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一定要去偷个西瓜，非去不可。”
那是89年夏天最闷热的一天，南方来的热带低气压要把人摁在地上，要把人的舌头摁得吐出来。
“你干吗？”
“一定要去，明天我出远门了，就走啦。”
我不再理会吴歌，迈出院门。

[司马里功德巷附22号]，我家的门牌号码。这里有一个真正的家，两人高的青砖围墙里有宽敞的院子，院子里有大树、水井、凉棚、花鸟鱼，本来还有只叫“老虎”的猫，几个月前离家出走了，呼应母猫的嘶叫去找爱情。经院子上台阶是个堂屋，堂屋里有红漆八仙桌和太师椅。

两扇古老的木门是唯一出口——春天潮，夏天热，秋天干，冬天寒，风和雨，烈日和冰霜令它生出无数皱纹条条凸起。门上两个包铜褪尽的铁环衔在狮子嘴里。叩响它们就会有人出来开门。

沿着狭窄的功德巷走去，巷子只能容一辆运黄泥的板车和一个人并排通过，地面花岗石铺就，坑洼不平，常常大粪车经过流下一路淅沥的秽物气味难闻。几年后这些花岗石被某房地产公司重金收购，重新打磨后做了摩天大楼的外墙。

我家在巷子北边，一溜都是带围墙的房子，有相似的大门，围墙侧面挨得很近，之间堆满落叶、昆虫尸体，无人能钻进去清扫。巷子南墙是一长溜平整高大的水泥墙，这是三次加高改建之后的结果。仰起头能看到墙头无数破碎的玻璃刺象猛鬼的獠牙，再上面有双层蒺藜铁丝网，通电的，白天支电网的木桩上挂着的小小灯泡仍昏黄地亮着。墙后面是公安局。小时候，另一条横街上公安局正门挂三块牌，一边是个大的——北区公安分局，另一边两个较小的——北区民兵指挥部，北区工人纠察队。现在只剩一块牌子了。

挂三块牌子的年代，高墙后常传出低微的尖叫，听到人心窝子发颤。奶奶告诉我挨打的是坏人，打人的是好人。我相信。有个表叔是公安。我扯着表叔的衣襟问，“表叔表叔，你打坏人嘛？”表叔笑笑说：“当然打，一搞行动就要打。”

那时，南墙没后来这高，中间有个小门——大概一个大人那么高，一个半大人那么宽。这门给粪车用。放学回家，正遇上粪车泊码头，忙捂住鼻子贴向北边院墙。掏粪的是个女人，住附一号，大家叫她“地主婆”，不年轻了也不老，看不清楚面目，因为她总戴着灰扑扑的白帽子和口罩。
“地主婆”放下粪桶粪瓢，咣当打开锁。轰一声，两个人就从门里面冲出来，跑得象两头疯牛，把我顶翻在地就消失了。爬起来的时候听见“地主婆”哭着喊着：坏人跑啦！坏人跑啦！我拍拍衣服摸到一手大便，臭死啦。

奶奶闻声出来带我回家，也不敢牵我的手，平时奶奶是很喜欢这样做，可这次用两根指头拈着我领子，令我感觉自己象只臭猴子。

穿着小裤衩站院子里，爷爷吊起一桶桶井水给我冲洗。刚夏天，水凉，可我愿意不停的洗，洗到皮肤红了那臭气好像还在，也许是那堆脏衣服上的味道。我的手伸进裤裆摸到冷得只剩下一点点的小弟弟，恨恨地说：“下回这种坏人应该打死他。”
奶奶用毛巾搓着我的头发啐道：“下回遇上坏人赶快躲远点，不然弄一身大粪。”后来又对爷爷说：“哎，这两个人怎么能从粪坑里躲出来的呢？”

快要走出巷子了，巷口有个西瓜棚，棚主是我小学同学“光洋”。

“光洋”小时就有鬼剃头的毛病，当时以为是癞子，或者癞子本来就是鬼剃头？癞子给人的感觉是肮脏的、不讲卫生的。他一块块露出来白白的头皮象银元，我们都把银元称之为光洋。“光洋”的爸爸外号“烟屁股”。那个十指焦黄的老家伙一双风泪眼，在废品收购站负责过磅，人和气，见人就笑，眼屎往下掉，收旧报纸秤压得低很受各家主妇的笑脸。老家伙烟瘾奇大，手上无时无刻都夹着香烟。他很穷，老是弯腰捡烟头攥回去卷纸烟——喇叭筒。
“光洋”读书是笨蛋，二年级读了三年，终于还是退学了事。我们都长大了，我即将成为国家干部，他卖西瓜。

“米哥，买西瓜啊？”
“红不红？”
“不红不要钱，开一个给你？”
“不要，我要偷一个。”
“偷？是抢吧？莫看你肥实，老子有西瓜刀，嘿嘿。”
光洋本要切瓜的刀子向我晃晃。
“呵呵，我自己挑。”
我嬉皮笑脸搬动西瓜，间中用中指弹弹。
“个个包熟，你这回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看你们太学生个个上街人五人六喊口号，那还不抓起来几个？”
“老子是党员，爱国，不跟流氓上街。”
“看不出来，你还是党员，难怪别人去游行，哈哈哈。”
“1，”我手指光洋背后。
“什么？”光洋回头看去，等掉头回来就冲我背影喊道：“小米，你还没买西瓜呢，怎么又不要啦？”

我张开双臂啪啪弹着响指，不回答也不能回头。我走向小巷深处的家，哈哈，西瓜偷到了——挑好一个秧子把又长又结实的西瓜放在瓜们最上面，就在光洋一扭头，叼着西瓜秧子转身就走。

