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张艺谋：什么时候有两亿美金给我拍部科幻片
|
| 时间：2009/12/16 出处：新浪 |
专访张艺谋
我拍部贺岁片怎么了？
我们必须要锻炼了，再不锻炼的话，中国电影马上完蛋。
记者：我觉得《三枪》一上映，大量质疑你“俗不可耐、娱乐至死”的舆论便会扑面而来，你肯定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了吧？
张艺谋：我觉得现在一定要鼓励商业电影，大家不要再用文以载道的角度去看待电影。我们长期以来的文化评论总是扬文抑商，那边高级得不得了，这头就是臭大粪，这种思想倾向真的会影响年轻人。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一看那头都是艺术家，就都往那儿走。可你看直到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老说抵抗好莱坞，可有几位出色的商业片导演？尤其是年轻人，没有！几乎没有！我们必须要锻炼了，再不锻炼的话，如果国家取消了每年二十部好莱坞电影的引进配额限制，中国电影马上完蛋。当年轻人觉得国产片就等于“难看”，当这一代人有了这样的意识，你再深刻的文艺片他也不看，你得了天大的奖他也不看，那就真真正正地失去了观众。
何况最精彩的文艺片也不是导演自掏腰包去拍的，它还是需要投资啊，投资的那些人一看这玩意儿没人看也就不投了。所有的东西都是连环的、因果的。所以我一直都在大声疾呼，我压根儿就认为这么做于我、于大家、于事业都有好处。以前舆论老说张艺谋一直都在拍文艺片，一直说我是这样的大师那样的大师——你可千万别拿自己当大师，你拍个贺岁片怎么了？我觉得对我是很好的锻炼，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但我还是注意到媒体的提问中隐隐总是透着一种贬义——好像只要你一做这样的事情就要贬你了，还不在于质量好坏，只要张艺谋一做这事儿就有点儿失身份吧 (笑)。也许《三枪》拍完以后大家觉得还不够好，但这次我锻炼了，过几年我要是再冷不防拍一个《四枪》呢？它要是很不幸地拍得既精彩又能满足你非要的人文情怀呢？而且它还很卖钱——那岂不就是雅俗共赏(笑)？
其实电影不是一个博物馆文化，而是一个应景的节令性文化，电影导演还真不是一个画家、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你还真别想着你要传世，真是两码事儿！电影再好，三周就演过去了，下一部电影就上来了，排行榜上你排得再靠前，过半年你也该演过去了吧？谁还去把它再从片库里拿出来研究研究、写篇儿文章、写本书？能有几人？你再见着几个观众说，哎呀你的电影影响了我一生啊！这恐怕就有点儿扣高帽子。影响一生？影响一生的事情太多了。那是因为人家见了你向你致敬，你可真别拿那致敬的话从此就当补药吃了，说哎呀我的电影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反正我觉得没有一部电影能影响我一生(笑)。
大概是我个人的这些生活习惯和爱好形成了某种无意识的学习和吸收吧，而不是说今儿个咱摆个阵势开始学习、开始充实、开始赶时髦了。
记者：闫妮在片中扮演的老板娘在很大程度上可算是极端娱乐化了的“菊豆”，《三枪》隐含的主题也延续了你的经典电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甚至《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的压抑女性的反抗甚至革命，你为何总难割舍这样的角色与表达，即使在彻底娱乐的《三枪》里也不放过？
张艺谋：没错，确实如此。这样的情节和人物跟《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算是同一命题：封建压迫下不美满的婚姻、男权社会所造成的妇女地位。因为《三枪》必须要有合理的基本背景，把它放到古代以后，老板娘好像只有这样一种安排是合理的。在男权社会女人的悲剧基本都源于此，算是一个创作规律。你非要另找一路，那可能就是宫廷题材，比如《武则天》，那就要单说了。所以我们也就随行就市，把老板娘塑造成一个菊豆式的人物，敢爱敢恨嘛。你想在那个时代，人家都在立贞节牌坊，她却敢跟一个小伙子有一腿，甚至敢跟丈夫闹离婚，还自己去写休书，确实很大胆很有个性。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创作惯性，我还是喜欢这类人物，她们比较有戏剧性，塑造起来比较有意思。这类角色的反向人物是那种逆来顺受、默默承受的女人，可我总觉得不太容易有故事。我最早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从文学中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选的题材都是这一类，一直到《秋菊打官司》。
