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铅字的某个缝隙中有我的过去 正是这种想法在不停地迫害我 被遗忘或者逃逸的情节 ―――― 1994。体会 酒杯里疯长的胡子 那天晚上在北京。一个文化圈子里的类似沙龙性质的聚会,号称是青年作家的聚会。很多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在宽敞的大厅里走来走去,围绕各自感兴趣的话题攀谈着,挥斥方遒或者悄声细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名词、微笑、香水、烟草和酒暧昧的混合味道,很像曾经在外地时停留在梦里的那些飘忽的北京印象。 我端着一杯不知叫什么名字的酒,对身边几个看上去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点了点头,转身截住住了旁边的一个久违的老同学,把他拉到了大厅的角落,跟随我们一起来到角落的还有那几个年轻人的好奇:“这两个老帮菜是谁呀?” 老同学被我几乎是抱着拖出了聚会,我们在外面车水马龙的街道边暗自运气,那几个年轻人形容我们的词汇曾经是十几年前我们用来形容别人的,现在像一艘摇摇晃晃离岸很久,突然有一天轰然撞进港口的老帆船,驶进港口的同时还撞坏了引路的灯塔,或者说是一只高抛到半空的球,过了很久,大家都已经忘了的时候,结结实实地砸在了那个还对着天空兴高采烈的小男孩。 那天我的老同学指着对方的鼻子一字一句地说:“看清楚了,我们不是老帮菜,我们老吗?”我的回答是:“你们也会像我们一样变成老帮菜的。”老同学在上学的时候就以脾气暴躁喜欢打架著称,曾经有过一个人单刀赴会,把三个化学系的家伙打翻在地的光荣战绩。如今他是一家报纸的副主编,为了这次聚会还特意穿上了西装扎起了领带,很像报纸电视上那些衣冠楚楚不苟言笑的成功人士,我也难得地把皮鞋擦得锃亮。那几个年轻的家伙看都没有看我们一眼,轻巧地送了我们两人几声悠长的口哨。 我们两个在马路边的围栏上半倚半坐,仿佛两只气急败坏的火鸡,抽了一地烟头,两个人突然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我们都一下子喜欢上了“老帮菜”这个名称。我们决定要找一家字号里有老字的小饭店继续未完的谈话,结果在附近的西直门外大街找到了一个叫“快乐老家”的只有四五张桌子的家常菜馆。等到桌子上的啤酒瓶子都已经空了的时候,好脾气的饭店老板已经趴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睡着了,老同学的舌头大了很多,含糊不清地嘟囔着说:怎么一晃眼的工夫,我们就成了老帮菜了呢? 感觉也是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把桌子上的所有啤酒都喝光了,可是小饭店墙上的挂钟明明白白地指到了下半夜四点的位置,我知道:早晨八点半我必须赶到公司打卡,而他上午九点还要主持一个行业的会议。我们默不做声地对望了好久,默不做声地推醒睡得正香的饭店老板,默不做声地扔下了几张钞票,默不做声地走出了饭店。在门口我脚步一滑,差点摔了一交。 可能我曾经挥霍掉的那些日子就像那天晚上的酒,感觉还没有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热,酒瓶就已经空了,天色就快亮了,日子就在前面守株待兔地等着,像人行道上那些派发内容可疑的广告宣传单的人,把一个个未知的早晨不容质疑地塞到了我暂时空闲的手掌,并且明确地要我做出肯定的回答。 北岛曾经写过的一句诗:我他妈只喊了一声,胡子就长了出来。 后来我们还去过几次那家小酒馆,却无论如何也喝不下那天晚上那么多的酒了,那种感觉好象一个丢了钥匙的孩子,拼尽力气总算砸开了紧锁的房门,却发现房间里的东西都已经不翼而飞,仿佛长了翅膀的青春,黄鹤一去不复返。想想青春到哪里去了?它就留在了那天晚上的小酒馆里,残存在桌子上的酒还依稀散发出似曾相识的味道。我们推开小酒馆的门,却永远也找不到那些喝到自己肚子里的酒,我们能够找到的只是曾经的眩晕,只有那些躲在角落里空空如也的酒瓶。 我们面对空酒瓶发怔,好心的老板陪着笑脸安慰我们:那酒可是你们自己喝光的,我可以证明。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那个叫罗大佑的老男人早就替我唱出来了,没有想到我就这样和他的歌声撞了个满怀,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在校园,那一年,我刚满十八岁。
