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王国维

读张广达《王国维的西学和国学》（载《中国学术》第十六辑）。他试图解释这样两个问题：

以先生横绝一世的非凡才智，在学术研究上能够卓有成效的借鉴西方近代理性思维，将其运用于梳理学统遗产，为什么就不能同样参照西方“理论哲学”和启蒙思想，同样的也对中国的道统和政统遗产哪怕略略有所质疑、略略有所分析、略略有所商榷？一位学术上如此具有自主性善于开拓的巨擘，怎么在思想感情上会是如此拘谨的恪守陈规旧矩者（conformist），以至于把两千馀年帝制下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某些符号规范当成了自己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错位一至于此？

答案是什么呢？曰：

成长和生活在中国语境中的王国维，虽然研究过西学，但是舶来的西方理性思维方式对他的影响究竟日浅，不足以促使他明确作出如下区别：何者是个人修身层次上的道德规范；何者是仁者为怀层次的人间关怀；何者是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层次上的符号系统。简言之，受传统文化全面浸润熏陶的王国维，思想感情犹如一张磁碟，被传统所格式化（formatted）了。

案。三层次说，很机警。似可破除王氏所谓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迷思。但是否一旦明白三个层次的区别，王氏将会做出另外的选择与取舍？似又难言。因为王氏自己说了，“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他不是一张磁碟。

又，此文有个小错误。128页，“沈曾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译署供职”；总理衙门简称总署，又称译署。译署并不是总理衙门的下设机构。

襟怀洒落

曾国藩尝为苏轼《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诗作跋。此诗是名篇，其中，“倚天照海花无数”之句，尤为国藩所欣赏。然而，国藩之跋，却非评论文学，而别有所系。跋云：“坡公往游（按谓海州）时，携有妓女，诗中所谓‘後车仍载胡琴女’者也；後，婢已遣去，故又云‘前年开閤放柳枝，今年洗心参佛祖’。伊川常谓‘心中无妓’，余观坡老，襟怀洒落耳”；按，跋语有个小错误。说“心中无妓”的，不是程颐（伊川），而是其兄程颢（刘宗周《人谱类记》卷下）。不过，这个笔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藩为什么要赞扬苏轼遣妓为“襟怀洒落”？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白，此处所谓“妓”，不是寻常所说流连街巷之妓，而是买归家中的娱老之妾。此义既明，接着看苏轼的故事。苏轼有妾，姓王，名朝云。苏轼下放惠州，尝于初秋之日，命朝云唱一阕《蝶恋花》，孰知朝云刚唱了两句，便“泪满衣襟”，难以为继。苏轼不解，问她何故，朝云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闻言，苏轼大笑，说：“吾政悲秋，而汝又伤春矣”。遂罢唱。不久，朝云逝世（佚名撰《林下诗谈》，载陶宗仪编《说郛》卷八十四）。朝云唱不了“天涯何处无芳草”，浅视之，是担心自己地位不稳固，随时有被取而代之的风险。深一层作想，则是老夫少妾之家，夫死之后，恩爱顿消，其妾之出路不容乐观，虽云“何处无芳草”，实则处处是荆棘也。因此，通达的老头，往往在生前有遣妾之举，给她一些钱，甚至替她找个人家，善为归宿。如白居易，虽因老年娶妾被当代佞人骂作“老嫖客”，但也有“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之诗（《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为其妾樊素作了安置。苏轼本人也是如此，他说：“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朝云诗•引》）。

不以己之老病，耽误她的青春，此即国藩所称之“襟怀洒落”。然国藩所赞在彼，自家心里别有一份情愫，却隐而未发。

国藩有一妻一妾，人所共知。其妾早亡，他欲再买一妾，则知者不多。同治八年三月三日，他给儿子纪泽写信，说，“日困簿书之中（按国藩时任直隶总督），萧然寡欢，思在此买一妾”。并提出了具体条件，一是不要京、津之人，因为听说“京城及天津女子，性情多半乖戾”。所属意者，是江南女子，“或在金陵，或在扬州、苏州购买皆可”；一则“但取性情和柔、心窍不甚蠢者，他无所择也”；最后，有一段申明，谓应向女家讲清楚，此“系六十老人买妾，余死，即可遣嫁”。并引用苏轼《朝云诗•引》之语，说“未死而遣妾，亦古来老人之常事”（《湘乡曾氏文献》，第1173-7页）。于是，前揭跋语云云，可与国藩的现实生活作个对照，也可以窥见他的言外意，盖“襟怀洒落”，即是“余死即可遣嫁”也。

