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孟森的史学

孟森是清史研究的开山祖师，尤以率先发掘满洲入关之前的史事真相，成果最丰，享誉最甚。然在以史学名世之前，孟森为众所知的却是另外几种身份。

　　光绪末年，他随郑孝胥去广西龙州，以幕客的身份协助郑氏组练新军。此后，由郑氏资助，他去了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专修法律。民国初年，他进入政界，成为众议院议员和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其间，他主持制定了“民国以来通行之商法”。同时，虽已陆续发表史学文章，他仍对政治与商业保有浓厚的兴趣。他与状元实业家张謇交谊甚厚，“生平喜谈实业，即系受其影响”；而直到1928年，年届花甲，他还应江苏省长钮永建之聘，襄赞政事，“多所建白”。真能心无旁骛，一力著书，这要等他任教北京大学之后(1931-1938年)，当代名史家郑天挺概论孟森这段时期的治学，说：“七年之间，成书数百万言，盖远迈于旧日之所作，有功于学术亦最宏”。如此算来，作为史学家的孟森，全心全力投入史学研究的时间，实在不算多(不过一生光阴的十分之一)；岂止不多，简直少得可怜(在京期间还需教课，研究时间又打了折扣)。

　　但是，若云某人仅“消费”十分之一的生命，便能在史学上获得如此的煌煌佳绩，谁敢相信？那么，要解释此一现象，或不能单用“量化分析”的机械方法，而应运用“长时段的眼光”加以考察。

　　今日尚未有人写出详细的传记，但可想见，孟森的读书生活必定是充实而有效率的。首先，他在少年，便从“里中名师”受学，除了“制艺应举”的书，对“学术、事功、文章、经济”之学也颇为留心。传统读书人该下的工夫，他已具备，此可谓充实。其次，他在国外接受现代教育，成效亦可观。留学期间及此后，他编、译《日本陆军学校章程汇编》、《商法调查案理由书》、《地方自治浅说》等“新学”书籍，学能致用，有裨世道，可谓有效率。此种经历看似与史学没有紧密的关系，实则因此养成的知识之广度与见解之深度，最有助于史学人才之成长。设若没有这种新、旧兼蓄的基础，孟森就不可能从制度、文化层面对历史进行洞彻的解读。譬如，他考正八旗制度，认为初期的“共主”与西史所谓“联邦制”有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实为清国崛起时的“国体”，而不仅仅是部落社会的军事或户籍制度，即为明证。仅有传统的“朴学”工夫，或能简择编排清初史料，但要从政治层面解读这些史料，非有另外一种眼光不可。这种眼光，光凭浸淫于传统的经史之学，株守于华夷之辨，是怎么也培养不出来的。

　　除了读书，若不能行万里路，亦不足成就孟森。行路，一是地理意义，一是心理意义。略考孟森足履所经，东至日本，北至哈尔滨，南至粤疆，西边大概来不及去，但西边的事情也是他素所究心，看他为屠寄撰《蒙兀儿史记》所作的序，看他的《香妃考实》、《赵豁四传》，便能见出一二。心路历程，则与他的从政生涯有关。孟森史学的主要范畴，是政治史与制度史。二者之真髓，不在条文，而在条文背后隐藏的人心；欲探知隐藏的人心，则不能不有实际的体会。“旧史家”治史，在今人看来，有诸多不满人意的地方，但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令今世学者羡慕，那就是对政治有一份触及肉体更触及灵魂的真切感受。语云学而优则仕，揭示了秦汉以降传统中国政学合一的本质，在此背景下的传统士人对于政治决不如今人这样易走极端。要不被接受，要不被排斥，这是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极端感受；传统士人不然。他们无往不生活在与政治共存亡的暧昧之中。政治的规条是儒家定的，士人是读儒书长大认同儒家价值观的，君臣冲突也大部分发生在儒学框架之内，因此，士人或会反对具体的统治者，但决不会反对抽象的统治格局。譬如，范文程会帮助皇太极、多尔衮谋夺明代之天下，但也是他，极力怂恿清廷恢复汉、唐的制度。俏皮话所谓“跪着造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孟森生活在“鼎革”之际，清末与民初，乍一看，恍若换了人间。但是，从政治运作的基本面进行判断，在北伐成功以前，清代与民国的上层政治并无本质差异。以此，孟森虽在民国时期参与政治，其实，他已领会了民国前的政治；何况他还在清代生活了四十余年。以此，他在政治、制度层面解释国史取得成就，与他的从政有年大有干系。

