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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河悲歌万里长:黄万里的江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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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09/14 出处：新浪博客 |
赵诚 余习广
大风起兮黄沙扬，黄河悲吟兮国人吼:
“拯救母亲河!”
起于五十年代、经过共和国时代半个多世纪的不当整治，失去了造陆功能的黄河，已由奔腾不息的常年河，变成了一条枯水期长达一百多天的季节河，变成了一条河道下游过流能力越来越小而仍然高悬半空，在不意的大洪水爆发时有可能崩溃于中原大地的恐怖河！
五十年代的那场思路殊异、实力悬殊的治黄争议及其结局，演绎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篇章，导致了遗患无穷的灾难后果。
一方是为证明“圣人出”而要“黄河清”的水利部和专家们，还有最高领袖和执行钦定国策大政的国务院；一方是匹马单枪而半个世纪经磨历劫仍痴情不改的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
其结局自然不言而喻而又蕴意无穷，其过程却又发人神省而震撼人心！
黄万里，也因此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水利史上的一道闪电，一个当代中国极具传奇和悲剧色彩的历史性人物，一个极富中国文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精神传承的知识精英！
一、 “圣人出，黄河清”
那是一个凯歌猛进，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时代！
治理黄河是毛泽东心中不泯的情结。
“治黄”是中国历代治国者都必须面对的大事，象大禹治水一样，治理好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每一个当国者都企望的旷世大功，更何况还有两千年来的 “圣人出，黄河清”情结？！
1950年夏，安徽淮河水灾严重，7月，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根治淮河”；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时指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即使在文革前夕的1964年，毛泽东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有一个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要沿黄河而上，去考察黄河之源。
是啊，当邓子恢奉命向全国人大做根治黄河的报告中，提出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谚“圣人出，黄河清”时，素以傲视三皇，气盖五帝为自诩的毛泽东，能不带头热烈鼓掌，能不激情洋溢现于言表？！
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又被视为危害无穷的“黄祸”。
黄河以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发育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早在110万年前，“蓝田人”就在黄河流域生活，还有“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等也在流域内生息繁衍。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大量古文化遗址遍布大河上下。这些古文化遗迹不仅数量多、类型全，而且是由远至近延续发展的，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远古文明的发展过程。
而黄河又以其频繁决口和改道的特殊运动方式，对我国的农耕文明产生过频繁和巨大的灾难。
黄河，上游经黄土高原，一路冲刷切割，挟泥沙而下，于下游造陆，经其冲击所成华北平原地势平缓，而水流速率降减小，河水的泥沙在下游河道沉积，到一定时间河道淤满，历史上经常改道，分流出海，主副河道叠换。
据辞海《黄河故道》条记载：
“黄河易淤易决，上游在宁夏平原、内蒙古后套平原，中游在山西、陕西两省的龙门、潼关间，下游自河南武陟、荣阳以下，河道时有变迁。见于历史记载的大小决徙粗略统计约达一千五六百次，极大多数集中在下游。”
黄河在历史上有六次大改道，其中影响至今的是黄河夺淮入海，造成淮河入海河道淤塞，两河交相成灾。人为因素，特别是政治原因，仍为今日淮河成灾的根本原因。
历史上淮河在南宋以前，从未出过问题。南宋时初，建炎二年十一月乙未，“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乃决黄河入清河以沮敌，自是河流不复矣。”（《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一二》）夺淮入海，从此，淮河出现水患。后金人出于政治军事原因也不堵口，任其南流，元朝末期贾鲁才试图把黄河引回故道。但明中期后，黄河又决重新入淮。明季训用束水攻沙使河安澜280多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再次决入故道，淮河入海仍不畅，后入海道全部淤塞。1936年，用英庚款重新挖开淮河，以畅其入海河道。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6月9日，国民政府在郑州以北炸花园口，企图延缓日军进攻。但不仅阻止日军功效有限，反使黄河改道，河水南犯，重新入淮，致使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约54000平方公里土地顿成一片汪洋。国民党政府借口军事秘密，事先没有动员人民迁徙，结果在这次人为的黄河南泛中淹死国人90多万，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并再次形成黄泛区和黄淮水患。
1947年5月，国民政府重新堵塞花园口决口，使黄河重回故道。但淮河入海水道已再次淤塞，黄泛区、淮河水患严重，遗害至今。
1949年中共执掌政权以后，面对花园口炸坝形成黄泛区后遗症及淮水不畅等水患祸民的严峻现实，政府下决心要治理黄淮水患，造福于民！
国民经济由恢复转向建设的转型之际，治理黄河就首先提上了国家领导人的核心议事日程。共和国第一个十年计划兴建的最大的工程，就是在黄河上修建三门峡大坝。
中共开国初期，中国实行对苏联的“一边倒”。大批苏联援华项目，给中国工业化带来勃勃生机。“一五”计划建设的921个大中型项目，苏援154项，东欧国家援建68项。苏援项目中，有军工、冶金、化工、机械加工、能源、轻工和医药企业，从而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并帮助中国供应设备、传授技术、代培人才、大量提供低息贷款，还派出3000多专家、顾问来华援建。
随着大量苏援的来华，苏联模式，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偶像和方向。黄河的规划和治理这样大型的系统工程，对于毫无经验和基础的中国政府和国人而言，自然是以苏联专家为尊。
1954年1月，由阿•阿•柯洛略夫率六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到达北京。很遗憾，请来的苏联专家是搞坝工的专家，对于河流的治理，当然举手之意就是拦河筑坝，蓄水截沙。从此也就定下了中国治水的基调和思路。
1954年2月始，苏联专家与中国专家和有关部门领导人，从兰州上游的刘家峡，到黄河入海口，进行实地勘察。同年4月，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为主，成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全力指导下，同年10月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简称《黄河综合利用规划》）。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
《规划》的主要思路，就是大规模拦河筑坝。《规划》提出：要从上而下，在黄河阶梯状建成46座拦河坝，利用黄河水的落差发电、灌溉、防洪、航运。按当时的设计，这46座拦河坝修成并装上过船装置后，500吨的拖船，将能由海口航行到兰州。装机总容量可达2300万千瓦，发电量达1•1亿度，相当于中国1954年全部发电量10倍，灌溉面积从1659万亩达1.16亿亩。
黄河干流阶梯开发计划，首要选定在陕县三门峡修建一座最大和最重要的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
上述一系列水坝修成以后，黄河流域将发生下列变化：黄河洪水的灾害可以完全避免，确保下游安全。而且由于黄河泥沙已被三门峡大水库和三门峡以上一系列干流和支流的水库所拦截，下游河水将变成清水，河身将不断刷深，河槽将更加稳定。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壮美画卷！
五十年代一再以“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为自诩又充满豪情和激情的毛泽东,和热情高涨的水利部门领导们，终于见到了全面治理黄河的宏伟规划，自然欣喜异常，期望其迅速进入实施阶段。很快，国家计委同意了这一规划。
1955年7月18日，本来对三门峡工程有过抵制和看法的邓子恢，不得不以副总理身份，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时，除了对上述规划远景和三门峡水利枢纽介绍外，提出第一期工程包括三门峡、刘家峡、及支流水库、灌渠等，预算共53•24亿元。其中三门峡水库和水电站12•2亿元（包括移民费）。提出淹没耕地200万亩，移民60万。