天还没有完全冷下来,罗大佑要在北京举办“围炉夜话”演唱会的消息,就比雪还要早地占据了娱乐版的醒目位置和我们这一批听着罗大佑歌声度过自己青春岁月的人的内心,继续有情绪激动的人继续奔走相告,也继续有更年轻的新人类对此继续不屑一顾,报纸则讨好地把预测到场的观众称作“成功的中生代”。 我曾经见识过几个中年诗人在一个叫做“命名的焦虑”的文学研讨会上怒目相向,险些火并的动人场景,我非常理解他们无从归类、急需戴上一个名词的帽子将自己放进一本书的某个篇章里面的迫切心情。那时我的脑子里正在盘算怎么把几车阜新黝黑发亮的煤炭运到盛产地瓜干的胶东,顺便再拉几车脆生生的烟台苹果回到大连,这不比把自己归到某一个写作群里更容易,我也要跟随着那些煤炭或者苹果,时而火车时而轮船,漂洋过海地长途跋涉折腾一番,在我眼里,失节事小,饿死事大,不把这一单生意做成,银行就会把我的下半辈子安排到一个管吃管住还有人为你站岗放哨的地方,我还是谢绝银行的好意吧,国家就业形势已经够严峻的了,我还是自谋出路,主动分点忧解点难懂点事吧。 那几个诗人最后也没有把自己的门派真正搞清楚,我的煤炭和苹果也安然无恙地呆在了原来的城市,银行也没有端着冲锋枪上门找我。我讲述这段往事是想说明自己本来就是个恍恍惚惚的家伙,丧失了一个探讨文学真谛的难得机缘,也是想说明即便是文学的无法归类还是生意的破产失败都是一场热带地区中午的雨,下过了之后根本从城市的街道上看不出什么。 我是这样安慰自己的,二00二年的最后一个夜晚,我是和一个朋友在一家昏暗的小酒馆里渡过的,桌上有酒,对面有人,外面的地上还有一些隐约的雪,另一个地方罗大佑的演唱已经开始了,我想我能听得到。我把手机关了,要是再不关,也许那些气急败坏的家伙们就会把我的手机引爆,他们费劲地帮我弄到紧俏的入场券,就这样被我白白浪费了,那天,我终于还是没有去罗大佑的演唱会现场。 我在从大连到北京的深夜火车上听过罗大佑的歌声,通过手机,那天罗大佑在“乡谣酒吧” 相比于他亲切的醉态,我更喜欢那个躲在磁带封面上,一副大大的墨镜遮住大半个脸的他,曾经,他是我心目中的神,现在,神也开始老了。我不忍心看到自己心中的神变成凡人,无法接受别人肆意曲解践踏我的从前,我要给自己保留一些对于过去的怀念,我要把一些过去的事情变成琥珀中晶莹的昆虫。于是,我还是没有去罗大佑演唱会的现场。 很多从前的东西变得像油画里的森林,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看得清。
其实生活一直是不好不坏地过着,我在几个不同的城市里扮演过毫不相干的一些角色,回到大连后有一份虽说不是很稳定,但也足能丰衣足食的生活,沿着这个方向下去,完全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用幸福这个词汇覆盖。我曾经在这样的日子里心满意足地生活了几年,周围还有一大群气味相投的朋友,呼朋引类地呼啸而过,扫荡过城里几乎所有带有特色的小酒馆。 只是,时间长了,我发现除了自己头发少了,皱纹多了,酒后的话也多了,像下坡路上刹车失灵的老爷车,絮絮叨叨得如同一个老妇人,事后想起,话题大多是关于北京的。也许,每个人在自己的心中都有一个郁结不开的情结,像萦绕山谷里久久不散的叹息,回荡在心脏底层空旷的大厅,留给自己的是舌底苦涩的味道。北京这座城市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一个用绳子结得严严实实的扣,我总在想如果当年我是留在北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问自己,也问别人,可是一直没有标准的答案。 本来这个问题就没有标准的答案,日子不能像电子游戏那样,随时可以推倒再来,但是在有梦的时候不去实现,等到没有梦的时候,心中的情结就只会变成秋天脚下枯黄的落叶,甚至想要发出一点声音,都必须要借助呼啸的风声完成。 我说的已经太多了,其实在说的过程中,完全已经有充裕的时间来完成遗憾或者情结。我在浴室的镜子里端详着自己有些松弛的脸和上面日益增多的皱纹,过了一会儿,过去未来混成一片,恍然迷离。我在朦胧的水气中下定了回到北京的决心,我需要为自己做点什么了。