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几句真话并不难
　　　　——给桑克的一封信
　　　　师涛（上海）

桑克兄：

　　我的两篇拙文《令人遗憾的“硬伤”》和《矫情的“第三条道路”》，一时冲动，贴在了几家网页上，承蒙你的厚爱，有幸得到了你的篇幅不算短的“回贴”。在此，就你“回贴”里的几句话，再多罗嗦几句。
　　你说，“我以为，做一个知识分子，然后做一个诗人；或者做一个文化流氓，然后做一个诗人；或者就做一个诗人，外面皇帝的棒子打到头上都不管；或者做一个什么都不写的诗人（这种现象也有人振振有辞地为之辩护）等等，都是个人的选择，无可厚非，就像有人选择充满荆棘的十字架，有人选择充满耻辱的肉林酒池。既然是选择的不同，那么就说明它们都是合理的，都是可以存在的。”
　　对你的这个说法，我是完全赞同的，我认为这是认识问题的一个底线；反过来，也说明我在文章里的说法与你的不谋而合：比如我在《令人遗憾的“硬伤”》中说：“其实，就算诗坛是个名利场，诗人们为了各自的名与利而打笔仗、打嘴仗，也是正常的现象，各人有各人的艺术追求，由他们去吧，你做你的‘知识分子’，我做我的‘诗歌暴徒’，你方唱罢我登场，谁又能把谁怎样？”
　　我在《矫情的“第三条道路”》一文中，指出诗人树才提出“第三条道路”的矫情，丝毫没有贬损他的诗才的意思（我还特意加括号注明“当然是善意的！”），而只是想纠正他的一个说法，即他想表达的确切含义应该是“另一条道路”，在诗歌的森林里成为一棵真正的白杨树——“让白杨树是白杨树的那个样子”，你自己就是“另一棵树”，是真正的“第一棵白杨树”。也就是网友“公鸡”在“唐论坛”里跟贴在我文章后面说的那样：“‘第三条道路’应该说成‘自己的道路’——喜欢多样化”。
　　就因为我始终坚定不移地维护着诗歌的多样性，尊重每个诗人（诗歌写作者）的个人选择，所以我也赞同你的另两句话：“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么我就是第十五条道路。为什么呢？前面空一些，让其他人来选择，后面也可以有人加入。我以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条道路，如果他不想放弃自己的想法的话。”对此，我的话也说得十分明白：“我不认识树才和莫非，也不愿意介入诗坛各种‘主义’、‘流派’的纷争”。
　　而之所以想起要写《矫情的“第三条道路”》这样的文章（一封信），就是因为“恰巧翻到了他（树才）对北京‘盘峰诗会’的一点议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他（树才）自己的新见解——即‘第三条道路’”。我对盘峰诗会不感兴趣，但对于那个把诗坛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说法感到十分的好笑，一直也懒得去说它。树才一首诗歌《兰波墓前》有个句子：“为何狗屎和鲜花同时杂陈在墓碑前？”我认为用在此处倒是再绝妙不过了。这个诗坛实在是好玩得很呢，要么一片死寂，“为何有这么多人集中在一起——安息？”（树才：《兰波墓地》），要么“乱若阿拉拍集市的化装舞会：喧嚣，仿佛一个暴发户，幸福得轻浮。”（桑克：《二月》），但不管怎样，这些都是诗人们自己的事，有谁想不通，也不过是他个人的心理障碍问题。
　　但是，读到《九十年代文存（上卷）》中谢有顺那篇《诗歌内部的真相》之后，我就暂时不去想这个诗坛是如何得如玩，而是去笑那个同样作“看客”状的诗评家谢先生如何之可笑了。
　　我在《令人遗憾的“硬伤”》里说，“（《1998中国新诗年鉴》）明明是不同风格的诗歌的呈现，谢先生却偏偏要断定它实现了两种不同写作道路的分野（就如同把影子一分为二），这样的诗评家确实少有”。当然，每一本书的编选者都会有自己的编选意图，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向，这是编者的权利，但评论家的掺合是另一回事。就好像我十分尊重诗人徐江写诗的权利（我十分喜欢他这样的句子：“你问我/世界是什么/我说/是小时候/是雨/是哭泣/是你吻过后的一脸茫然”，一百二十分不喜欢他这样的句子：“强行终止了一场大便”），却对他那些不怀好意地评论余杰的文章始终保持戒心和厌恶一样（他有一篇著名的评论文章：《余杰一思考，徐江就发笑》）。