邓子恢在其报告中指出：“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土区域生效；并且只要六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上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面对泥沙滚滚的母亲河的治河方法，就这样被演绎成了“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不要多久就可以看到黄河清”，就等于为“圣人出，黄河清！”无疑，圣人就是“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
是啊，“圣人出，黄河清！”一个何等牵动人心的情结，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理由！
以至于后来在总结三门峡工程教训时，周恩来不无惭愧地说，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后才五、六年就决定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
二、 三门峡大坝：照见民族灵魂的工程
正当国家领导人要让“黄河清”的兴头上，正当举国皆为“圣人出，黄河清”而欣喜若狂的时候， 一个反对派的声音却在泼冷水！
在治河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勇敢地站出来大声疾呼：苏联专家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的建坝方案，将祸国殃民，遗患无穷！也因此触怒当道，成了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右派。庐山会议上，毛在指斥彭德怀时，说他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
黄万里,1911年8月出生于上海市川沙县，他的父亲是知名度极高的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黄炎培先生。
黄炎培和毛泽东也是渊源甚深的老交情了。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告诫毛泽东，共产党不要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落入其兴也速，其亡也忽的周期性历史循环，最后落得李闯王进京的下场。当时毛泽东很自信，说共产党能打破历史循环，因为我们有民主。黄炎培为此大兴感慨，国统区人们读过他的报道都人心激动，认为中国找到了民主的出路。后来恰恰就是在民主问题上的背信食言，而至中国祸乱不休。
黄万里是黄炎培三子。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学桥梁建造，发表过“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等创造性论文三篇，由茅以升审定作序出版。1933年任江杭铁路工程师，参加建设江山江铁桥。
1931年，长江汉水洪灾，湖北云梦县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洪水决口十几处，人财损失无算，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也就此激励了许多青年奋发于水利。黄万里也因此立志于治理黄河，他与三位唐山交大同学相邀，决定放弃待遇优渥的铁路桥梁工程师之职，改学水利。黄炎培对儿子的选择大加赞许。
黄万里受水利界前辈许心武先生指点，许告诫他说：“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人才，都是土木结构出身的，没有一个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这番话如醍醐灌顶，1933年元月，黄万里赴美国深造。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奥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学习，1937年获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获得博士的第一个中国人。在美学习期间，黄万里渴望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学习了天文、气象、地理、地质、水文、数学等多门学科，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因之黄万里至今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
在美国期间，黄万里亲自驱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工程，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Norris坝上实习了四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构招待黄万里坐船参观直达出海口。通过学习和参观，黄万里眼界大开。开始从力学和多学科的角度来思考河道水利工程与水沙流状态的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河床演变。黄万里在美留学时，地貌学尚未建立，通过所学的知识和回国后十年的的经历，他在头脑里建立了水文地貌学的观念，开始对治河之事有了初步的认识。
1937年黄万里学成回国，几所大学请他任教，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亲自登门邀其到浙大任水利系主任，但黄先生以年轻为由谢辞。他想考察中国的河川，从实际工作做起，遂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兼水利行政部门）水利技正。当时中国获工程学博士学位的有四人，除黄万里外都在大学任教或做官。
半年后，抗战爆发，黄万里赴四川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曾用四个月的时间，在青神县岷江上修复了鸿化堰水利灌溉工程，仅花了四万元，节约预算5/6，灌溉农田1.5万亩。他步行六次勘察闽江、乌江、涪江、嘉陵江等长江上游诸支流，行程3000公里，期间训练了40多名工程师。当时开拓性的水利勘察充满艰难与危险，为此三个同行殉职淹殁于江，其中有他康乃尔大学的硕士校友。1947年，黄万里任甘肃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因当时甘肃急需水利人才，水利部急求黄河上游勘测规划的干才，举国也只有黄万里可胜任此职，而且他有一支在四川亲自培养的水利专业人才队伍。
1949年，黄万里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0年，他到母校唐山交大任教，1952年转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授。
正因如此，黄万里在水利界是举足轻重，最有发言权的专家权威。他坚持反对苏联专家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建坝的意见，以其学识和声份，能不让领导人中的理智者闻声心动？！
黄万里的治理黄河方案，在当时惊世骇俗，而我们今天回首，却不得不敬佩由衷。其主旨为：
一，正确认识黄河不是害河而是利河。移山填海是河流的自然功能，黄河功在搬运黄土高原，造就华北平原。长江的180万平方公里流域面积是黄河的2.3倍，流量是黄河的16.8倍，仅冲出了12.5万平方公里的长江三角洲。而黄河却冲出了25万平方公里黄河三角洲，虽北部稍缺水，基本上能收两季。黄河出海口的泥沙至今仍在造陆，而中国最缺的就是平川陆地。因此黄河功大于过，是造福中国的利河。
二，世界上任何三角洲淤积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治河方法不可能改变这一自然规律。上游的水土保持保护植被，只能减少“人为的加速侵蚀”，而不可能解决自然切割。而黄河的泥沙，自然侵蚀居多。拦河筑坝，全面拦截沟壑泥沙，违背自然界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地貌演变规律，也根本做不到。世界上除黄河外，凡治三角洲，没有不分流淤沙者。黄河郑州以下地貌是隆突三角洲，左右无外来水汇入，只有20多条流派辐射出海，不是流域而是派域。应该在大堤上开20多个口子，设闸分流，沿着原存流派淤灌广大黄海平原，恢复三角洲形成时各分流出海的地貌。唯此才能走出治黄的老路，变害为利，做到防洪、灌溉、造地、治碱、通航、发电等多重效益。
就三门峡大坝而论，三门峡位于河南陕县北面黄河，这里河道窄狭，河底都是坚硬的岩石。从牢固性角度看，这里筑坝是潼关以下河道中最好的地址。
但是,在整个河流形势来说，它是一个最不宜于建坝的地段。在地质史上三门峡的抬升和潼关一带的沉降，到了河津禹门口至陕县一段河面开阔，这里有汾河、与北洛河合流的渭河流入黄河，是黄河中游冲刷段上的一个特殊淤积段，三门峡水库就处在这个淤积段上，往下逐渐进入冲刷段。在三门峡建起一座高坝，水流在库区放缓，肯定会增大淤积，特别是地势较低的潼关一带黄河西岸，渭河河床会急速淤积，渭河入黄河的堑口也会抬高，对关中平原将形成威胁。黄万里判定其必淤且必将延伸到西安，且以修水库的反法来阻挡泥沙，是为荒谬之至！
他提出，苏联专家的治黄规划和三门峡建坝方案，违背了自然规律。不仅劳民伤财，必将祸国殃民，祸患当代，遗害子孙！
1955年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后，除陕西省外，举国一片赞美声，全国水利学界只有黄万里一人对该规划提出不同意见。