尽管这种选择,对于一个已经迈入中年门槛的男人来说,有很多现实生活里无法回避的问题,至少意味着一切要从头来过,我干脆在心里把自己的岁数减去了十岁,我想这样总可以了吧。感谢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让我的出走有了可能,也感谢过去的北京老朋友们,他们给了我充分的信心,并且帮助我解决了最初落脚的一系列生活问题。 我在家里的书桌上把自己以往的名片都翻了出来,我有一个习惯,每换一次工作,都会保留一张曾经的名片,几年下来,五颜六色的名片也有厚厚的一打。我把那些名片按照时间的顺序依次排开,一条经历的小路歪歪斜斜地展开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职业,这是留在身体上的疤,永远都抹杀不掉。 从名片内容旁人可以这样预测,就像对一个刚踏出校门的学生可以做到的那样,我完全可以做一个卑微恭敬的乡镇企业产品推销员,也可以做一个神态傲慢的外国商社雇员,还可以做一个心怀叵测的期货经纪人,还可以做一个口若悬河的广告策划人,还可以做一个颐指气使的投资公司部门经理,还有不称职的图书策划人,不成功的媒体记者编辑,还有背后捉刀的职业写手和面貌可憎的文化掮客。另外,我还做过国营企业特聘的外贸业务员,做过几家形迹可疑的自己创办的商贸公司经理,在我离开大连的时候,我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集团的总裁助理。这些职业我都做过,有名片为证,可是都没有坚持一直做下去,成为货真价实的名片上印的那个人。 名片名字上面的公司企业同样也是形态各异,坐落的位置更是不同,有几千人的大型企业集团厂房林立在市郊,也有外资企业雄踞繁华闹市中心的高档写字间,也有几十个刚毕业的学生一起挤在租来的普通百姓平房办公,也有上市公司融资成功后大兴土木的深宅大院,甚至也有我自己创办过的只有一间办公室和一张办公桌的小公司,更有甚者,有的公司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它的营业执照就放在我腋下从不离身的皮包里,跟随我四处游荡。 我自己都快被自己的经历搞糊涂了,我只是一只轻浮的蜻蜓,尾巴刚刚接触水面,就迫不及待地飞向另一片水域,如果变成一只执着的钻头,我所从事过的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可能钻出乌黑的黄金。我没有权力抱怨造化弄人,我只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 和我本人一样,命运也是个喜欢不停地讲笑话的家伙,有的时候我和它在一起比赛,看谁的笑话讲得更为精彩。这些经历越发地使我行迹不定,来路可疑,也教育了很多我周围的人要学会踏实地生活,不要好高务远,幻想天上能掉下馅饼还不能砸到牙。 很多人在吵架的时候都喜欢质问对方: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把自己的目光从名片上收回,抢先问了自己一句。我学不会街头流氓敞胸露怀,把身上的一身刺青故意暴露给别人看的那一套,了解我底细好事的人曾经问我: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我的回答是:我现在知道了这些事情不是我能做的,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可是我知道自己不应该做什么。 我离开了大连,来到了北京,和我一起来的,还有那些曾经的故事,像寸步不离的影子。
首先我要做的是一切从头开始,一年里我搬了五次家,每一次搬家都发现物品比以前多了很多,工作相对稳定一些以后,我在鼓楼附近的小石桥胡同的一栋陈旧破烂的居民楼里暂时住了下来,房间的窗户朝东,放眼望去,能看到鱼背一样绵延起伏的青色房子仿佛凝固的波浪,晚上昏黄的灯光下,我开始重拾放弃了很久的文字生涯。 年轻时候的文学梦一直像一只顽固的虫子咬噬我的内心,现在我要继续当年的梦想,我曾经在一首诗里这样写过:一个男人,三十岁了还热爱诗歌,这等同于,森林里的老虎幻想猎人的爱情。回到北京,很多当年的同学和朋友都已经变得快要让我认不出来了,有踌躇满志的新生代老板,有春风得意的文人骚客,也有平凡朴实的工薪职员,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每个人都把自己固定到了一种生活模式之下,可是我没有,我没有把自己固定到一种具体的生活中,不知道是应该庆幸还是遗憾,更重要的是:我没有时间去感慨时光的荏苒。 