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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笛：从皇军天下第一说到中苏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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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9/12/31 出处：凯迪网络 |
芦笛：从“皇军天下第一”说到中苏恩仇
最近萧大侠的《诺门罕战役》（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93551 ），写得真精彩，看得出是化了功夫的，不仅叙事生动，交代明白，而且颇有见识。这却也引动了我早就想说的一点轱辘话，趁此机会拉杂写出来，就正于方家。
相关文章请见“芦笛在凯迪”博客: http://blog.cat898.com/boke.asp?ludi.index.html
芦笛E-mail地址：ludi666_45@hotmail.com
一、锤子剪子布
有人曾在网上谈兵，拿德军作砝码，给各国武装力量“称重”，让我什么都嘲笑过来了。记得我告诉他，连孩子都知道“锤子剪子布”的相生相克原理，何以他许大年龄竟尔不知？照他那种直线称法，英军在北非大败德军，又在南亚向日军投降，那么日军该强过德军，堪称世界第一了？
奇怪的是，就是有人认为皇军天下第一。记得赵无眠曾在《如果日本战胜中国》中，把日军吹到了天上去，说什么战后盟国还允许德国保留军队，却不许日本拥有国防军，因为日军实在太厉害了，云云。
照他这么说，日军远比德军厉害了，其实恰好说反了。日军或许比德军更不怕死，但无论是将帅的才能、战略战术思想、指挥艺术、官兵作战技能还是技术装备，日军连德军的小姆指可能都比不上。
论帅才，无论是苏联还是德国都拥有一大批杰出统帅，德军如隆美尔、曼施泰因、古德里安等人，苏军则拥有朱可夫、华西列夫司机、沙波什尼科夫等统帅部三巨头，这些都是世界公认的名将。哪怕是英美，都还有浪得虚名的蒙帅与艾帅，以及名实相符的麦帅与尼米兹。请问日本除了山本56外有何名将？
论战略战术，日军唯一有现代战争观念并发挥了首创精神的就只有山本５６。那不过是个异数。倭人只有学习能力，没有创造能力，两千年下来从未向世界文明作过任何像样的贡献，直到二战还从未出过一个世界文化名人包括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军事家，只有抄袭剽窃的本事，连中国都不如。华裔日本爱国贼们，到底凭什么笑话中国？
最致命的是，倭人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毫无现代战争观念，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强国都已摩托化之后，还指望靠步兵称霸世界，以“精神原子弹”、“人的因素第一”打败苏美，当真是做梦。
在这点上，倭人连老毛子都不如。我在６０年代看了斯大林的《卫国战争演讲集》，有的演讲是在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全面失利，危如累卵之时作的，斯大林为激励士气，说，现代战争胜负取决于工业生产力和技术，英美苏三家的加起来的工业技术能力远远超过德国，所以苏联必胜无疑。我当时是狂热的毛主义分子，当下无限震骇：斯大林怎么也是“唯武器论”者阿？
可惜就是这么回事，经过一次世界大战，凡有点正常智力的人在二战前夕都能看出来，现代战争是所谓total war，打的是综合国力特别是工业生产力。日本人先败给苏联，后败给美国，不是官兵不够勇敢，而是工业不如人，技术不如人。可笑的是倭国举国也就只有山本一人看出这个致命缺陷来，开战前就知道绝对无法打败美国，由此可见当时的倭国当真是弱智之邦。
这就是为何美军只动用了次要兵力，就能在太平洋诸岛成建制地全歼日军。但他们在欧陆投入主力，组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舰队，和英军联手，与苏联东西夹击德军，还打得无比艰难。如果不是因为盟军拥有绝对空中优势，德军又耗尽了燃料，德军从阿登森林突然冲出，打了西线盟军一个冷不防，艾帅吓得尿了裤子那次，希特勒说不定会得手也未可知。当然败局不可逆转，但盟军毕竟要遭受重创。
