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我”的绝对隐私
　　
　　中国以前有一种文体，名叫“先府君行状”，翻译成白话就是“老爹事迹总录”，
这个老爹并且还是死了的。一般情况下，作儿子的如果读书识字，会写几笔，这种文章
都是要亲身恭为，兢兢业业，因为文章的主题是老爹，写文章的目的是给外人看、让外
人了解老爹的平凡中的伟大或者伟大中的平凡，不能草草马虎，敷衍了事。

　　印象中，在我读过的这类“先府君行状”里，应该以散原老人陈三立的一篇写的最
好，传主是他的父亲改革家陈宝箴，条分缕析，追述了老爸的一生业绩，文章最后说：
“敢先就府君当官施事追忆其大者，略著于篇，不忍溢饰半词，诬吾亲，重罪戾，伏维
当代鸿儒硕学锡之铭诔，表幽传实于无穷极，世世孙孙感且不朽。”这段话说得很明白：
我先把老爸这辈子做的事情大致说出来，不敢有所渲染，照本实录，只能算是抛砖引玉，
希望以后的历史学家能够为老爸做一个总结，盖棺论定，写一篇墓志铭之类的东西。

　　在这里，作为“近三百年来第一诗人”的陈三立有点谦虚。民国时期，如果说写墓
志铭，恐怕没有人比他老人家写得好，一部《散原精舍文集》，将近一半都是为他人写
的墓志铭。如果说到历史，陈三立的儿子陈寅恪是近百年来著名的大历史学家，也是为
祖父写传记的当然人选。

　　按照礼法，陈寅恪是不能够为祖父写传记的，因为传记牵扯到评论功过，“子不闻
父过”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同样，在这个传统之内，做儿子也是有义务叙述一下老爸
的一生事迹，以便给历史学家留下一点资料。陈三立去世后，陈寅恪也是谨遵传统，写
了一篇“先府君行状”。

　　陈三立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学的最后一位大师。和他相对应的，鲁迅应该是中国新文
学的第一位大师（尽管第二位大师还没有出世）。前几天是鲁迅诞辰120周年，鲁迅去
世也将近70年。鲁迅去世后，亲朋好友、社会各界闲杂人等，都曾经发表过自己和鲁迅
的不得不说的故事，鲁迅的各种传记以及资料纂集也是琳琅满目，充斥着研究者的图书
馆。惟独他的儿子周海婴，没有写出一篇“先府君行状”出来祭奠先人，这不仅不合乎
传统的礼法，而且也不合乎现在的经济大潮。70年来，鲁迅研究风卷云舒，变幻莫测，
鲁迅的儿子也已经垂垂老朽，在读者举着钱包千呼万唤的情况下，他写的“先府君行状”
——《鲁迅和我七十年》终于摆到了新华书店的柜台上，和一堆形形色色的回忆录、纪
实文学、“绝对隐私”摆在一起。

　　严格地说，《鲁迅与我七十年》不是一篇常规意义上的“先府君行状”。所谓行状，
就是干过的事情的记录表，某年某月某地受何种奖励或处分，证明人某某。鲁迅是声名
显赫的人物，各种心怀不同目的的人，早已经把他的身家毛病、言行事迹、三岁患天花
七岁爬墙头翻了个底朝天，不再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秘密。周海婴此时写书，的确没有
什么猛料可以吸引读者的。然而，在现在的经济杠杆决定一切的现实情况之下，写一些
别人知道的事情，炒炒剩饭，不仅读者不买账，就是出版商也不会搭理你——虽然你是
鲁迅的儿子。鲁迅去世已经将近70年，先是被捧上神坛，然后又被摔到地上，这两年，
伴随着国际国内的“新左派”大流行病，鲁迅虽然看似有着起死回生的迹象，但其实质，
不外乎是一拨人扯鲁迅做大旗，另一拨人挂鲁迅头像卖“卫慧内裤”。在写“先府君行
状”方面，周海婴不是诗人陈三立，没有诗人的激情和深沉，也不是历史学家陈寅恪，
没有历史学家的敏锐和细致，不能够全面而且准备把握住老爸鲁迅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因而，这本书要想在形形色色的“鲁迅热”中占有一席之地，只能够另辟蹊径，写成“
绝对隐私”，主题是鲁迅，主人公却是“我”，是“鲁迅和我”的不得不说、外人不知
道的故事。

