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

写在状纸边上·骗子杀傻子

苏州杀降，是太平天囯战争时期的一桩大事，也是《投名状》的重要情节。先是，顾思齐先生撰《杀降》一文，在本版发表，广征博证，准确介绍了史事的经过与馀波。珠玉在前，鄙人不揣固陋，用敢再赘数语，向读者介绍为何杀降。

苏州是忠王李秀成的根据地，守城的慕王谭绍光是秀成的腹心爱将。只是，在电影里，守将却变成了黄文金（史上实有其人，即太平天囯的堵王）。

这位黄将军的穿着酷似李秀成。据曾供职于秀成麾下的英国人呤唎（A.F.Lindley）描述，秀成的“朝服十分华丽，幾乎垂至脚面，绣花的黄色缎袍上面缀着浮起的金饰和金银红三色丝线盘成的龙纹，此外再加上他的黄缎绣花裤和华丽的黄缎靴，构成了他的全套服装，衬托出他的英俊威武的神采，真是庄严华美无比”（《太平天囯革命亲历记》）。以此对照剧中黄将军那“华丽丽”的戏服，可知服装设计师的灵感正来自呤唎的回忆录。

黄将军杀身成仁的行为，则似取材于翼王石达开的事迹。同治二年六月，石达开率六千人转战四川，陷入绝境，不得已，与清军谈判，谓自己甘愿受刑，只求赦免全军将士。四川总督骆秉章同意了他的条件。于是，所部四千人遣散回籍，二千人被收编，石达开则被凌迟处死，割了一百多刀。湘军统帅刘蓉亲睹石达开的就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以此对照剧中黄将军的“惊艳”演出，可知，刀数有殊，风采无二。

然而，黄将军死的光荣，终未能救得同袍的性命，令人遗憾，更令人不解。他明明托付赵二虎，请遣散将士，让他们“回家务农”，二虎必已将此意转达庞青雲，青雲何必冒着与兄弟决裂且违背圣旨的风险（同治元年十二月九日上谕，明令禁止杀降），非要悍然杀降呢？据电影台词，青雲杀降有两个原因，一是粮不够吃，一是担心降卒复反。其实，史上的苏州杀降，根本不是这个原因。谨据《李文忠公奏稿》、戈登书信、李秀成《自述》、周馥《负暄闲语》及《清稗类钞》第二册“程忠烈用兵”条，说明杀降的真实原因。

照苏州守将谭绍光的想法，务要“城在人在”，然城中另有一个纳王郜永宽，则觉得大势已去，不若投降。其时，赞同郜永宽意见的人占多数，于是，他们暗中联络清军，愿意“献城”。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一，苏州划为南北两区，清军驻北区，降军驻南区；二，降军人员，遣散一部分，收编一部分，至少须收编二十营（约一万人）；三，清方须为降军将领提供若干提督、总兵等高级武职，任职省份由降军指定，而且，短时间内清方不应强求降军“薙髮”（即尊重黄将军那种长髮披肩的“审美趣味”）。按，于情于理，论礼论法，这三个条件皆不可能被清方接受。但是，清方谈判代表程学启与郜永宽等人会面，面无难色，一口应承。于是，同治二年十月廿四日，降军杀谭绍光，次日，降军提着谭将军的人头来到清军大营，并协助清军“弹压”不愿投降的谭将军部下，杀了一千多人。廿六日午，江苏巡抚李鸿章设宴款待郜永宽等人，饭吃到一半，程学启入禀，谓有要事请巡抚走一遭，鸿章甫离席，学启即翻脸，率兵将“降酋”一网打尽，旋又挥师入苏州，“大肆杀掠”。此即苏州杀降之真相。

鉴于久攻不克的军事困境，程学启以招降代替攻城；鉴于谈判条款无法执行的法理局限，李鸿章以杀降代替抚降。降人没有志气，当了傻子；杀降不讲义气，做了骗子。虽是狗咬狗之局，骗子总比傻子可恨，以此，梁启超要责备李鸿章，“于是而有惭德”也（《李鸿章传》）。

