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道貌岸然的庞然大物。
　　这句话不中听，然而实用。究其根本，文学就是卖菜买菜，需要挑。譬如鲁迅，从字
里行间挑出“吃人”——这是一种功夫。然而，换一个读者，也许能够从鲁迅的头发梢里
挑出隔壁阿桂的梧桐花油。表面上看，这两种挑法，一种天马行空，一种混迹于狗仔队，
有着天壤之别，实际上，都是穿着一条裤子，只不过露出的大腿有着毛发浓密与稀疏的不
同。
　　现如今，“吃人”的文学不再有，中国土产的梧桐花油已被英文字母CD或者CK代替，
能够从大文学的缝里挑出来的，也许只剩下了各有特色的小脚——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
小脚，指称“凤爪”、“猪手”之类的小吃，而非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劳动妇女的工具。

老卡的高跟鞋

　　说到小脚，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江南可采莲”，而是“凌波
微步，罗袜不尘”。现在城市污染比较严重，能够“凌波微步，罗袜不尘”的惟一办法，
就是穿一双高之又高的高跟鞋。
　　掀开2002年第一期《山花》，首先看到的是一篇通讯报道《“懂”与“不懂”——
〈高跟鞋〉掀起争议潮》，说的是女作家朱文颖的长篇小说《高跟鞋》在网络上引起的争
论，并且把这种争论提高到了“朦胧诗”的高度。
　　《高跟鞋》没有看过，不过，我曾经听说过一种观点：一个成熟的女人必须配备三双
高跟鞋，一双在家里穿，一双在舞会上穿，还有一双踩在男人的头上时穿。女人我不关心，
现在我关心的是：老卡的高跟鞋有多高？
　　老卡是个含糊的说法，根据当前的流行指数，可以分别指代卡布其诺、卡尔维诺、卡
夫卡。本期《山花》，头条文章是一篇游记，卢岚的《卡夫卡或第四维空间》，从文章中
看出，作者对于这次探访卡夫卡故居的旅游很失望，因为“连图片说明都是德语”，游记
没法写，只能写写卡夫卡了——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莎士比亚，一百个女人有一百个卡夫
卡。
　　本期《山花》最重头的文章，不是封面上大张旗鼓的《美国七十年代出生作家展示》，
而是艾晓明的《叙事的奇观——图说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图说”在文学圈里
的流行，类似于卡布其诺在咖啡馆）。这篇文章，在彰显作者的学院派细读功夫之外，附
送精美图片——食色性也，不仅吃饭，看书也是如此。惟二的缺憾是，图片太小，没有说
明文（哪怕说明文用意大利语也行啊！）。
　　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当三个女人同在一本杂志上，展示的除了高跟鞋，最主要的
便是高跟鞋的高度了。卡夫卡和卡尔维诺之间，究竟谁高？

会练不如会吆喝

　　《山花》之外，另一本注重“图文并茂”的文学杂志是《山花》。在2002年第一期
《山花》吉利喜庆的封面上，印着八个大字，“文学精神，视觉人文”。
　　对于“文学精神”以及“人文”这一类的字眼，我总是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说白了，
文学圈子类似于跑江湖卖大力丸的“场子”，“场子”外是诸多的看客与买主，“场子”
里是汗流满面的“打把式的”。“打把式的”也分两种，一种是膀大腰圆的主，表演硬功
夫，劈砖砸石头；一种是嗓门洪亮的角，专门负责吆喝。会练的不如会吆喝的，这是跑江
湖的行规。
　　《山花》这一期的视觉明星是徐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前卫艺术圈里，徐冰很是
红火。当时，他在玩一种名叫“天书”的文字游戏，就是把印刷体的汉字笔画组合成谁也
不认识的东西，挺能唬人。20年过去了，再次看到徐冰，满眼还是“天书”（这也不能怪
他，科技不发达，天外世界还属未知领域，即使想“飞天”，也没有现成的梯子），只不
过，以前的“天书”卖的是中国文化（那时候中国文化吃香），现在的天书，号称“新英
文书法”、“网络时代的身外身法”。至于如何英文如何网络，只能寄希望于天外来客们
研究了。徐冰的套路，在跑江湖的人眼里，是典型的“一招仙，吃遍天”。
　　不过，对文学杂志来说，徐冰只是点缀，不是大餐。本期《山花》，最好看的文章是
王晓渔的《文学麦当劳里的匿名写作者》。我习惯于把文学想象为菜市场，王晓渔习惯于
把文学想象为麦当劳，两种看法之间有着阶级差别。王晓渔比我高明的地方在于，他关注
的不是麦当劳的食品，而是麦当劳的食客身上的碎花裙子。

