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当代社会主义革命,一直都被我们当成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上的革命,即当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而日益腐朽没落的证明。在这种扭曲了的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对现时代的特点,对当代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对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其他重大问题,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了不符合实际的看法。因此,要正确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实际,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就必须重新认识当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源。
一般说来,当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产生的:一种是完全或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取得胜利而建立起来的,如中国和苏联;一种则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直接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如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但是,即使是以前一类在当代具有典型意义方式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其革命的根源也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所引起的矛盾。因为,当时无论在这些国家内部还是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是一种发展得并不充分的新的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具有普遍性的生产力,都不是现代的工业生产力，而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力,不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而是小生产的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容纳的甚至更为落后的生产关系也能够容纳的生产力。因此,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来说明当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源,是不切合实际情况的。
那么,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发生的当代社会主义革命,其真正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应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他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征服所引起的世界历史震荡给落后国家造成的民族生存危机。我们知道,只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才成为了世界性的历史必然现象,由此产生的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充分说明,与以往那些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存与发展,已经不再取决于地域性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而要取决它自己在全世界创造出来的历史条件:这种生产方式自身固有的活动规律不但使它必然要突破地域或国界的限制而走向世界,而且也只有突破了这些限制使自己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存在,它才可能得以生存和发展。这就决定了:与以往的社会变革不同,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可能是地域性的革命而只能是世界性的革命,这一革命如果不能在全世界创造出适应资本发展的历史条件,不能为资本提供世界性的自由活动场所,不能使资本的生产得到全世界的自然资源的支持,资产阶级及其社会就不可能真正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所以,以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只是夺取国家政权的看法是不对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夺取国家政权并依靠这种力量来扫清国内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障碍,在国内建立起商品经济新秩序,这只是革命的开端。只有在世界范围内也扫清了发展商品经济的障碍,使全世界都接受了商品经济的文明和秩序,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历史条件问题,这一革命的全过程才能真正结束。
资产阶级革命从国内向国际发展的过程,是通过使用武力把资本和商品强行输出到世界各地来实现的。这就不可避兔地会产生出具有互补性质的历史后果: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政局日趋稳定、阶级矛盾日趋缓和的同时,国际局势必然日趋紧张、民族矛盾必然日趋尖锐;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日渐低落的同时,落后国家的这一运动必然日益高涨;在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资木主义发达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同时,社会主义制度却有可能在落后国家当中首先产生。
这是因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输出资本和商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输出自己国内的矛盾并获得解决国内矛盾的手段,不断创造和完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过程。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内部运行机制的基本目的包括将这种制度长久维持下去和尽可多地榨取剩余价值这样两个方面。但是,这两个方面内在地含有这种运行机制固有的二律背反关系: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力量就是这种社会制度的力量,因而大量榨取剩余价值是这种社会制度得以生存的前提;另方面,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固有的阶级矛盾的制约,过度的经济剥削本身又会成为加速这种社会制度覆灭的前提。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全部行为和统治策略的轴心,只能是化解通过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冲突而表现出来的这种二律背反关系。在这一行为轴心的导向下,即在资本主义内部运行机制固有矛盾的支配下,当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开辟了获得剩余价值的新途径时,通过输出资本和商品而把主要的剥削对象从国内转向国外,利用国外的利润来源来增强国内利益分配空间的弹性,把资产者之所得只能是本国人民之所失的分配结构, 变为资产者之所得不必是本国人民之所失的分配结构,从而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并促进国内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向有利于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方向转化,实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就会成为不以资产者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阶级的整体意志。这样,从系统论角度看,输出资本和商品而回收利润的过程,就是输出国输出本国内部产生的熵而从国际环境中输入信息以增强自己内部结构的组织有序性和稳定性的进化过程。这就决定了:只要历史发展尚未消灭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历史条件,使以物质为实体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和商品进入“热寂”状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仍然具有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弹性,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上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当中产生。
