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人儿

那时北京还有很多露天影院，我也没有走出童年。父母是双职工，在寒暑假里没法照顾我，所以总是把我寄托
在做中学教师的姑姑家。姑姑住在解放军后勤学院家属大院里，像几乎所有的解放军大院一样，那里面也有一
个礼堂，按照人民大会堂的形制缩小而成，有着禁欲主义的水泥柱和穿着筒裙的女服务员。在礼堂的前面有一
个大块石砖铺成的小广场，广场上立着两根永久性的铸铁杆子，在上面挂上一块大白布，就成了放电影用的大
银幕。
有几次，父亲送到去姑姑家，路过小广场的时候，正好赶上放露天电影。电影的内容是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了，
而且这也并不重要。那个时候，人们看电影并不是为了追求新奇的享受，而只是为了和广场上所有其他人一
起，随着影片的进程逐渐被卷入，一步步证明自己经验的完美无缺。银幕上闪过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
奸诈残忍的阶级敌人、无私无畏的革命志士、愚蠢怯懦的反动分子、坚定的改革者、老朽的保守派、意气风发
的年轻技工、点儿浪荡的社会青年……人们只需要看见它们，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知识和情感结构中就足够了，
新的刺激可能会使他们感到费解和愠怒。有时候人们会被感动，但并不是被影片传达出来的情感或思想所感
动，而是被自己战无不胜的理解力和预见性，被自己的理智和情感如此贴近于所谓社会正义精神所感动。在这
个过程中，人们感到放松--或者说是一种消磁--在催眠摆一样的大银幕上，一种具有无以伦比的可重复性的过
程又被重演了一遍，像巨大的转盘一样把现实经历在人们头脑中的形成的粗砺的突起磨平。除此之外，露天电
影还给人带来安全感--世界没有变，而且还有那么多人围在身旁。
在露天影院时代所代表的宣传和娱乐一体化的时代中，人们的心智经常会保持一种儿童的状态--因为对于儿童
来说，听话就意味着更多的爱抚，意味着能够得到更多情感和生理上的满足，对他们来说，顺从和欲望是一体
的。这样在看电影时，我和父亲之间经常会建立起一种童年伙伴式的关系。在路过小广场的露天电影时，我和
父亲往往会找地坐下把它看完。有时候我们到得已经太晚，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我和父亲只好找一个侧对
银幕的地方坐下，在这样的角度，银幕上的人物会有很厉害的变形。这时父亲会说：“咱们看扁人儿吧。”我
总会咯咯咯地笑一阵。“扁人儿”本身并不可笑，真正使我感到欣快的是父亲居然用了一种和我想法一致的方
式来描述一种事物。然后我们俩就一起静静地看电影，以完全相同的切入角度看着银幕上的“扁人儿”们程式
化的喜怒哀乐。我靠在父亲身旁，闻着他身上的气息，有时我会感到他有些不耐烦--父亲的成人心智在起作
用，他开始不满于影片单调的情节和欠佳的观看效果，我担心地等待着，生怕这种不耐烦会破坏我们之间美好
的时光。但最终，父亲总是会和我一同看完一场电影，为了他还没猜出来的一些情节，为了在把我寄托给别人
之前在一起多呆一会儿，也为了享受我们共同拥有的“扁人”这个词儿，父亲总是会等到电影结束才拉起我的
手，随拿着马扎散去的人群向姑姑家赶去，尽管他知道这样会使姑姑着急，知道这样会很晚才能回到家，但他
总不忍心中途离开。父亲虽然像中国所有的家长一样免不了专制和暴躁，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我在
父母目光的严密注视下维持的一点的独立性皆乞灵于此，而在我身上时时兆发的软弱一面又成了一根纽带，长
久地维系我和父亲之间的感情。
如今，后勤学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过露天放映活动了，各地的露天影院也日渐稀少。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它的
基础--宣传和娱乐的一体化已经渐渐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收费的影院，在放映片目的宣传材料上，关于集
体体验的内容被小心地抹去了，代之以有关个人享受的承诺。多样的片目、复杂而又清晰的排片计划、相对高
昂的票价和封闭的环境明确地表达了商业化的电影消蚀社会同质性的决心。正版和盗版的光盘、影迷团体等形
式的出现更使观看电影成了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也在成长，而父亲却明显地停留在
某个时代，只能艰难地把新出现和新发现的事物套进自己的经验体系当中。对父亲，我已经没有了未成年子女
的依恋感，而且露天影院时代我们共有的思想感情也已经几乎消失殆尽。我已经不可能再和父亲依偎在一起看
“扁人儿”的表演，父亲也能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他有时仍然恍惚地希望再现童年时我们的关系。这时候，我
仿佛看到他站在后勤学院礼堂的柱子旁，微笑地招呼我说：“咱们看扁人儿吧。”但我知道，他只是处在一种
自己营造的虚幻情境中，他自以为坚固的柱子在我所站的角度看来只是纸剪的布景，而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那
个看“扁人儿”的角度，也像后勤学院的露天电影一样，在宇宙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