1955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了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会上，惟有黄万里发言不同意该规划，他力陈己见。他说黄河泥沙量是全世界第一，但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要引其利而避其害。并当面向周恩来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他表示不能盲目迷信苏联专家，指出：“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在世界上在千年以前最早地就归纳出了四种防洪的方法：沟恤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及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来中外学者融合了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
针对“黄河清”的设计思路，他指出：“认为水土保持后黄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相反的，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
“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了优良的条件，但却决不能认为有了坝河就可己经治了。”
关于洪水的计算方法问题，他认为报告中“洪峰流量统计法”有问题，“对于防洪库量的确定，对于水库淤积后淹没高程的计算，这样计算的结果可能距离实际发生的情形很远。”
黄万里最后指出了筑坝的危害：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
1957年6月10日至6月24日，水利部在京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主要讨论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和运用方式。参加讨论会的有水利部、电力部、清华大学、武汉水利学院、天津大学、三门峡工程局，以及有关省的水利厅的专家、教授共50余人参加。
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介绍了修建三门峡工程的建议。他说三门峡建水利工程很早就已有人提出，解放后，首先考虑到三门峡修建水库的方案。经过查勘和研究比较，认为三门峡库比邙山库要好。三门峡水库投资虽然大，但可尽量机合利用黄河水利资源，对于泥沙的处理主要是施行水土保持，以减泥沙来量，进库泥沙则基本上拦蓄起来，以避免下游河道继续淤高，并照顾到灌溉渠道不致淤塞。正常高水位决定为360公尺，初期运用定为350公尺。
他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归纳为三个问题供讨论会参考：1．三门峡水库的规划是从综合利用方面来考虑，还是以防洪为主或单纯考虑防洪；2．如果采取综合利用的方案，是否适当降低发电量；3．基本上同意原设计方案，降低初期运用水位，适当地改变结构设计（如放底孔排沙等）。
在讨论会上，大唱高调的拦洪蓄沙高坝派、稳健冷静的拦洪排沙低坝派和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进行了激烈争论。
当时新中国水利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的思路是建大水库，认为用水库防洪灌溉，而且河堤高坝可以灌溉两岸农田。高坝派代表、三门峡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胡桢和工程师沈崇刚等，再次把下游河道的形势说得岌岌可危，说如等着中上游水土保持见效，再建三门峡大坝，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张立即建三门峡大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并反对减少库容，主张建360米大坝，在这个高度库容是647亿公方，但可以分段蓄水。
低坝派以温善章为代表的主张拦洪排沙，这派人明显处在少数，他们希望保护耕地、减少库容，降低蓄水线，可取335米或是330、320米。
反对派只有黄万里孤军奋战。他反对在三门峡这个淤积段上建坝，否则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河道里的泥沙，是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规律，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也不实现。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坡面上的水土保持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对已流入河槽的泥沙，应使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把泥沙留在厍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是自然规律，要研究刷沙出厍的方法。即使要建，也要在坝底作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日后冲沙之用。
他与主张建坝的人争辩了七天。会上大部分人不说话，私下有人向黄万里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但不敢说，因为是苏联专家定的。据黄万里说：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设计，只有笔者一人根本反对修此坝，并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城市的惨状。争辩七天无效后笔者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堵死六洞。
在会上绝大多数人发言赞同建三门峡大坝蓄洪拦沙，跟着领导的意志颂扬说要“黄河清”，但他们也心里知道黄河难清，因此也主张留下排沙孔，以备万一需要刷沙，增大库容。会上最后各方就留下导流底孔这一点达成共识。包括高坝派汪胡桢也同意可留六个底孔。
针对已形成全国人大决议的难以挽回的筑坝决定，黄万里提出了一定要刷沙出库的建议。其对人民和对国家的拳拳之忠，尽见于此。现摘录如下：
（1）筑坝的有害方面
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上游边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位将抬高。可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将在上游出现。现计划把唯一避免的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但是即使水土保持好后，清水在各级支流里仍将冲刷河床而变为混水，最后仍将泥沙淤在库上游边缘。
在坝下游，出库的清水却又使下游的防护发生困难。到那时人民会对那些企图把黄河水变清的先生们发出请愿：“宁使黄河浊，莫教黄水清！”
由于淤淀，水库本身自有一定的寿命，人们却讳莫如深地不肯向前想一下水库寿终时上下游的水流情势。但是另据心理学家说，人类是具有远见的！
（2）是要刷沙出库，不是故意要“在库内作水土保持”！
在80年的筑坝历史中，直到40年前人们才发觉水库淤积的严重性，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水土保持上，以期减少入库泥沙。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迄今未能想出办法来排除出库。但是，这却并不是人们原来就故意要把沙留在库内，好象是为了下游水清后河易治好的缘故。
必须提醒。在坡面上的水土应该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限制它利用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
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河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这样地在河槽里拦截水土，不得称为水土保持。
（3）刷沙出库方法的一些理想
认识了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设法怎样刷沙出库将是河沙问题研究方向的必然趋势。这里有二种不成熟的理想的方法：
每若干年中有一年的七月初把库水放空，使得有几场大水可把上游库边上的积沙冲刷到坝后水深的地方。
日常在库内河底设置许多冷气压推动的螺桨，产生水流的底速，以扬起泥沙，随水运行出库。
上述两措施都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虽然目前刷沙的措施尚未具体化，但因这是自然规律所指示的必须研究的客观趋势，我们必须留下这些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里开洞。（《中国水利》1957年第8期第26——29页）
在后来的施工中，仍未按当时会上达成的共识，留施工底孔，而是按照苏联专家的设计，把所有的施工底孔堵死。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些底孔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打开。
三、 樗散书生犯龙鳞
黄万里激烈坚定的反对意见，和直接挑战“圣人出，黄河清”的态度，不啻于向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呼唤救世主的“圣人”情结发起宣战，这不仅会遭到来自大众和趋炎附势的权贵及专家们的反对，也必然会触犯以“圣人”情结自诩而为其立世资本的“龙颜大怒”，招致灭顶之灾。
