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段子。“我的朋友胡适之”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什么叫“胡说”，再不厌其烦地解释一下，就是无视现实，信口胡言。翻译地再粗俗一点，就是看不出听（读TING四声），只图上面一个“巴”痛快。民国元年，时任北洋陆军第三镇统制的曹锟，也曾被袁世凯大骂一句胡说。两人一个是新当选的大总统，一个是“历练戎行，坐拥旌旄”的一师之长，高级领导之间，理应俨然正经，怎么冒出来一句“胡说。”这得从民国元年袁当选临时大总统说起。

2月15日，孙中山辞职后。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全票当选，即使不能说民心所向，也可算众望所归。只是这众人之望，是被袁世凯的枪杆子压出来的，出于公心，为国家计不得不如此，私心之中，则疙疙瘩瘩，仿佛吃韭菜，没吃出大粪味道，倒发现一块报纸。

革命党人也感知到这种“吃出报纸”的恶心，更何况韭菜之上的粪肥洗不干净，硬吃下去难保肠胃无虞；不设防地向袁世凯交权，后果严重。于是赶紧找“后补”，除了制《临时约法》防其权力恶性膨胀，还讨价还价如下：第一，民国首都在南京，临时政府必在南京，第二，“话事人”大总统，必须到南京接掌龙头棍，宣誓就职。意在调虎离山，跳进革命党人的网中。

精于棋道的读者，当知情势紧迫之时，最容易出昏招，这种“屋内打伞”的补救方法，实在说不上有多高明，袁世凯在前清官场混得多年，与之相斗的不乏慈禧太后这样的高手，早已历练成了老油条一根，当然看得出这里面的玄机。所谓政策对策，各有良策，立时函电过去，什么局势不稳、蒙古人不放、外国人不开心等等。.

总之一句话，我袁某人，死也要死在北京。

正如床第之事，先生不动，小姐自然要动，老袁不南下，南京方面便差人北上去请，明请实逼的招数，史书中数见不鲜。而前往北京逼宫的是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以情理度之，蔡大总长必定领命：抬，也要把袁世凯抬到南京。

这边被人逼到家门口，再要推脱便难免近伪，于是干脆就让枪杆子直接发话。鸭子游水，脚在水下。暗箱操作的流程，鄙人无能知其详，然而事实证明，袁世凯这次，玩得实在漂亮。

可见之史是，袁世凯口称“极愿早日难行”，对蔡元培也礼貌有加，此时冬春交接，吃涮羊肉、喝二锅头（陈二按，此系鄙人揣测，国宴当不如此），住国宾馆，招待得殷勤之至。

万事总有个想不到，当天晚上，饱食而归的蔡元培刚刚安寝，曹锟的第三镇陆军便发动了兵变，不单打家劫舍，还冲击国宾馆，甚至“士兵纵抢，殴门而入，掳拐一空。”翰林出身的蔡元培哪里见过这种阵仗，立时掉头跑回南京，对袁所说的“我一走，麻烦全出”信以为真。

自然，有此一闹，袁世凯也便不必南下就职了。

只是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

差事办的漂亮，曹锟不禁洋洋自得，兵变的第二天，便抓紧上门汇报。正巧碰上唐绍仪去访问袁世凯，大概他不识唐绍仪，或是得意忘形，请安行礼毕曰：

“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妥矣！”

袁世凯一听，愣了。这种好事，哪能当着外人说，如此口无遮拦，上跑飞机下跑船，要坏大事，立时大骂一声：

“胡说！滚出去！”

曹锟懵懂遵命，连忙滚出。从此埋头混日子，并在十余年后，功成名就，尽管当上大总统的手段荒唐不堪，之后昏话说尽，不过倘无袁的一声怒骂，他或许还会说出、干出点更荒唐的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