　　而最令我不爽的是诗评家谢有顺先生这样的结论：“——诗歌是守护自尊的生活，还是守护知识和技术；汉语诗歌是为了重获汉语的尊严，还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我相信，每一个敏感的人都会在他内心迅速地做出决定”。于是我借题发挥、借力发力地指出：“我也相信，每一个敏感的人都会赞同我对此做出的判断，即谢先生不仅是个‘拉托’高手，还是个‘剥皮’大师——他竟然将‘知识和技术’从‘自尊的生活’里活生生地剥开，将‘与西方接轨’同‘汉语的尊严’活生生地剥开，还要摊开两堆淋淋的皮肉，逼你迅速地做出选择”。
　　你在我的文章下面点评说，你个人“不喜欢火药味太重的文章，这样会使文章的说服力下降”。我想，如果说火药味太重，恐怕指的就是我的关于“拉托”与“剥皮”之一说吧？
　　你认为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基本都是由于观点不同造成的，“这不属于硬伤问题（硬伤应该是基本事实差错），而观点不同的问题，应该在讨论的层面上展开，各自把自己的观点阅释清楚，也就可以了”。
　　我是不赞同谢先生的有关观点，但他明明白白地将“知识与技术”从“自尊的生活”里活生生地剥开，将“与西方接轨”同“汉语的尊严”活生生地剥开，这不是基本事实差错是什么？这不是“硬伤”是什么？我说“作为诗评家，谢先生这个‘硬伤’碰得实在是有所不值，有辱其名”，我把自己的观点已阐释清楚了，也就可以了。虽然我并不是空放一枪，但枪里装的毕竟还只是一发橡皮子弹，玩玩而已，哪里来的火药味？
　　在《令人遗憾的“硬伤”》一文中，我最看重的是我的这句话：“诗歌内部争论是一种正常现象，其中的因素肯定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把‘知识分子’当作一个屎盆子，想扣在谁的头上就扣在谁的头上，想怎么扣就怎么扣”。你在文章下面点评说，“我以为，在中国不做知识分子，就是没有良心，而丑化知识分子的行为，我想，是可以澄清的。属于学术范畴内的知识分子问题以及诗学问题，可以进行辨析性的讨论，毛泽东说过，他们也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但这种摸屁股，我以为应该严格限制在学术范围之内”。
　　对此，刚好我手头上正在看的一本书、王彬彬先生著的《鲁迅：晚年情怀》里一段话可以引用一下：“一些社会现象，一些与民生疾苦、民族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不免在所谓‘知识分子’中引起种种争议。这些争议，往往都以学术之争的面目出现，然而，若深究下去，在相当程度上不过是良知之争、人格之争。对某种现象、某个问题持怎样的态度，常常可以归结为有无起码的正义感这样一个极简单的问题，或者说，归结为愿不愿、敢不敢说几句的人话的问题”。
　　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确实一言难尽，你的意见是，“至于表述方式，不管野蛮还是文明，我则报以理解的态度”。这是一个底线，我当然也赞同。问题是，文坛（诗坛）并非一方净土，一派祥和的气象，它也充满了污浊和凶险，鲁迅先生就认为“作家”这一称号里，已包含无数恶行，并以继续被称做“作家”为耻（王彬彬《鲁迅：晚年情怀》），而李敖在《台湾十种骗子》一文中，竟然将“台湾的诗人”列为十骗之首。面对这样一个文坛，这样一个诗坛，仅仅有一颗宽容之心（当然，前提还是宽容、理解）是远远不够的，你自己在《在中国怎样做知识分子》的文章里也提说过，“我见过不少把无耻当真诚的人，他们分不清什么是无耻什么是真诚，我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这里存在的区别呢？”
　　而我选择的，只是鲁迅先生的这句话：“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说几句真话并不难。

　　　　冬安！
　　　　　　　　　　　　　　　　　　　　　　
　　　　　　　　　　　师 涛

　　　　　　　　　　　2002．1．24．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