1957年春，中共中央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整风。5月，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第182期和第193期，分两次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对北京的市政建设进行了批评。也批评了在三门峡方案问题上，那些明知让“黄河清”是失误却不反对，甚至跟着高唱“黄河清”专家们。还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校教育方式。
据朱正先生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载：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给毛泽东送去了一期《新清华》，上面有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写的《花丛小语》。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留学美国的水工专家。文章开头，是一首他填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蒋南翔不是为了这首词送给毛泽东看的，而是为了文章里其他一些内容。文章批评了北京新修的一些公路，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完全违反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这种施工常识。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之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而路面受载重时就被压碎，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文章议论说：“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这篇文章发表时标题下注明‘小说’，其中马路翻浆这情节可不是虚构， 5月16日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严希纯的发言就谈到了北京筑起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部翻浆的事。 马路没有修好，作为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讨论讨论，不就足够了吗？可是一定要拿来同美帝比腐败，当然是右派分子存心捣乱了。
这篇文章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还在各小组组长的会上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
黄万里这篇文章还提到这以前不久关于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他批评说，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靦颜地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在那一次论证中，黄万里根据黄河泥沙特点，提出降低水库蓄水位，坝底留大泄水洞排沙的方案，末被采纳。他的书生气太多，不懂得论证这道程序的作用只不过是认可既定的方案。
不幸而言中。1960年三门峡大坝建成开始蓄水，库尾泥沙迅速淤积，并且迅速向上游延伸， 威胁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况的严重超过了黄万里的预言。1962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修三门峡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能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1964年周恩来主持治黄会议，确定了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恰好就是当年被否定的黄万里的意见。不过这时已经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几年之后了。”
其实，1964年周恩来确定的改建方案，不是黄万里的主张。黄万里首先反对建坝，在不得已求其次时，要求不要堵塞施工时导流底孔。导流底孔在1969年开始的第二次改建时才打开。
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第6版，在毛泽东亲自写的 “什么话”栏目下，发表了黄万里的《花丛小语》。随即《人民日报》连续刊登批判文章，黄万里立刻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6月22日，以本报讯发了清华园内辩论“花丛小语”》，说19、20两天清华大学举行了对黄万里“花丛小语”的辩论会，会上黄万里两次发言，说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爱护党的立场出发写的“花丛小语”。会上也有人为他辩护。并“读者来信”中发表了清华大学助教子刚《透过“花丛小语”看黄万里的反动本质》。6月25日的“读者来信”，发表了梁维直《黄万里歌颂的是什么——读“花丛小语》。6月26日 “横眉小集”栏内发表水宁尼《“文人”骨谱》，批黄万里的“文人无骨”！6月30日发表通讯《师生员工万人集会——清华大学批判黄万里》。
到了七八月间，黄万里成了批判重点，不但在清华大会小会批，各类杂志都专门撰文批判。《北京文艺》1957年第8号，专门组织了王慧敏的《“歌德社”—反击右派战线上的一支尖兵》，和署名清华大学水利系巨浪山房的《春楼梦》，前一篇文章侧重政治批判，后一篇文章则完全是人身攻击，把黄万里水利工作说得一钱不值，说他在学术上四处吹牛，招摇撞骗。1957年第9期《中国水利》杂志也推出一组文章，猛烈批判黄万里的治河理论和反对建三门峡的建议。
在这种压力下，黄万里仍坚持说：一定要修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说的观点，要求会议记录下他的发言。在其后七天的专题组讨论发言中，黄万里顶着巨大压力，仍坚持“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积在上游呢？”
积多年所学和经验，他认为：（1）黄河的泥沙主要来自中游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不可能解决自然冲刷下来的泥沙，正是这些泥沙冲积成了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平原的黄河三角洲平原。因挟带泥沙而认为黄河是害河，前提是错误的。黄河在郑州以下是淤积段，泥沙沉降不可避免，指望建三门峡水库拦住泥沙，解决下游河道淤积问题，指导思想就是错误的。（2）凡在河流淤积段上建坝都会使坡降更减速，加甚淤积，决不可行。郑州以上黄河原为冲刷段，由于地质史上三门峡的抬升和潼关一带沉降为地堑区，故峡县至龙门及渭河全改为淤积段。三门峡水库恰建在这一特殊淤积段上，大坝如建成，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并不断向上游发展，特别是渭河河床抬高将淹没关中平原的大片良田，不过是把下游的灾情移到中游，于整个治河之事无补。（3）鉴于当时全国人大已通过三门峡建坝决议，他提出若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
最后这一条与会者全都同意至少留6个以备排沙。但在“一边倒”的时代，施工时仍按苏联专家原设计将施工泄水洞全部堵死。
黄万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恶毒攻击苏联专家”，被打成右派。1958年校党委向黄万里宣布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掷地有声地回答：“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果然，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三门峡工程祸患势不可挡！！！
三门峡大坝工程于1957年4月正式开工。设计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发电，二是挡沙。结果该工程发电量没达到设计要求，挡沙的目的不但没实现，而且使大坝上游的渭河河床不断增高，洪水泛滥，造成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
一如黄万里预料，1962年大坝建成，清水出库，举国颂扬。而“黄河清”水出库，并未“圣人出”，却招出大灾祸。
1960年9月，三门峡水库开始关闸蓄水。同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撤离，一年半的时间里，15亿吨泥沙淤积在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随后渭河两岸，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土地盐碱化，泥沙占了水库大量库容，淤积不断向上游延伸，64年咸阳河段已淤积3米，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以后为了保西安又不得不降低水库水位，从1965年大坝改建，在大坝上多处穿孔，以泄泥沙，1967年后被堵施工排水洞每个以人民币一千万元的代价将它重新打通。还拆掉了刚装上的15万千瓦的高水头发电机代之以5万千瓦的低水头小机组。