附3号院门吱牛一声张开，张家小妹“扑”地向青石地面泼出一盆脏水，一抬头扑哧笑了。她脆脆的笑声拨开一线沉闷的空气。我向她呲呲牙算是回应。

我展开双臂，弹着响指，逍遥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逢着一个树桩一样的，结着西瓜的儿郎。

西瓜后来被扔进深深的水井，扑，西瓜闷闷击在水面。水面晃悠几下，反射上来的阳光幽暗。

“你干吗那么无聊？真是的。”
“我就是无聊，不无聊干什么？”
吴歌站在面前，道德高洁义正词严面目皎好身材精妙。她坚持要去付款，好似买西瓜不给钱整个世界价值观念就会崩溃。
她走到井边仔细端详，然后说：“看来这瓜不小，5毛一斤，10块钱总归是够了。”

“快去快回，回来看我杀青蛙。”
我冲她飘飘隐去的背影喊道。

放好小板凳，一串铁丝穿着的青蛙扔在脚边，我背靠冲天的榆树坐下，手握一把厚背菜刀。

蝉在很高的树叶上响亮地抖动翅膀，那是它勾引异性的声音。有件事情很没道理：整个功德巷每户人家的树都生长在院墙里面。背后这棵榆树已经很高很高，树干粗壮抵靠着院墙，紧贴那些将来终究要松碎的青砖，我恐怕有一天树干会挤垮整个围墙。多年后去巴山蜀水游玩经过一村落，村落里每户人家的屋后都种着一棵榆树，据村民说，谁家榆树长得高，这家就一定比别人兴旺，恍惚中记起功德巷每户人家院子里都只种着那么一棵榆树。

我开始斩杀青蛙，爷爷正在破鳝鱼。鳝鱼是滑腻的动物。爷爷用两根关节布满赘皮的手指夹住鳝鱼脖子，甩着鱼头狠狠抽打案板——它晕了，被大钉子钉在案板上，被弯弯片刀划开两边，被挑起穿透整个身体的那根骨头，黏稠的血液浸透案板滑不留手。

另一边，苏阿姨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她用筷子挑逗老鳖，老鳖伸头一口咬住。她忙一脚踩住老鳖的背，一手扯紧筷子。照道理，老鳖应该死死咬住筷子不松口，应该象一个信念坚定的人那样坚忍不拔，然后被人手起刀落砍下头颅。可这老鳖只要筷子一紧立即松口头缩进壳中。它真是活得太久了。
我想，苏阿姨已恨不得抡起斧头砍开老鳖的背壳。不着急，这老鳖迟早被砍下脑袋，被大卸八块，被高压锅狠狠炖烂，和着清水、胡椒、生姜、各种调料成为一锅汤。

我们都在为晚上的家宴做准备。按家族传统，男人长大就应该离开家，离家之前，全家人为远行的人摆开丰盛的宴席，吃特色家庭菜肴，喝泥土深处挖出来老酒。爷爷挥着筷子说，多吃点，这些东西将来肯定吃不到，馆子里是做不出这样的东西。

一直如此。
这个家的男人眼前能看到的只有爷爷，胡子头发雪白面庞泛红，他从很远的地方回到家，等着更老更老。
这个家族的女人也都离开了，女人总是要离开的，但和男人不同。男人去远方，辨析道路，排除危难，搜寻财富、权势、美女、或者一无所获，女人去远方仅仅寻找男人。男人有一天会回来，衣锦还乡，或遍体鳞伤，或衰老不堪。只要不老，男人来了还会走。可女人总是一去不返，也许偶尔会有书信，或芳踪一现，只是女人的出现总带来不干的眼泪和琐碎的唠叨。

根据后来修缮的族谱，我们家族的分别来自山西和吴越之地，祖先们有时聚拢有时分散，曾出过些取得功名的官僚，也有些杀人如麻的将军，这些显赫的人最后捧着皇帝写的牌匾回到当年出生的地方用不义之财民脂民膏建起雕梁画栋的大屋广置粮田，然后繁衍下去直到出现某个著名的被后人记住的败家子或者遭遇天灾人祸千金散尽家破人亡。于是，一切从头再来。

家族最后的鼎盛据说在清末民初，爷爷和奶奶是最后的见证者。数千人共居在层层深入的一栋大屋里，阳光透过画着神话故事的窗框和门楣之后变得无比幽深。日本人的炸弹终于完整消灭了整个家族的洞穴。从此，老屋成为传说，是家族成员回忆时叹息的根源。

爷爷这一支被认定是长房，很小的时候，奶奶告诉我，你是长房长孙。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肩负重建家园的责任或者对整个家族的成员都有不可推卸的权利和义务。不知道，后面的意思奶奶没来得及交待清楚就撒手西去。

再过几年，整个家族现存的人从五湖四海世界各地汇聚到无数次变迁之后被确认的家乡，他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实在无能为力的就来看看，混得如法的会粗声大气地发表意见，不那么如意的则穿着自己最好的衣装。这些血脉相通的人们商议之后集资购下一片当年祖先耕种过的土地，聘请当地土建筑队修造了一所可以住人和安放神灵牌位的祠堂，某个高小毕业精通古文的堂兄决定长期住进祠堂负责清洁祖宗牌位的灰尘同时修撰家谱，堂兄是个瘦小干枯脸上刻满皱纹但四十不到的独身男人。他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份工作呢？
恭请祖宗的时候，官为市长的另一位堂兄客气地对我说，“来来，你是长房长孙，由你领头吧。”
我一挥手说：“屁，你的官最大就是老大，你上。不要坏了江湖规矩。”
最后一位留洋50年去过英国瑞士最后定居夏威夷的表叔爷被推举做了公祭人，78岁的表叔爷晚年潜心儒家哲学，可见家族之根依然文气郁郁，我辈无耻贪官桀傲枭商并不配入大雅之堂。