　　鲁迅去世时，周海婴只有7岁，当时还是一个懵懂小儿，刚刚记事，按照常理，与
鲁迅之间不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然而，古人曾经说过，一个厉害人物，往往“
泽披三世”，不管是福泽还是沼泽，反正能够影响到儿子孙子重孙子。鲁迅当然是个厉
害人物，他的影响，不仅波及周海婴的一生，甚至还波及到孙子周令飞的恋爱和结婚（
上个世纪80年代，周令飞与台湾一个女子恋爱结婚，有关部门曾经要求周海婴发表声明
与儿子断绝关系——书中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过程和各色人等的言行表现）。在普通读
者的概念里，鲁迅是一个得宠于当下政权的人物，鲁迅的老婆孩子都是依靠着鲁迅的余
荫，当官的当官，上大学的上大学，吃香的喝辣的。作为儿子，作为普通读者眼中的既
得利益者，周海婴自然有资格也有义务写出这段泽披三世的“绝对隐私”，顺便抖一些
“故人相处流传”的“猛料”出来。

　　之所以说这本书是“绝对隐私”，不仅因为书里所写的都是一些“鲁迅与我”的私
生活，家长里短，非关文学和民族命运，而且因为这些私生活以前被有意无意地隐藏或
遮盖或扭曲。

　　举个例子，鲁迅葬礼的账单问题。鲁迅去世之前，鉴于老婆的憨厚和儿子的幼小，
曾经给老婆孩子留下了一笔生活费。鲁迅是个精打细算的绍兴人，对于金钱方面非常注
意，每一笔收入支出在日记里都有着详细的纪录。他为老婆孩子以后的生活早做打算，
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鲁迅死后，老婆孩子立刻陷于困顿。原因在于，鲁迅那浩浩荡
荡、名垂青史的葬礼花销太大。而在我以前曾经读到的书里面，不止一次地有人铿锵地
说，鲁迅的棺木是宋庆龄赞助的、鲁迅的葬礼费用是“救国会”赞助的。在这本书里，
周海婴把葬礼的账单和有关当事人的说法列举了出来，明明白白地表明了这次葬礼是鲁
家自己操办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许广平被人下了一个套。轰轰烈烈的葬礼为某些
人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应，而给孤儿寡母带来的却是困顿的生活。穷困之后，也不见有
参加葬礼的人过来救助。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周海婴又从“救国会”的资料里查到，丧葬后，宋庆龄宣布，
所有捐款用作纪念，不是资助葬礼。这就耐人寻味了。按照常理，一个人死后，作为他
人，首先要做的应该是救助一下孤儿寡母，让死者在九泉之下不再担心老婆孩子吃不上
饭，而不是忙于纪念或者继承先烈的遗志，以一种政治目的鲜明的群体活动（鲁迅去世
后的历次纪念活动，大致都由相同的人和团体主持，甚至成为某些人的政治资本或罪状。
文革期间，鲁迅的著作和书籍曾经成为杀人凶器，纪念又何尝不是）取代道义上的生活
帮助。鲁迅以前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歌”是常人所做的事情，而冠
冕堂皇的“纪念”，却只有非常人能够说出来。

　　跟随着鲁迅的葬礼，这本书顺带抖出了另一个“猛料”：鲁迅有可能是被日本人害
死的。这种说法以前没有见诸史册，提出之后，立刻引起了一片哗然，大致的反应是：
周海婴在胡说八道。在当时，鲁迅只是一个卖文为生的文人，远远没有后来的文坛祖师
爷的地位和威望，也没有被某个团体引为同路人和指路明灯。在日本人的眼里，暗杀一
个卖文为生的文人，不如暗害一个前线的营团级指挥官来的实惠。更何况，鲁迅早年留
学日本，和日本的关系割不断理还乱，如果晚死两年，大概也会像周作人那样成为日本
人极力拉拢的对象，怎么能够一杀了之？书中说，须藤医生常年为鲁迅看病。鲁迅是一
个疑心病很重的人，既然能够常年把自己的性命托付于一个日本浪人，他自然有他的理
由，最起码是信任他的。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无论是许广平、周建人，还是现在的周
海婴，的确没有丝毫继承鲁迅的遗风，只会受别人影响，听风便是雨，没有自己的主观
判断和坚持。死后，鲁迅成为一枚棋子，继而成为一杆旗帜和一颗炸弹，任人摆布和利
用，作为鲁迅的继承人的许广平等人难辞其咎。

　　鲁迅死于抗日战争之前，20世纪中国的巨变没有看全，因而也少遭了一些罪。在几
年前，曾经流行过一个话题，假如鲁迅活下来会怎么样？成为郭沫若那样的人物，晚节
不保？还是成为老舍那样的人物，自己寻死？或者，直接就是一个王实味，死都不知道
怎么死的？历史不可能假设，因而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作为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一定也
是十分关心这个问题，在最后一节记录下了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绝对隐私”，或者说是
“八卦”：曾经有人问过毛泽东这个问题，毛泽东说：“要么是关在牢里还在写，要么
他识大体不做声。”

