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心脏——回忆1989至1991年的戈麦


不管外部多么广阔,所有恒星间的距离也无法与我们的内在的深层的维度相比拟,这种深不可测甚至宇宙的广袤性也难以与之匹敌。如果死者,以及那些将要来到这个世上的人需要一个留居之处,还能有什么庇护所能比这想像的空间更合适、更宜人呢?
                  ——里尔克《致友人书》

  戈麦也许是幸福的。
  因为他所做的也许正是他所期望做的。做他的友人的条件就是永远尊重他的选择的权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我们对世界的全部观念或某些观念强加给他,或对他这谜一般的举动说三道四。尽管现在这悲痛储存在我们的心里,尽管现在这悲痛的后果还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形成最初的面貌。
  首先我是不相信。因他所留下的遗憾、空白和责任,因他曾说“必须停顿”(戈麦惟一的诗集《铁与砂》的后记语)只是暂时的休息。他的道路极其漫长,他已做好充足的准备:阅读与比较。他的晚年应该是21世纪的中后叶,而不是1991年的秋天:本世纪最后十年中最初的黯淡的日子。他刚满24周岁。这像青色的春天一样美丽的年龄,如此迅速消逝,令生者感到的不仅仅是惋惜,而是由衷的不幸。他留给我们的任务过于艰巨,他工作范围的独特性、他工作的强度和质量,将令我们极难继续他的里程。

  我知道我写得极其艰难。我突然发现戈麦已经成为一座谜宫。我突然发现我一直在他门前石阶上徘徊。我不知道怎么来写他。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抑制这悲伤的摧毁而去描述他在我们尘世之中的样子和工作。我突然发现我很笨。我突然发现我并不如所想的那样坚强,仍旧是那个脆弱的孩子,除了泪水,什么都没有。
  我甚至想责备他。责备他一个死者。那摧毁来临的一瞬间我心里是如何的寒冷,仿佛这秋日的空气中的铁。我在想他的一切,手心是汗。我想不通。我不能够解释。
  他还没有死。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在北京大学枯黄的落叶的舞蹈中,西渡对我说:他没有死。我感觉:他随时都会悄悄推开屋门,站在我们的面前。微笑。那鼻翼架的眼镜。那梳成中分的头发。那浑厚的男性的嗓音。我不能相信:这些俱作梦中容颜?

  我来回顾他的经历。我怎么能够回顾这一切?细节像把刀子或细菌啃噬着心。我仅仅依靠冷漠的回避才坚持到今日。
  那个秋天也是寒冷的。那是我不得不开始漂泊的孤独的秋天。西渡和戈麦出现在那间简陋而散乱的宿舍里。我们用笑声(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罕有和珍贵)和朗诵诗歌的声音驱逐无边无际的寒意。我有了新的同盟者,我不再感到孤单和绝望。挺住——成为我们共同的准则。
  我所做的许是读遍所有汉语字典、词典,将其中适合于戈麦的字、词全部挑捡出来,汇集成一部崭新的经典:真善美全书。这都不够。这是重名的时代。他是无名的创造者。他的死的意义我们也许没有目睹。但是我痛切地感知到:虔敬者所挖掘的心灵隧道中已经少了极其重要而伟大的一条!而我们,我,却不知道这条道路是什么。也许仅仅因为他的年轻,也许仅仅因为我们都是同一时代的写作者,也许那弥留之际仅仅是幻觉戏剧中的一幕——像他挚爱的莎士比亚笔下那位悒郁的丹麦王子所目睹的父的亡魂。我们是粗心的,我们是自私的,我们何尝去了解同时代另一颗心脏内部的景象?我只是谴责我,因我的不安和怀念。
  “当生命已不能明晰地理解世界,当自我因沉溺于非理性的生活秩序之中而遗忘了自己,当生命的黑暗面显露出整个深渊之时,‘沉睡的兄弟’——死亡,必然负有新的使命”。(鲍勒诺夫《生命哲学》)
  死,令我惊醒。

