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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前私信成罪证 “胡风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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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8/21 出处：网易历史 |
新中国成立后，胡风创作了大量讴歌党和人民的新诗。1951年9月24日至11月，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文艺工作会议，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整风，主要任务是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文艺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领导。1952年3月，在整风运动领导机构出版的“内部通讯”中，发表了批评路翎在整风中公开宣传胡风文艺理论的通讯。
同时，《文艺报》向部分读者分发了《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小册子，要求读者发表意见。不久严厉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寄到编辑部。一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判开始了。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
1952年5月25日，武汉的《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照《讲话》，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认为自己写的《论主观》是一篇宣扬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章。6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舒芜的文章，编者按指出：发表《论主观》的《希望》，“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9月25日，舒芜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舒芜的自责与揭露使胡风十分被动，他被莫名其妙地定为“资产阶级文艺集团”的头目，面临一场公开大批判。9月6日，“胡风文艺讨论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邵荃麟等。胡风先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所提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大会要求胡风就“现实主义”、’主观战斗精神’等5个问题进行检查。周扬指出，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执行的是反党的路线。
1953年1月，林默涵将自己在批判胡风时的发言整理成《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一文，发表在第二期《文艺报》上。第二天，《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载。文章里将胡风的文艺思想定为：“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相同点；相反，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1954年7月，胡风在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等人的帮助下，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共27万字，通常称为“三十万言书”。7月22日，胡风通过主管文教工作的习仲勋向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呈送了他的报告及一封信。胡风在信中说明了自己上书的动机。“三十万言书”共四个部分：（一）进入解放区以来的经历与遭遇，指责周扬等人把他视为文艺界“唯一的罪人或敌人”。（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林默涵、何其芳发表于《文艺报》的文章中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就文艺领导、文学运动的方向、话剧运动的方式、电影剧本4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1954年10月底至12月初，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召开8次扩大会议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及《文艺报》负责人，说《文艺报》编者向资产阶级投降，压制新生力量。本就对《文艺报》反感的胡风，认为这是批评《文艺》的极好机会。于是他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指责《文艺报》对阿垄、路翎、鲁藜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同时，胡风在发言中还点名批评了10几个文艺界的负责人。胡风的发言，引起了众多人的愤慨，认为他是借批评《文艺报》发泄私愤。11月25日，文联作协主席团第6次扩大会议上，有人在发言中反驳了胡风。12月8日，第8次扩大会议，将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转入对胡风思想的批判。在会上，周扬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一节专讲“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人民日报》12月16日发表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使鲁迅晚年关系最为亲密的两个朋友——冯雪峰与胡风，一起被推入逆境。胡风此时才真正醒悟，自己一直在打一场永不可能取胜的战斗。对方的力量如此之大，令他惶惑，令他惊奇。与周扬对峙，他从不怕，但与他所由衷崇拜的毛泽东，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冲突，他也绝然不敢。
1955年1月11日，胡风写出了长达十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这份检讨是在路翎、绿原、欧阳庄等帮忙修改抄写的。一开头，胡风便承认自己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文艺方针。但是，从文字当中，仍使人感到，胡风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他尽可能在检讨中解释自己的理论。
阶级斗争扩大化，使毛泽东对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作了不适当的批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能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跑，而予以彻底地批判。”《文艺报》将两期合刊出版。1955年1月30日，新出版的《文艺报》1、2号合刊，对胡风的批判正式揭开了帷幕。2月5日和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展开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从此，一场全国规模的胡风思想批判全面铺开。胡风在全国各地朋友们纷纷表态，或真诚忏悔，或听从胡风的劝告，积极表态以保全自己，安然过关。然而胡风自己已无法回避。历时几个月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4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将在思想界的批判，扩展到政治范畴。
4月13日，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还对前来约稿的《人民日报》的一位编辑，拿出胡风40年代给他的信。这一事件成为了胡风事件的转折点。很快，舒芜整理出的信件与胡风的检讨，呈送给毛泽东审阅。于是胡风等人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形势骤然发生了巨变，就连周扬等人也毫无思想准备。5月初，由□□部和公安部组成胡风一案专案组，主要负责文字材料的五人小组成员是：林默涵、刘白羽、袁水拍、郭小川、张光年。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接着又相继公布第二批、第三批材料，成为胡风问题的性质起根本变化的标志。对于胡风，从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化为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
5月16日胡风在家中被捕，胡风被关押10年后，于1965年10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监外执行。1966年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3月，胡风刚和家人团聚3个月，就和梅志被遣送到四川雅安地区的芦山县的劳改茶场监督劳动，每月给生活费20元。1967年10月，随着浩劫的深入，胡风从雅安地区芦山县劳改茶场押送到成都，再次收监，和梅志分离。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胡风应于1969年8月刑满，但对胡风的释放问题一直无人过问。胡风于1970年年春，上书请求有关部门作出处理。报告送出后，有胡风手写的诗词。当局即以此为大不敬罪，由四川省公安厅改判无期徒刑，并将胡风押送到大竹县第三监狱关禁。其间，已出现了内因性精神病症状。1973年初，由于胡风病情变坏，经四川省公安厅允许，梅志从雅安地区芦山县劳改茶场到大竹县第三监狱护理胡风。当梅志和胡风见面时，胡风已不认识她。这时的胡风完全处于幻听之中，但在梅志的精心照顾和精神上的体贴安慰下，胡风的病情时好时坏，没有到恶化的程度。1979年6月，四川省公安厅撤销对胡风无期徒刑的错误判决。1980年3月31日，中央组织部为给胡风治病，把胡风与梅志接到北京，从此，胡风在此度过了安定的晚年。他一边治病，一边撰写整理回忆录。9月，中共中央重审胡风一案，决定予以平反。10月，胡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后兼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但因长期遭受不幸，加上年迈，胡风终于在1985年6月8日，因贲门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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