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李 将 军

咸丰十一年春，有一位将军，忙里偷闲，去皖山（在今安徽潜山县境内）接受了一次“拓展训练”。他的任务是攀上皖山主峰——天柱峰。此峰海拔1488米，“一石浑成”，挺拔削立。在没有磴道、缆车的时代，他能利用的工具不过是竹竿和绳子。当然，既是“训练”，自有老师辅导他；老师贺良谋，系潜山土著，是登山高手。竹竿和绳子，也是贺老师为他准备的。竹竿长约二十米，巨则巨矣，在黄河以南倒不算稀见。两条绳子比较神奇，“以淡黄细草为之，如汲绠而略纤，长十丈许，滑润不龟手，真灵物也”。然而，仅用一竹二绳，就能登上“平直如砥，光泽如蜡”的绝壁？

天柱峰西北隅有石壁，略分四级，每级不过三十米，逐级而上，遂至顶峰。方法是，先将一条绳子缠在竿头，再将竹竿竖起，卡在石缝中；贺老师在腰间缠住另一条绳，攥住垂下的竿头绳，缘壁而上，及顶，则将竿头绳系在石顶小树上，以便将竹竿牵引上石。待老师料理妥当，将军亦将绳子缠在腰间，援壁而上。如此，重复四次，即能登顶。

只是，谈何容易。真攀爬起来，即使是以前登过恒山、崂山与华山的将军，对此奇险，也是“意颇窘”。贺老师教他别害怕，并授秘诀：“用双手牢握垂绳，伸直两骽（腿）抵石壁上，凝心定气，把这石壁当作平地看，屈身作扫地形，须要手足相应，手进一握，足进一踏，初觉艰涩，十步外即不难矣。要紧在足心贴石，膝盖放平，膝平骽自直，开步自易，若稍一跧屈，则头额烂矣”；这段话要总结，就是一个“绷”字。绷紧了，则人与绳与壁成为一个三角形；今日地球人都知道，三角形是世间最稳固的形状。将军依计而行，兼之贺老师不时“从上提挈之”，果然，先难後易，没花多长时间就登上了第一级。如此，重复四次，即登上了天柱峰。

登顶後，看一回状如烛焰的巨石，将军向老师问起传说中的“天池”。所谓“天池”，也就是高处的池子，天最高，故名天池。吾国高山似皆有天池，天柱峰不能例外。而且，平素安徽官员祈雨，都请贺老师登顶从天池取回“天水”，方有灵验。乍听将军问天池，老师笑了，指着一块石头，说，这就是。将军一看，不过是“石中略凹，仅如砚受墨处”，与想象中的天池大相庭径。再问，“天水”呢？老师哈哈大笑，说，那有什么“天水”！“往昔取水，皆我以竹筒盛水携上，倾水凹处，复掬入筒中耳”。将军闻言，相视而笑。

下山後，将军写了四个大字：“孤立擎霄”，请贺老师刻在山崖，直到今天，游客仍可欣赏他的法书。又写了一篇《天柱刊崖记》，纪念这次壮举。此後，他又参加了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战役，再後，去到新疆，官至布伦托海办事大臣，兼署伊犁将军，赫然二品大员矣。惜未能善终，“晚年生计窘甚”，中风瘫痪，死在那一年，也没人知晓。

当将军还是一个青年，他从故乡来到湖南，拜会守丧在家的曾国藩，适逢主人不在家，其子纪泽接待了他。其时，年未弱冠的纪泽尚不谙外交礼节，看到一个徒步而来身汗身水讲一口普通话的人说要与他父亲商讨军国大事，不禁起疑，乃以对“役夫”的规格接待将军。将军“怒”，未多言语，打到他仆街（“捶子仆地”）。国藩归，立向将军谢罪，“留宿焉”，并畅谈数日。将军终不喜国藩，转回湖北，投奔了胡林翼。登天柱峰，就是他在鄂军时的事迹。

