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荣誉

　　尽管在文明史中诗歌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但在“现在”某些理性人士眼中它似乎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物。针对如此认识，我甚至有些小小的感激，因为他们不曾效仿那位骄傲的希腊人怒目鞭笞诗歌。但是感激之余，我仍然发觉内心深处传来的深深叹息。这或许是不满于这种实质性冷漠之故。其实，这冷漠的“现在”不仅指向广大的今日，也囊括诗歌发生的任一时段，无论传说中将诗歌视为个人修养最高境界的唐朝，还是二十世纪初大师云集的巴黎下等酒馆。仅仅在这无所不能的“现在”，诗歌最显赫的社会位置也不过是被某些开明的统治者视为优雅的客厅摆设，错误地以为它能为其杰出的文攻武治涂抹几道绚丽的文采而已，而更令人尴尬的是它的某一部分业已沦落为毫无尊严的仆役。所以，诗歌必须要求尊严。所以，诗歌必须自我骄傲，或者自我边缘化——将自己放逐出这个日益堕落的文明世界。
　　荣誉仅仅是历史的，当代只有苦难。这似乎就是诗歌无可更改的宿命，几乎无人可以逃脱。作为诗歌书写者的诗人，他的命运更加不堪，甚至比诗歌的形象还要低下，他始终面临着多重斗争或困境。仅仅外部，就围着一圈一圈束缚生命的牛栏或电网，挣扎者或斗争者几乎是一个诗歌书写者必须具有的社会形象。所以，他自己给自己施与荣誉，而且他们的荣誉自成行列或传统。这就是安徒生所称的光辉的荆棘路。传说之中的荣誉，当世的自我加冕，这似乎就是诗人们自拉自唱或顾影自怜的孤独写照。
　　从善意角度而言，珠江地产主办诗歌节不啻是对诗歌的敬意，对诗人则是一次不大不小的荣誉。虽然这荣誉的实质仍然有待更加遥远的未来评估，但作为诗歌节的参加者，我切身感受到这种敬意的存在。虽然此前也有微弱的恶意攻伐或善意提醒，但是我自有判断。且不说每人角度不同，即使角度相同，每个人的感受能力也势必存在微小的差异。或者可以这么说，处境决定着幸福的标准，对荣誉也同样如此。而我始终处于某种困境之中，相对于其他人士而言，我可能更容易得到满足，或者说任何善意的称许我都会敏感地视之为荣誉。那些海报之上放大的肖像和姓名，那些楼壁之间悬挂的照片和诗句，让我尽管看上去如此镇静或若无其事，但内心深处还是填塞着某种程度的愉悦稻草。这或许就是屡遭鄙视的虚荣心，这或许就是梦寐以求的尊严。虽然这和某些同行的理想状态仍旧存在距离，但我认真想过，在一个写诗都遭受歧视的社会里，能够得到这样的待遇殊属难得。
　　在诗歌节的日子里，我和各处而来的友人们被善意包围着，那种被当作人或被当作诗人的荣誉感也随之产生。我想起十七年前，善良之人总为我是一个诗人而产生怜悯之心，我的内心对此保持感激的同时也萦绕着一丝深深的哀伤。我深深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公众羡慕其实是比较特殊的，不过是长期荒漠化之后文化复苏的短暂蜜月而已，它本身并不真实，或者说回忆起来更像一场春梦。我明白那只是荒凉之余的幻觉而已，而现在亦不过是自我激励的幻觉罢。但归根结底，自己终究需要清醒：荣誉不仅来自我们自身，也来自更多的陌生的善意。而且我相信这些善意会逐渐积累，以至成为更大的敬意。这不仅是对诗人的，也是对诗歌本身的。有的同行挑剔物质条件、周到程度有待改善，这无可厚非。但善意的动机其实更值得推崇。对我而言，这荣誉已经足金足两，它严厉地要求我必须付出与之匹配的书写。