我在学习忘记,忘记以前的经历,现在的北京,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城市。鼓楼的后面就是什刹海,是有情调的人们津津乐道的小资圣地,每天都有时尚的年轻人奔赴延安一样地前去朝拜,心甘情愿地将钞票留下,感觉带走。直到在鼓楼附近住了半年的时间,要搬走了,我才有幸瞻仰了一下那里的风采。很多人听说我曾经在鼓楼住过半年的时间,却没有去夜夜笙歌地领略小资情调,都惋惜地对我直跺脚,仿佛我是一块顽劣的石头。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 每天我要工作,要把每个月将近一半的薪水心有不甘地交到期待已久的房东手里,并向他保证,下个月再也不会拖延。晚上回到住处的时候,我打开电脑,在屏幕上敲下一行行文字,那时我是富足而快乐的。远在大连的女友来到北京,看到我那时的生活状况,大为吃惊,她流着眼泪对我说:我们回去吧,不要在这里受罪了。可是我不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梦想,这是什么东西也不能剥夺的。 鼓楼的住所位置很有意思,朝南是北京的老城区,古色古香的;朝北,则是中轴路繁忙的车流,完全是一个现代化都市的模样,感觉很像我当时的心态。 每天黄昏,都会有大群的鸽子,带着悠长的鸽哨声,从我的窗前掠过,那时候的黄昏充满肃穆。空气中起伏着一种嗡嗡的声音,我站在窗前,聆听鸽哨,慢慢地,感觉远在天堂的父亲就在我身边,他是我这一生中最好的朋友,我对他讲述一天的劳作,一天的逸闻趣事,他耐心地听着,像往常一样无声地笑着,我自己渐渐地就溶入到了一个平和的夜晚。 如果说鼓楼的鸽子是贵族,拥有一个高贵的心灵的话,那么我搬到西坝河中里十八号楼以后,那里的鸽子就是一群调皮的顽童。我曾经对女小说家谭立详细描述过我将要怎样对待那些我称之为流氓的鸽子,怎样用一把老玉米做诱饵,用洗脸盆做好陷阱,怎样用一根竹棍做支撑,手里牵着连接的绳子,怎样将诱捕鸽子红烧清炖,听得她毛骨悚然。其实,我怎么忍心去伤害那些可爱的生灵呢? 我的床头就在阳台的窗边,阳台没有封闭,早晨天还没有完全亮,就有早起的鸽子飞到我的窗台上,喉咙里低低地发出咕咕的声音,那感觉就好像一个调皮的孩子突然揭开了熟睡中的你的被子。我坐起身,点上一只烟,端详着窗外的鸽子,一天的生活又开始了。 在北京的生活总有鸽子的陪伴,想想真是幸运。日子有时就是这样,天上有洁白的鸽子展翅翱翔,地上也会有新鲜的鸽子屎证据确凿,甚至会溅到你刚换上的新衣服上,可是愿望总是在飞,它飞得甚至比鸽子还要优美。 于坚说:我们努力地活着,无非是想活出个人样。对于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我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生活中那些留下印记的事件和人物,按照中国古代朝代的纪年方法,重新命名自己的日子,我觉得相对于动荡复杂的大千世界,每个人更关注的是自己身边的生活的改变。我曾经对女友献宝似地阐述了我的思路,结果把很多原本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时间和人物都放到了一个平面上了。 我对女友是这样形容的,我更习惯叫她达赖,我给她起的昵称。我父亲去世的第四年,也就是我的北京二年,也就是达赖三年,也就是踏入社会的第十三年,也就是我换到新的工作单位的元年,用大家约定俗成的叫法:那一年是公元二00二年。 那一年,我和女友共同创作了一本名字叫做《比如:鱼》的以绘图为主的小册子,并在二00三年三月正式面世,是我们感情的一个结晶,也是长久分离思念的果实。时间就是这样,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到处都会留下印记,像流水默默冲刷河床里的石头。 很多的日子都可以这样形容,那天诗人西渡把我拽进北大三教的一个教室,看到黑板上的大字,我才惊讶地发现,我们共同的好朋友,诗人戈麦已经去世十年了,那个活动就是纪念他的。而那一天,同时又是我的初恋女友的生日,另外一个响应国家晚婚政策的朋友刚出生的儿子的百天,还是我搬进北京第二个住所的第三天。 “是媒体把我们变老的。”这句话是我在和遇凯、苗红,两个大学同学,坐在西三环花园桥的一家饭店临窗的座位上时说的。他们两个都成了资深的图书策划人,正筹划要出一套“80后”的新人类文选。聊完了选题,遇凯感叹:怎么一眨眼都要编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写的东西了,我们这帮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还没来得及折腾呢? 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义正言辞地告诉大家:35岁是一条重要的分水岭,如果你在此之前不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那就休想再希求有新的枝头,张开怀抱欢迎哪怕是良禽的你。还有些少年得志的家伙信誓旦旦地说,准备在35岁就退休,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看来日子有的时候真像是在坐公共汽车,有的人刚上来,有的人就已经到站了,而站牌上大多画的是财富的标志,有些晃眼。潜台词就是:如果你在35岁以前做不出点什么的话,那这一辈子也就只好这样了。 我们三个人都开始有了隆起的肚腩,脸上的肌肉也都开始准备松弛了,可是大家都准备做新的事情,苗红新的图书公司刚刚开张,遇凯正筹措向影视领域进军,我的新书《你听我说》正在印刷厂隆隆的机器声中落地,像一个初生的婴儿。 “谁还有时间去感慨,谁还有时间惆怅?”迟到的导演田有良人还没有坐下来,话就已经先到了,这个和我同岁的家伙这些年来,做乐队、拍广告、导话剧、演电影、画油画、写小说,忙得脚底板快打到后脑勺,他的话很有见解:媒体更喜欢创造一些新的概念,满足大众见异思迁的好奇心,那就让它们说好了,我们要做的,仅仅是用三十多年的生活经历,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有梦的人。 这里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这种心态在我重新回到北京的第一个春天看到的最为明显,周围的人都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枚美国制造的集束炸弹,即便炸的是底格里斯河畔一个光秃秃的沙丘,也一定要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大声响。幸亏,有上空盘旋的鸽子,有黄昏暮霭的鼓楼,有深夜人稀的酒吧,有相对无言的老友,我得以一直保留一种平和的态度,面对眼前的一切。 在北京,我的心态反而变得更加平静。我告诉那几个喜欢抱怨的家伙。 来到北京快两年的时间,我出了两本书,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快要杀青,写了几个影视剧本,同时还是一个文化企业里不错的员工,这算不了什么,关键的是我在继续做着我的梦,心平气和地,脚踏实地地,我把家乡潮汐过后的海变成了自己的心境,梦想的很多东西变成了海水退去后沙滩上美丽的贝壳,光洁,实在。只有这时,早逝的诗人骆一禾的诗句才显得恰如其分:我们一定要安详地/对心爱的谈起爱/我们一定要从容地/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朋友要交,有很多感觉要说,有很多酒要喝,我宁愿去形容一种亮银般的心情而不愿描绘曾经的苦难,我喜欢“零”这个数字,没有了零,其他的数字的存在都缺乏了坚实的基础,我愿意把万物都归结到数字“零”的两旁,或者是成为负数的过去,或者是缓慢前行的现在。 我喜欢听到北京火车站巨大的钟楼报时的声音,钟声敲了十二下,指向了两个日子连接的桥,零是一张委婉的试纸,能准确地显示出心情的颜色。我开始对表了,我认真得像一个发现天空的孩子,而新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 2003,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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