吴歌从街上回来精神气爽的样子问我：“你怎么把西瓜偷回来的，他说你没偷呀？”
“那是我的秘密，不说。”
“求求你，告诉我吧。”她蹲下来，抚摸我执刀的手背。
“别别，小心我切自己的手。”
我一刀压进青蛙颈项之间，花绿蛙皮翻开，拈住往下一撕青蛙变得一身雪白肌肉饱满。真是大好青蛙啊，这样的青蛙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贵，不象童年时，随便哪个夏日的夜晚，拎着手电循着蛙躁之声就能照回来一背篓。
“呀，青蛙撒尿。”吴歌惊叫。
这只失去皮肤和脑袋的青蛙在这个生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将冰凉的尿射在我和我女人的手背上，它新鲜的尸体注定会被油炸，掺和着红椒一起盛进景德镇制造的瓷器。

吴歌最后没能拷问出我的偷瓜绝技，因为一只鸭子转移了她的注意力，就是那只被割断气管放干热血浸泡在开水里的鸭子。本来这鸭子应该安静死去，羽毛在热水的浸泡下慢慢和皮肤脱离关系，或者由苏阿姨的手来帮助完成任务。它本应该成为落尽羽毛毛孔粗大皮肤洁白失去内脏的，嗯，我是说，它应该成为鸭子肉，最后剩下留着牙齿印的骨头。
这鸭子从热水中站起来，蹒跚地越过脸盆边缘，走下台阶，东倒西歪向水井走去。它的头被塞进翅膀底下，所以走的不是一条直线。
“真是太神奇了啊。”吴歌说。
“你也知道？”我问。
“知道什么？”
“哦，你不知道，我知道。”我囔囔对自己说，“我知道鸭子为什么爬出来散步。”
我又看到了很多年前水井周围那一地羽毛，鸡的、鸭的、鹅的，阳光照耀，羽毛轻轻飞起，离地三寸然后落下。

这个家住得实在很久，我几乎忘记自己来自北方的冰天雪地，那时我刚出生，没有记忆。听说出生那天鹅毛大雪满天飞舞，大地变得深不可测，每一步踏下去雪就堆积到大腿根。
奶奶接到我出生的电报即行北上，挑着一担青菜，包括辣椒、白菜、冬苋菜等等。她说，北方没青菜，不吃青菜我过不下去。青菜吃完后奶奶挑着我离开北方，一个箩筐装着襁褓里的我，另一个箩筐装着衣物、奶粉、毛主席语录和像章——我父母都是军人，当时正支左。
那时交通并不方便，回来的路程奶奶走了半个月，好在我们家族几乎在任何一个经过铁路的大城市都有亲戚，更重要的，奶奶是当年最后大屋的管家奶奶，所有家族成员或者他们的父辈都受过奶奶的恩惠或者结下仇怨，这好办，奶奶不会去找那些仇人寻求照料的。
回到南方我居然立即有了记忆，据说，不论任何四条腿的动物从面前经过，我就会张开小嘴，摇动圆乎乎的手指说：“马，马。”

能清晰记得最早的事情是这样的：我，爷爷奶奶还有九堂叔，一起挤在堂屋八仙桌之下，或蹲或坐，四周一片黑暗，我们等待警报响起。这叫做防空演习。本来居委会要求我们下乡疏散，但恰巧奶奶挂毛主席像从凳子上掉下来扭伤了腰。
什么也看不见，但周围有亲人的热气，爷爷和奶奶都抽烟，身上烟味很重，九叔是个画家，有一股墨汁的味道。八仙桌上铺着几床棉被，棉被被一捆捆书压着悬挂下来，奶奶说如果有子弹或者炮弹碎片飞进来，遇上软塌塌的棉被就失去了冲劲，就会无力地掉落在地上而不会伤人。
我希望飞进来的是子弹，这样就能捡到黄灿灿的铜弹壳。什么也没有飞进来，第二次警报响过之后，奶奶托着昏睡的我从桌子底下爬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我揉揉眼，然后被放进被窝继续睡觉。

那时附22号有四户人家，如今院子里种满花草的地面上曾经有一间房子，屋顶是牛毛毡而不是青瓦，墙面是石棉瓦。这户人家比我更早入住。这家户主到底姓什么一直不知道，大家叫他祥哥。祥哥很大年纪，样子吓人——左边脸上有两条深深的疤打个交叉，左眼因此翻出了浅红的眼皮。有次跑得太急擦着他，从此远远看见就放慢脚步，他象块铁，沾上就让人疼。他天天外出，用沙哑的嗓子喊着：“收鸡毛鸭毛鹅毛！收鸡菌子乌龟板子甲鱼壳，墨鱼骨头哦哦。”
这户人家有两个女儿四个儿子，妈妈是个头发稀少的老妇人。如果阳光很好，这个老妇人就用撮箕兜着各种羽毛和骨头摊开在水井边晒，那些东西蒸腾着难闻的气味——骚气或者臭气，羽毛中总夹杂着粪便。他家大女儿一屁股坐在井口上奶孩子，一个奶头被干瘪且常常在深夜毫无节制嚎叫哭喊的孩子叼着，另一只乳房一半挂在衣襟上，黑黑的奶头象只苍蝇。小女儿靠着榆树晒太阳。她是个天生的瘫子，不能站起来，坐在一块木板上，木板底下有四个轴承，她用双手划动木板行走。阳光下，四个比我年纪更大更强壮的祥哥家的儿子们无休无止地撕打，他们个个一身黑皮衣衫破烂精力旺盛，地上一张玻璃糖纸就足以引发一场血战——有一次，从四方的窗户玻璃中我看到祥哥家小四仰着脸鼻孔朝天，暗红的血仍顺着嘴角往下流，他那么仰着脸，走到树下妹妹的身边，将一张玻璃糖纸给了妹妹。妹妹高举糖纸望向太阳，脸上露出笑容，小四低下头，鼻子已不再流血，于是返身加入兄弟们的战团，继续殴打倒在地上的小三。
这都是阳光下发生的事情，阴雨天或者寒冷的冬天，这家人收拾起羽毛和骨头，统统塞进那间简易的屋子，他们不出来，只有一些听不清晰的喊叫、哭声和榆树的树叶一起飘落在院子里，水井中。