宋征殷 太平天囯战争 1951

写在状纸边上·和谐三抢

何魁说：“进城接防，让兄弟们逍遥三天，抢钱抢粮抢娘们”；按诸清代事实，此语无字无来历，并非虚造。

先说“三抢”。当明代末年，满洲部落犹未入关，迫于生计，羡慕繁华，则时不时往关内走一遭，打一枪换个地儿，抢了就跑。所抢者，正是钱粮与娘们。只是，与电影中强奸民女不同的是，彼时“抢娘们”，不仅为了满足性欲，而具有“抢掠婚”（marriage by capture）的意味。这是早期满洲的民俗，後以入主中原，寖染文明，经诏谕劝禁，此风才渐渐消失。然而，直至乾隆朝，仍然发生了满洲士兵在新疆“掠获妇女”的“丑闻”，惹得清高宗龙颜大怒，痛斥同胞的野蛮。至于出征作战，以“抢”字相号召，满洲并不忌讳，譬如，往蒙古境内摽掠，叫做“抢西边”，往明国境内，则称“抢昌平”。当时有汉族读书人在满洲做官的，对此大摇其头，叹云：“夫‘抢’之一字，岂可以为名乎！”其实，不论如何“正名”，凡是征讨战伐之事，“抢”字必在其中。这不是蛮族的陋行，而是文明的尴尬。不施“抢”字，便谓名正言顺心安理得，不过是自欺欺人，至于羞答答将“娘们”换成“地盘”，则适足自欺而未能欺人，直为掩耳盗铃的钝贼行径，更是落了下乘。

但是，“魁字营”并非旗营，凭那条规矩可以“抢”呢？答曰：“逍遥三天”，即是规矩。克城後，纵兵掠杀，不受军法管制，几乎是旧时军队的惯例。清人蔡寿祺《蓉城偶笔》盛赞咸丰年间某将军执法严明，说他攻克荣昌（今隶重庆）後，下令“弛禁三日；三日後有犯令者，立正军法”。按，“弛禁三日”，正是“逍遥三天”。湘军入南京，“克复後搜杀三日”（曾国藩奏摺中语），也正是“逍遥三天”。及至民国二年，张勋“辫军”攻入南京，亦遵陈例，纵兵大掠，当时报纸哄传其军连着“抢”了十天，即有军官出来“叫屈”“辟谣”，说：“安有十日？仅三日，即出告示禁止矣”。这也是“逍遥三天”的注脚。

然而，虽系惯例，却无明令。也就是说，没有那位统帅会“出告示”鼓励将士去“抢钱抢粮抢娘们”。这是军队内部的默契，不足为外人道也。因此，有些真傻或是装傻（此类极多）的文人，便会以此为借口，替这种野蛮行径作辩护，譬如，李元度即云：“湘军克金陵（南京），救民水火中，断无杀掠平民之令。而当苍黄扰攘时，主兵者耳目有未周，（士卒）乘机淫掠，亦势难尽免”（《书江南黄烈女事》）；所谓“断无杀掠平民之令”，说的没错，但是，为“主兵者”（统帅，谓曾国荃）开脱纵兵“淫掠”的罪行，则是大谬。

有趣的是，电影借庞青雲这个角色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旧军官的新形象。当士兵在克城後强奸民女，青雲下令就地正法。二虎上前劝解，谓“逍遥三天”的“嘉年华”犹未结束，青雲乃说：“如果我作主，这种事就决不能再发生”；仍执前命，杀无赦。按，编导设置这个情节，是为了揭露庞青雲“伪君子”的面目，此不赘。就事论事，不得不说，青雲此举实在是“反人性”、“反历史”的行为。因为，对于传统中国的军人来说，人性就是统帅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士兵的“抢钱抢粮抢娘们”，就是军属欲说还休的“悔教夫婿觅封侯”。在历史上，湘军、淮军的士兵，尽管出身多为“朴质农夫”，但是，一旦从军，莫不“以利为义”，其他大道理是听不进的。既拼着性命攻克了城池，谁敢剥夺他们“弛禁三日”的权利，谁就是他们的敌人。统帅如庞青雲者，若果出此，则军营“哗变”，立马可待。

