加以想象，竟写出一幕《红岩》的场景，可笑复可叹也。

实则德辉受刑之经过，业经其子叶尚农披露于《辽东诗坛》杂志第二十四号。据云：4月8日黄昏，德辉被捕，押送长沙县署。4月11日，由县署转送特别法庭，于下午三点“提讯一次”；四时，即押往浏阳门外识字岭枪决，“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转引自王雨霖《〈辽东诗坛〉所载叶德辉死事》）。此案审理与执行或嫌仓促，但绝无金氏臆想的“慷慨”，则无疑义。

死状如此，死因如何？周作人于1950年撰《叶德辉案》，谓袁世凯称帝时，德辉在民间征发少女，拟送入宫中，旋即帝制取消，无所用其“女官”。孰料德辉先将这些少女“用过了”，方令遣送回家。十年后，某女参加革命，做了“干部”，乃将叶氏“劣迹”报告党部，由组织出面行了公道。朱健撰《叶德辉之死》（1997年），则谓德辉写对联讽刺当时的湖南农民协会为“六畜满堂”、“一班杂种”，触彼之怒，“自己找死”。二说流传甚广，然毫无根据，俱不可信。

吾友任继甫关心乡邦掌故，遍检群书，终于发见了真相。是年4月14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特别法庭审判书，谓德辉一贯“仇视革新派”，是戊戌政变时“惨杀革命人物”的幕后黑手；洪宪帝制期间，则赞成帝制，“促成袁世称帝”；此后勾结北洋军阀，阻挠“北伐”；同时，又是“省城著名反动派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依照《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凡“反抗革命或阻挠革命”及“反抗本党或阻挠本党及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俱“处死刑”（载《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于是，德辉被认定“情节重大，罪无可绾”，立即“绑赴刑场，执行死刑”。

然近日鄙人读《易礼容纪念集》，于叶案又有一个算学上的小发见。是年3月25日，湖南农协委员长易礼容在《湖南民报》发表讲稿《农民问题》，他说，“‘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又说，“一般土豪劣绅的地位，简直是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考虑到他在叶案中的身份——特别法庭五委员之一——吾人不妨顺着他喊一句口号：“叶德辉的地位，简直是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农协成立于民国十五年12月28日，屈指一算，德辉竟多活了105天，虽同驹隙，亦不幸之幸矣。

谁想做皇帝

曾国藩想不想作皇帝？这是一个问题。想与不想，除了当事者，他人不能探知，以此，可以说这个问题不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然而，虽在曾氏及同时之人的诗文书信中找不到线索，但有很多笔记小说都谈到这个问题，相关的民间传说也不少，对这些材料进行考察，穷原竟委，仍算是历史研究。

有些传说毫无根据，所谓“小说家言”，一听就是假的。譬如，彭玉麟写个小纸条给国藩，云：“江南半壁江山，老师其有意乎？”国藩大惊失色，即将纸条揉成一团，吞了下去（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有些传说则出诸曾氏后人，值得认真对待。譬如，国藩幼女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云湘乡工匠称颂国藩，歌曰：“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又如，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囯的忠王李秀成是“伪降”，即以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转述其母曾广珊的一句话为证：“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太平天囯史》卷五十七《李秀成本传考证》）。前者“乃湘乡土人鄙俚无知之词，非出曾氏兄弟意也”（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不能作为国藩有称帝之念的证据；后者是曾氏家人代代相传的“口碑”，明说国藩“不敢”，言外之意，似谓国藩对做不做皇帝这个问题还是想过的，因此，罗尔纲说：“可见曾国藩确有要当皇帝的野心，他是‘不敢’，而不是‘不干’”。但是，再仔细一想，由这句话得出国藩确有“野心”的结论，似嫌轻率。平情而论，只能说，迄今并无国藩本人想做皇帝的证据，只有他人劝进的事迹。

或云王闿运亦尝劝进，流传甚广的故事大致如此：闿运进谒国藩，劝他自立，国藩以手指蘸茶水在茶几上写了很多个“荒唐”，随后，国藩因事走开，闿运看见这些字，乃怅然告辞。这也是“小说家言”，但是，较诸前述彭玉麟劝进的故事，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此非向壁虚造之事，而是对可信史料的改编。杨钧是杨度的弟弟，也是闿运的学生，撰有《草堂之灵》，其中有这么一则故事：“湘绮（闿运自号）云，尝与曾文正论事，其时曾坐案前，耳听王言，手执笔写。曾因事出室，湘绮起视所写为何，则满案皆‘谬’字。曾复入，湘绮论事如故，然已知曾不能用，无复入世心矣”。既为闿运亲述，此事当可信；闿运交游甚广，有可能对杨钧以外的人也讲过这个故事。于是，曾、王论事不谐，广为人知，而传闻渐失实，将闿运未曾明言的所论何事，改编成讨论称帝之事。