  在道德伦理方面,他是人格完善的典范。所有趋向美好的词语都隶属于他:善良、温和、谦逊、尊重他人。和他在一起,我感觉到的是轻松是愉快是健康。
  正因此他的复杂的作品、他的死,才使我发现他心底有我所不能了解的奥秘。他常常在作品中隐去出发点和最初的动机。他几乎洞悉一切:存在的基础及存在自身——我是不怕别人批评我的的如此认识的。他是理性的。他操作诗歌——复杂的机器。他用暴力——节制性地无痕迹地将作品中每一样元素安排得如此妥帖。每一个汉字都在它们应有的位置。
  在纪念戈麦逝世的会议上,西渡说:当时桑克看了《厌世者》中戈麦的作品极是佩服。
  不。我是嫉妒。我多么渴望这些优秀的作品出自我手。
  我对待字词的态度是对待奴隶般的随意性极强的态度。我并不尊重字词,虽然我总是强调类似绝对的平静和同等的价值取向,而戈麦——亲爱的老伙计却给每一个字词以平等的位置与机会,尽管他视它们为一种相当特殊的想像容器。这是他对中国20世纪汉语诗歌的最大贡献——汉语诗歌技术的研究与实践。他成功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汉语的许多可能性。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所达到的目的,我们将在默默而艰辛的摸索中耗尽更多的时光而甚至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他为我们继续前行铺设了平坦的道路,他启发了我们关于智慧在诗歌中的具体体现等若干方面的想法。我们应该感激他对我们无私的关怀与帮助。我们是残酷的剥削者,吸收他营养成分的人——我再次谴责自己。而他自己并未享受这些成就所产生的益处。他以毁掉全部手稿的方式表明他对作品的看法:价值极低或消灭价值——也许他根本没有发现这些作品的真实意义和影响——也许他比我们看得更为高远。
  他的意义世界是独立的,也是比他的诗歌技术更难以把握的部分。我热爱他和他的作品,我感觉到了什么,却没有能力将之完整地描述出来。
  我一直认为他和我是相通的,至少在某种内在的意义趋向上,因为他的作品令我觉得亲切,尤其是《厌世者》时期的作品。但现在我的许多看法因时间的更迭而改变。他的作品有许许多多是我不能明白的,即使是死亡的确切色泽——充满了疑问。而过去我忽略了这些疑问。我期待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和研究这位默默无闻的诗人及其繁复而充满魅力的作品,你们也许能够解决我心底里的疑问。
  譬如神圣、水、火焰和神话。种种。缜密的紧张的。节奏与韵律。
  我被混乱的回忆包围。我竭力想用阿拉伯数字帮助我建立回忆的顺序。然而不能。我把自己搞乱了。那些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事件和谈话只剩下深刻而凌乱的影子。甚至都已忘记自己是对谁诉说,对水中安眠的人?对秋息中步行的人?黑暗中镜子里悲伤所打击的面影已渐抽搐,甚至融化,连痕迹也像黄昏中乡村的炊烟消散无踪了。
  戈麦的影响。
  我和戈麦都来自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现称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总局,俗称北大荒)。那里极似俄罗斯腹地。丘陵与平原。白桦与马尾松。沼泽与冬日浩瀚的大雪。乳牛与初春的泥泞。向日葵与河水中细碎的红色的满江红。然而他说:我没有故乡。地球是他的故乡。
  我终于看见故乡最壮阔的景象:无边无际的麦地。麦地之上只有自由的飞鸟和云。他的名字,得永生的名字。
  在他1991年的最后时光中他终于写到“农场”。也许他只是到了终结时辰才醒悟故乡的含义。家庭的温暖。而他目睹的却只是“农场的背影”。这是一个多么孤独的人。
  他的家庭,他1990年逝世的母亲,他的文化革命的童年,他的小学和中学,他的品学兼优和孝顺——对我们来说仍是未知的,然而这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想了解他,我们必须得知道他1985年以前的人生历程。
  我认识的戈麦是1989-1991年的戈麦。是一个新时代中的戈麦。我常哭泣。
  作为人他在这三年中完成了自己。作为诗人他在这三年中写出了全部杰作。过于短暂的三年,一日长于百年的三年。他说:人,在很短时间内,可以走完一生的道路。生理年龄并不重要。他珍惜生命。生命本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质量。他永远年轻。
  他从不拒绝别人的求助。我请西渡和他为一部鉴赏书籍撰写香港当代诗歌部分。他不顾自己手中工作,欣然应允,根本不问稿酬标准和是否能够得到尽快出版。我是愧对于他的,因为他至今没有能够看到样书。我记得他在文末署了一个女孩子的名字而且只有一个字:“薇”。我笑着嘲讽他。他只是宽厚地微笑,如他至今在我头脑里保持的模样。

