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进酒（一杯）

“站在北极，所有的方向都朝南；
光从四面八方打来，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小时候，听梁山故事，对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特别向往，仿佛那便是快意恩仇金光闪闪的成人生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单是想想满桌的酒肉，也会强化一个孩子渴望长大的愿望。

稍大，读金庸，所有的好汉更无一不是好酒量。但凡拼酒拼内力的场面，总读得人热血澎湃，随即认定了酒德、赌德都是闯荡江湖，识别异己的罗盘。凭此，能识别同伴，敌人或不相干的人。

再大些，离开学校，才遗憾的发现，自己既无酒量，也不喜打牌。常常酒过三盅就不辨东西，不得不学会端着茶水饮料，高高低低，口是心非的“拿肉麻当有趣”赖酒或敬酒或在酒桌下递钱。因此我从未喝醉，我怕不能收场，我要热心冷眼，我要绷紧站直，还要算帐结帐。曾记得，酒后，舞后，被送回家，在楼底下，被突然抱住，打了个冷战，索性就踮起脚亲一下对方的额头说：“原来银总喜欢欧式的告别方式，这真是太时尚了。”他懵了，我转身飞也似的上楼。曾记得，深夜的酒店客房，装胃痛，直到拨了120，叫来救护车，才脱身出门。我欺骗自己说，推广生物农药是正当的必须的事业，也许忍受了讨巧的手段，才能用最快捷的方式达到目的。退一步说，这是生存，这是技巧，是不得已，好似解几何题添了一条辅助线，好似出远门准备了一把晴雨伞。既然人人都在吹牛撒谎，我蹁跹之中又何妨？岂料道这游戏是如此暧昧，危险，刺激，这借口又如此的宏大，正当，无辜。偌大的招牌下，全是鸡鸣狗盗。一点点，我疏远遗忘了投入这工作的初衷，欲罢不能。昨天在田陇上调查晚稻用药失败的原因，在农家的餐桌上一边赶苍蝇一边道歉；今天在鑫安徽的大酒店里信口雌黄，粉饰数据，推卸责任，争取贷款。人变得虚荣浮躁，易暴易怒；生活变成截然两色：人前精明伶俐，人后恶心自己。实在是绷不住了，就穿了鲜红的T恤，黑色的荷页长裙，独自去迪厅的弹簧地板上跳舞。整夜的跳，，不说话，也不喝酒，不喝酒，也不说话，直到散场，回到酒店，倒下就可以睡着。睡梦里，灵魂会出场清算，掩饰自己，遮蔽灵魂，忍受虚荣和谎话，到底要付出多少代价。醒来，就装作全忘了。

我以为日子会像田间的杂草，一直疯长下去。然而，某一天，毫无征兆的，突然就再也装不下去了，生活卡壳了，变形了，跌倒了，怎么也无法再继续。有什么东西在暗夜里撕裂了，粉碎了，而淤积其中的血，却暗黑结块，一滴也流不出。我想不明白，无法理解，到底是怎样的一根稻草，压断了通往彼岸的桥梁，点燃焚烧了所有言不由衷的借口和理由，灵魂不分昼夜的追问，我无处可藏。嗓音变得嘶哑，笑容变得空洞，眼睛里见不到光，就那样直挺挺的，一头栽倒在灵魂和欲望之间的隙缝里，揪着头发，抠着墙壁，对着镜子，不停的喊：“我为什么还没有死掉？这样的世界，这样的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试图喝酒来逃避这一切，可是相比醉酒我更痛恨逃避。直面天空，世界如此的荒诞，绝望模糊了希望，四处都是罪恶，一切都被允许，一切都被预先原谅。“我不能卑鄙的活着，甚至不能卑鄙的死去。”而死亡是如此的靠近，却又让人十倍百倍的惧死，我躲在密闭的缸里，试图张口把自己吞下去。我开始上网，大摞大摞的买书，似懂非懂的乱读，却一言不发。我感到体内的真气在乱窜，却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出口，也无法控制。巴祁说：“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死”；斯宾诺莎却说：“假如人们生来就是自由的，只要他们是自由的，则他们不会形成善和恶的观念”；笛卡儿说要怀疑一切，却独独不怀疑这句话；而即便上帝，也无法把发生过的事情变成从未发生。希腊哲学起源于惊奇，存在主义则声称希望开始于绝望。倘若我既惊奇又绝望，我该如何？我该如何才能摆脱这些纠缠的,含混的, 矛盾的，悖论的，暗黑潮湿的念头？我已然进退失据，退无可退。难道，只能靠醉酒？