然而，闿运虽未劝国藩称帝，却尝劝他作另一桩大事。咸丰十一年七月，清文宗病卒，幼子嗣位，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与恭亲王、慈禧太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明争暗斗。闿运以肃顺为知己，乃致书国藩，劝他率军入京，“申明祖制”，与恭亲王及肃顺联手，“亲贤并用，以辅幼主”，从而阻止慈禧的“垂帘听政”。对于这个大胆提议，一贯谨慎的国藩不以为然，故“得书不报”。此后，恭王、慈禧联手干掉肃顺，闿运骤失奥援，且有被列入“肃党”的危险，于是，“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卷一）。不过，国藩于肃顺之败并非无动于衷，且尝在私人谈话时对僧格林沁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的败绩诿过于肃顺表示不满，慨叹“天下无真是非”（吴汝纶同治八年三月廿四日记）。

由此可知，国藩“不敢”做皇帝，也无意干预清廷的权力之争，他是一个本分人。但旁人、后人不这么想，总想让他干点破格的事，即便羌无实指，也不妨碍他们津津有味的“意淫”。

搬家

上周日搬家。今天差不多收拾完毕。有些书配不齐，有些书没了影踪。一算，好象丢了两箱。搬家工要看书么？还是嫌书太重，半路上给我扔了？

郁闷。十分郁闷。

相 术

坊间有称曾国藩撰《冰鉴》者，是一本伪书。早在民国初年便被人识破，谓“道光间，吴荷屋（荣光）已为锓版”，根本不是什么曾氏“遗著”（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然而，数十年来此书风行海内，雅俗皆有信其为真者，令人慨叹。

《冰鉴》是相书，讲相貌决定命运，神乎其技。世人好奇，一不留神就入其彀中。国人信，洋人也信，大哲学家叔本华就认为“人的外表是表现内心的图画，相貌表达并揭示了人的整个性格特征”，他甚至写了一篇《论观相术》，畅论相学（载《叔本华论说文集》）。东与西，贤不肖，智若愚，都对相术感兴趣，《冰鉴》之类的书乃能长久流行。国藩负知人之鉴，幕府英才如云，自是事实，造伪者因此傅会其名，强拉他作“代言人”，正是抓准了“消费心理学”，所谓“不切事而犹近理”，“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也（《四库提要》卷一百八《术数类》）。

但是，《冰鉴》虽伪，国藩有相术且运用相术，却是真事。然而，不仅今人，就是国藩弟子，对他的相术也不甚了了；如薛福成，既曰“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再曰“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模棱其说，终无定论（《庸盦笔记》卷二）。薛氏尚不下断语，鄙人却敢判定，根据何在？请以国藩亲笔之“相学札记”为证。

台湾影印《湘乡曾氏文献》，内有《同官册》，记录国藩接见属员以相法定优劣的事。优者，他在其人姓名边上画○，劣者则画△，并附评语。选几条看看。“唇薄而定，鼻正而长”，“面如条瓜”，“身材挺拔”，这是画○的相，他以“心术正”、“可造就”、“可用”许之。“横纹入口”，“视下闪烁”，“鼻削下锐”，这是画△的相，他以“心术或坏”、“庸俗”甚至“坏种”黜之。当然，国藩绝非仅凭相法定去留，他还会因社会关系（如京官亲属）、出身境遇（如忠烈之后）乃至独特表现（如言及寡母则“欲涕”），对面相不佳者网开一面。平时，他也留意对各类人物的风评，舆论佳者称“闻可”，反之为“闻否”，一一记录在案，待到面晤再作综合判断（《见闻日记》）。此与相术无关，不赘；吾人感兴趣的是他用什么标准判定相之优劣。《文献》第四册有四页纸，即是他的“相学札记”，文长不能备录，略记大概。“札记”以面、口、头、身、目、鼻、手、足分类鉴别，各举一句为例，如，面“色黄黑而润泽者吉，哑白而枯涩者凶”；“口唇太薄而颤动者靠不住”；“头如山者贵重”（谓脑袋不乱动）；“腰长过人者贵重”；“视上者傲，视下者诐，侧头旁视者则奸”；“隆准而圆美如珠者贵，准削而歪者人心不正”；“指甲坚者心计定”；“行路稳重者贵”。鄙人对相术一无所知，故不能对“札记”作任何评论。惟临时抱佛脚，将《玉管照神局》、《太清神鉴》等著名相书略看一过，发现“札记”所云与之大致相合，以此，或知国藩之相学渊源焉。

国藩朋友间亦好谈相术，殆成风气。胡林翼相李鸿章，谓“如许骨法，必大阔”（咸丰十年五月致国藩书）；相冯卓怀（曾氏幕友），谓“唇不掩齿，非期颐之难致，即谗谤之易集”（咸丰九年七月廿八日）；此后，李氏富贵，冯氏落魄，果如其言。吴汝纶、赵烈文、薛福成日记中，有关记载也不少。最有趣的，则是王闿运对国藩面相的评价：“其相法当刑死，而竟封侯，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光绪四年二月廿七日记）；不知国藩当日对镜，以相法“认识你自己”，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