祥哥的家和我们共在一个门框里，但之间存在界线，这条界线就是堂屋外面的台阶，总共三级花岗石，祥哥一家从未走上过台阶，曾经祥哥家老大打架累了一屁股坐在台阶上，背着一袋羽毛走进院门的祥哥一直冲到老大跟前，一脚把老大踢得在台阶下旋转得像个陀螺。祥哥沙哑地说：“滚回你自己家去。”

奶奶和爷爷很不喜欢祥哥一家，也不和他们说话，即便在窄窄的院门撞上，我们家的人一定侧过身子让路，祥哥总会客气地退后说，老太太老爷子请。我们家的人就摆正身子昂首走过。
客气的祥哥永远也不会得到我们家大人的好感，夏天的夜晚，爷爷坐在躺椅上，望着台阶下那些安详的羽毛和骨头，用蒲扇驱赶蚊虫，叹气说：“这些东西招蚊子啊，臭。”我曾说，“郁郁乎蚊崽。”爷爷奶奶哈哈大笑，说，“没那些臭东西，就没蚊子。”
最糟糕的是后来祥哥家老婆开始处理废油漆桶，我的天哪，铁刷子刷在坑洼的油漆桶上，那声音简直让人发狂。实在受不了，放下手中的毛笔——我每天要写四页大字，对照着[黄自元间架结构帖]，我用一个孩童不够悠长的气息尖声大叫对抗屋外拼尽了死老太婆全力的刮嚓声。这注定是无用的，只有在老太婆力气不够停手歇息时，我才能听到自己尖细的声音。
这声音同样也让爷爷受不了，他在屋子里不停地转，用卷起来的书敲打大腿，奶奶放下手中的针线牵起爷爷的手拉他在床沿坐下——那时，我们家只有底楼东厢房两间，一家人白天活动的厅房里也有一张宽大的床。奶奶拉着爷爷的手并排坐着，轻声说：“不要烦躁不要烦躁，总归慢慢就习惯了。”这种情形经常发生，看着他们长着老年斑的手握在一起，我觉得温暖、温柔或想起某个好词。

这种噪音真的被我们习惯，后来这家人搬出院子，我突然觉得空空荡荡。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进了小学，凭着好听的童音成为红小兵合唱团的成员，再大些成为花儿少年合唱团的领唱，终于一天，在高中课堂上即将下课之前，老师的黑板刷尖叫着滑过玻璃黑板，我站起来，冲着窗户高声唱起“太行山”，一声高亢的“太行山”，停住，听到玻璃发抖的响颤，同学们目瞪口呆鸦雀无声。无休无止的铁与铁的刷嚓声在我脑海里变得无比温顺。

祥哥一家临走前发生过一桩大事，那是79年的夏天，祥哥四个儿子从各处乡下回到城里，已经驼背的祥哥和老太婆在屋角灶上用滚油爆炒辣椒、豆豉和猪油渣香气直冲天庭，我想，那一定是非常好吃的东西。
他们一家人在水井边摆开方桌开始吃饭。
后来听说打架起因是小四和小五的筷子夹到了同一片辣椒。我看到的是小三一脚踢飞用双手劝架的小妹，小妹其实比我年纪还大，只是因为天生残疾长得很小，穿着用两片毛巾缝的裙子，她飞起来掉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死了，其实没死。她日后会跟着一个四处流浪表演的马戏团远走他乡，学会用双手在地上拿大顶和走路，又有人说，她去了广州，在火车站的地面双手划动有滚轮的木板乞讨旅客的零钞，晚上则在出租屋里向盲流出卖肉体。
总之，祥哥家的小妹没有死，小三则被小四抽出屁股下的小方凳狠狠拍在脑门上，当场气绝。

人们为什么如此暴力，我无法解释。我是那种男人，身体生长很快，可是大脑跟不上发展。12岁那年，因为奶奶故去，我成为缺乏教养的孩子，皮糙肉厚，无法无天，每个星期至少逃课三天，多数是逃票搭乘公共汽车去到城郊，那里有乡镇邮政所原价出售新版邮票，我大量收购，回到城里的集邮市场用高出一半的价钱出售牟利。干这种勾当的半大孩子不少，自然会有利益冲突，最后终于需要血战的谈判。
那个年代，即便准流氓也有相当的骑士风范，象写小说一样约定时间地点，召集哥们，以决斗方式开战，以混乱的厮杀和警察来了的呼叫告终。
作为一方首领，我年方14，身高马大，当伙伴畏惧对方的实力而畏怯的关头，我高举爷爷收藏的日本军刀，口中发出悠长浑厚的嚎叫——如同当年死老太婆铁刷子在油漆桶上造出的声音，就这样，我一身煞气好似地狱脱逃的吃人魔鬼有前无后地扑过去。对手们不等我接近已然拔腿狂奔。我穿越街道一路追杀。一个跑得几乎气绝的家伙停下来，马刀划开他的衣背接着立即撕开屁股上的皮肉。他扭头望着我，呻吟道：“米哥，饶命，再也不敢了。”
我把刀背搁在肩头，希望刀尖上的热血更多一些可以滴达在地上。
暴力，让男人笑傲长街。对不起，就不叙述当时这个少年男人的鸡巴是否翘起来了。