经二次改建后，至今陕西的淤积和水患仍未解决，陕西省强烈呼吁彻底解决三门峡问题。
库区移民灾难深重。为三门峡水库从陕西渭河平原移民28万农民，他们离开富裕的家园，到了甘肃和渭北高原。其中一部分数次迁徒，移民绝大多数都从原来的富足生活变得一贫如洗。
后水库蓄水线降低，大量耕地未被淹，但这些耕地为各中直、省直、部队等单位占有，移民们为了返回家园，多次组织集体抗争。1984年惊动中央，派出中央调查组，在总书记胡耀邦的亲自干预下，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会议，同意部分移民回库区，但仍有相当数量移民回迁要求得不到满足。回去的移民发现，库区已面目全非，土地盐碱化严重，已不是昔日丰饶家园。
至于那些来回十几次迁移的15万移民，造成其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视察高官见后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三门峡水库，造成几十万苍生的不幸与苦难，造成几辈人不能摆脱、现在还在继续的人间悲剧！
三门峡的经济账，让举国不堪重负，也加重了大饥荒的灾情。工程总投资预算为１３亿元，而实际耗资达４０亿元。考虑到从１９５９年以来，社会经济面临崩溃，三门峡工程和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的特别优先保证。建造大坝的水泥，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从国外进口换来的。如果把这４０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按当时国际市场的价格，至少可以获得160亿斤粮食，对因年均吃粮在240斤以下而被饿死的5500万死难者言，将人均增加291斤救命粮，从而足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三门峡水库劳民伤财，遗害严重是不争事实。在三门峡大坝改建中，打开施工堵死的导流底孔的代价是一个一千万（当时的国内价格是一斤白面一毛八）。仅2003年三五年一遇的小洪水，就相当于50年一遇的洪灾，陕西全省 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有人估算至少以数百亿计。仅2003年陕西渭河下游五年一遇的小水,就对给当地造成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田绝收,成灾人口515万,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
近半个世纪之后，1997年，政府对苏联专家方案正式进行修改，从46个水利枢纽变成了36个，但路子依然，黄河之害患有增无减。
由于改建三门峡水库没有采纳黄万里的意见，泥沙在库区黄河主干流貌似达到了冲淤平衡，实际上库区上游黄渭河的淤积问题只是放缓，并未得到彻底解决。此后，筑坝拦沙“黄河清”的初衷无人再提。1955年经过三门峡的泥沙13•8亿吨，现在变成了16亿吨，水土流失日益恶化。而黄河干流修建的大坝还没到设计规划的四分之一，不到40年，就把自古以来终年流淌的母亲河，变成了一年断流上百天的季节河，而下游防洪问题依然！
今天来看，在大量劳民伤财后，除了灌溉面积达到规划，上游发电达到目的外，其余都失败了。
在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中国的水利专家们，大都三缄其口，曲意承上的人飞黄腾达，讲了真话的人却大遭其殃。形成这种治黄烂摊子局面后，水利大员们讳疾忌医，不知反省，仍然大谈成就，继续在错误的规划上，头疼医疼，脚疼医脚。在一条永无休止的花大钱，建大工程的路上不停走下去。
历史虽然证明了黄万里的科学水准和预言，但让人民付出了这么沉重的代价！黄万里在世时，一直痛心不已。1973年他就写下了“凡此事前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平生积学何所用？愧对苍生老益悲”的诗句。在他去世前一年忆及此事时，还潸然泪下，说“我一辈子念书想救黄，可他们没有听我的一个字，我白学一场，我真痛心！”
中国人民，为这个已无人再想提及的《规划》，将继续付出沉重代价。这50多年来，到处都在忙着拦河筑坝的大工程，但河道通过洪水的能力越来越低，命运跟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如果说,批了一个马寅初，中国多生了四亿人；那么，批了一个黄万里，中国则陷入了无法整治黄河的大灾难！
黄万里《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最终仍未能采用。无论他付出多少心血与真情，他的见解从来就没有为人所采纳——就因为他是钦定的大右派！
三门峡大坝工程并没有象政治家希望的那样 "利在千秋"，也没有“功泽万代"，为“圣人出”立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大坝建成的第四年就被宣判为“彻底失败”。
三门峡大坝造成西安出现险情，陕西省有关领导万分着急，而主流派的水利专家和官僚们仍然坚持既往。1962年4月全国二届三次人代会上，陕西省代表提出第148号提案，力陈三门峡大坝对陕西造成的灾难。
提案说：“三门峡大坝自1958年12月至1961年11月拦洪以来，水库淤积量共约200亿吨（包括塌岸18亿吨），潼关以上约占6亿吨。其中1960年9月蓄水以后至1961年11月，来沙163亿吨，淤积在库内的泥沙占来沙量的百分之九十四。库区周围340米高程上下，地下水位普遍上升，根据调查观察，在335米以上农田浸没面积已达47万亩，1961年比蓄水前扩大了24万亩。农作物产量下降，部分地区果树已开始发生死亡”……
陕西省领导人通过非常渠道直接见了毛泽东，陈述三门峡带来的灾难。
面对这尴尬局面，在陕北起家打天下、得天下的毛泽东，也深感到问题的棘手和严重。情急之下，竟以“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开口吩咐周恩来：不行就干脆把大坝炸了！
此后不久，1962年8月9日，在北戴河会议的中心小组会上，在大批一通“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之后，毛泽东难得地说起了“犯过错误”的话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问题。
是啊，最多也只是“认识上的问题”嘛！毛泽东哪里会承认，那是他和黄炎培延安谈话所涉及的根本性问题——民主的缺失！民主，正是“圣人”的对立面！
三门峡工程一直是周恩来的心病。
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０日，周恩来说过这样的话：“三门峡工程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上马了。这个工程我过问过，我有责任，搞不好，见马克思不好交代。”此外，他还检讨说：“看来，1958年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1955年人大报告黄河清把我压的，1958年只是把水位降低了。头脑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
１９６６年２月，周恩来说：“我当总理１６年，有两件事交不了账，一是黄河，一是林业。”
问题发生了，问题还得想办法解决。1962年开始研讨和对应三门峡蓄水后出现的问题。1964年夏季，在三门峡开现场会， 12月5日至1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有100多名专家出席的治黄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听取发言。但在修改时，高坝派们仍对库区和渭河淤积略有改善的两洞四管方案，争议不休。
12月18日的会议上，周恩来着急了，终于亮出了手中“炸坝”的尚方宝剑：“至于设想，可以大胆些。我曾经说过，可以设想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因为水库淤满泥沙后遇上大水就要淹没关中平原，使工业区受到危害。”
当然，周恩来可没有毛泽东式的风格和豪气：那是在极度紧张的条件下，耗费了近五十亿人民的血汗钱，十几万人为此流血流汗、忍饥挨饿、日夜苦战，几十万人为此倾家荡产、背井离乡，号称开国第一坝的大工程啊！以周恩来的位置和风格，他采取了修修补补、尽力挽救的方案。会上，他督促要进行上下游兼顾，确保下游，确保西安的前提下对三门峡水库进行改建，迅速实行二洞四管方案。高坝派们只好勉强偃旗息鼓，而从此再也不像以前那般嚣张了。
但黄万里奉命为此专门赶写的改建方案还是未被采纳！
他在晚年痛苦地回忆说：“这个建议未得批复，因为对于黄河输沙下来的看法，我和大家有原则上的分歧．我的主张是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南岸；而一般的主张是拦沙上游，以减免下游河床淤高。但是，人们也怕泥沙继续淤在库内，于是把坝下部泄水洞逐年一个个地打开来，弄得大坝千孔百疮似的果然能排出很多沙来。而实际上排出的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每年随着水流下来的泥沙仍然淤在潼关以上黄渭河槽里。人们却误认为这样开洞排沙改建三门峡坝之后，冲淤可以从此平衡了。这样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延不治，而转成了慢性肝炎。1973年初我把这个道理呈报了国务院周总理，说明必须外加能量以改修大坝，才能挽救秦川。”
面对三门峡水库的失败，最高领导人心知肚明：黄万里真是懂水利大行家，希望他能重新出面挽救败局，拿出一个治理黄河的方案——但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发出了信号，他向黄炎培谈到黄万里的词很好，表示黄万里写个检查可以摘掉右派帽子。
“伟大、光荣、正确、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对于重新起用手下败将的政治对手时，一贯热衷于让人作检讨。而偏偏这次碰了个大钉子——“死不悔改”的黄万里,有他自己做人的原则和人格!