将军姓李，名雲麟，字雨苍，汉军正蓝旗人，世居盘山（在今天津蓟县），所谓“盘山李氏”也。

胡林翼致李雲麟

元亨利贞

聂世美整理《偶斋诗草》，上海古籍2005年出版，《前言》云：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图书馆藏有一钞本《竹坡诗草》，亦分四集，集名依次为元、亨、利、贞。显然，此本集名乃取义于《周易革卦》卦辞：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据孔颖达《正义》云云（略），不管所钞者是否已有“改制革命”意识，其以“元亨利贞”名集而蕴含的“悔亡”意义是一目了然的。换言之，即对自己的一生所为无怨无悔，至死不改其初衷。

鄙人未读过周易，更不知道宝廷写诗还跟革卦大有关系。赶紧拿来一本周易，准备认真体会元亨利贞的意思。谁知道周易第一卦乾卦，就明白写着：“乾，元亨利贞”。第二卦，也明白写着：“屯，元亨利贞”。接下来，随、临、无妄、革诸卦，都说是元亨利贞。编者是如何判断出这个钞本“乃取义于《周易革卦》卦辞”的呢？依愚见，说它取义于“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乾卦，岂不更和谐？不得不怀疑编者牵强附会，有乱来的嫌疑。此外，若不仅革卦有此四字，那接下来极富文学性的“无怨无悔”云云，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其实，求那么深干吗呢？甲乙丙丁，天地玄黄，周吴郑王，这些字用来排序，就是一二三四的意思。

全书还未细看，不能因这个常识性的错误就对编者整理古籍的能力产生婶婶的怀疑。但是，不能无疑。

补 白

blog开天窗，也不雅观。然无文章可帖，琐事又不便扰人，只好帖三段笔记与各位师友分享。

一

或云湘乡殿试在三甲之列，遂无缘入馆，因穆彰阿之力，乃为庶吉士。其实不然。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新进士殿甲後，朝考最重，盖庶常之得否，只争朝考入选与否耳。其入选有不用庶吉士者，或其省入选人多，不能全用。如甲戌科浙江省入选者十二人，用庶常者九人，其三人则一部两即用。其不入选者而得授庶吉士，必其省或有全不入选，或有而太少，故不入选者亦得邀用一二人。每科朝考约取七、八十人。道光壬午朝考，取六十五人，拟定名次进呈。上抑第一名王煜为第三，抑第四名陈宪曾置于末，第五名陈嘉树为四十九名，馀皆前后更易，家弟柬之以二十一名改五十三名，取第六十名许冠瀛为第一，复于不入选者钦取七人，第二名杨上容即初不入选者也。及引见时，上但视其人之可否而已，不论朝考入选与否也。朝考入选而年轻者授庶吉士，其有鬚者俱即用知县，盖以其岁长可外任也。此榜庶常三十九人，只张少寇映汉之侄一人有鬚耳。其朝考不入选而年最幼者以部属用。上洞悉各部人员拥挤，补缺实难，以年轻者足以学习需补也。是科用部属者十七人，用知县者一百五十二人。虽三甲末俱邀录用，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其已有职官者，向俱尽先补用，此次俱归班。蒙古郭络硕瑚以候补主事归班，直隶殿试二甲、朝考入选之徐青照以捐纳同知衔充馆上誊录归班，河南第一名王庭兰以候补中书归班。壬午科广东朝考入选者惟张进士维屏一人。张素善诗，殿试得二甲，朝考入选，自幸可冀庶吉士，及引见，张以知县用。曾君望颜殿试三甲，朝考未入选，乃得庶常按此与湘乡入馆类。是固有幸有不幸也。张盖亦为鬚累矣。

二

汪辟疆《读常见书斋小记》：湘人彭晓山藏独山莫友芝《湘武记》稿本二巨册，凡六卷。卷一、《城守篇》、《东征湖北篇》一、《东征安徽篇》二。卷二、《东征南京篇》三、《东征江苏篇》四。卷三、《水师篇》、《浙江篇》。卷四、《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卷五、《援贵州篇》、《防御篇》、《川陕篇》。卷六、《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标目与湘潭王闿运《湘军志》多从同。王书共十四篇，莫书为篇十六；惟莫书卷六《营制篇》、《筹饷篇》，王书省去，将此二事分散于各篇之中，不另立篇目；卷五之《防御篇》亦然。其馀莫书卷一、卷二之《东征湖北篇》、《东征安徽篇》、《东征南京篇》、《东征江苏篇》四篇，王书则别立《曾军篇》、《江西篇》、《曾军後篇》、《江西後篇》，标目略殊，所记则并出莫书也。此外篇目，二家悉同，而叙事亦多相类，但莫记质实，王则润以文藻。是王书出于郘亭无疑也。李肖耼《湘军志》提要云：世又有《湘武记》，托名为朱克敬所作，人间无刻本，其稿今藏湖南大学。氏著《星庐笔记》则云：萧豹文于芜湖买得《湘武记》一册，托名为莫友芝撰，而其文与朱《志》一字无异。