即将离开家的这天，一只顽强的鸭子把脑袋夹在翅膀底下倒在井边一命呜呼，也许是听从无数羽毛的灵魂的召唤吧。

院子里整个下午的忙碌卓有成效，那些被称为食物的动物和植物的尸体终于颜色分明香气四溢，成为青花瓷器中的佳肴。红色的酒倾进刻着暗花的玻璃杯，名为状元红。家宴开始，爷爷在上首，我在爷爷左首，吴歌在右首，苏阿姨还在忙进忙出，围裙未解。
家宴设在堂屋中，南方老房子底楼的东西厢房之间必有个堂屋，堂屋里有楼梯通向楼上的睡房。从前，附22号有四户人家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我，爷爷奶奶住在东厢房，西厢房住着九堂叔，堂屋公用。

四人帮打倒之后3年，四姑带头出面从政府落实政策全面收复整个院子，九叔则去世3年了。爷爷曾说起九叔的父亲自己的堂兄弟号称全城最大的资本家，一个做大米生意的老板。文革期间，九叔一家被抄家，九叔的父母被游街揪斗殴打之后失踪。关于下落的传说有三种，其一，九叔的父亲被红卫兵失手打死，于是红卫兵继续杀人灭口，将死的老公和活的老婆一起扔进一口深井，封了井。这口井坟到底在什么地方无法考证。城市中传说某个学校后面地下常常有算盘声响起，那曾有一口井文革期间被填没了，这是九叔死后才有的传说，自然无人扛上锄头去挖地三尺，政府估计也不会许可。第二种说法是九叔的父母在一个深夜逃出红卫兵的魔爪，一路辗转逃到海边，他们抱起4，5个充气球胆横渡台湾海峡，大风吹过，他们一起沉入深深的海底，因为他们的手腕子用绳子绑成了一串。这个传说的由来是因为我们家族真的有人这么干而且成功了，这个祖国的叛徒当然死在台湾骨灰没资格进入祖坟，但这个叛徒活着的时候声音从那边的广播传回大陆——跟随在甜腻腻的播音员“大陆同胞们，这是复兴基地……”的断续的声音之后，那是一种让大人捂住小孩的耳朵的可怕声音。第三种说法是，九叔的父母偷渡香港后来去了欧洲。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但存在。

九叔是个画家，从北方就读的学校逃回故乡举目无亲，为什么会允许他在我们的西厢房居住，这很奇怪，唯一的解释是：九叔会在墙上书写字体酋劲的大红标语，也能攀在楼梯上一手提着油漆桶，一手用刷子画下巨幅宣传画，那些画小时候到处大墙上都有：一些抱着宝书、刀枪或镰刀锤子，浓眉大眼表情严肃的工农兵群像矗立在画面醒目位置，幅员广大，一些獐头鼠目缩成一团的坏分子则在画面的下方角落中发抖。画面上有一些力度十足的字眼：铁拳、灭亡、打倒、消灭……

就因为这，九叔住进西厢的一间半房，堂屋成为我们家吃饭的地方也是九叔的厨房。九叔的厨房其实只有一个炉子和一个铝锅。九叔从来不和我们坐一张桌子，虽然我奶奶她婶婶多次邀请，可这位脸色苍白身子骨单瘦的年轻人从来拒绝这份好意。他长年穿发白的军装，吃猪油捞面。在将自己封闭在房里之前，他中午准时生炉子，煮开水，下挂面，在一只写着造反有理的搪瓷盆里撒下盐、味精和一块猪油。我从来没见过他的吃相，他用筷子搅拌面条，向正要开饭的一家人微笑致意然后闪入房中。

小时候我很好奇，喜欢窥探周围人家的隐私，院子里祥哥家我经过时偷偷窥过几眼，那里面实在太挤，除了几个自制的三层床架，即容不下这一家人的艰难也放不进我探秘的目光。但九叔的房间不同，我不但从门缝偷看过——偷看是不好的，奶奶发现会警告偷看会让眼睛长出疖子，门缝里的风具备保护主人隐私的杀伤力。还进去过。有一天，九叔拉开门看见，就伸手拉我进去，所以我永远觉得九叔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年轻人——他死的时候不超过30岁，自然永远年轻。

九叔的屋子里有床——床在半间亭子间里，头顶是楼梯的轮廓。外屋有一大排柜子，柜子一格格放着无数卷轴，看过一些，都是风景、山水、动物和花鸟，当时不清楚这些国画到底水平如何。对于画画，那时认为附21号的胡子老头水平最高，他专门给人画寿相，就是人死了之后挂在亲人房间墙壁上的那种黑白相。胡子老头画过的人不计其数，包括我的爷爷奶奶。胡子老头的画跟活人的脸毫无二致——类似后来西方超级现实主义，画家甚至会用针头去制造雕塑上逼真的毛孔，被画的人回家仔细研究一番所得立即收起来以备死后仍能在家族的天地里注视后人的生老病死。
九叔无数的画中连一个人影子也找不到，至少我看过的都这样，当然，街上那些宣传画除外。我去看画的次数很少，因为不久九叔神经了。
九叔因何而神经没有任何说法，某个初夏的一天，他出门画宣传画，这是街道居委会主任的命令，回来不停发抖之后躲进房间。九叔的疯癫被发现因为两件事：从此中午九叔再不出来煮面，一个深夜，奶奶被堂屋的响动惊醒，披衣出来一看，九叔正在生火。那之后，夏天渐深，一股奇特的臭气弥漫整个院子，不是祥哥家晒羽毛的味道，而近似人类粪便的气息。