但是,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资本和商品的输入却是促使这些国家发生国内政治危机,引起社会变革的信息的输入。我们知道,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原始对象,主要是那些尚未发生向商品经济的社会结构转换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这些国家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合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可能消化代表着一种崭新文明的资本和商品,资本和商品的大量入侵就会成为促使这些国家原有文明解体的催化剂。所以,除了少数落后国索中较为开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世界历史潮流,主动改革原有的落后社会结构外,大部分落后国家都表现出了排斥资本和商品入侵的顽强的历史本能。这就决定了,在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原始阶段,资产阶级只能用自己的暴力来开辟输出资本和商品的道路。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输出资本和商品的过程,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同其他落后的生产方式发生直接对抗,资产阶级用自己的革命暴力来摧毁阻挡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切落后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文明和秩序,创造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条件的过程。
这一过程引起的历史后果,其一是把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的平等贸易关系,变成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宗主国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间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不平等的政治关系,从而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的民族矛盾，引起了落后国家的民族危机。其二是对落后国家的武力征服划定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把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占有变成了列强国家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占领,把资产阶级争取世界市场垄断权的竞争变成了列强国家争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战争,从而激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引起了世界性的战争危机。在这双重危机的威胁和重压之下,落后国家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恢复兴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就会重新转化成为国内的阶缀斗争,使落后国家走上通过社会变革来拯救民族的道路。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国家的蓬勃兴起,落后国家的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社会变革,客观上就有了两种可能的选择和发展方向:或者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良或社会革命,或者是把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这样,由于各个落后国家各自的国情和当时所处于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当时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能够承担起领导责任的政党和阶级不同,在不同的国家里,能够转变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也就会不同。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已经登上挽救民族生存危机的历史舞台而资产阶级又无力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国家,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才可能发展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功的组成部分。所以,当俄国资产阶级无力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人民带来的民族生存危机时，就有了十月革命及其胜利,当中国资产阶级不能结束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存危机时,就有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
总之,正如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刚刚展开之时,曾经在这些国家引起过剧烈的历史阵痛,遇到过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其他社会力量的抵抗一样,当这一革命席卷全世界之时,也必然会引起世界性的历史阵痛,遇到落后民族的抵抗。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当然就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那种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产物,而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引起的历史震荡的个别后果。所以,这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复兴，改变民族落后面貌为直接现实目标、以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正因其仅仅作为挽救民族生存危机的社会变革才是具有现实性的历史之必然，所以,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当代世界并没有马克思所给予的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根据和意义。它是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中的副产品，是未足月的历史的早产儿，是世界历史发展总过程中的偶然。因此，就象随着资产阶级的新文明新秩序在其国内的建立和国际市场的开辟,国内劳资矛盾就会得到缓和,西方工人的革命运动就会由高潮转入低潮一样,随着资产阶级的文明和秩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 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必然会由高潮转入低潮。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孕育在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扩展和成熟之中。
结论：今天已经发生过的社会主义革命，相对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说，由于其历史根据不同，根源不同，因此，它既不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确证，也不是其否证，只是同名而不同实的两种历史现象。
附：英国的鸦片走私与中国的禁烟
从18世纪中期起，在中国对外贸易里，英国居首位。中国处于出超地位。从1781年到1790年，中国卖给英国的茶叶总值为9600多万银元，而1781年到1793年，英国卖给中国的呢绒、棉布、棉花等货物的总值仅为1600多万银圆，只及茶价的1/6。每年有数百万银圆从英国流入中国。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鸦片战争前40年间，英国运入中国的鸦片共40多万箱，从中国掠走三四亿银圆。战后短短几年，英国输华商品比战前增加了3。5倍，其中棉纺织品占70%以上，增加了4倍多。
鸦片战争后，英国法国不满足既得利益。19世纪50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南京条约》后，欧洲资产阶级欣喜若狂，“一想到和3万万或4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象全都发了疯似的”，以为打开了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他们就能大量销售产品，获得高额利润。但是，1855年前的10多年，英国对华工业品贸易始终在200万英镑左右徘徊。英国商人惊奇地发现，拥有3.6亿人口的中国，1853年人均消费英国棉纺织品的价值只有0。75便士，而仅有14600人的洪都拉斯，却人均消费英国棉纺织品934。5便士，恰好是中国的1246倍。他们把英国棉纺织品在中国滞销的原因中国开放的口岸太少，英国在中国的特权太少。他们预料“中国市场的远景却是广阔的，将来它的销量会比全欧洲还要多”。所以他们企图通过修约来达到扩大市场的目的。当修约交涉失败后，他们叫嚣："只能在炮口上才有外交"，“必须教训中国人”。由此开始了进一步对中国的侵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