三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缪小山《雲自在堪笔记》所述康熙时诸汉臣相讦相轧事至详，而未言所本。後迺知小山所本为李榕村日记。榕村日记无刊行者，淸史馆有抄本。缪所录中，有一段极饶意义者，为李光地与施琅语，纵谈及海上顺治十六年攻南京事。李云，当时若海冦不围城池，扬帆直上，天下岌岌乎殆哉！施笑曰，直前，是矣。请问君何往？从何处而前？予无以应。移时又促之，云，从何处往前？李曰，或从江淮，或趋山东，奈何？施曰，此便大坏。何言之。直前，纵一路无阻，即抵京师，本朝兵势尙强，决一死斗。兵家用所长，不用所短。海冦之陆战，其所短者，计所有不过万人。能以不习陆战之万人，而敌精于陆战之数十万人乎？不过一霎时，便可无噍类矣。试看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那样谋臣猛将，亦无不顾形势而径前者也。须有一定算计，先有安身处，渐渐再行去。李爽然自失，曰，然则奈何？施曰，不顾南京，直取荆襄，以其声威，扬帆直过，决无与敌者。彼闭城不出，吾置之不论。彼若通款，与一空剳，羇縻之。遇小船则毁之，遇大船则帯之。有领兵降者，以我兵分配彼兵，散与各将而用之。得了荆襄，呼召滇粤三逆籓，与之连结，摇动江以南，以挠官军，则祸甚于今日矣。

功臣是用来杀的

汉高帝和明太祖，是国史上出身平民而贵为天子的“绝代双骄”，二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最肖的则是对功臣痛下杀手。汉高帝杀韩信，杀彭越，杀黥布，囚樊哙，走卢绾，将汉初分封的异姓王赶尽杀绝——仅馀偏处一隅的长沙王吴芮能够善终。这是汉代屠戮功臣的大概，说者已多，不赘言；惟要说明一点，那就是被杀被逐诸人都有点冤。

将明与汉试作比较，则有两点不同。一是明初的屠杀规模，远迈汉代；一是朱元璋的杀人手段，远较刘邦为高明。然而，规模大，手段高，只是事情的表象。为什么要杀人？杀人能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非杀人不可？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明白屠杀功臣到底具有何种意义，才能从笼罩着杀气的“相斫书”中发见传统政治的真相。不能离事而言理，请先简略介绍有关的史事。

明代以前的君主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宰相协助皇帝处置国事。各个时期，宰相的名称或不相同，人数或不固定，职权也有变化，然作为官僚集团的领袖，作为对君权的制衡力量，宰相制无疑是传统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开国初期，残破之馀，万事待理，宰相的作用更不可忽视。朱元璋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刚称号为“吴王”的时候，便设立了左、右相国。此后，直到明洪武十三年（1380），李善长、徐达、汪广洋和胡惟庸四人先后拜相。看来，朱元璋对宰相制度并无成见，乐以沿用。

但是，惟庸这个人或许天生反骨，在相位上毫不安分。据《明史》本传，惟庸于官吏之“生杀黜陟”，有时“不奏径行”；这是专擅行政、司法之权，也许有点过分，但行政、司法本由宰相统领，偶有过分的地方，究竟不算大错。让元璋恼火的，则是他隐瞒不利于己的报告，不让皇帝看到；至于收受贿赂，提拔私人，与此相较还算小过。尽管如此，仍不足因之致其死命。惟庸终至乎惹上杀身之祸，则因他与仕途受挫的陆仲亨、费聚等人深相结纳，耸使李善长、陈宁、毛骧、李存义、林贤、涂节等文官武将，在国内组成反帝集团，对外则联络蒙古、日本，意图不轨；孰料明太祖“天纵英明”，洞烛其奸，乃先发制人，将“胡党”一网打尽。因牵及此案被杀者共计三万馀人，其中，封侯者二十馀人，五品以上大员不胜其数，为二千年君主制史上罕见的“大清洗”。此即正史所叙“胡惟庸案”。然而，掩卷而思，不能无疑。