当时，堂屋的楼梯已被封死，堆积着我们家的杂物，台阶的侧边新修了一个楼梯，每一级台阶很高，斜度很大，楼上住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两大两小，小孩一男一女，男的比我大，女的比我小。
这家户主是个戴黑边眼镜的青年男人，不论天气多么炎热总是着深蓝中山装，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记忆中，他很象四人帮里的张春桥，只是没那么老。这人不是秀才，虽然出入夹一公文包，有车在巷子外面等候。他曾经在文革初期名声显赫——在城边旧教堂的钟楼上，他一人抱住两挺机枪死死控制住两条入城的道路，这致使号称百万的农革协无法增援城里口才宣传能力最劲红学联，而工造司在几番血战之后全面镇压反动派进入革委会成为主流。他叫梅林，市革委会高级干部。

我恨梅林全家。起因是梅林的小女儿梅花养了几只小鸡。
我们家和梅家之间也有界线，界线就是台阶上新修那道斜斜上去的楼梯，我们从不上去，即便在院子里相遇，我们家的人一定侧过身子让梅家人过去，而梅家人一定快步走过，一拐上台阶就窜进楼梯上楼去了。
梅花养的小鸡不懂规矩，不但下楼，还将翻着新鲜臭味的屎拉在台阶上，走出堂屋我会踩到这些该死的东西，多数是不留意的情况下，这种鸡屎非常无耻，不但难以擦掉，而且越擦越臭。有一天，我忍不住飞起一脚将一只路过的小鸡踢得飞上半空一个转折落到院子里。梅花在楼上听到小鸡尖锐的惨叫冲下楼来，狠狠地瞪着我。
我恶狠狠地说：“下回再敢拉屎，踢死它们。”
“等着，我叫哥哥去。”
梅花的哥哥梅彪来了，一手就把我推倒在地，我跳起来要打架，准备参照祥哥家任何一个儿子那样挥动拳头或者一切可以揍人的身体部件。奶奶冲出堂屋，狠狠一耳光扇过来把我拖走了。

奶奶常常打我，但打完之后总要轻言细语地向我交待挨打的理由，譬如背书背不出，这叫不上进学好，写字潦草，这叫做事不用心，挨打还要哭，那就继续打，因为男人不应该象个娘们一样流泪，而应该学祥哥家的孩子，不论流血挨揍，不叫喊不哭泣，还手。所以，很小我就不再哭泣流泪。
这次奶奶的理由很简单，梅家不但得罪不起，而且根本不应该得罪，“你晓得不，梅干部可是杀过人的，你不怕死？”奶奶说。
我当然不怕死，甚至死是什么都不知道，但决定以后尽量小心不踩鸡屎。

令我开心的事情发生了。那天，台阶上，梅花居然走到我面前顺着眉眼说：“米家哥哥，要是我妈妈杀鸡你千万不要看。”
我不予理会，转身进屋，直到梅家妈妈在井边杀鸡才走出来站在附近非常开心地观赏鸡的血从倒贴的鸡毛和气管之间流下来。
梅花在楼上走廊里大声哭喊：“不要看不要看，那是我养的鸡，不要杀，我不吃。”
梅家妈妈扬头说：“蠢得象猪一样的丫头，鸡养大了不就是吃肉的事吗？”
我斜眼看楼上梅花的哭脸，肚里开心地说：“蠢得像猪一样的丫头，养大杀了吃肉。”
不知梅花是否感应到我的咒骂，她悲痛的样子好像要跳下来为鸡殉情。再后来四人帮倒台当天，梅家主人梅林从7层楼跳下，水泥地面脑浆四溅。要到很多年后，我偶尔想起才会认为他是个男人，不愿象曾被他虐待折磨过的人那样丧失最后的尊严。
梅林死后三年，梅家灰溜溜滚出附22号，他们身后，这个院子的主人开始大兴土木。

还是说奇异的臭气吧。是九叔屋子里散发出来的，奶奶用鼻子追踪到西厢房的门口。九叔在里面，不肯出来。奶奶轻轻地拍门，生怕惊动周围邻居，奶奶轻轻地说：“老九老九，开门啊，里面这么臭，你没倒马桶吧？”
九叔在里面答：“大奶奶，我不出来，也不放毒，我有罪。我不出来放毒。”
奶奶牵起我的手回房去和爷爷商量，最后一致认定九叔神经了。爷爷建议找人送九叔去医院，奶奶没说话，很久才说：“大事化小吧，在墙壁开个洞，让他把屎尿倒出来。”
那之后，九叔象个鬼，只在夜里出来一次生火煮面，面和猪油有奶奶买回来。西厢房壁上开了一个洞，一根劈开的竹筒接着一个马桶。九叔屎尿极少，尤其干燥季节，几乎一个星期马桶都是空的。多奇怪啊，但慢慢也就不奇怪了——多刷一个马桶而已，这事附一号的地主婆负责。
整个院子里粪便集淤出来的沼气再也没有发生过，

四人帮被打倒后整整一个月九叔一滴屎尿也没有，他死了。奶奶发现面条和猪油狠久没有减少的趋向终于让爷爷砸开西厢房的门。这个时候，楼上的梅家正在治丧，院子里的祥哥家象往常一样生活，儿子们还在乡下，大女儿已回了男人家，小女儿躲进屋子，冬天逼近，冷。
爷爷和奶奶都老了，抬不动九叔的尸体，我很想进屋帮忙，但奶奶不让。一些亲戚被召集来，九叔象一根棍子被两个堂哥抬出去，那真是一根棍，裹着一层单薄的白床单。奶奶带我进西厢房清理，爷爷有肺气肿，不适合参与。

我看到一生中最奇特的景象，那个曾经放满画卷的柜子每一格都堆满纸包，按一按里面有东西松脆地破裂。那些纸是九叔的作品，纸包里面干枯松脆的块状或者粉末的东西，我想，那是被长期存放过的人类粪便。虽然奶奶厉声命令不准打开观看，但她出屋的时候，我还是不听话地打开了几包。九叔所有的画卷都包了粪便，除了一幅，在床铺棕绷上垫着，一张铅笔画的女人头像，我看过一眼就被奶奶收走了，那画不如胡子老头画的寿像更象人，但画上姑娘的眼睛在眨吧着象活人一样。
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会做梦，梦见一位一脸雪白的年轻人用雪白的屁股对着淡淡的花草拉屎，那屁股皮肤薄得几乎透明，里面的骨头象目光一样要望穿出来。