大人先生们抢功名，抢天下，抢不朽。乱世小兵，抢点银子，抢个女人。各抢各的，这才和谐。庞青雲许自己抢不许别人抢，不厚道。

拭目以待

昨夜三点，出外流浪四十八小时的坦克终于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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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状纸边上·军阀陈公

土匪被军爷欺负，青雲劝他们：“军机处的陈公正缺人手，他的绿营兵常被魁字营欺负，一直想壮大势力，如果我们投他，那正是雪中送炭”。接下来，三人寻得一座破屋，跪在三位高官面前，请求入伙。坐在左边面长有鬚的那位，青雲称之为“陈大人”，应即前语所谓“军机处的陈公”。

军机处是清代雍正朝以後最重要的中央办事机构（清末，职权渐渐转移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日常办公地点设于清宫保和殿西北的隆宗门内，办事员称军机大臣，他们的助手称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人选由皇帝挑选，多为大学士、各部的尚书与侍郎，偶亦有亲王入值。为首的，称领班军机大臣，资格最浅的，俗称“挑帘军机”——军机大臣与皇帝议事，严禁旁人参与，太监也不行，于是，资格最浅的军机大臣须为同事们挑起门帘，以便出入。当皇帝因祭祀、巡视、度假乃至避难而离开京城，军机大臣与章京俱应随行，此时的军机处则处于“移动办公”状态。军机大臣全称为“军机大臣上行走”（“行走”，专指内廷差使），每日清晨皆须与皇帝会面，商量国事，至夜则轮班值日，堪称全天候不停的“行走”。一旦不能在皇帝身边“行走”（如调归原班，如出差外省），则不再是军机大臣。因此，在外省破屋中，陡然出现一位“军机处的陈公”，绝不合乎清代制度。若称为钦差大人，庶幾靠谱。

军机大臣的“八小时之外”，也有禁忌，尤其与其他官员的交际应酬，不可频繁，不可密切。因为军机大臣浑身都是机密，举手投足，片言只语，不小心就可能犯下泄密的大错。外省官员至京，一般会去军机大臣家中进行礼节性拜访，但军机大臣不会回拜，这是避嫌。与外官通信，军机大臣须小心措辞，非要说几句“体己话”，往往不署本名，而用化名，这也是避嫌。至于军机大臣在京外与一个小营官说上那么多话，且有两名土匪在旁，毫不避嫌，令人难以想象。

军机大臣虽参与军事决策，但是，他决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军队。名义上不会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有，清代的制度设计及行政程序，决定了这一点。非要塞给陈大人一支军队的话，先得假设他已退休（或罢职）乡居，再假设他利用老干部的人脉与资源，组织、训练了一支部队。然而，即算如此假设，也不能说他的部队是绿营，而只能是勇营。

清代开国，只有旗兵（先後建立满洲、蒙古、汉军各八旗），後来，将投降的汉族士兵编为“绿旗”，以示与八旗区别。“绿旗”编制以营为基本单位，因此，又称绿营。绿营与八旗，是清代的经制军队。绿营兵分驻各地，日常训练分由各省总督、提督与巡抚负责，兵额与饷章则归兵部管理。调兵作战，则非皇帝下令，任何人不许轻举妄动。军机大臣权势再大，地位再高，他也没法拥有一支绿营兵。

绿营在嘉庆朝以後，逐渐失去战斗力，再经太平天囯之役，遂致全面崩坏。于是，各省募集平民而练成的勇营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湘军与淮军即是其中的楚翘。电影中的“魁字营”，亦应是勇营。然而，绿营既朽，勇营方兴，双方发生冲突，不说勇营一定处于下风，但占上风的回数不会太多。毕竟，在同一个体制内讨生活，临时工再能干，对正式工总有几分忌惮。在这一点上以今例古，决不离谱。

那么，陈大人还是可能拥有军队的。当然，名义上绝不可能。因为，即在清代，也有共识：军队是国家的；只是，“朕即国家”，意味除了皇帝，任何人不能代表国家拥有军队。实际上，则是可行的，也是被历史所证实的（淮军-北洋系-民国军阀正是中国近代军事史的显明脉络）。《投名状》英文片名是Warlord（军阀），窃谓比中文片名更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