刘基（伯温）暴毙于洪武八年，《明史》说是惟庸下毒；而惟庸被诛已在四年之後。此事可疑，但且按下不表，先说更可疑的。惟庸投奔元璋麾下在至元十五年，拜相在洪武三年，擅权始于洪武六年（右相汪广洋被黜，惟庸成为“独相”），至其被诛则已在六年之后。如此，若说元璋不知惟庸是个“奸臣”，难以置信。因为，朱元璋不可能花二十年的时间才认清惟庸的真面目。否则，元璋哪有资格开创一个时代？那么，此处亦可疑。更令人起疑的是，惟庸于洪武十二年被逮入狱，罪名并不是谋反，而是因为刑事案件（怒杀家仆）和行政上的絓误（将罪妇分配给文臣为妾）。蹊跷的是，入狱后，突然有人出来指控他谋反，惟庸遂以此论死。更有意思的是，直到砍了他的头，也还是“反状犹未尽露”。要等到十年之后，因审讯其他罪案，有了意外收获，才得以“大著”他的“逆谋”，才开始执行连带的清洗。试问，如此重大的案件，是不是办得太具戏剧色彩了？莫非现实中的帝王将相，真跟戏台上的生旦净丑一样，唱的是同一首歌？

读史有疑，不能不再三思。凡为开创之主（或曰凡能集合一批人干大事业的人），理应具有一种特别的才能，那就是能够最迅速最透彻发现人性的弱点；还应有一种与之相辅的高明手段，那就是最大限度利用人性的弱点。曹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举才，勿拘于品行”。说的是，不求你品行不污、天性无缺，不怕你好名、贪利、沉迷于醇酒妇人，只要你有济物应世的本事，我就敢用，我就不愁找不到用你的方法。第二句是，“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个“御之”之“道”，没什么玄虚，不过是用人方法，亦即前述之高明手段。譬如，好名的轻利，重利则不恤于名，敢作风流鬼的也不怕马革裹尸还，那么，分别委诸讽谏、征税和治军之事，或能大收其效。至于好名太过，乃至苛责帝王；搜括务尽，以致戕害民生；攻取战胜后纵兵淫掠，不免有损于军纪。这都不算大问题。因为，“吾任天下之智、力”，意谓解释、裁判与赏罚之权——三者是权力的最高级形式——尽在掌握，只须折冲权衡，损有馀，补不足，就没有办不妥的事，搞不定的人。因此，可以说，观察人性的弱点，可谓“知人”；利用人性的弱点，堪称“善任”。斯二者，元璋无疑兼有之。元璋既能欣赏惟庸的便给任事之才，也必察觉他专宠恃才的弱点。但是，用他干什么，用他到什么时候，这才真正体现元璋的手段。

国家草创，外患略尽，而内忧方起。试想，与元璋一起打天下的人，自觉彼此出身差不多，才能差不多，付出的血汗也差不多，从前呼兄道弟，好不亲热，转眼之间，你是九五之尊，我却要北面称臣，触景生情，百感交并，心内自会生出几句不堪也不敢向外人道的说话。话憋久了，就会病；病重了，就成狂；狂不可遏，则觊觎帝座之心油然生矣。这套逻辑不一定对每个功臣都产生效力，但只要有一个人这样想，元璋就会感觉不踏实。这个人是谁呢？怎么让这个人自己蹦出来呢？此题极难解，或曰无解。因为，若不公然反叛，谁也找不出这个人。难道等这个人主动献身再对付他？此计大谬。因为，一旦这个人明昭大号起而造反，元璋大半已经对付不了他。于是，为了不致出现被动局面，只好“有杀错，冇放过”；于是，元璋不得不假定所有功臣都要篡位；于是，杀尽功臣才是开国之后内政方面的当务之急。但是，也不能对着功臣簿一通乱杀，要讲次序；讲次序，自然先杀名列前茅的；刘基与徐达，一文一武，功勋卓著，名次最前，杀之必不谬。只是，这两人根正苗红，只要其人不首先造反，绝不可能找到理由杀他。怎么办？借刀杀人。

