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台球圈里，有一词唤作“捡臭鱼”，指的是接着对手的一杆失误，打进一些悬于袋口的易进之球。中国人深谙拟喻之道，喜欢为任何物事找一个恰当的类比案例，打袋口球，自然不能例外。台球技术方面，我们暂且不论，但就这一俗语，则可以引回到清末民初的一段日子。

袁世凯一无中学根底，二无西学素养，家学无渊源，文武皆乏勋，不文不武之人，却接连得势而升腾，立群而脱颖，除去他的权变与才干因素，“捡臭鱼”一样的好运气，也着实令人慨叹。

光绪二十一年，大清于甲午一役惨败日人，于是便赖上淮军水准太差。从宏观上讲，这个说法没问题，仗是他们打的么。从微观上讲，这个说法大有问题，究竟差在在何处，须知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许多，一只马蹄铁、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云云，究竟是战术？还是武器？抑或其他？归纳教训，总要找出“引咎之人”

然而此时举国上下的愤青气闷难平，难免病急乱投医，极类中国队净吞九蛋，风口浪尖之时，该下课的便不仅限于队员，连主教练也要一并打包，于是，学习西法，编练新军，就成了天下第一要务。

袁世凯恰逢此会，入主小站。当时在他的周围，汇集了一时俊才，鄙人已撰文专论此状，在此不赘，单说他的好运气，便由此开端。

袁世凯肩负着民族振兴的使命，带着科技强军的重任，不负所望，终于编练新建陆军一万余人，这只部队，可以算得上当时清廷最精锐之王牌，形同《突出重围》中的DA师。

期间，慈禧太后以荣禄为相，身兼数职的荣禄，干练果敢，立时将全国的精锐部队编在一处，这便是近代兵制上有名的“武卫军”。

一般来说，最精锐的部队，不是在战争第一线，便是留作总预备队，而时暂无仗可打，这“武卫军”便奉命拱卫京畿。说到这支部队编制，倒还颇有古风，即以聂士成的武毅军改编为武卫前军驻芦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编为武卫右军驻小站、宋庆的毅军改编为武卫左军驻山海关、董福祥的甘军改编为武卫后军驻蓟州，又新成立自兼的武卫中军驻京郊南苑。

摊开一份地图，把这几个点标注出来，便可以发现俱在直隶境内，按照今日大北京的城市规划战略，除了宋庆所部稍远，其他的连北京卫戍区都没有迈出，是不折不扣的“青年近卫军”。

然而阴差阳错，德国远东舰队一声炮响，死亡便属于胶东守军，胶州湾一失，山东局势骤然吃紧，袁世凯所部，担负起救火队的职责，于光绪二十六年全部移驻山东。
小站米与高粱米哪个好吃，自然不遑多论，然而伙食方面的恶化，却给袁世凯乃至新军，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之后不久，大师兄一声喊，挑动华北天下反。义和团的高潮到来，随后八国“维和部队”入侵，京津重地，悉数全失，武卫前军、左军、中军无不溃败，聂士成战死，宋庆败惊，一病而亡，董福祥护送慈禧姨甥西游，荣禄刚刚攻打过使馆，生怕背上战争罪犯重责，躲到涿州每天惶惶不可终日。只有远在武卫山东分舵的袁世凯，得以保全部众，延续香火。

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庚子年间，袁世凯仍旧驻扎小站，真不知道他该如何躲过此劫，打吧，连最具战力的聂士成都顶不住，更别说他了。作壁上观吧，那可是通敌叛国的罪名，况且联军也不可能买这份人情，说不定便会直接来个包围缴械，断然不会“沽名学霸王”。

倘若果真如此，今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便很难再见到袁的大名，他的命运，大概会和聂宋二人无异。

地理之利，使得世凯躲过一劫。然而，他的好运气还未到头，一条更大的臭鱼，还等着他来捡。

溥仪登基，克承大统，其父载沣把世凯撵回老家钓鱼，说到此处，无人不称其为仕途之坎，然而恰恰是他的这次闲居，却为三年后的“收拾残局，非袁莫属”奠下良基。
假设，袁氏若是始终不遭谪遣，一团和气地“大隐于朝”，那么1909年的皇族内阁，势必会将他拉出来凑局，以国务副总理的身份协理事务。武昌的那一声枪响过后，他统兵南下，以战止战，责无旁贷。如此一来，蹦上岸的大鱼，又岂能容得他来捡？革命党人再少不经事，也不会选择迎面之敌作为合作对象。

少了这“舍我其谁”的身份，这一生中最大的一条臭鱼，恐怕便要留给他人来捡。所以三分才六分运，一分贵人扶这话，用在臭鱼贩子袁世凯身上，怕是最贴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