爷爷端着杯子，一脸庄重和我碰杯。杯中鲜红的酒晃荡着，爷爷说：“男儿志在四方，干杯。”又碰碰吴歌的杯子，说：“祝你一帆风顺。”最后对走进门口的苏阿姨说，“你也过来，敬孙少爷一杯。”
“多谢爷爷。”我们说。
“呵呵，我喝不得酒，”苏阿姨在围裙上搓着手，“我抿一小口。”
她走过来。

苏阿姨在这个家庭地位尴尬。96年，整个功德巷被拆迁，已70岁的老人拒绝了该得的商品房，执意独个去了老人院。她对我说：“孙少爷，那种楼房我住不惯，太高了总头晕。”
苏阿姨比奶奶漂亮。用漂亮形容老人有点亵渎，但事实如此。她永远穿用米汤浆过的对襟花布衣，乌黑的头发在脑后紧紧盘个髻，60多岁依然手脚麻利牙齿齐全头发乌黑而且脸上线条优雅很少皱纹。一向寡言少语的她在79年底再次成为我们家族的成员。

79年是个拥挤的年份，奶奶9个女儿中有5个带着家眷回到故乡，她们执手相看泪眼婆娑，不停讲述各种苦难到后来话题集中在如何平反和落实政策。看到她们，我才发现家族的女人们如此剽悍，她们身材高大而且发胖，声音洪亮并不因多年艰难生活而失去底气，她们指示自己的男人和子女做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事情总是理由充分。我的姑父们清一色的个头瘦小，多数戴眼镜，沉默寡言。
姑姑们第一尊敬她们的母亲，无条件听从奶奶的任何吩咐，其次是我，她们对我永远是和蔼的、微笑着压低声音说话，温柔地摸我的头顶。我想，是因为我是这家庭未来唯一的男人？

姑姑们塞满整个附22号令院子和楼上的邻居忐忑不安，这些雄壮的女人几乎无时无刻占用着所有公用空间，洗衣做饭带孩子说话。邻居们最后的日子很快就来到，四姑带着房管局干部来宣布落实政策文件，附22号全部重归家族。文革后期作过公安局长之后贬为司法局监狱看守小头目的四姑父马上领来一帮带脚镣手铐的囚犯开工修缮整个房屋。

这个家最热闹的时期并不长，姑姑们渐次带着家眷离开，也带走解决了问题的欢天喜地的笑容。只四姑和她7岁的儿子还住楼上。四姑没职业但很忙，一直指挥做活的囚犯让整个屋子变得尽善尽美。终于最后一堆垃圾也被挑出了院子。那天中午，我们在堂屋开饭，四姑看看爷爷下首的奶奶轻声说：“妈妈，小磊要进北区育英读书，我想……”
“你不用想。”奶奶将筷子轻轻拍在桌上，“老四，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奶奶用筷子指着我厉声地说：“这是我的孙，这屋里的一根针都归他。”
“你帮妈妈做的事妈妈记得，我死了，嫁妆都归你。”奶奶低声下来。
四姑立即哭了，扔下筷子上楼去收拾东西，之后牵着儿子走出院门。奶奶死后四姑回来奔丧，爷爷给她一个绣金木盒，隔很远能闻到木盒的香味，也能听到四姑的嚎啕。
小时候我对财富没任何概念，长大后偶尔想起会估算一下一盒子古老的嫁妆到底值多少？还是没概念。古老珠宝的价值即便珠宝行也只能靠拍卖来解决。

姑姑们走了，整个家变得无比空旷，说话都会有回声。爷爷开始在院子里经营日后团花簇锦的花架，用竹子搭起凉棚，栽种牵牛花、丝瓜、葡萄之类的爬藤植物，爷爷还弄来一种很臭的肥料制造花土，即便苍蝇闻到也一头栽进去，幸亏是冬天，臭气蔓延不广停留不久。北风起时，奶奶在台阶上望着南边说：“我要把小苏接回来。”
爷爷手中的花锄落在地上，站直了。

发髻乌黑的苏阿姨来了，臂弯挎着青花布包，听得她对爷爷奶奶说：“我什么也没带，我说，大奶奶那里什么都有。”
“是的，我有什么你就有什么。”奶奶肯定地说。
这以后家里来客人时爷爷会介绍这是我们家保姆苏阿姨，奶奶一定加一句，多少年了，我们亲姐妹一样。

这年冬天，从没见过的亲戚们经常上门，都是一些老妇人，堂屋中摆开麻将。爷爷从不参与，躲进东厢房用放大镜参祥竖行的古书，喝浓茶抽烟斗入神时轻声朗诵书上的文字。我搬到楼上的正经书房读书用功。奶奶挂着难得的笑容在堂屋里座北朝南大杀四方，苏阿姨给客人续水。偶尔奶奶会说：“小苏，你也来试试手气？”
苏阿姨弯着腰在奶奶的太师椅后面端详桌面说：“不不，我看看就好了。出这张。”偷偷溜下楼梯的我看见苏阿姨细长的手指指着奶奶门前一溜碧绿的麻将牌。

奶奶开始边打牌边打瞌睡。80年春节初五，攥着一张白板奶奶轻轻吐出一口气脑溢血发作，看不见的血液在80岁的身体内爆发。
送进医院第二天奶奶过世了。亲戚们说老太太一生积德，所以走的时候一点也没受罪；爷爷则私底下有些悔恨，他说，在医院里奶奶醒过一次，要上厕所，于是他搀着老妻，一手高高举着输液瓶，他们穿过灯光昏黄无人的急症室走廊。奶奶回到床上躺下，慢慢变硬。
爷爷悔恨不该让奶奶去厕所。