　　　　　　2.福音

　　虽然我只为某某而写，但我仍然承认传播的重要性。诗歌节正因这种对诗歌福音的传播尝试而获得我的由衷尊敬。一如既往，诗歌从手稿变成印刷品，正是诗歌有效的传播途径之一。或是汲取欧洲经验之故，珠江诗歌节特意印制异型32开的精美诗集，其中包括与会诗人的照片、简介以及作品，不仅分发到与会嘉宾手中，也传送到其他读者手中。这标志着诗歌节并没有设置门槛，而是尽最大可能向每一个人敞开，尽管我对公众这一模糊群体保持着审慎的怀疑。就像某些更为严谨的诗人指出诗歌节英语译名存在错误一样，我对印刷品也存有更大联想，如果再印一些单页诗篇，那么传播的层次势将更加丰富。
　　两场精心策划的朗诵会是本次诗歌节的中心，所以也就理所当然成为被审视的焦点。朗诵会既有传统的诗人朗诵，也有音乐与影像的参与。最令我惊讶的是诗剧的出现，根据王来雨同名诗歌改编的诗剧《瘟疫王》让人耳目一新，而现场观看让我产生另外的联想：如果将之改成希腊歌队的形式或许更加庄严，更能显示其中蕴藉的荒诞性。转念一想，让参加者不断产生创造性联想，或许正是诗歌节的某种潜在意图。
　　暂且不论朗诵会本身存有可以改进之处，朗诵本身竟然受到某些人物的质疑却多少让我感到吃惊。暂且不讲朗诵作为一种历史传统源远流长，单以它的传播功能而论就足以证明它的必要性。所以我认为这些质疑甚至某些武断的否定并不能取消朗诵的合理性。就我个人而言，我尊重某些拒绝朗诵的诗人，他具有任意处理自己作品的正当权利。但朗诵对我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乐趣，我不想因这些貌似深邃的理由而放弃这一乐趣。我的朗诵观比较复杂，或者说我至少拥有两种不同的朗诵方式，一种是戏剧性的，字正腔圆，注重轻重音和节奏变化，每当朗诵古典诗歌或他人作品时采用；另一种是念的，彻底屏弃装饰音，轻重音也降低至微弱程度，每当朗诵自己作品时采用。前者多少像个表演者，充分享受声音赠与的快感。但后者却让我忘记身处何地，兀自对着灵魂喃喃低语。这得于友人提醒，也得于聆听帕斯捷尔纳克的晚年录音。奥登说：“我喜欢去朗诵，这是相当不同的事情。”我何尝不是如此。我的诗从心脏旅行至喉管，再转变成我的声音，通过空气振动传给更多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听见，但对于我而言，我仅仅是做了我想做的事情。
　　我清楚朗诵是诗歌的延伸部分，它不等于诗，更不能代替诗歌本身。虽然有时它是必须的，但是对它更加需要十二分的小心。有的诗并不适合朗诵，其实这也正是现代诗的一个重要特性：阅读性高于朗诵性。而有的诗尽管朗诵效果较好，但不等于说它没有缺陷，有的缺陷甚至致命，这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诗歌作为声音存在首先应该是一种内在的声音，而不仅仅是和谐的尾韵，或是整饬的节奏性短语。我们必须从中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或者创造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诗类型。其实，朗诵不过是告诉听者，诗歌是丰富的，正如灵魂的丰富性。所以，朗诵从来就不是表演，尽管它们表面看起来是那么相似。因此将朗诵视为一种表演而加以反对，只是一种简单化的认识而已。需要警惕的还有某些听者掌声暗示的不当要求，比如浅薄的幽默与鲁莽的大胆。
　　尽管缺少讲座与研讨，但组织者的细心馈赠仍给我带来异样感受。这份小巧的礼物就是花籽，它装在印有诗歌节图案的纸袋之中，这让我直接看到某一隐喻：美好的情愫如何与诗歌统一，如何传播与成长。我的纸袋中是孔雀草，回家之后除分给友人之外，我把它种在瓦盆之中。四天之后，金黄色的花朵破土而出。这些集物质和精神于一体的花籽也正是诗歌节的象征。与其说它储存了诗歌史的秘密，不如说它见证了诗歌本身。