驴唇亲马嘴

　　当我写出“碎花裙子”这四个字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老祖宗的教诲，“每日三省吾身
”。在短短的篇幅里，我已经充分展示了一个男性读者的卑劣用心和丑陋嘴脸，这就是性
别差异带来的话语分歧——这句话太过拗口，简单说就是驴唇亲马嘴，马蹄子蹦达出来—
—因为使不上劲。
　　2002年第一期《粤海风》上有一个专题，《关于女性的文化审视》，三篇文章写得都
很漂亮，条理清晰思辨有力，分别讨论了男性美学家的隐性性别歧视、女性服饰挣脱男性
霸权的血泪史、女性杂志中的男性霸权意识。
　　虽然推翻了三座大山，妇女同志们依旧生活在男性的阴影之下——这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这个事实并不因为天天挂在嘴边而改变。女人为什么喜欢穿高跟鞋？
不要再告诉我这是男性霸权的心理暗示结果。
　　不论男女，都是社会中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关键在于定位，获得认同感。天下没
有白吃的午餐，同样没有不付出代价的认同感。

学者的腚在哪里？

　　人分男女，不是人的错，是老天的错。人的错误在于，天天把这个男女挂在嘴边。抛
开物种之间的等级差异，人的嘴其实和驴唇马嘴没有区别，主要功能在于吃饭亲嘴哼哼，
而不是用来挂东西。男人和女人，之所以喜欢把“男女”挂在嘴边，还是一个归属与定位
的问题，女人穿高跟鞋类似于男人买“伟哥”，一个字，累。
　　男女的定位太过复杂，谁上谁下已经纠缠了几千年，不算热点。现在学界的热点定位
是，学者们的腚究竟在哪里？2002年第一期《书屋》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两篇文章，《当代
学者的社会定位》、《学术商品的供应与需求》。这两篇文章的核心焦虑是：现在已经是
商品经济了，八仙练摊各显神通，学者们的屁股摆在哪里？
　　同期还有一篇《“新新人类”亦“旧旧人类”》的文章，谈论的是“新新人类”的定
位问题，一句话读后感：没有摸到别人的屁股不要乱说香臭。

白雪下水

　　屁股虽然不好听，但是在人们的菜篮子里，还属于高尚食品。和他们相反的是头颅，
虽然高高在上，一扔到菜市场，就被归拢到了下水的行列。“屁股决定大脑”这句骂人话，
最起码是菜市场上的至理名言。
　　2002年第一期《钟山》上有一篇苏童的小说，名字叫《白雪猪头》，说的是“我的母
亲”如何购买猪头的故事。小说的背景当然是很久之前，故事发生的地点还是苏童甚为拿
手的“香椿街”，语言还是一贯的干净和暗藏机锋。对于现在的讲究饮食品位和营养的人
来说，猪头属于太过遥远的事物，“食补”的主要一条概念就是“吃啥补啥”，见过吃雪
蛤美容的人，没见过吃猪头补脑的人。将猪和人的脑子以及智力联系起来，是一件很不礼
貌的行为。
　　与短篇小说的金贵相比，在文学杂志中，长篇小说的定位类似于猪头，大而无当，脑
子肯定被人兑了水。一本杂志，本来篇幅有限，长篇小说仗着个大，应装大头蒜，挤占的
短篇小说的生存空间。中国的文学杂志之所以销量下降，和作家们总是写长篇小说有很大
关系。
　　本期《钟山》上的长篇小说是徐名涛的《重复一千遍的谎言》，基于一贯的“长篇歧
视”，这篇小说我没看。

屁股的零部件决定大脑

　　2002年第一期《芙蓉》上，同样有着一个长篇小说，何小竹的《爱情歌谣》。何小竹
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诗人之一，那一拨人，理智的已经退出江湖，癫狂的已经功成
名就，站在中间的人，或者写散文或者写小说——这也是下岗分流的一条途径。
　　老诗人开始写长篇小说，那么新诗人们在干什么？本期《芙蓉》上有个“新诗人”的
栏目，收录了五位诗人的53首诗，总共只占了11个页码（包括为了版面美观而设计的留白）。
　　上个世纪，曾经流行过一个哲学术语，“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到了本世纪，这句
话已经被人批判得体无完肤，批判的理由没有别的，就是“时代不同了诗歌不行了”。诗
歌的确不行了，因为它已经行了几千年，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然而，诗歌还没有
弱到用屁股思考的程度上吧？
　　由于板凳的材质导致的冷暖不同，用屁股思考，最直接的结论是屁股凉了或热了——
这就是”新诗人”们的诗歌主题。由于屁股硕大导致的灵敏度的衰微，在他们之间，所谓
的艺术的独特，不由屁股决定，而由屁股的零部件决定——屁股的零部件决定大脑，比之
屁股决定大脑，等而下之。

