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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这些年》：1977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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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12/03 出处：南方都市报 |
廖信忠著，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版，29.80元。
王晓渔
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看到久违的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重温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画面，一面心潮澎湃，一面黯然神伤，想起陈升的那首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翻开《我们台湾这些年》，这种感觉再次浮上心头。作者廖信忠年届而立，按照我们论资排辈的光荣传统，回忆的资格都还没有。但是，他在这三十年间经历的点滴往事，很多草民倾其一生，也未曾感受。
作者廖信忠1977年生于台湾，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路读来，随后考研未遂，然后入伍、工作“泯然众人矣”。但是一生的长短，有时和年龄无关，而是取决于时代。
“民主香肠”和“绿色小组”
廖信忠经历了台湾转型的主要过程，从美丽岛事件到国民党解严到大选。作者是一个在场的旁观者，美丽岛事件、国民党解严，他处在童年时代，2004年大选，他又在部队之中，现役军人保持行政中立，不能公开讨论选举。我们无法从《我们台湾这些年：1977年至今》里寻找到重大事件的揭秘、亲历，但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恰恰呈现了一个那么远、又这么近的“美丽岛”。
关于早期的党外运动，作者想到的不是主义、不是理念、不是候选人，而是“民主香肠”，当时的烤香肠小贩支持党外运动，每次党外人士的场子移动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以至出现“民主香肠”的说法。年幼无知的作者跟着爸爸“赶场”，去听各个候选人的政见会，政见会常常有名嘴助阵。民主在精英那里可能是慷慨陈词、可能是漫漫铁窗，但是对于民众而言，他们除了关注候选人的演讲，还有名嘴们妙趣横生的舌头，热乎乎的香肠。
或许，有人会说小贩未必支持党外运动，他们只是做生意，哪里有场子，就去哪里卖香肠。即使小贩逐利而去，他们的去向也能够说明党外候选人的政见“有利可图”，说明这种活动人气旺旺。围绕候选人的观点，不同身份的个体可能会产生分歧，但在热乎乎的香肠面前，大家又聚集在一起。书中提到，“许多群众、抗议者、记者甚至警察一起吃香肠”，抗议者和警察从表面上看是对立关系，通过“民主香肠”又站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解严之后，当局依然控制媒体，把社会运动视为“暴民”的煽动。这时，一个叫做“绿色小组”的民间媒体，扛着摄像机到处流窜，拍摄各种抗议场景，限于拍摄条件，有时镜头晃动，有时还会出现跟着抗议者向前冲或者逃跑的画面。这种“地下媒体”，吸引了大量“地下观众”。作者虽然只有十岁上下，也被这种具有震撼力的视觉镜头吸引，后来到了大学，才知道很多同学小时候都接受过这种纪录片的启蒙教育。近几年，随着网络、手机技术的提高，出现“公民记者”的说法。但是，“绿色小组”的存在，说明公民记者的出现，主要不是取决于技术，而是取决于公民意识。正如 “绿色小组”的出现，不能单纯归结为摄像机的普及。
近十年台湾好戏连台，按说有很多观赏点，不知什么原因，作者的回忆有些单调。即使如此，其中几个细节依然过目难忘。媒体从管制走向开放之后，出现激烈的竞争，记者总是冲锋在前。有次台风，记者在水淹及胸的地方现场播报，观众正准备被他的职业道德感动，忽然看到画面后方一个民众骑着脚踏车飘过，原来记者是蹲在水里进行播报。看到这里，我只是觉得有趣得很，并不认为这种细节说明媒体开放之后会出现乱象，因为在竞争的媒体环境下，这种具有创意的造假行为很容易现出原形。军队国家化，这是六十年前就反复提及的说法，我们并不陌生，但是看到作者讲述自己在军队的情形，长官如何三令五申，禁止谈论大选情况，还是有些破天荒的感觉，这对作者可能是一件小事，放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一件大事。
“喝茶”和“被自杀”