  由于忙碌,我请他制订19世纪德语文学的辞目。他很快完成,并跑了很远的路来到我寓居的屋子。我看着这些字迹线索清晰的辞目,对他辛苦的劳动表示感谢,而他却置之一笑,且连一个名字也不肯署。我至今保留这份珍贵的手稿。他是高尚的。我为自己能够成为他的友人而感到荣耀。

  他是贫穷的,衣着朴素,却常常问及我和其他友人的生活。我们常常一边煮一锅清水白菜,一边谈论诗歌,谈论历史以及我们的使命和工作。我甚至已记不清许多相似的图景。我们一起熬过的冬日与初春。外面的大风和大雪。我们在诗歌的怀抱里像在母亲温柔的子宫里。四季更迭,许多事情淡漠而后飘逝,惟有戈麦那张微笑的脸留存在我的心中,是那样鲜明,是那样充满生命的美。那时我的境遇是糟得不能再糟。戈麦及友人们的昂扬而悲壮的信心令我重新振作。我永远感谢他,然而他却再也不能听到我的话语。我的伤心,永远消逝——是多么痛苦和恐惧。

  在友人们的激励下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的践之中。我想创办一份四个人的同仁刊物。经济的窘迫使她流产。惟有遗迹——《POEM·斜线》(徐江、西渡、桑克、戈麦诗合集;1990年7月)。印数只有四十册。我们是不能缺少他的。没有他的空虚将随着时日的延续而愈来愈烈。
  我能够和《尺度》的许多同仁相识起源于戈麦大力推荐我的作品。《尺度》负责人阿吾因此来到我新借居的宿舍里。我仅仅是一个贫穷且寂寂无名的写作者啊。戈麦对友人的一腔赤诚桑克永生难以忘怀。他永远活着,至少在我的心中。我对自己说:只要我不死,戈麦就不死。我们不死,戈麦就不会死。人走茶凉,那是多么凄凉而残酷的境地。
  我们最后一面:1991年9月5日晚。在戈麦堆满报刊书籍的办公室里。阿吾、西川、臧棣、清平、西渡、我,还有从台北来的诗人杨平。戈麦忙前忙后地搬椅子倒开水。他搬了一把长条凳坐在上面。
  没有烟了。我叫他一块儿出去买烟。烟摊很远,他怕大家着急,就一路小跑。
  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我要改变写法了。他和我谈起西渡最近的想法和作品,谈起第二期《发现》。我告诉他我最近也改变了,写一种具有叙事成分的宗教剧。他表示肯定,无疑是鼓励我不走驾轻就熟的路,而走创造的新途。
  我们笑着谈论日常生活的琐事和别的什么。但没有想到这一次谈话竟成绝句,这一次见面竟是永别。我不能明白死亡来临竟是如此轻易。宿命,无始无终的宿命。

  那不能陈述的环境的秘密,我亦不必说了吧。
  戈麦,我的好兄弟,“把你的手给我,我,活下去”。
  戈麦,愿你的灵魂安息。

              1991,10.27-28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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