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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隐在《圣经》中，该隐因嫉妒杀其胞弟亚伯的故事因其反映出人身上无法超越的原罪而被后人反复讲述，人的本性最终将导致善，人必须依靠上帝的救赎才能使精神得救，这似乎就是该隐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全部道理．但是，当我们再次审视这则故事，就会在文本之中发现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该隐杀亚伯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该隐之所以会杀害亚伯，直接原因就是因为上帝选中了亚伯的供品而不是该隐的，可以说，该隐是为了讨好上帝而去上人的，或者说，该隐完全是在对上帝的信仰的支配之下去对亚伯行凶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虽然仁慈的上帝不许人互相杀害，但是该隐恰恰就是在对上帝的信仰的感召下去杀人的，或者说，根据上帝，这样一个信念去合理的杀人．我们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诱惑人堕落的不但不是罪恶，而恰恰是人所孜孜以求的信仰．

该隐的影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随处可见，据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必须反对那种伴随着杀人而前行的理性文明，因为其“从里到外浸透着整个地球的人间血泪”，但仅仅是反对现代工业文明和欧洲工具理性，并不能构成巴赫金所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实际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有限的理性和无限神性的悖论是最被其关注的，他发现，从一定意义上讲，有限与无限之间是互相依存的，他曾经说，对于一个囚徒来说，自由是触手可及的，他就是铁丝网上端的那方晦暗的天空中．而当其离开监狱的时候，这种实在的对比消失之后，对于人来说反而又陷入了更大的悲哀之中，人会发现，随着监狱的消失，自由也就相对隐去，这样一来，他就无时无刻不在现实中嗅出监狱的味道来．

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最常见的就是对工具理性的反抗——“世间的科学集结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个世纪里，把圣经留给我们的一切天国的事物分析的清清楚楚，经过这个世界的学者残酷的分析，以前一切神圣的东西全部一扫而光了”〔《卡拉玛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意识到，工具理性天然的有其狂妄的一面，如其不受良知的裁判，将在最后拆除上帝的天国，窥破宇宙的奥秘之后，而彻底失去灵魂的支点而堕入黑暗．帕斯卡尔曾经提出这样的忧虑“人类将会变成什么呢？他们将等同于上帝呢，还是等同于禽兽呢？何等可怕的距离啊！”而蒙田的的挖苦则更为直接“这种特权到底是谁敕封给他的？叫他把敕封这个高位重责的委任状拿出来看看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看到，启蒙主义者所宣扬的理性解决人类精神问题的方案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是有害的，理性所能导向的只能是荒谬和虚无，这种荒谬和虚无并不能拯救人类，反而会加速人类滑向地狱的速度．他不禁发问：当神圣的上帝被人杀死之后，还有什么能负担起整个世界的罪恶呢？

《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探索，其一出场就带着浓厚的理性色彩——还有比法律系的大学生更能代表人类的理性探索，当审判一个人有罪与否的权利下放到了世俗的法庭，理性就完全起了支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就是１７世纪以来人类理性的一个象征．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对历史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更加理性，那就是：历史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的，而凡人，则是这种冷酷的历史理性车轮下一碾而过的蝼蚁，只配被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超人当“超人一样捏死”

多么似曾相识的高论啊，既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那我就是救世主，既然上帝已死，那取而代之的人所做的就是推动历史的前进而已，人血，不过是历史的车轴的润滑剂罢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说的更为直接：“大家都杀人，在世界上，现在杀人，过去也杀人，血像瀑布一样地流，像香槟一样地流，为了这，有人在神殿被带上桂冠，以后又被人称做人类的恩主”，这种打哪指哪的做法用在消解现世的恶这个大问题上不但是舍本逐末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因其所要做的就是用人血去建立人间的天国．这样一来，他就显得荒谬和无法自圆其说，按照理性的说法，杀人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恰恰是在完全理性的支配之下进行的，这样以来，理性在现实的辨证之中就彻底的破产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历史理性隐藏在善良的外表之下的恶被放大，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认为，理性不能解决人的精神领域的问题“健全的科学终究知识科学而已，并非是公民和社会活动的直接形式”（《书信选》），既然启蒙理性是如此的唐突，作用是如此有限，自然也就不能解决人类无限的恶，而对无限的恶的消解，只能是同样无限的神．