美丽岛的美丽，不是从天而降。书中反复提到当年台湾流行的一句俗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警总是一个神通广大的机构，作者的父亲有一天回到家中，看到有两人坐在家里，他们看到主人回来，非但没有任何惊慌，还把主人带到一个地方“喝茶”，轮流盘问了24个小时，因为当时有一起“王幸男邮包爆炸案”，王幸男与作者的父亲在同一家药厂工作。1981年，31岁的海外学者陈文成回台探亲，因为曾经给党外杂志《美丽岛》捐款被警总约去“喝茶”，次日陈尸台湾大学研究生图书馆旁边。当局声称他是“畏罪自杀”，但是书中这样写道：“只要国民党一说是‘自杀’，民众久而久之已经培养出一种敏感———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猫腻。”陈文成的遭遇，让台湾民众意识到海外留学生中存在“职业学生”，他们大多领取国民党中山奖学金去留学，负有“照顾”其他学生的任务，一旦看见越轨之举，立即层层上报。2009年，财团法人陈文成纪念基金会主办了“我的31岁”接力写作活动，这段“被自杀”的往事再次获得关注。
大规模“喝茶”，会让民众产生恐惧，同时又会消解恐惧，人人喝茶，等于人人不喝茶。当民众 “不以喝茶为耻，反以喝茶为荣”，心中的小警总就消失了，茶杯里的风暴就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规模“喝茶”是公民意识茁壮成长的先声。在威权体制下，绝大多数民众喜欢老婆/老公孩子热炕头，闲时打打麻将，或者打打酱油，可是，身边的朋友或者自己陆陆续续地“喝茶”，等于接受了一场触及到灵魂深处的公民教育。民众逐渐意识到，公民权利与自己息息相关，并非精英们的独家癖好。民众开始睁开眼睛看台湾，1984年的“江南案”让民众意识到当局和黑社会竟然如此亲密，虽然当局为了改善形象，展开声势浩大的打黑行动，这并不能阻止民众发明“被江南”的说法。他们不满于台湾三家大同小异的电视台，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不同信息，比如自行安装有线电视，尽管警察会不定期地拆线，民众依然前仆后继地安装。
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陆续展开，1986年出现“反杜邦案”，杜邦公司准备在罗大佑歌声里的那个鹿港附近设立化工厂，遭到当地民众的抗议，最后设厂计划取消，这在台湾历史上是第一次。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史称“解严”。1988年，开放报禁。1989年，开放党禁。这一年出现“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运动，几万名买不起房子的“无壳蜗牛”，夜宿在全台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整个过程非常和谐。1990年出现“三月学运”，又称“野百合运动”，大学师生是中坚力量，敦促国民党加速政治改革。1991年，台湾当局终于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随后，警总废除，高度竞争的媒体、保持行政中立的军队成为现实。台湾并非完美，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的情景，不再可能重现。
八卦精神和公民意识
这本书不仅讲述了三十年间的政府转型和社会运动，还讲述了各种文化事件，充满八卦精神。国民党为了反“靡靡之音”之低俗，推行“净化歌曲”，费玉清、伍思凯都曾演唱过这种主旋律歌曲。蒋经国去世，虽然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录影带店的生意却很不错，录影带店通常都有出售成人影片的暗室，由于录影带可以重复读写，经常出现纰漏，动画片里出现少儿不宜的镜头。很多学校都会流传共同的鬼故事，排在第一名的是蒋介石或孙中山铜像会在半夜自动起立巡逻。棒球曾被台湾当局赋以民族主义色彩，棒球队是“集中苦练的梦幻队”，与美国那种“夏令营式的玩乐棒球”截然不同。当年的三民主义研究所，后来纷纷改名“国家发展研究所”“中山所”。
公民意识和八卦精神同在，是这本书的主要特色，它从一个侧面告诉读者，民主转型不同于暴力革命，不需要翻天覆地，只是春风化雨。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它的大团圆故事，让我读来有一点点感伤。不过，最后依然可以借用陈升的那首歌，“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因为你的美丽，不仅带来我的哀愁，也带来我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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