然而，直到同治十年，他仍未买到合意的妾，其后，也不再谈娶妾的事。原因如何，未有确证，但从其弟国荃于十年九月写给他的家书，似能看出几分消息。国荃劝他买妾，说：“耄耋期颐，乃兄固有之寿，倘得少阴以扶助老阳之气，益觉恬适有余味矣”；又劝他不必担心因此隳坏晚节，谓，娶妾“固无关于一生之大者，随其心之所安而已”（第5368-71页）。可见，此时的国藩似对娶妾娱老之说产生了怀疑，更看重的是身后之名会否受损。

白居易和苏轼都不曾因老夫少妾而影响“一生之大”，国藩则患得患失；相形之下，襟怀不够洒落矣。当然，这些事迹和情感的发生，都有一个共同的语境，那就是传统中国。今日之人，不必借口古已有之，遂行“襟怀洒落”之事，亦不必拿着《婚姻法》，去追究古人的重婚罪。

邵飘萍因何而死

八十年前，军阀们在中国打了一场混战：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退守西北；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占领了华北；孙传芳则控制东南，以三国时代的孙吴自居；同时，自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北伐。在此期间，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自然是意中事，惟天佑吾民，此前此后都发生过的屠城之类惨事并未出现。不过，革命军在行军途中整肃土豪劣绅反革命，杀了一些人，奉系军阀在北京镇压“赤化分子”，也杀了一些人。奉系的老大是张作霖，他对“赤化分子”深恶痛绝，杀之后快，不是因为他信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由此敌视共产主义，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他的老巢在东北；从清末开始，东北就是日、俄两国逐鹿的场所。张作霖在日、俄两大势力的夹缝间成长茁壮，渐渐与日本人走得更近，因此，他讨厌俄国，连带着也讨厌新近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联），更讨厌苏联立国的根本大法——共产主义，而最讨厌的，就是受苏联影响乃至支持的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这些人，就是他所谓的“赤化分子”。既如此讨厌，那么，他向关内进军要打“反共讨赤”的旗号，入京后大肆捕杀嫌疑“赤化”人士，一点也不奇怪。被张作霖杀害的“赤化分子”，最著名者是李大钊，其次，则是邵飘萍。

邵振青（1886—1926），字飘萍，浙江东阳人。他是近代新闻业的前辈宗师，独立举办《京报》，所撰《新闻学总论》及《实际应用新闻学》被当时从业人员奉作圭臬。他也是青年毛泽东的人生导师之一，毛氏尝谓：“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当然，毛泽东生前竟不知道，飘萍不仅是“自由主义者”，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或称“特别党员”）——此事由罗章龙于1978年公布，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6年“认定”。于是，飘萍身为共产党员，被视为追求言论自由的先驱，终因“赤化”罪名被军阀杀害，可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颇有微词。

有说飘萍娶妾嫖娼的。对此，他默不置辩，他的后人为他立传，也宁信其有。这种事情，究为时代风气所化，不足吹求。譬如，陈独秀是共产党员，郁达夫是抗日烈士，章士钊是进步人士，都嫖过娼；甚至如胡适，也在日记里写下不少逛窑子的经历。而且，此事属个人隐私，无关大节，当作八卦听一听说一说也就得了，不必深论。

有对飘萍收入过丰存疑的。这是经济问题，不比风化问题，值得一说。章士钊云，飘萍好抽雪茄，烟叶皆为“美洲上材”，经“名厂特造”，烟卷标有“邵振青制”四个字，珍贵的很。对客之时，飘萍请客人抽上一支，客人以其贵重，“逡巡受之”，吸一口就少一口，十分不舍。飘萍则潇洒得很，“且吸且谈，豪情绝世”。一烟之微，尚奢侈如是，则其他生活用费的高昂，可想而知（如，飘萍自备小轿车，在当时即为豪举）。章士钊半耳闻半推测，认为飘萍积累财富的手段是利用了他的舆论影响力——“颇以言抑扬人，而言皆有值”。