　　当然，兼具才、学、识才是真史家。孟森之才，可以从政；孟森之学，并蓄新旧；孟森之识，究在何处？严格的说，要领略孟森的史识，只有读他的书，三言两语的书评根本作不了介绍，因为，史识往往以“片语解纷”的形式出现，若非先看了论据、证明，若非先置身于“语境”，单独把一两句话提炼出来，那不是什么史识，那是口号和广告语。但鄙人还是要举个例，因为正是这个判断让晚辈在十几年前读到了心史先生的好处，不忍不与读者分享。

　　文章题目《丁香花》，是“辨伪”之作，欲辨之伪，乃是当时哄传龚自珍与绘贝勒夫人顾春的“婚外恋”。流言即以1839年自珍至北京接眷南下而自己不进京城为借口，说他正因为害怕贝勒报复而不敢进城。孟森将其他有涉暧昧的举证破除得一干二净，本可宣告辨伪成功，但他偏要加一笔，解释自珍何以不入北京。当然，他并无自珍亲供，亦即没有确证说明自珍何以如此。然他偏要说：“定公(自珍号定庵)清兴所至，原难以常理论”。一般治史者不会用“清兴所至”解释史事，因为这不“科学”，也不“专业”。孟森何尝不知？却偏要说，偏要留下“破绽”，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自信能“同情地理解”龚自珍。

　　习礼读律，最高境界不是读懂文字，而是认识昔人制律设礼的深意。治史之境亦然。不明白古人的心曲，说不清他的事迹；不理解古人的性情，则断不了他的出处。实证、考据当然是治史的唯一手段，但是，绝非目的。史料并不是史学。史学是人学，是心学。

　　当然，一味用心揣摩，乃至曲解史事，那不是史学，更不是孟森之史学。“清兴所至”的判断，原非人人下得的。

左为郑孝胥，中为孟森。

欠打的王闿运

清代法律规定：凡纵容妻、妾与人通奸，本夫、奸夫、奸妇各杖九十（《大清律•刑律•犯奸》“纵容妻妾犯奸”条）。美国史家卜德（Derke Bodde）解读这条法律，说，贫困是犯罪的原因，“在妻子是丈夫惟一或者说惟一可以出卖的财产的社会中，这类犯罪真是太普遍了”（《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1993年）。所言不差，在《刑案汇览》——清代乃至传统中国篇幅最巨编辑最精的法律案例汇编——中，便收录了几十桩因贫困而纵妻通奸的案例。读过这些案例，不得不长叹一声，“哀生民之多艰”。

不过，这种自愿戴绿帽的行为，似又比今日常见报道的“仙人跳”好一点。前者止于求财，后者因以色情、暴力相辅而行，不免导致人身伤害的局面，甚至引发命案。仅就社会稳定而言，刑事案件的危害性远大于风化案件。或虑及此，《大清律》对此类罪行，量刑不过九十杖，而实际执行起来，只需脱了裤子打三十五棍，便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本夫、奸夫及奸妇的关系，往往融洽得很，不劳刑法来制裁。晚清文豪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便记录了一段纵妻通奸的事迹，可以佐证。