记者：你坦承此次拍摄《三枪》就是给八零后、九零后们看的，我很想知道你平常是如何了解甚至熟悉这些新世纪的年轻人的所爱所感？
张艺谋：我睡的比较晚，并不完全因为工作，就是喜欢在凌晨一两点以后享受那个安静的时间段。我基本上每天都从一两点开始看书、看报、上网、滚电视、看碟，有时候一晚上看好几张碟，不好了就换，直到天快亮。我想要获取的信息从这些来源就都得到了，对于所谓的流行元素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包括网络语言，包括我这次写《三枪》的歌词，用网络上这句“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来起头，实际上就是因为并不陌生。我不能说我有多么敏感，但当它成为一个话语甚至语境，我一定会注意到。我也比较愿意叙述和议论，和我的工作人员常常说点儿这说点儿那，我认为叙述和议论是一个能增加记忆的方法。你看完一个东西，你不说，你不聊，三天以后也就忘了。我就经常有意识地说一说，他们就说导演你还挺时髦的啊，这也知道那也知道，其实他们不明白这其实是我的一种记忆方法。聊上一两次我就记住这事儿了，而且我下一次还特别能活学活用(笑)。大概是我个人的这些生活习惯和爱好形成了某种无意识的学习和吸收吧，而不是说今儿个咱摆个阵势开始学习、开始充实、开始赶时髦了。
本山真的是大智若愚，你别看他老跟媒体胡起哄，说他喝酒喝大了什么的，实际上他在创作上极其严肃认真。
记者：拍《黄金甲》的时候张伟平建议你用周杰伦，这次小沈阳的加入又是他向你提议的，你似乎不像一般大导演那么唯我独尊。
张艺谋：我还是比较开明的，另外，我也深知这两个片子的类型都是主打商业市场，他提出的又都是当下最火的，那就不要排斥了。原本就不是某种要坚持艺术主张的东西，就是为市场而做的。但我都是很认真地做完功课才最后答复他，并不是因为小伟一句话就说“行行行”，就向他打保票了。他哪儿知道我做了多少功课啊，他只享受那个快感，跟人家说“是我向艺谋提的，他说可以(笑)”。
记者：赵本山在其中客串了巡查队长，短暂出场却笑喷一片，一开始就确定由他来演这个角色吗？
张艺谋：一开始根本没敢想，因为本山已经给我支持了3个弟子。小沈阳当时正在全国巡演，出场费特别高，正是最火的时候，你让他拿出3个月来？开玩笑呢！那得多少钱啊！咱可给不了那个片酬啊。本山当时就对我说，你不要谈钱，你也给不出这些钱来。这我承认(笑)，小沈阳一次出场费就几十万。所以能给我3个徒弟，能让我挑，挑谁都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没敢想再找本山来演。有一天我的副导演跟我提议说，要不然让赵本山来演，后来我就偷偷问小沈阳他们几个，你们师傅愿不愿意来演？他们几个都说师傅特愿意演戏，肯定能来，只要你叫他。我就大着胆子打了个电话，之所以说是大着胆子，就是因为不好意思张口啊，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张口本山一定不会拒绝，但我最怕朋友为难，人家要是没这意思，你一张口人家不就不好办了吗(笑)？
本山真的是大智若愚，你别看他老跟媒体胡起哄，说他喝酒喝大了什么的，实际上他在创作上极其严肃认真。他那一段儿戏我只让编剧写了个大纲，本山来了我交给他就不管了，我躲一边儿去了，本山领着几个徒弟就开始走戏，一个上午、一个下午，一直走。喜剧嘛，他知道你想要彩儿、要笑料、要性格。等他们走得差不多了我过来一看，发现他真是太能发挥了！太精彩了！我就决定开拍，反正是数码设备，不怕浪费拷贝，我就一遍又一遍地拍，他就一遍又一遍地即兴演，一直孜孜不倦。本山真的是一直在琢磨，希望更好、更好、更好，他的想法很朴素，就是希望能让观众再笑得多一点。两台摄影机一刻未歇，一直拍到大家筋疲力尽，拍到本山必须要去机场赶飞机才算行了。其实最终的效果已经很不错了，可他刚才跟我看完成片还说，“哎呀导演，我要是知道你要的是这种感觉，我还能搞得更好！”所以这个人真的是永无止境地希望更好，天性如此，藏也藏不住，装也装不像，所以他的成功一定不是偶然的。我觉得不要小看春晚，正是春晚锻炼出了他这样的精益求精。他年年都要面对全国老百姓的期待，而且还要PK，那么多人演小品，一定要成为头一名，我觉得他们的压力可能比打造一部电影大得多。
那个时代是皱起眉头思考的时代，也让我成了沉重和深刻中的一员。要是放在现在，多元化发展，说不定我就是个商业片导演。
记者：其实你早在《有话好好说》和《幸福时光》中就开始尝试独特的喜剧风格了，你是不是早就想彻彻底底地娱己娱人一次了？
