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须具死志；死志，不单单指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志向，还应该包括不成功便成仁的气魄。是故，古今中外的军人，于兵溃如山的危难之际，常常“引刀成一快”，曰之杀身成仁。否则，便是胆气不足，胸无血性，要被人冠上贪生怕死的恶名。

自杀之法颇多，上吊、喝药、投河、摸电门。以上皆是妇人行径不足法，军人自杀，也要刀砍斧劈，如此才能显示军人气魄，到了近代，火器大行其道，回手一枪，方便快捷，电光火石之间便可舍生取义，减去许多痛苦，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对自杀者的人道主义关怀。

只是这种自杀手法，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掌握得当。

如笑话所云，美国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郭德纲语），打靶吃尽零蛋，教官嘱其自杀，詹氏羞愧携枪而去，须臾墙后枪响，教官惊往视之，却见詹氏面赤道：“他妈的，这一枪，又打歪了。”

自杀的手艺太潮，固然不是什么丢人事，原因是有数量上的限制，一生之中，练习的机会实在不多，倘若没事便当胸一枪，估计挨不过几次便可告报废。操作机会过少， 便难免发生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状。

蒋百里，乃吾国近代有名之军事理论家，留日回国之后担任保定军校校长，段祺瑞担心其做大，故在幕后下点黑手，百般掣肘。要钱没有、要物不给。此乃政治手法，我们姑且不去多加评论。只说蒋百里拿着总统批示的条子，找上级领导徐树铮要钱，这一位徐树铮有老段撑腰，言语之间，自然跋扈，一句“既然是总统批的条子，你就去找总统要钱吧”，顿时噎得蒋百里瞠目结舌。

蒋百里血气方刚，又刚从日本回来，固然未谙吾国官场门道，你跟他使点障眼法，说些入不敷出、军饷缺乏，大家都在喝粥、如有一定补发之类的客气话，不也就打发了？非要故意刺激他，拿他当皮球踢，这不是逼蒋百里抓狂么？

果不其然，蒋百里悲愤交加，一回军校，召集全体学员，大作悲声：我从来没有想到中国的事情太难办了，这里难办，别处也一样难办。我对不起大家……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便是一枪。

以后人之高论，蒋这一枪基本可以排除造伪钓誉的嫌疑，不过鄙人心智猥琐，窃推测之：既然要死，何不找个僻静之所，当胸一枪，何不爆头？这一条畏于有辱蒋公英灵，我不敢说。

当时台下人多，立时拨打一二零送走急救，蒋总归是没有死成，但好歹遭了些苦头，所谓生不如死。不过更尴尬的是：自杀不成，侥幸得活，却一枪误杀他人，真不知道这该算是己人之福，还是他人之祸了。

1920年夏，直奉两系合力倒皖，段祺瑞的日子，虽不称生不如死，却也如坐针毡，怫郁忧烦之至了。不能有效调节身心，内忧外患，不久便老病复发，咳血不已，以至头肿加剧（淋巴循环不畅症状），神色惨白（植物性神经紊乱症状），病呈内外俱重之势。

良相有名医，经四大名医之萧龙友为他诊治，不久便见好转。怎奈身病虽痊，心病未除。多喝了三五碗苦汤之后，段祺瑞羞愤难当，暴躁脾气又开始大发作，不过他这一次倒没有埋怨别人，只是做些什么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什么有眼无珠竟遭如此下场之类的喟叹之言。大帅如此，幕僚自然要尽分内职责，“屡以好言劝慰之”。

有哄孩子经验的读者大概可知，孩子苦恼，最哄不得，越哄哭得越凶，所谓蹬鼻子上脸，便是此状。

如是再三，祺瑞大概觉得还不过瘾，无论怎样捶胸顿足，都不能解自己羞愧之恨，思来想去，留学德国，大受铁血精神感召的他，忽然想到一条“毕其功于一役”的妙策。于是7月21日，势必要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祺瑞痛不欲生，志在必死，于早晨踱步到客厅之中，突然掏出手枪，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开枪。不知道是他枪法实在差得没边，还是他干脆就是装腔作势，想闹得动静大一点。总之子弹呼啸，从耳边擦了过去。

大帅自戕，而且已经打了一枪，在场众人当然不能坐视他再开第二枪，否则万一他忽然不想死了，岂不是要承担坐视不理之责，一时间七手八脚，拼命也要表现一番。然而等事情安定下来，段祺瑞却惊讶地发现，站在他身后的卫兵，随着自己一声枪响，竟然被打死在地。

祺瑞过足了豪气干云的瘾头，只是慷慨赴死的却不是他，近代痞子作家王朔有著《过把瘾就死》，那位冤死的卫兵九泉之下如能有知，当恨这句话之谬，实在是断章取义的楷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