光绪五年春，闿运受总督之聘，担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因孤身入川，“浣濯须人”，遂请朋友介绍一个佣妇。闰三月八日，罗氏来应聘，经闿运面试满意，“令留供缝纫”。初时，外间有些闲话，说院长与佣妇“同居”，有伤风化。然闿运“平生不喜宋学（按谓理学）”，认为请一个妇人帮忙洗衣服做家务，不是什么怪事，“世人多鄙暗之行”，淫者见淫，才“以此为怪”。数日后，与罗氏谈其家世，则不仅坚定了闿运聘人的决心，更令他对妇人生了敬意。罗氏云其夫已死，誓不再嫁，外出打工是为了赡养公公——公公虽仅四十几岁，然双目失明，无以为活（按，以此可推知罗氏的年龄在三十岁以下）。闻言，闿运叹曰：“此妪竟贞节孝妇，可异也”；并进一步推测，罗氏正因怀有节孝之心，才能“坦然直入书院群雄之丛”。如此，宾主相安无事。

只是，接着往下看，读者发现情况起了变化。五月十二日凌晨四点，成都发生轻微地震，未尝经历过地震的闿运被“声震床榻”的怪响惊醒，仓促起床，大呼小叫，而回身一看，罗氏“甘寝不惊，反笑余之多怪”。确实，地震不是什么怪事，但是，“贞节孝妇”竟睡在院长身旁，这可是一桩大大的怪事。闿运没在日记里叙述罗氏上床的始末，读者无从设想。不过，年末的几篇日记，可为释疑。

十一月十八日，闿运离开成都，回湖南过年，开船之前，“呼苏妇登舟。初疑其不肯行，观其意乃欣然；知配从之非偶也”。“苏妇”第一次在日记中出现，她是谁？“配从”又是什么意思？且看十二月二日记：“夜寝甚适，罗氏侍也”。罗氏也在船上，难道闿运……？再看十四日记：“遣苏彬上岸，余卧与罗妇谈。苏彬已还船，余未知也”。于是，真相大白：罗氏是苏彬的老婆，故称“苏妇”；罗氏初来，编出一段夫死翁瞽的故事，那是博同情；后来，罗氏洗衣洗到床上，则应是夫妇二人早就订下的方案；再后来，苏彬也来为闿运打工，照顾他返乡的旅程，顺便带老婆回四川，也顺便多赚一份人工。而在长江的船上，“大臀肥身年青女人，就用一个妇人的好处，服侍男子过夜”，而她的丈夫，则“原谅媳妇的行为，尽她在前舱陪客，自己也仍然很和平的睡觉了”（沈从文《丈夫》，1930年）。

按如律，闿运作为“奸夫”，应受三十五棍的处罚。如实，则在他之前，在他之后，“纵容妻妾犯奸”的事情，史不绝书，法不能禁。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天知道。

贴图

做个预告。

观 影

看了The Lives Of Others。真奇怪，为什么都说这是反映了前共产德国如何摧残人性践踏人权的电影呢？这明明是一部描述因桃色事件触发链条反应的生活片嘛。文化部长要搞作家老婆，妇人害怕前途受影响，委身。第三者出于义愤，拔刀相助，一语点醒梦中人。部长不忿，疯狂报复，导致已蒙不洁的妇人为求一个清白最终自杀谢罪。懵懂老公反而无疾而终，苦尽甘来。

若这部电影都由中国人演出。我会认为剧本是某个理学家写的。怎么会有那么多轻信之辈耳食之徒看了之后感动得不成人形呢？怪哉。

往大里说，这部电影小化了人的尊严忽视了全面发展的人，是一部劣等三级娱乐片。往小里说，导演把一部本应控诉黑暗民主德国专制的电影拍成了一部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运行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公司内部的三级娱乐片。

看来看去，唯一富有艺术表现力的，也就是专车上部长粗暴解开女演员上衣钮扣的一段。只是，要看这个，我们有必要听德语么？看曹查理岂不更乡土？

这部电影美化专制主义，丑化市场经济，强化小资情调，淡化朴素情感。

尽管是四化，但是，政治极不正确。比300都不正确。

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