黄万里不但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改善自己处境，反而放胆质问毛泽东：为什么这个国家知识分子都不说真话？据其长子黄观鸿2003年11月的《资料公布》，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64年我已从北大毕业一年，分配在天津大学教书。一天校党委传达毛主席‘春节座谈会讲话’，毛在会上对我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了。我从天津赶回北京告诉父亲这个‘好消息’，父亲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上边通过你大大（祖父）要我写个检讨，交上去’。这本是父亲‘摘帽’的大好机会，他却附诗赋词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什么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显然，他失去了改善个人处境的一次重要机会，再次“抗疏犯龙鳞”，并附诗赋词上书毛泽东，力辩是非曲直，直击要害根本！
以“讲真话”和绝不畏权贵、坚持科学与民主精神为自己做人道德底线的黄万里，为我们这个民族竖起了一面人格和良知的旗帜！试问衮衮众生，几人如斯！
五、 九死一生哭禹功
对于身为右派黄万里来说，“文革”十年的日子更艰难，好几次死里逃生。但他依旧痴情不改！
运动初期老红卫兵们的政治狂热，在8月份演化成遍及全国抄家打人的“红色恐怖”，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后，达到了高潮。当时毛对给他带红卫兵袖章的女红卫兵宋彬彬说：“要武嘛”，“红色恐怖”迅即达到高潮。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其“红色恐怖”更为极端。
8月24日，一批清华学生闯进黄万里家，不问青红皂白就抄家打人。天黑后，黄夫人回家一看，丈夫黄万里被打得混身是血，衣服血迹斑斑，黄先生告诉她是拿带金属扣皮带抽的。后背上打得最厉害，人不能躺，只能腹卧。第二天大女儿黄且园回来，看到父亲背上一条条被抽打的血痕，她出主意并提供地址让母亲去周恩来接待办反映。
据黄夫人回忆：“这天，黄先生自己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具体写得什么，我记不住了，肯定是反映清华打人的事。晚上我和我的小女儿黄肖路，就到了周总理国务院接待办事处。是大女儿告诉我们周总理接待处的地址，在一条街上，我们坐31路车，下来走了没有多少路，就到了。到天亮才回来。很快，大概几天内，就上面有人来宣布，清华不准打人。”
后来上面来宣布清华不准打人了。据黄肖路回忆：“我记得父亲给予周总理写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听说远郊区，可能是通县农民有打死地主及子女的事。信是我和母亲送的，我们送到了‘国务院上访接待办公室’，好象是在‘平安里’和‘什刹海’之间，那里有许多外地与本地被打得头破血流（大部分都包扎好了）的人在那院子里过夜。我们好象是乘31路末班车去的，清晨头班车就赶回清华了。记得我们交信约两三天后，夜间听到许多汽车、摩托车从校外进清华南门开到校中心去了。似乎第二天我父亲去‘劳改队’就被告知，中央有命令：不许红卫兵打人。我父亲回来告我母亲和我此事，还加了一句‘可能是周总理看到了我的信，就下了命令’”。
但这并不能阻止红卫兵对师长们的人身侮辱。红卫兵给牛鬼蛇神们都剃了个阴阳头，把头发一半剃光，一半留着。黄万里被剃阴阳头后，回家立即找出给儿子们理发用的剃头推子，叫家人给他把剩余的一半头发剃掉，剃成光头。
文革开始后，水利系成立了一个专政队。老右派们自然是专政对象，每天就在专政队打扫卫生，政治学习。从1966～1969年，国宝级的黄万里手拿扫帚，打扫厕所和院落。
黄万里人在专政队，心系治水情，希望当局在水利决策已铸成大错形势下，尽可能遗拾补阙。1969年，黄万里人对1963年导治海河洪水的失误进行了具体分析，将报告送周恩来总理，终无回音。
面对中国水利政策上的错误，他无比痛心：“阅历江河如指掌，青灯埋首忆艰工。辄从扬子谋江利，忍对黄河哭禹功！”在自己这种身份的尴尬中，他还“总是挈情忧国泪”。
《国子监教授拥彗吟》 1969年旧作们
国子先生且耆艾，苍颜华发临风前，折腰拥彗挥尘舞，小语花丛累十年。
长彗长彗圆木柄，三载相持亦夙缘。扫来满地琉璃滑，先生莞尔望云天。
这边行者过，讶见先生深叹息；那边学子过，掉头疾去语窃窃；
亦有员工过，强抑笑容喜形色，但见先生神韵逸，飘然乘化悠然得。
昔年剥削有余愆，而今无给心安谧。
先生有道出资封，先生有才仗工农；斯道斯文堪扫地，斯技斯才要纳忠。
阅历江河如指掌，青灯埋首忆艰工。辄从扬子谋江利，忍对黄河哭禹功。
有策犯鳞何足忌，临危献璞平生志，此生哪值五羖皮，倘济苍生秦豫冀。
欲趋彤庭奉拾遗，书生—得容生计，非关傲世玩才智，总是挈情忧国泪。
1969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之战；4月召开中共九大，毛泽东宣布“要准备打大仗”。10月，毛泽东提议做临战准备，中央领导人撤退南方，林彪发布“第一号命令”，全国军队大调动，中央及相关部门大规模疏散，各大城市“深挖洞广积粮”。大批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高等学校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
1969年5月至10月，清华工宣队先后组织了五批2821名清华教职工开赴江西南昌市南昌县鲤鱼洲，工宣队在那里开办了一所“清华大学试验农场”。
该地区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由于水田劳动和防洪，教职员工染上血吸虫病当年确诊者就有７４７人，怀疑待查者达1111人，次年患者突破千人。以后多年，直至１９９７年，清华大学医疗保健部门还要对昔日的吸血虫病患者进行复查和不断的治疗。在江西鲤鱼洲清华大学试验农场，劳动被当成对知识分子的惩罚。只有对工宣队表现得俯首贴耳才算改造好了，完全是一种奴化式的改造。（贺黎、杨健采：《无罪流放——６６位知识分子在五•七干校告白》，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８年）
黄万里更为艰难的日子来了。黄万里夫人回忆：
刚开始大通铺上百人，可能是个仓库，又隔成楼上楼下，这样又可多住点人，乱糟糟的，跟兵营一样，公家作饭，有炊事班，吃饭是集体吃食堂。
后来又按系分，水利系属六连，校医院也是属于六连的，结果我们到那儿又分到一个连了，住当然是分成男男女女，再分各个的小单位。结果工宣队一看我在六连，黄万里也在六连，黄先生走到哪里都是大摇大摆，毫无顾忌的。比如他来找我，他认为是正常的事。他不象有些人，要避点嫌疑了，怕人家要说。他老来找我，要点水喝了，或要我帮他干点什么。后来他们就故意把我们拆开，把我调到另外一个连。我因为他呀，调来调去，调了好多连，就是不让你在一块，而且就叫你非常的不方便。要是方便吧，一休息他就要去找我。我会给他点吃的东西，或什么啦。近了我就给他整理整理东西。他们就想方设法把我越调越远，为了不让我们夫妻在一起，所以我在鲤鱼洲被分配去过的地方最多了。