且读《明史》。惟庸尝诱使徐达家人福寿诬告徐达，孰知福寿不吃他这一套，反而举报他。中伤元勋，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但书上说徐达知而“不问”，元璋亦未对此表态，遂不了了之。洪武八年，刘基病，惟庸请了医生去看他，刘基遵嘱服药，旋即暴毙。也不见元璋追究，惟庸照样做宰相。这算借刀杀人么？惜不能起元璋于地下问他的口供。然徐、刘经此一遭，一废一死，俱不足威胁帝座，可以说，以惟庸为刀震慑甚而杀害功臣的客观效果达到了。首功既不足为患，接下来要铲除的就是其他功臣。只是打击面太大，单靠惟庸去联系家丁、配制毒药，效率不高，能用的招就只有以点带面，大兴冤狱了。这也是借刀杀人。不过与前有别的是，这一回用完刀，得把它镕了；套用今语，可说，惟庸过了保质期。于是，“胡惟庸案”发生了。当然，功臣如草荠，一拨割不干净。十二年后，元璋抓着凉国公蓝玉的毛病，借题发挥，再办一回大案，牵连入案者，“族诛万五千人”，其中，封侯封伯者十五人，品官亦不胜数。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回过头，再问为什么杀人、杀人解决什么问题，吾人或可从容作答。但是，杀功臣是否必然之事，容有疑惑。愚虑有得，试为进一解，其词曰：在君主制下，特别是在开国之君出身平民，全无体制惯性思维亦不借旧体制丝毫助力，一心只要推倒旧君、自我作古、不恤其他的情况下，兔死屠狗是必然之理。此不取决于杀人者之品性，而是环境逼使他非如此不可。这是人的天性。

天命之谓性，无善无恶，不必也不能用后天的道德条例去评价。若仅作为读史者，仅作为戏院的观众，益智开心以外，似毋庸牵动别样的情绪。痛恨他，怜惜他，为之哭笑，为之赞詈，都只应了那句俗谚：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

不疯不傻，老实做人，这才是吾人的王道。

七月号读书杂志

近来，不止近来，应该说近好些年来，说读书不好看没法看简直成了常谈。我倒一直都看。不如九十年代初以前能带来那么多阅读快感，无可否认；但看不懂没法看，这个感觉倒不十分强烈。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对胃口的，有不感兴趣的，一本杂志对于一个读者，不本该如此么？

说说本期感兴趣的几篇。

德里克的访谈放在首位，这是吃名气饭。同样是对不同风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述，本期胡成《两岸能否撰作共同的中国近代史》，比德里克的话说得更有条理，更有见识。倪梁康为新书《大哲学家一百》写了短评，鄙人久不看哲学书，不致按图索骥，但这篇短评倒是读得津津有味。有味的背後，自应归功于作者的哲学史涵养，盖积蓄既深且久，偶一出手，必然不同庸手。沈林《红色的莎士比亚》，介绍了一个对我来说前所未闻的剧作家，没有废话，老老实实的作介绍，文笔简要，结构亦佳，好文章。严平《一九三八：青春与战争同在》，也是朴实无华的介绍一种文献，妙在对文献以外的事实亦知之甚悉，上下左右，娓娓道来，微有憾者则在于文笔不够整饬。黄裳《常熟之秋》揭示了两件“陈先生《别传》都未说及”的钱柳逸事，有史料价值，然更动人的是此文的作法。看似东一句西一句扯闲谈，而终能贯串珠玉，表达一分复杂的情感。然虽曰复杂情感，却非浓愁著人铺天盖地一类，只觉得淡而有馀味，细细品之，淡又转浓，再一思之，仍不过几句深情的闲话。如此反复不已。

杂志封面重点推荐了七篇，前面举出的，有沈、严、黄三篇入选。百分比是约四成。今年以来，每期杂志让我感兴趣愿意读完的文章似乎都在这个比例，四六开。这个比例若能长期稳定，不说是一本多么好的杂志，看一看，总不会亏。至于业经网友指出谓为“事故”的彭国翔《说不尽的论语》，确实是篇一毫不足取的滥文。只是，读几篇佳构，忽略一条甚或几条滥文，不以为败兴，读者应有此恕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