　　　　　　3.现代

　　不管准确与否，冷静的批评皆可视为一种善意的强调。这有益于组织者以及诗人的身心健康。但某些对诗歌节的诟病，比如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传闻：诗歌节只存商业目的，诗人不过是某种道具而已，我个人以为不值一哂。我知道，盖房与写诗，表面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两项工作，但在它们之间完全可以找到彼此的内在联系。按照某种粗浅的暗喻所示，建筑是人类的物质家园，而诗歌则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这种朴素认识不仅帮助本次诗歌节突破横亘彼此之间的心理障碍，而且果断促成二者实现卓有成效的合作。领风气之先的南方都市报更是责无旁贷，将诗歌纳入自己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它不仅是新闻的报道者，也是文化的建设者，这在当代知识分子中间已有公论。
　　建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形式。雄伟的罗马立柱，柔和的椭圆拱券，优美的花园喷泉，处处彰显它与欧洲早期建筑模式之间的联系。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对西方的想象。其实这一问题在诗歌领域也有它的化身，即诗歌的欧化问题。我曾在《新诗与现代性》一文中对此予以比较详细的论述，这一问题涉及现代性：“毋庸置疑，现代性知识来自西方。某些人不满意，就像热衷特权的某些人不满意民治。当产生自西方、光大自西方的民主思想降临之时，某些人就会变成精神义和团，将狭隘占有欲当作自尊心，将个人好恶当作民族感情。此法甚猛，可蒙蔽多人。当中世纪亚洲文明被唐朝之光照耀之时，中国人很自豪，这是中国人的贡献，应该自豪。但现代性之光照耀我们之时，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质是急功近利，危害无穷。‘体’可以拿来，对新文化自身的消化能力每个人应该有足够信心。西方化的同时，有两点必须坚持，一是精通汉语，二是保护文化遗产。西方化导致更加民族化，日本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造就一个现代化和民族化的日本，而步日本现代化后尘的韩国，民族化程度反而更深。我们如此悠久的文化还怕什么？”单就诗歌问题，正是“批评新诗欧化，实际上造成新诗的倒退。而它的西方化，反而会促成民族化的真正成型。我并不反对民族化或者中国化，我只是反对狭隘的文学民族主义。百年新诗已积累许多西方化的经验，尤其是90年代诗人翻译活动，其更新的汉语形式，对新诗的深入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西方文化观光客，对新诗的现代性追求表示质疑，而鼓励我们写旧体诗。旧体诗博物馆，我们会精心保存，新诗本身则要迅猛发展。西方化和西方本身截然不同，西方化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和工程，西方人置身事外，缺乏中国文化体验，甚至深入的了解，这种西方化必须由我们自己承担，因为最后出现的始终是独立的汉语诗歌。”
　　单就建筑而言，建筑的西方化并非造就一座真正的西方建筑，仅仅是择取西方的建筑元素加以综合运用而已。这些表面符号不仅让居者意识到一种域外文化的存在，更使他们保有一种开放的结构性视野。在当代，纯粹的中式现代建筑已不可能。在北京，只有真正的保守者或西方观光客才会认为四合院是唯一合法的建筑模式，它的内在技术系统是否能够满足现代生活需求，面临着强有力的质疑与挑战。更何况建筑从来不是简单的审美，其首要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实践现代功能。而如何在现代框架之下综合中国元素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建筑课题，决不能简单地将之符号化，譬如西客站所点缀的不伦不类的中式屋顶。从某一角度而言，西方化正是现代化的别名。在建筑中，更是如此。仅仅指出这一事实即已说明问题：作为现代建筑基础的钢筋水泥技术正是从欧洲而来。由此看来，组织者和诗人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共同问题，即诗歌节如何现代化。目前，传统已成一种资源，作为技术已不重要，所以诗歌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建筑更不仅仅是风格问题。技术问题必须在技术层面解决，这无可逃避。而精神问题才是本质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传统。就传统自身而言，它始终是活的，一直不停地吸纳与更新，顺应世势、多元容纳何尝不是传统的两片肺叶？而保守者不过是借用传统之名固守僵死的牢笼而已。在当代，常识告诉我们，愚蠢而落后的独特性没有任何意义。无论建筑界还是诗歌界，只有现代性基础之上的独特性才值得追求。作为诗人的职责就是写诗，他的身份也由此获得有效界定。虽然参加活动并非诗人的主要工作，但它在诗人的文学生活之中理应占有比较恰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