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讲的该隐的故事那样，有时候，恶反而是借着神的存在而存在的，这一点，著名的宗教大法官的寓言在揭示这种矛盾的方面显得是那么的具有思辩的光辉和惊心动魄．故事讲的是，在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尔，一位将近九十的红衣主教（西班牙的宗教大法官就是托尔克维马达。他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残暴的教会屠夫"，在1483至1498年间他共判决烧死了10220名"异端"，另有6860名在逃或已死者则被缺席判处火刑（焚烧模拟像），被判穿圣宾尼陀服、抄家与终身囚禁的则有近10万之众．而当时的西班牙人□总共也仅500多万，这场伴有广场疯狂、公判大会与戴高帽游街等群众性歇斯底里的所谓"信仰行动（Autodafe）"被公认是中世纪和平时期最可怕的宗教暴行。所以这个故事是有事实基础的）以“无比壮观的烈焰，烧死凶恶的异教徒”，以便能建立一个人间天国，正当他的理想即将实现的时候，耶稣降临了，他的神迹不但没有令宗教大法官感到兴奋，反而被恼羞成怒的宗教大法官投入了监狱之中，在监狱里，大法官和自己的犯人之间的长谈精彩至极“真是你吗？是你吗？……我知道你会说什么，你也没有权利对自己说过的话再增添什么新内容．你为什么妨碍我们？你是来妨碍我们的，这你也清楚．但是你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不想知道你真的是他或者仅仅像他，但我明天就要审判你，并且把你作为最凶恶的异教徒活活烧死．明天我只要一招手，今天吻你脚的那些人就会过来往你的火堆上添加柴火，这你知道吗？是的，你也许知道．”而宗教大法官接下来的抱怨则更为精确的点出了有的的人的理性和无限的宇宙的神性之间的悖论，他说，教会当初就是秉承了耶稣的意愿，为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为了实现人间的奇迹而努力；但是，要让人民崇拜上帝，就必须有面包；而要有面包，就要拿起恺撒的剑；而拿起了剑就没有了自由．这样看来，自由和面包就成了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而宗教大法官所做的，就是要用剑和面包让人们出渡自己的自由，再将自由统一于耶稣的名义下，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需要代表人类良知的耶稣参与的，正因为这样，他才强烈的要求耶稣离开，而耶稣的做法则令所有人得到了他们所要得到的——他给宗教大法官轻轻的一吻，然后出门去了．

这个多意的结尾给了人多种解释的可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耶稣的离开并不是因为对死亡的恐惧，乃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即将突破神的界限而进入对人间天堂实际的建筑阶段，在这个时候，耶稣的退出不但不是神性和良知的缺席，反而是一种自觉的固守．

正如《罪与罚》和宗教大法官中揭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到：一种信仰，一种神性的存在最重要的属性就是非功利性和不可操作性，在现实的面包房里，无论怎样精妙崇高的信仰也烤不出果腹的面包来．而人类社会的种种悲剧，恰恰如该隐杀弟一样，是因为人类要把信仰加以实施，在人间实现理想国的蓝图而带来的．无论是中世纪的战争还是十字军东征，无论是斯大林的铁腕还是希特勒的集中营，无论是某某人的人民公社还是拉登的人间天国，一次次打着神圣旗号的施工过后，残破不堪的理想大厦中总是以凡人的尸体做基础以建筑窥探上帝的巴别塔，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人类对自己兄弟的残杀已经使大地变成红色，却怎么也洗不出个天国来．这种残酷的信念被波普尔在柏拉图那里找到了源头，称其为集权主义的祖师，没有人不赞成柏拉图向善的理想，但是恐怕连柏拉图这样的哲人王自己也不原因在自己建筑的理想国做一个凡人．

正如监狱和自由相对，面包与信仰相对的悖论一样，形而上的无限的神性要为人所接受，就必须现实化，可以触及，而一旦信仰现实化，则又会为理性所利用，但是没有理性，人又无法理解和接受神性．所以，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上帝要么是因为不可感觉和不存在，要么是因为可感觉而成为哲人王吞食天地的刀叉，在这样的一个悖论中，帕斯卡尔所说的有限消解于无限之中的提升何时会到来呢？

正因为有限与无限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难以厘清，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营造了这样一个全人类性格的卡拉玛佐夫性格：米嘉是人类自然性的代表，阿辽沙是人类神性的象征，而伊凡则是人类理性的发言人，斯乜尔加科夫是人类分裂性的代表，而这一切，都是代表人类原始的兽欲和罪恶的老卡拉玛佐夫的作品，最后，当理性和进步杀死兽性之后反而陷入了迷惘，表面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这种迷惘开出了处方，那就是走向神性，拯救自我。但是，不要忘记，在伊凡和阿辽沙的理性和神性的辩难中，神性总是败下阵来，在现实面前，神性是软弱的，所以思变打不过事变，说到底就是这个意思．

《卡拉玛佐夫兄弟》直接指向《旧约·创世纪》中的亚当与夏娃被撒旦化身的蛇引诱而吃了善恶树上的智慧果的故事。人获得了智慧就远离了上帝，智慧成了万恶之源。人要重新回归神性，就必须放弃智慧。这种思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１７世纪以来以理性为主的雅典精神强求以神性为主的耶路撒冷精神拜倒在自己脚下的一种否定．表面上看，这两种精神完全没有互相跪拜的义务，如果分野正确，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问题似乎就可以得到解决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则更为复杂：这种界限是如何来划分的，谁又有划分的权利，又如何保持呢？假若这个界限不由智慧来划分，或者找不到划分的好办法，在这之前，最好还是不去划分的好，如果强行划分，只能是神性的庸俗化．

重要的是，正如耶稣的存在是因为现世的恶的存在一样，人从上帝那里唯一学到的就是自己是无知和罪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说：“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确实只能带着痛苦的心情去爱，只能在苦难中去爱！”　正如拉斯柯尔尼科夫最后终于明白的那样，大地虽然肮脏，却不可用人血来清洗，只能靠上帝的爱来承受，对善的追求比善本身更接近善．而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更是一语中的，他说，我们只是由于罪恶才瞻望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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