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活”交响曲维也纳的一次早期演出之后,当地的《汇报》这样评论道:
“非常卓越,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通过世间的苦难、欢乐和激情,人类获
得了永恒。”这种肯定(对所有新的音乐作品来说很罕见而在维也纳更是加倍得
少)必然给马勒带来了特殊的快乐。因为他很少有作品经过这么长的创作时间,
没有作品比它的经历更离奇,也没有作品给马勒的作曲生涯带来如此重大的转折
意义。 马勒是在一八九四年夏天完成这部交响曲的,但是远在一八八七年下半年的
莱比锡时期就开始创作了,当时他还在给德国最著名的音乐人之一亚瑟·尼基什当
一名天才而暴躁的助手,后来到莱比锡市立剧院担任指挥。在莱比锡,马勒发现了
威伯失落的歌剧手稿“三匹花马”,并同作曲家之孙的妻子猛烈地坠入爱河,第一
交响曲就是这次暴风雨般结合的产物。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马勒雪藏了他的结局
──一个单乐章的葬礼进行曲,标题为“葬礼仪式”,这部交响曲中狂暴的英雄在
这个乐章抵达了自己的歇息之地。这是一个暗示吗?不断被死神折磨的马勒,在“
三匹花马”首演的当夜,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充满了观众所献花朵的房间──这个场
面使他浮想到自己的棺材上面被花环绕的情景。 那一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马勒读了一本有趣的中世纪韵文诗集,这本
图文并茂的书里面描绘了圣徒、士兵和令人感动而性格鲜明的动物,书名叫做《孩
子们的神奇号角》,它为马勒提供了“复活”交响曲的第三和第四乐章的画面与歌
词。但是最具传奇性的是,由学者瑟多尔·瑞克通过对格外令人信服的事实进行心
理分析得到的成果:彪罗在交响曲创作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指挥家、钢琴家和瓦
格纳的主要支持者彪罗,在一八六七年与李斯特女儿柯西玛的婚姻受到瓦格纳这个
第三者的粗暴干涉而深受伤害。这次事件令彪罗非常苦恼,但他至高无上的音乐才
能或多或少并未被削弱。对年轻的马勒来说,他是国际音乐界一个难以抗拒的存在。
有一次,彪罗将要到梅宁根去,马勒给他写信谋求一个那里的职位,。但是这封信
被忽略了。一八八八年,理查·施特劳斯接替了马勒“三匹花马”的指挥工作。彪
罗辛辣的评说道:“管它‘威伯’还是‘马勒’(彪罗风格的双关语‘摇摆’还是
‘涂抹’),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同。整件事情就象珀贝克(一种曲子),臭名昭著,
过时的小玩艺。我完全对它感到厌恶。”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马勒坚持这样做了。
决定用自己的作品来得到一个难以和解的音乐家的支持,他再次联系彪罗,一八九
一年九月十五日,他说服彪罗聆听自己用钢琴演奏的“葬礼仪式”乐章。这是一次
灾难性的试听,彪罗站在窗前,双手捂住耳朵,最后大声喊道:“如果这是音乐,
那么我就对音乐一窍不通!”这件事情的结局发生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汉
堡圣马可教堂。就在那儿,彪罗葬礼三个仪式中的第二段,马勒听到了前不久去世
的伟大诗人弗雷德里希·克洛普施托克著名的复活赞美诗“再次起身”,他感觉到,
“就象被闪电击中一样”,就是它了,经过几个月徒劳无获的在文学作品中搜索之
后,他觉得必须终结这部未完成的交响曲了。 正如瑞克所说的观点,很显然,不管在文学上(克洛普施托克的赞美诗)还是
心理上(那个阻止他成为作曲家的人之死),也许可以断言,一八九四年的彪罗之
死,是马勒决定性的时刻,虽然在马勒的态度中不包含讽刺挖苦逝者的成分(他不
是汉堡虚假演戏的悲伤者)。二者的关系好象可以成为经典的敌对而多产的实例:
自我中心的导师或英雄不是通过帮助或鼓励,而是通过刺激他的学生奋发,这样强
大的挑战,对于弱者来说,的确是一项使人精疲力竭的对抗。 一八九四年初夏,返回他在斯坦巴克新建的湖边小屋后,马勒很快着手于第二
交响曲的写作,作品最终完成了,马勒在当年下半年在汉堡进行了排练、修改前三
个乐章,并成功地进行了跟作品有关的管弦乐音效试验。第二年三月,前三个乐章
在柏林的一次由理查·施特劳斯组织的音乐会上演出,马勒指挥了自己的作品(有传
说整场音乐会都是由施特劳斯指挥的,这打破了“农庄的”亨利-路易斯在传记中关
于首演的说法)。也是在作曲家的指挥之下,第一次完整的演出发生在那年十二月,
恰好也在莱比锡,首次涉及此曲整整八年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