什么叫“言皆有值”呢？用今天的话解释，就是做“有偿新闻”。然而，章士钊举证不够确切，未足定论。幸有一位与飘萍同时且同行的人——龚德柏，提供不少证词，似可合理说明飘萍收入与消费不符的真相。德柏（1891—1980），字次筠，湖南泸溪人。他创办《大同晚报》，曾任《申报》总编，因言贾祸，入狱数次，也是民国时代著名新闻人。他说：“新闻记者的秘密，只有新闻记者知道得极清楚”；以此，他斩截的判断，邵飘萍“是为金钱自由而死”。且看看他提供的证据。

德柏总结了飘萍的“办报宗旨”，所谓“无钱不要，无人不敲”；其“作风”则是“先骂，得了钱后即百八十度转变，而大大恭维”。例如，1924年，中、苏进行复交谈判，其时，外交总长为顾维钧，负责谈判的是王正廷。王氏谈妥，并草签合约，向顾氏报告，孰料顾氏不同意（彼时他对苏联的看法与张作霖相似），打回重写，而又不下达更具操作性的指示，于是，谈判一度陷入僵局。飘萍乃撰文大骂顾维钧，哄动朝野。顾氏脸皮薄，当即赠金五千元，并承诺增加外交部对《京报》的津贴。第二天，飘萍再写一篇社论，则大捧顾维钧，痛骂王正廷。

又如，1925年，北洋政府与法国谈判外债支付问题，决定以金法郎（记账单位，指含金量900‰的65.5mg黄金价值）作为支付货币。其实，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纸币法郎已经贬值，显见用纸币付债更合算；且以当时法国之势力，亦不如前清时期能对吾国予取予求，拒用金法郎，不致构衅。那么，政府定欲贱值贵偿，其中必有猫腻。飘萍何等机敏？兼善于采访，遂能洞见其隐。只是，他编成内幕新闻、写好批驳型社论，却不付印，而是排出一个清样，连夜送到时任财政总长李思浩宅上，静待复信。李总长无可如何，中宵起床，乖乖与飘萍“谈判”，许以巨款。于是，次日出报，飘萍撤掉外债专题，另排他项新闻。此事非德柏孤证，李思浩回忆录也谓，曾向飘萍提供数千元经费，且不止一次。

退一步说，这种“有偿新闻”，总算因“媒体监督政府”而作，虽为秽节，还可解释为“黑吃黑”。至于“无人不敲”，乃至利用“话语权”逼迫一般民众，今日看来，似极可恨。约在1925年，外交部科员夏某之妾与其子通奸，其子娶妇，其妾竟禁止其子与妻同宿。这桩“人伦惨变”被飘萍访知，他竟搬用对付财长的办法，据此写出一份“章回小说”的纲目，送到夏府，请他“斟酌”。夏某无奈，拿出五百块，解了此难。

然仍可再退一步说话，细大不捐，生财有道，在那“人吃人的万恶的旧社会”，亦不为过。飘萍虽一人打工，而仰事俯蓄，用钱之处不少，若能长袖善舞，尽管行为不那么高尚，似亦不必深责。所谓道德，只应是自我要求的标准，以此衡人，大可不必。但是，吃人嘴软，拿钱手软，算是这一行的底线，一旦逾越，或有不测之祸。依德柏的观察，飘萍之死因，就在逾越了底线。1925年冬，奉系干将郭松龄突然倒戈，消息传到北京，飘萍因受郭氏之贿，乃在《京报》上贴出两幅写真，一为张作霖，图注“马贼头目”，一为郭松龄，图注“人民救主”。张氏出身土匪，不错；郭氏呼应革命，也不错。但是，飘萍若收了钱，才扬此抑彼，似乎不那么对。