反反复复的读《西西弗的神话》，加谬说“荒谬是在人类的需求与世界的非理性的沉默这两者的对抗中产生的。”我当然是无可能改变这世界的非理性，山不靠近我，我就去俯就山吧，就试着改变自己内心的需求吧。可是，我需要什么呢？什么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呢？这似乎又绕回到问题的起点，我，和我想要成为的我之间，只有绝望吗？

在教堂，在寺院的门外徘徊了许久，我终还是不能匍匐下去。找来英语书，我试着把目光投向远方，决计朝外走，和阳光充足简单彻底的人在一起，到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地方去，借助外在的力量，把自己照照亮，晒晒干。

然而，我还是不能。

同一本《西西弗的神话》中，加谬还说：“爬上山顶所要作出的艰苦努力，就足以使一个人的心里感到充实。”是的，我爬了，一念既起，我就义无返顾的去尝试，我做过各种奇怪的，有趣的，不相干的工作。我一次次擦着汗，挽着袖子把石头推上山，再眼睁睁看着它骨碌碌的滚下去。我不怕手足起茧，不怕骄阳暴雨，不怕千山万水的跋涉，但我害怕，我害怕，我害怕我的努力和充实，热望与无奈，狂热与沉默，呼号与失语，我还没有彻底盛开的青春，在等不到一个彻底的懂得时，就已然凋谢零落。

在哥斯达黎加的时候，房东家养了两条狗。一只叫布比，一只叫布迪。布比15岁了，垂垂老矣，大家都把剩菜留给她吃。没过几天，我第一次看见狗——布迪，也有经期。她被关在了后院里，日夜焦躁的拱门或者呜咽的低诉。热带雨林的炸雷频繁，她一听见就用爪子刨我的木门，想往屋里躲。我怕狗，不喜欢狗，只好狠心关着门。而餐后，却突然对着一根肉骨头发怔，想不出该扔给哪条狗？恍然间，又想起一个远房表叔，童年时曾听奶奶和妈妈闲谈中说：“他把刚生下的第四个女儿埋了。”我其时正在看《居里夫人传》，偶尔也抱怨奶奶重男轻女，一听之下，恨得咬牙切齿，说他是杀人犯，嚷着要去公安局告他。还举着书对妈妈说：“如果表叔埋下的是中国的居里夫人，撒切尔夫人，甘地夫人怎么办？为什么一定要儿子继承，万一表妹长大了可以得诺贝尔奖，有什么不如儿子的？父亲怎么可以这样毒辣？”妈妈训斥我说：“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倘若你表叔坐牢了，枪毙了，其他的三个女儿饿死了怎么办？”我堵得无话可说，眨巴着眼睛，张张嘴，又抿上。一口气窝憋在心里啊，到如今都不曾消散。我坚信这是罪恶，却无如可何。多年来，我敏感警惕的打量这着世界，多少次想呐喊，却终于沉默。我恨这个表叔，他进城上我家时，我用孩子的仇恨方式不与他说话，不一桌吃饭，在背后做鬼脸，摆枪毙的手势，临走，却恨不得连最喜欢的新衣服都让他带回家给余下的三个表妹。浮生如苦役，宕开一想，这熙熙攘攘，劳劳碌碌的一生，能如何？又将如何？何尝不是在争一个剩骨头，一件旧衣裳呢？

后来出国读书，在斯德哥儿摩的诺贝尔纪念馆，亲见了许多先贤的手稿和照片，站在颁奖的蓝色大厅的中央，想象着头顶曾闪耀的，还将继续闪耀的万丈智慧之光，难以名状心中的卑微和景仰，霎时又对人类共同存在的本身的共同秩序充满感激和骄傲。“人，是万物的尺度？”路过巴黎时，曾特意去了巴黎高师和居里夫人实验室。一旁的人说：当年伦琴被通知去领诺贝尔奖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随时间推移，许多有成就的人，都接受了这个奖，于是形成了一个关于诺奖的荣誉氛围，后来人需要得奖来证明自己，最初，却是需要有人去证明这个奖。说话间，记起一个狂人，他曾设想要建一个“戴森球”，把木星拆了，建一个巨大的球状结构围住太阳，截获太阳的辐射能量，以支持地球文明发展到足够的高度。不知道这技术几时能实现，或者永无实现的可能，然而人活着，能够想象和创造，能够在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之后再送上发现者号，这人生，想心所想，为心所为，似乎又无可畏惧的。安徽人的口头禅说：“好大的事啊”，我喜欢这样的坦荡磊落，是啊，大不了，给自己做个戴森球暖和自己。我定定出神的看着居里夫人的照片，想起我没见过面的小表妹，如果她活着，大概有16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