　　这是一个选择性答案，由于死无对证，只能被当作“八卦”来处理。和鲁迅死后的
尊荣相对应的，许广平死后，周海婴一家人立刻被赶出所住的房子，原因无他，死了的
许广平没有了利用价值——活着的许广平是鲁迅遗孀，可以用来骗骗不明真相的外国友
人和人民群众，只有死了的鲁迅有利用价值（不仅可以充当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
而且可以帮国有出版社赚钱，增加国库收入——鲁迅的版税问题一直是周海婴牵挂的问
题，也是周海婴受人垢病的问题。然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从这本书可以知道，这个
天经地义在全国解放前期就已经被舆论和体制默默地一笔勾销了。勾销的理由很简单，
鲁迅属于所谓的人民，所以鲁迅的老婆孩子没有权力享有鲁迅的遗产。这和假借纪念的
名义诈光了许广平最后的一点安家费一样冠冕堂皇）。那么，活着的鲁迅究竟有没有利
用价值？答案很简单，没有。不仅日本人不可能暗杀鲁迅，国民党也不会暗杀他。至于
鲁迅活着会如何的旁证，是一向被认为是鲁迅弟子的胡风的遭遇。假如鲁迅活得够长，
落入“四条汉子”手中，死的一定连狗不如，“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这三顶帽子
也不会落到他的头上。其实，所有人都明白，鲁迅要是活着的下场如何，毛泽东这种回
答，只不过给了这个“问题”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

　　鲁迅是个尖刻和精明的人，他的儿子却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不仅不善于言，而且
不善于写。在这本书中，曾经多次出现过这样类似的句子：“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只是说出自己心中的疑窦。”尽管如此，这本絮絮叨叨的书依旧引起了喜欢窥探历史的
“绝对隐私”的读者的兴趣，关键在于，这本书写出了鲁迅的“阴影”如何笼罩着儿子
孙子的生活、各色人等如何打着鲁迅的旗号给他的后人制造“阴影”——周海婴终究还
是一个老实人，不仅老实地写出了这本书，尚且老实地隐瞒了书中牵扯到的一些人的名
字。在这本“绝对隐私”之外，究竟还有多少关于鲁迅的“隐私”没有或者永不可能曝
光，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毫无疑问，这本书所记载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正宗的中国文学史或者思想史、革命
史所会采纳的材料，不能够担当起“先府君行状”的历史任务。而这本书的意义，恰恰
在于它的不被历史所采纳，在于它的隐私和“八卦”。正史的东西，读者从小学开始学，
已经熟而生吐了。曾经有人说过，中国的新闻最缺乏的不是良心和感动，而是“八卦”
和狗仔队，什么时候狗仔队满街偷拍，什么时候新闻才真正成熟。这句话套用到文学和
历史中，什么时候隐私和“八卦”充斥着文学史和各种历史，文学家和历史重要人物的
私生子以及性怪癖都被挖掘出来排着队晒太阳，仁义道德变成了扒灰偷人，思想论争的
根源只不过是东家偷看了西家媳妇的屁股，什么时候中国的文学和历史才能够有救。

　　旧文学里的“先府君行状”，虽然讲究真实笔录，究其实质，还是替先人粉饰的东
西，它之消亡自有理由。无论是陈三立还是陈寅恪，都是生当变革时期，风云际会，看
不透实质，因而也不会明了一个人的历史之与隐私和八卦的关系。现如今，变革已经过
去，人民安居乐业，不再关心历史和文学，隐私和八卦走到了社会的前列，迫使历史和
文学退回到了它应该带着的地方，同样，头戴三顶大帽子的鲁迅也逐渐地回到了他应该
躺着的地方。他的逊位，完全是由于釜底抽薪的成功，揭开了把他树立起来的团体对待
他的真实面目，抽去了他的牌位下面的所谓荣光。借助隐私和“八卦”，周海婴现身说
法，抽去了第一根柴火，也许这是他所料不及的，也是与他的原意相违背的。在这种意
义上来说，这本“绝对隐私”要胜过于无数呕心沥血的“先府君行状”。

　　研究鲁迅的书籍成千上万，依靠鲁迅吃饭的如过江之鲫鱼，然而，好像还没有人研
究过鲁迅的成名史，没有人仔细考证过鲁迅是怎样一步步“走”上神坛的，在“走”上
神坛的过程中，那些向鲁迅伸出双手“扶上马，送一程”的人的阶级成分和真实面目如
何。如果展开这一类研究，也许就要从这本《鲁迅与我七十年》开始。

《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著，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