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在解构主义批判的开山鼻祖、耶鲁大学教授保罗•德曼死后四年，他当年在纳粹统治下的比利时为报章撰写反犹太文章的历史污点被公之于众。在十几年之后的今天，德曼的故事已是文学理论界的一桩陈年旧闻，却为约翰•邦维尔的新作《尸布》提供了创作的蓝本。德曼认为文本的意义并不为表象揭露，即便是最明晰的文本也包含着隐喻和自相矛盾。其门徒将这一解构主义的主张用于对他本人的诠释，认为德曼的人生恰恰是这种矛盾的凸现：外在的反犹太文本并不代表反犹太本身。然后评判者则认为他年轻时对纳粹的支持与他后来对解构主义的热情之间，正构成了一种尴尬的自洽，因为解构主义绝非价值中立的科学，而是一种处心积虑地鼓励人们无原则地漠视真相、助长英雄崇拜的把戏。

《尸布》主人公万德尔的形象就建立在德曼这个原型的基础上，而“漠视真想”就构成了万德尔的基本特征。《尸布》的故事多以万德尔的独白为载体展开，万德尔“为逃亡说谎，为他人的爱戴说谎，为职位和权力说谎，为了说谎而说谎”。在万德尔口中，他在安特卫普（德曼的家乡）的生活经历活灵活现，而这一切皆为杜撰。他所说的有多少真实可言呢？万德尔说：“在我文本的整个躯体里，没有一块诚实的骨骼。”

与《尸布》相似，在邦维尔的几部近作中，都有铸成大错或长期欺骗世人的主人公，故事的画卷就在他们他们迫不及待的坦白中展开。《无形》以前苏联特工安东尼布兰特为原型，与德曼一样，布兰特也是一个广受尊敬的学者。《无形》开篇伊始，主人公就被撕破了伪装，相似的是，《尸布》也同样开门见山，万德尔从一开始，就确信一位名叫凯瑟琳•克里夫的研究者即将揭破他的过去。凯瑟琳从故纸堆中发现了万德尔当年的文章，该文声称“如果那些来自东方的文化要素在亚洲、或者非洲的海岸上被销毁，欧洲的文化与知识状况并不会有什么损失”（德占期间，在德曼攻击犹太的文章《当代文学中的犹太人》中，德曼用类似的语言作出了同样的论断）。预感自己即将身败名裂，万德尔决定借参加一次尼采研讨会的机会与凯瑟琳会面。

然而《尸布》又不仅仅是德曼故事的再现。万德尔其实并非真正的万德尔，而是万德尔的犹太裔朋友。撰写反犹太文章的真正的万德尔在战争中丧生，于是叙事者借用了他的身份逃离纳粹横行的欧洲。被错认使他愤怒，真实身份将被揭破又使他威胁与恐惧，又让他感到羞耻。真实身份曾经是他的死亡通知，尽管他并没有写过那篇文章，他“最深重、最肮脏”的罪恶在于其逃亡对文章的观点表达了认同，他一次一次地喃喃自语：“我们应该，我应该投身于圣火，作出牺牲”。万德尔感到美国这个地方不要求他成为任何人，或者相信任何事，在这里他将“成为一个纯粹的存在，一个毫无羁绊的质点，在时间上移动，一颗虚无主义的子弹，将被蛀虫啮食的所谓文明的纪念碑射穿”，而这一切，又正是解构主义信条的恰切诠释。尽管万德尔尽其一生在其文中试图否定自我，他又时时刻刻感到自我的幽灵挥之不去，自我的重负使他象个孩子一样不堪重负，仿佛时时刻刻都要被道德的引力拖入深渊。

《尸布》的情节最终与德曼的经历分道扬镳，真实的事件显得过于直接而缺少玩味的空间，这与邦维尔对暧昧与微妙的情节的偏爱显然不符。邦维尔的作品并非意在为德曼开脱，来自德曼解构主义门徒的辩护只能被看作一种诡辩，然而探索惶惑的心灵中的冲突却在文学的视野之内，邦维尔所作的工作正在于表现真实。在他的小说里，真相游移难见，却意义深远；自我象一座建立在移动的土壤上的监狱，但确确实实地存在。解构主义否认审美的真实价值，而邦维尔的小说恰恰告诉我们：艺术，可以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