69年他58岁，但排给他的是重体力劳动，运砖、挖坑、种大田……
工宣队继续清理阶级队伍，黄万里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分子，被隔离审查，白天劳动，晚间开会批判，让其交待“特务问题”。并对他展开车轮战，白天劳动，夜间进攻，时间久了黄万里身体和精神上都顶不住了。1970年夏天，他感到精神恍忽，产生了自己是不是真是特务的疑问？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女儿黄且园写了封信，让她帮助他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务？
工宣队组织人马进行了大量外调，特别是对他参加扶轮社、救济总署和甘肃任职等被认为与特务有关活动进行调查，实在查不出蛛丝马迹，军代表最后接受了黄万里的说法：他是一个不介入党派政治的人。
1970年，黄万里59岁。6月，黄万里从农田回来的路上，中暑晕倒。倒地后，他头脑昏昏沉沉，感还有意识，浑身燥热难忍，他顾不上血吸虫，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泡在水中。许久，感到好受一点，他就在道上往回爬，爬到四连的一个谷仓，躺在水泥地上。四连的人发现了他，叫来医生给他处治，把他送回六连。
中暑后没治好，他一见太阳就发烧。连领导每天上工前要他量体温，不到39度，就得上工，带上温度计，走到工地，再量，到了39度，他可以不干活，但也得在烈日曝晒之下。大家收工时，才让他一起回来。事后，他多次跟家人说，这一次在江西他差一点就死了。
他感到自己病体越来越重，将不久于人世，于1971年3月写下了七绝 《梦吟绝笔》：
一死明知素志空，九洲行水失斯翁;
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在南昌鲤鱼洲，得血吸虫病的人越来越多，疫情日益严重，当局决定让在鲤鱼洲下放的清华教工分批撤回北京。1971年深秋，黄万里最后一批撤回北京。
黄夫人回忆：“他们最后回来的，还有人押着，有人看着他。他回来后高兴得很，说‘还有一间屋子。’因备战，学校里挖防空洞，在学校里劳动，他们认为你在学校里劳动，又在家里住着，太便宜你了，本来三门峡是有个点，他们就让他去了。他在北京家中呆了不到两个礼拜，他在鲤鱼洲在水里把脚泡烂了，已溃疡，回来后脚刚好，就被强令去了三门峡。71年去的，一直到78年撤点回来。这中途回来探亲，回来接受批判，如批林批孔就回来挨批。批何东昌反击右倾反案风时，他又回来接受批判。”
清华三门峡基地在市区，距离水库不远。基地有帮助改建三门峡水库的任务，在这里清华教工的处境相对于江西西鲤鱼洲要好多了。黄万里虽然还是被斗争对象，常年打扫厕所，接受批判，但处境有所改善。体力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居住虽然还是集体宿舍，但不用睡通铺，同屋的人也少。他夜间把台灯遮住光，进行研究工作。
基地领导给他规定：打扫厕所，改造思想，每月交一份思想汇报。此外，还有一条规定是“禁止参加治黄研究及接受校外技术咨询”。
这里有个图书资料室，人们无心在这里扎根，管理也松懈，黄万里有时可以来阅读。通过进口的外文资料，他了解当时世界上有关学科领域的最新动态，了解到“连续介体动力学的力学基础”，这门正待兴起的力学基本理论学科的动态……
1972年春，右派分子黄万里突然接到任务，领导给他四十天时间，让他就三门峡改建、黄河、海河的治理提供意见。这是来自周恩来的指示。面对国计民生问题，面对让他焦头烂额的三门峡问题上，周恩来深知黄万里的价值，他想听听黄万里的意见，让他就此献策谏言。
1972年，黄万里被人监视，去三门峡库区下游考察。5月22日，黄万里根据自己的考查，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附上《关于目前治理黄河问题的意见》及《对于一九六三年海河导洪及治理海河规划方面的意见》。
信中他大声疾呼：“请让我竭诚忠告，目前，河防已达极其严重的阶段，现在遭遇的问题，要远比一九五七年建三门峡时，更为严重紧急。
我的建议是，三门峡坝还必须重新改建，小浪底坝暂时不必考虑修建。黄河下游即行改道，取金堤河路线，特提请垂鉴。关于海河的治导问题，我前几年向您提过，一直没有时间解释我的意见……
由于这两问题的重要性，拟请指定有关部门派人专审，并赐批评。我把这些意见已写得尽量通俗化，非专业人员都能理解。如果准许把这些问题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布，付之公开讨论，则真理愈辩愈明，我也籍些获益，幸甚！”
《关于目前治理黄河问题的意见》中，他坚持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当时水利部门对的三门峡坝的改建方案，只能把潼关以下库区泥沙排出，不能解决潼关上游的淤积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门峡水库造成的问题。因此他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必须外加能量以改修大坝，才能挽救秦川”，减轻盐碱化。
黄万里的建议通过周恩来总理转到了黄委会，但仍没有被采纳。
如果说，黄万里的确有过对毛泽东不给面子不买账的事情，但对周恩来，他寄予了无限期望，充满了爱戴！对于治理黄河和三门峡大坝，他的确到了魂萦梦绕的境地。
他把周恩来认定为惟一能够帮助他实现理想的知遇人——这从他关于治理黄河和三门峡大坝给周恩来的几封上书中，可以看出其心意。甚至他在晚年还非常遗憾地说，治黄整体方案，“多么遗憾我未能在周总理在世时研究出来，他一定会接见我，允许我费他一小时半的时间解说。直到1979年郑州治黄讨论会上才有机会向群众讲解。那时只有提问，而不再有责问了。”
他认为，那将是他改变中国水利大局的壮举，他为此而遗憾终生！
黄万里的确是以学者之心，度政治家之腹——在他多次上书之后，周恩来从来没有给他接见的机会，甚至于在他每每情真意切的吁请声中，也没有哪怕出于礼节的回音——就因为那是在毛泽东时代，就因为他是钦定的大右派！尽管周恩来明白，黄万里是中国治理黄河的真正专家！
但黄万里对周恩来感恩戴德无以复加。1978年1月9日，黄万里给《水利系三门峡基地领导及系、校党委》报告中说：“敬爱的故周总理曾公开鼓励过，象我这样的人对于治理黄河有兴趣，应到三门峡工作，给予机会，作出贡献。他的话在1973年全国各大学都传达过，但北京市的没有听到。” 对于有传统知识分子情愫的黄万里，我们能够理解他的心境。
1973年春，清华水利系三门峡基地，分成几个组，考察库区黄河上下游。大坝改建组到三门峡上游，渭河等地进行考察。领导批准黄万里参加对上游三线地区潼关以上的黄、渭河考查，对水库进行踏勘。上游组的领导为清华教师，一路上经常辱骂他批斗他，但黄万里没有计较这些。他关心的是要亲自看看这个与自己命运攸关，并验证了自己学术水准，而又为误国殃民的这个工程现状，从而为三门峡的改建和黄河的治理积累第一手资料。
这次踏勘，从三门峡启程，路经潼关。在这历史名胜之地，黄万里心中涌起无限感叹，他写下了
《三叩潼关》等诗篇。
《三叩潼关》 1973年春
少年驰走潼关道，风日华山好。
壮年奉使叩函崤，寻壑经邱、窈窕逐低高。
老来三顾关河杳，九曲黄流绕。秦川渺渺没波涛，
万里奔沙、谁与掣蛟鳌!