张艺谋：其实我的成长经验和人生阅历里还是有一点儿这样的潜在素质。你就看《红高粱》吧，我的第一部戏，里头就跳了两段儿舞唱了3首歌，挺热闹的啊，放在今天看也挺有娱乐元素的，而且也有些搞，你看第一段儿的颠轿就有点儿无法无天 (笑)。只是那个时代是皱起眉头思考的时代，也让我成了沉重和深刻中的一员(笑)。要是放在现在，多元化发展，说不定我就是个商业片导演。真的是那个时代让我们所有第五代都成了那样一个打扮、那样一个模样。其实你看我后来的《有话好好说》，包括《秋菊打官司》《活着》，甚至《一个都不能少》，都能从中看到喜剧的东西、幽默的东西。当然，拍《有话好好说》那时候只是觉得应该有喜剧感，但不像现在真要拍贺岁片了，真要彻底喜闹了。尤其在当下，喜闹风很盛，恶搞风很强，尤其是古装恶搞一大堆，已经成了一个类型了，所以这次我也不想避俗——就奔这个类型去了！可一旦我的创作思想真认准了这个类型以后就又有点儿担心了，老毛病就犯了(笑)，左边一只眼这么看，右边一只眼那么看，就又开始反思——哎呀！是不是太俗了？是不是太夸张了？是不是没水平了？
刚才跟本山在现场聊了一会儿，他的一些很直感的话让我很受益。他就没有负担，只是就喜剧谈喜剧，觉得有些东西还应该再搞一些、再发挥一些，在他这个人物的习惯性思维里就不存在另一只眼，于是我就突然看到了我的某种局限性，所以我才会说也许我下次会从容一点。我现在怎么着也还是不敢做到周星驰的样子(笑)，那种真正的无法无天。所以也许大家从前对我的期望，以及媒体的种种批评，再加上什么“领军人物”等等说法啊，虽说不当回事，但还是潜移默化地把这只眼弄得挺大(笑)，创作心态上还不是完全放松的，还不是完全没有包袱的，这样的话我就不满足，所以下一次如果有个好故事，我就想再来一次，让自己完全放松。
我很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有两亿美金给我拍部科幻片，只用来做后期，发挥想象力，用上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
记者：这次你选择翻拍国外的经典电影，以前你的作品大多改编自优秀小说，真正原创的作品往往备受诟病，你也一再抱怨过国内的剧本荒，你觉得荒的原因是什么？
张艺谋：坦率地说，全世界都闹剧本荒，真的不是说只有中国才有这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拍《英雄》的时候，泰国出了一个打泰拳的，叫托尼贾，当时我看了一张他的碟，碟很粗糙，但这哥们儿打得太狠了！当时我就觉得，哇！要是把这哥们儿拍到电影里就太厉害了！后来我们就托人找到他的经纪人想让他在《英雄》里演一个反派，但人家婉言拒绝，因为人家在筹备电影，要当导演，我当时就觉得这家伙要是遇到几个好剧本马上就能把李连杰给比下去，真的都玩不过他，可后来连看好几部他的片子，全是烂剧本，特别可惜。从《英雄》到现在都这么多年了，他一直没起来，没大火，可他真应该大火啊，就是剧本没弄好。怪了！他自己当老板剧本都没弄好。直到今天的《2012》，剧本要是再好点儿它还能更好，所以全世界都这样，好的原创故事真是凤毛麟角，哪个导演能碰上的话绝对是最大的幸福。至于怎么能改变这种剧本荒的现状，我也不知道！这就是创作，它真的就像大海捞针，即使你花上十几年，也有可能有心栽花花不开。
记者：《三枪》是你继武侠大片之后的又一次极端转型，那么有没有一种大的电影类型是你极其迷恋却又从未拍过的？
张艺谋：《三枪》之后我就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身，去拍《山楂树之恋》，回到我喜欢的文艺片类型。再后面的《金陵十三钗》对我也有新鲜感，包括战争的元素、历史的元素，还有外国演员的原因。至于在大的电影类型上，我还愿意去尝试很多种，只是没有力量，比如说科幻片我就很愿意尝试。我自己在视觉上也会有很多想象力，但中国电影的市场是局部地区，不像好莱坞卖往全世界，所以我们拍不到《2012》的程度。因为那些视觉奇效和震撼效果真是靠钱和时间完成的，视觉上要是不震撼，那就不叫科幻片，年轻人就不喜欢看。你光说你的概念好、剧本好，那不行。有很多科幻片的剧本就像卡通一样，很简单，但是视觉很强。科幻片是真正拼视觉的电影，1亿美金、1000万美金、100万美金，做出来的质量肯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一部中国电影不可能花上1亿美金甚至两亿美金去做特效，除非你要烧钱。所以这一方面我一直都觉得还挺失落的，科幻片这一大块都是我们的软肋，简直就是一片空白。
记者：可不可以说拍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科幻大片是你的梦想？
张艺谋：算！我很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有两亿美金给我拍部科幻片，只用来做后期，发挥想象力，用上一年甚至两年的时间。演员很简单，来了就吊起来，绿屏蓝屏，俩月拍完，剩下的全部后期做。说心里话，科幻片最大程度地靠近年轻观众们目前接触的所有新媒体，它最能天马行空。但估计我到老也没机会能用两亿美元来做后期(笑)，实在没有那么大的投资。
来源：新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