当时，北洋政府对新闻界提供一笔经常性的“津贴”，各报社、通信社依政府划定之等级，按月领取数额不等的资金。《京报》被列入最高一级。这是政府补贴，谈不到贿赂。但是，重要部门，如财政、外交等部，还会以自己的名义，针对特定的媒体，发放“津贴”，数额则比前述“津贴”要大。遇有突发事件，还要额外划拨，有点“掩口费”的意思。前述顾维钧、李思浩被飘萍敲竹杠，所用名义，即系明、暗两种“津贴”。但总的说来，政府给的钱，没法跟各地军阀给的钱比，而军阀给钱之多少，则视乎本身实力大小而定。奉系是实力最强的军阀，张作霖出手之阔绰，不问可知。《京报》的影响力名列前茅，自张作霖处所得金钱不会少，亦不问而知。具体而言，飘萍得了张作霖多少钱呢？今无确证。然有个旁证，稍加推理，吾人不难想象。据邵氏后人转述飘萍之语，当郭松龄反戈，张作霖曾说要给飘萍三十万，请他向着自己说话。三十万之数，或因后人揄扬先辈节操，不免夸大；然即算打个对折，十五万元，亦是一笔巨款。又据顾、李因事付给“掩口费”，每次有数千之额，差不多是月份“津贴”的九、十倍，以此推算，张作霖每月致送千数百元给飘萍，似为实情。

当然，除了张作霖，冯玉祥对飘萍的馈赠也不少，且冯、邵之政见亦接近，因此，碰上奉军与冯氏国民军作对，飘萍乃抨击张氏，也算常情。只是，既收过张作霖的钱，今日翻脸便不认人，若此之速，似缺少一点人情味。以此，当张氏在东北读到这张报纸，不禁要质问飘萍：“我们常帮你的忙，何以这样不客气？”飘萍答曰：“你们所帮忙的是邵飘萍，宣传张作霖是马贼的是《京报》，《京报》与邵飘萍并非一物”。人情无二，听到这样的回答，世间之人盖皆萌生杀意。惟常人无此势力，不过咬牙切齿，顿足锤心，痛骂几句而已。张作霖不然，他是军阀，且是正向北京进军的军阀，一旦攻克北京，他不去搜捕飘萍，杀而后快，那才不正常。果然，奉军进了京城。当然，飘萍也避入租界，他何尝不知道前此错判了形势？但是，张作霖太气愤了，不抓他来杀，简直寝食不安，于是，买通飘萍的三位好友（每位五千元），诳他回家——其中一人，在数年后的梅兰芳绑票案中被杀，邵氏女婿因此感叹报应不爽。1926年4月24日，飘萍受骗回家，当即被抓。次日，北京新闻界十三位同仁向先期抵达北京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求情，学良极不客气，淡淡说了一句：“为邵飘萍说情，太无人格”；并做了一个斩首的手势。26日，飘萍遂以“宣传赤化”之名，被枪决。

斯人已矣。他的受刑，毫无法律上的公正可言。若章士钊、龚德柏及其他怀疑飘萍作了“有偿新闻”的人所言不虚，那么，尽可以审判飘萍的受贿罪、毁谤罪乃至勒索罪，但不经审判，军法从事，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先例的。北洋政府（将袁世凯任期计算在内），统治中国十七年，地方上不论（其时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力有不逮），在北京这个“首善之区”，不以法律程序，抓来就杀，应以张作霖父子为滥觞。因此，飘萍之死，终是枉法之死。冤矣，可叹。当然，从更刁钻的角度评价飘萍之死，我们不妨同意龚德柏所说，他是为金钱自由而死；同时，也不妨认同通常的见解，他是为言论自由而死。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自由，不管这个言论是为金钱还是为正义，有力者都不应该仅以言论致人死地。因为，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真义。

纪 游

岳麓书院

重檐

石狮

宁乡

炭河里。局长说是西周乃至更早的王宫遗址，姑妄听之

这块碑的断代倒是确凿可信。

双峰之间有啥？

就是这个。据说标记建筑花了八千元。

归途

故 乡

风景马虎能看。

此行主要任务是看这个。


飞机之至连炸三湘。日寇真可恶。

谁家没几张诰封？谭正南，随左宗棠入新疆。

不算工整，但内容很气派。

内子说这是萝卜花。姑妄信之。

撤了竹竿是摆拍。留着，则是原生态，现实主义，真实记录。

喝多了啤酒，内急，在路边留了纪念。不好意思。

牛犁，报价一百五十元一亩。很多人买了电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