卖文？卖屁股？

　　狗肉上不了台面，屁股登不上大雅之堂——一般情况下，它们都是一屁股坐在堂上，
而不是登上。所谓文学，其实不过是吃喝拉撒以及吃喝拉撒之余的故事，无论哪种行为，
没有屁股，人都立不起来，何谈故事？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学中以屁股为主题的文字还是少之又少。2002年第一期《
北京文学》上，有一篇贾平凹的小说，《猎人》，不仅是“屁股文学”的经典，可以说是
短篇小说的经典。
　　两个男人带两个女人去打猎，一个女人有求于一个男人，男人对女人有意思，女人半
推半就欲拒还迎就是不让男人得手——总之，勾起了男人的心火。女人要吃熊掌，男人去
猎熊，狗熊每次中枪不死反而把男人按倒在地“干一下”，如是者三，男人不屈不挠，狗
熊终于疑惑了：“你到底是猎人还是卖屁股的？”
　　故事很荒诞。文学能够存在这么多年，不也是一个荒诞的事情吗？对于孜孜不倦的文
学家们来说，猎人和卖屁股的，有区别吗？在菜市场上，既然都是卖，其实没有本质的不
同。文学家们一直存在着一个错觉，搞文学是卖大脑，大脑高高在上，总比胳膊腿屁股高
尚一些。实际上，屁股决定大脑如何去卖，才是文学的正宗。

零碎心情

　　在菜市场的肉案上，头和脚，一上一下，一小一大，初始位置有着云霓之别，形体上
有着厚薄之分，然而，一言以蔽之，都是零碎，在畅销排行榜上没有位置。
　　在文学的自然领域里，许多作家都把散文看作零碎，是诗歌小说鳄附属品，写作之于
零打碎敲换点小钱花。然而，在文学的菜市场上，散文却是最大宗的买卖，顾客盈门畅销
不衰。归根结底，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没有人有时间有闲心捧着一本云苫雾罩的长篇小
说从头看到尾，散文由于其篇幅短小平白如话，赢得大批买主，正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在以散文为主体的文学杂志中，《美文》可谓是老牌而且老而弥坚。2002年第一期《
美文》的重头戏还是贾平凹，收录了一篇散文（《通渭人家》）、一篇“述职报告”（《
关于〈病相报告〉》）和一篇评论（《散文之悟：以贾平凹为例》）。
　　除了贾平凹，同期《美文》还应该关注的则是洁尘的《城市心情》。现如今，阅读已
经从求新知发展到了求心情，散文在其中首当其冲，以其独特的亲民色彩，领取了为劳动
人民保持好心情的重大任务。洁尘的这篇文章，写了七个城市，而其“心情”，却是惟一
的而且唯美的。

胡说的自由

　　写到最后一本杂志，从头看过，发现自己不过在东拉西扯胡说八道。不用我自己辩解，
2002年第一期《南方文坛》上就有一篇文章，《陶醉的权利与胡说的自由及其他》，作者
胡建军。这篇文章的主旨，说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误读”问题。比较文学，是一门建
立在世界经济大同和文化大同的“幻想地球村”基础上的新兴学科，主要功能在于把驴唇
与马嘴拉拢到一起，分门别类，归纳总结，得出结论，列出一二三。
　　不仅比较文学，实际上，文学的写作与接受，就是一个驴唇马嘴、张冠李戴的“误读”
过程。总是由作家抱怨，读者或者批评家没有领悟到他的作品里的微言大意。然而，读者
毕竟不是作家肚子里的蛔虫，没有义务也没有时间去领会作家今天吃的是猪头还是猪手。
从另一方面来说，读者是买家，作家是卖家，买家有权订货，卖家无权欺行霸市。作家看
读者脸色，叫本分，读者读完作家的“货物”之后品头论足胡说八道，叫权利与自由。
　　菜市场上的商品极度匮乏的时候，经常出现苏童的小说《白雪猪头》里面的买家谄媚
卖家的情况，现在，买家不用如此低三下四，可以理直气壮地挑三拣四胡说八道，这才是
正常的文学菜市场上的正常交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