苏阿姨给奶奶的遗体梳头更衣。姑姑们回到家，冲进门就号啕大哭。丧礼无比盛大，奶奶的寿相装在黑边镜框中有我捧着，我站在卡车后箱的顶头，披麻戴孝，奶奶静静安放在宽大的木棺材里，周围锣鼓喧天，管号齐鸣。日后奶奶的坟头会长草，只有清明才被后人打扫。

这个家族只有我和爷爷没有哭泣，爷爷望着那深坑说：“将来我会和你奶奶葬在一起。”而我从小就已经被奶奶的戒尺和道理所教育早已忘却了眼泪，仰望纯蓝的长天，我不相信最疼爱我的人就这么离开。

丧礼之后，已升初中的我开始疯狂长个，裤脚不停变短，上衣飞快地收紧，爷爷本来就不怎么管教，于是我就此走上街头成为疯狂小子中的一员。外面的世界比家里小小的院子更广大，充满新奇。打架、在女生背后吆喝、踢球、点燃偷来的香烟，每一件事都带来全新体验，我回家越来越晚。当街灯亮起，走进小巷，一方面苏阿姨烹饪的菜肴让口水大量分泌，另一方面，我似乎看到爷爷坐在东厢房书桌的台灯旁，苏阿姨则在台灯的阴影中做着针线。黑夜里，四周鸦雀无声只有花草中蟋蟀尖细的叫声。我大了，终于感到这个家的冷清。

爷爷似乎也有这种感觉。花架上数十盆鲜花渐次开放的时候，爷爷弄回不少毛竹制作鸟笼，将竹子批成一根根窄条，用攻丝板抽成细竹——攻丝板是一铁板，上有几十个渐小的圆孔，圆孔内径十分锋利，竹子插进去，用力抽出来就细了一圈。细竹编成鸟笼，里面住进白燕、黄燕、画眉、虎皮鹦鹉、相思鸟……。鸟笼高高低低挂在屋檐下铁丝上，爷爷用哨子训练鸟儿，体型肥大的贵州画眉渐渐会象猫或狗那样鸣唱。早晨，苏阿姨搀着爷爷，爷爷提着鸟笼，他们去茶馆和某些同龄人喝茶斗鸟。记得奶奶和爷爷从不这样互相搀扶，他们外出总是一前一后，奶奶在前。实际上爷爷身体很好，据说年轻时读过军校，这方面唯一的证据是一把多年收藏的军刀，军刀把子上绑着牛皮，牛皮年代久远已然光滑，用刀时须先用沙土涂涩手心。

鸟笼挂满屋檐之后，爷爷又开始喂养新的生命，这次是金鱼。院子里多了一口半人高的水缸，但季节不好，冬季来临，第一夜水缸里结上薄薄一层冰，新来的金鱼并未死去，敲开冰层，它们依然灵动地争抢鱼虫；第二夜，西伯利亚强劲寒潮突然南下，水缸中再次结冰，半尺厚，所有金鱼无一生还。直到次年春天，大水缸里才正式生机盎然，再次年夏天，新来的公猫“老虎”差不多将长大的金鱼们偷吃了一半。
几年后的春天已有些老迈的“老虎”出人意料离家出走，因为别的母猫在深夜里嗷嗷的叫唤。

不久我大学毕业，即将去南方。

很多年后，在北京的房间里我沉静地看书。这里环境幽静，窗外看得见排列整齐的宝塔松护卫着大门，阳台下修剪成球状的枞树四季常青。某个夜晚出门和朋友喝酒，回来在电脑前想起酒桌上朋友说[在这片没有神的大地，家是我们最后的信仰。]我想起家，想起童年，琐碎地记录下关于过去零碎的片断，尽力去拼合一幅甜蜜温馨的家园蓝图，可直到最后甚至没能找到一个完整的故事。
概括起来，一对老年夫妇教育着童稚的孙儿，老人更老孙儿长大，长大的孙儿离开家。如果一定要一个结局，这孙儿走过许多城市认识许多人，爱过些女人也干过些勾当，他一边缓慢地不自觉地遗忘越来越多关于过去的事，一边寻找自己的着落，也许一个家，或者一个女人，或者一片土地。结局是，一个人把故事寄存在回忆和错觉中，散放在不准确的文字里并浪迹天涯。

关于家的最后记忆是这样的：送别的家宴之后我走进东厢房，在奶奶的寿相前上了三注香，跪下磕三个头，起来爷爷拉住我说：“给你批了一个八字，你这一去，握印把子抱钱篓子，前程无限。”
我哈哈大笑，爷爷笑了一下又说：“胆子大点，你本来就胆子大，就算衰了，不怕，有我，你回来，有你的吃住。”
我顿住笑容，终于说：“不会的。”我想，如果衰了，我不会有脸回来。
爷爷走到奶奶面前望着我说：“他长大了，大学毕业要出去工作了，保佑保佑。”然后作揖，上香。
我说：“爷爷，你多保重。”我们对望一眼，默默祝福。明天太阳升起我将离开家。再过些年，爷爷会坐在夕阳下悄悄告别这世界，而我则正在商场丛林中寻找更多猎物。

我到院子里吊上井水冲凉，吴歌跑出来一起玩水，这天是89年夏天最闷热的晚上，清凉的井水泼在我赤裸的皮上，我的女孩衣衫尽湿曲线毕露，她扑进我的胸膛一手揪住我的身体说：“你老实交待，你是怎样偷西瓜的。”
我大笑，热血沸腾。说：“等上楼去，我慢慢告诉你。”
西瓜静静地躺在井底，一声不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