《倾听华县华家公社主任宁冬梅报告三门峡坝造成后的灾情》73年夏
听罢毕家遭害苦， 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 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 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 愧对苍生老益悲。
《过韩城芝川村仰汉太史司马子长墓》73年夏
越山跨水赴龙门， 诞降文星尚有村。
一触逆鳞千古冤， 长留青史万年尊。
帝王故贬炎刘氏， 安得雄才移治水。
揖让惟扬孤竹君， 奔沙千里整河身。
《夜独宿华山北麓，时同行咸上山》 73年夏
花谢三秦岳自尊， 老夫力竭怯攀嶙。
当年直上西峰顶， 即日奔回北麓村。
梯陡至今犹破胆， 谷深未见有招魂。
巨灵倘擘青崖远， 拓阔黄流好畅奔。
晚年，黄万里在总结自己的治黄思想与当局的分歧时说：“我说明自己的治黄方略，是从否定现行的治黄观点出发的。这自然难于为一般人，特别是当今负责者所接受。这些错误观点是：(1)依靠中游水上保持作为治黄基础；(2)尽量把泥沙随着水流输到海里作为治黄原则；(3)认为水沙应集流而非分流；(4)把高渠系统作为淤灌两岸低地的工程方法，及(5)，不承认淤积受下游控制趋向一定平衡坡度的原理。在1976年，我文里分析了这些观点错误所在。不破不立，从而说明了分流是治黄方略的唯一途径。其时右冠尚在，理所当然地被大家批判了一翻。”
由此可见，黄万里一辈子也没有弄明白，他所挑战和否定的，不仅仅是治黄的思路和方案，更重要的还是挑战和否定了斯时中国最大的政治和权威——“圣人出，黄河清”，正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最大的政治！
黄河长江未了情
黄万里哪来这么大的勇气，与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持之以恒地大唱反调达半个世纪？除了一个学者的学术良知外，应该说他父亲的影响是重要的精神资源。到晚年黄万里谈及治黄时还说：“我父亲有句名言：‘中国有历史以来，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统治阶级’。让我一辈子为农民服务。我谨记着父亲的教诲，我学水利，学治黄河就是想为农民服务。所以我不能看着要祸及农民不说话。”
为此黄万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几十年后，黄万里又为反对上三峡大坝工程而奔走呼号。
90年代，当局决定修长江三峡大坝，黄万里六次上书中央，建议勿修此坝。
他认为:流域内治河要受到地质地貌条件限制。长江上游大片岩基是页岩和沙岩组成，风化后，前者为泥，成为江中悬沙，后者为沙，即砾卵石，成为河道床沙。积自己在长江和四川各江上游勘察的经验，粗估长江上游河道里的卵石一年冲刷过重庆约1亿吨，这是长江的床沙。而某些人只统计悬沙，拒绝承认砾卵石床沙，是完全错误的。三峡坝建成蓄水后，将使上游金沙江和四川巴蜀盆地中的各江河糟中冲下来的砾卵石和部分悬沙在重庆沉积下来，造成一条水下堆石坝。不出十年将堵塞重庆港，阻断航道，洪水时抬高水位，壅及上游，将淹没合川、江津等低洼之地，那里人口数十万，一但出现洪灾，将惨绝人伦。这就是长江干流永不可修高坝的理由。此外建坝移民过百万，在世界建坝史上闻所未闻……
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最晚被改正的"右派"之一，时年，他已年届古稀，正是在家中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的时光，但他仍然时时把目光投向世人关注的三峡工程，固执地向国家有关部门直至中央领导人致函表达自己的意见。在1992年写给江泽民的第一封题为《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信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内容是：
1．长江上游影响河床演变作为关键的造床质是砾乱卵石，不是泥沙。修坝后原来年年逐出夔门的砾卵石将一粒也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内就堵塞重庆港，并向上游逐年延伸，汛期淹没江津河川一带。
2．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在全球为第一，不是某些人说的第六。中国所缺的是有水处的耕田。水库完成后淹地五十万亩，将来更多，用来换取电力，实不可取。详见《论降水川流与水资源的关系》。
3．三峡电站经济可行性考虑到卵石沉积是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是错误的。十八年内只有支付，没有产出，也无以解决当前缺电的问题。
4．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游防洪虽有帮助，但作用不大，而其代价是使守堤防洪时期加长，和利用的电能减少，实不可取。长江中游防洪当今迫在眉睫，除应加强堤防外，必须在堤身内建穴分流，长年送沙流向两岸，以淤高其洼地，并疏浚江槽。
在第一封信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黄万里又于次年写了第二封信. 黄万里在信中除了再次陈述其"反对意见"外，还希望，"党的经济建设科学化民主化要确实贯彻下去,切勿规定经济建设可行性由行政当局事先决定。"
1993年6月14日，黄万里写出了第三封信。他在信的末尾坦言道："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大坝，但又只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对国家经济不利。可能诸公相信群众多数，我个人仍希望公开争辩......"
而当时，三峡工程已在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获准通过，并已经开始动工兴建。在这种情形下，黄万里这种近乎天真的行为和言辞，真可谓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而为之，关于长江三峡大坝，黄万里留诸后人的警告是：
建造长江三峡高坝是祸国殃民之举；
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随着惨遭洪灾，其害将几十倍于1983年安康汉水骤涨21米，淹毙全城人民的洪灾；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的田地；
三峡大坝蓄水之后，清水下泄，造成大坝下游长江干堤发生严重崩岸；
三峡工程移民过百万，在世界建坝史上闻所未闻，将使大多数移民陷入赤贫，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峡大坝阻碍长江航运的畅通；
三峡电站，十八年内只有支付，没有产出，也无以解决当前缺电的问题；
三峡大坝，最终必被炸掉，渣连同历年沉积的卵石还须船运出峡，向下游开旷之地倾倒。不知将如何向人民交代。
此外，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记录。
黄万里在上书中断言：“当年黄河三门峡修筑前争辩，只我一人反对修筑。现在虽有许多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坝，但又只有我一人从根本上彻底反对，申称是祸国殃民的，且可能引起革命。”
他又一次与当局意见相忤，再次成为中国水利史和共和国建设史上的焦点人物。而三峡大坝日渐显现的问题，表现了科学的不可悖逆性、科学精神的预见性和科学家的良知于人性！
尾 声
黄万里，以其学说科学地论述了“黄河清”的谬误和治黄方略的正道,以其遭遇历史地验证了“圣人出”的祸殃与破产，以其思想传承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文明精髓, 以其人格和信念，必将照亮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长空和前行历程!
黄万里离开了他深深眷恋的这片大地。他的一生，正是20世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和命运的缩影与写照!
黄河，中国，一个古老民族的古老梦境破灭了，而这个古老梦境引发的灾难还将延续……
余习广
2006年6月30日 定稿于北京兰芷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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