由此观之，日军要以他们那点实力想打败苏联，比打败美国还没指望：须知双方都在大陆上作战，而日本军力最强的是海军而非陆军，苏军最强的恰是陆军而非海军，此乃岛国与大陆国家的天然区别。日军装备最强、最现代化的就是海军，和美国太平洋舰队还打得一塌糊涂，陆军根本就没有现代化，连点像样的坦克都没有，就想去和老毛子较量，这种事当真只有弱智之邦才会干。建议中央去查一下放出“让出西安以东”豪言的朱将军的家谱，看看他是怎么传染上“日愚症”的。
这就是萧文有见识之处──他说出了全世界都知道、只有国人（包括中国爱国贼在内，of course）不知道的事实：日军败给苏军是必然的，那是将领战争观念落伍和综合国力不如人决定的。
二、佐尔格与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
萧大侠在前一篇文字中提到佐尔格，好像弄错了，这里说一下我知道的情况吧。
佐尔格乃是德国共产党员，其时各国共党都是听命于莫斯科的间谍组织，佐氏自不例外，乃是苏联王牌间谍，在纳粹时期被某家德国报纸派往东京作记者。该同志是个womanizer，喜欢冒险包括骑摩托暴走（此乃野蛮倭话，现被华裔日本爱国贼用为国语）。有一次从暴走的摩托上摔下来，几乎送命，被送往医院抢救。他使出超人的意志来，愣是强迫自己没有昏迷，而且被送到医院后还拒绝紧急手术──做手术必须赤条条，而他身上装了绝密情报，让人家发现立刻就要掉脑袋。所以他坚持要院方通知他秘密发展的日本下属来见面。等到那日奸来了，他把情报交了出去，这才昏了过去。这可是真事，可不是党电影上那些提上一口气，交了党费才断气的虚构烈士。
佐尔格受过良好教育，社交技术一流，在东京的外交、新闻圈子里非常吃得开，他便利用种种人脉刺探德国情报。当时德国和日本是盟国，什么机密大事都告诉倭国那种绝不能信赖的豺虎之邦，于是便让老佐从容刺探了去。这想起来非常滑稽：德国的绝密情报竟然兜了个大圈子，从东京泄露出去！
佐尔格向莫斯科提供的情报价值非常之高，因此成了世界间谍史上英雄人物，在我看来只有同为苏联间谍的“红色乐队”可以媲美。他两次通知德国即将侵犯苏联。两次都说出了准确日期。第一次是１９４１年5月份（具体日期记不住了），第二次则是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两次都是真的。如此准确及时的情报，而且不是一次，而是短期内接连两次作出，在间谍史上当真值得大书特书。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德国是在６月２２日入侵苏联的，那为何说老佐第一次情报也准确？
本来德国确实定于５月份发动进攻，还没到日期，南斯拉夫便爆发了人民起义，亲纳粹的政权被推翻了。希特勒大怒，决定惩罚南斯拉夫，于是临时改变计划，挥师进攻南斯拉夫，苏德战争便给推迟了一个多月。
后来有的专家曾认为这事决定了二战命运（例如《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德军在入侵前信心满满，以为３个月即可解决问题，部队全穿着夏装，根本没考虑过冬问题。本来这也不是问题。如果德军按原来计划早一个多月动手，那么莫斯科早就给攻下来了。首先是道路不会因为雨季变成烂泥，使得靠车轮而不是履带运兵的“摩托化步兵师” 动弹不得。其次是苏军已被歼灭了３百多万，莫斯科完全是空城，苏军唯一可以动用的后备军就是驻扎在西伯利亚的大军。但如果提前入侵，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斯大林怕日军从东面入侵，不敢“东水西调”，则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莫斯科战役胜利。晚了一个多月，形势就完全变了。朱可夫不但能靠西伯利亚来的生力在莫斯科发动反击，打败了强弩之末的德军，而且德军毫无过冬准备，穿着夏装在零下４０度的冰天雪地里挣命，因冻死冻伤造成的部队减员远远超过了战斗减员。
这些当然是闲话，我想说的还是，萧大侠似乎弄错了，他说，佐尔格的情报得到了斯大林重视，后者及时下了反击命令，只是时间来不及，许多部队没有接到通知而已。（凭模糊记忆，恐不准确，请参考原文）
事实上，老佐虽是英雄间谍，但并非斯大林唯一的情报来源。人类有史以来，似乎还没有谁像斯大林那样，早在入侵前便从多种来源获得了这生死攸关的重大情报，而他却一概不相信，傻傻地毫无动作，延颈受死，为国家招致巨大灾难。
除老佐之外，苏联派驻欧洲的间谍组织“红色乐队”，中共特工阎宝航、潘汉年、英国间谍机关都刺探到了这一情报。英国人那时召集优秀数学家，破了德国人据说是无法破译的密码机，并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翻译之，速度快到了这程度：据说德国的绝密电报才发出，还没被德国接收方翻译出来呢，译文便已放在丘吉尔办公桌上了。老丘由此得知德国入侵苏联的计划，特地通知了斯大林。
可惜斯大林天生疑神疑鬼，乃是个疯子，认定那是英国为了把苏联拉入战祸的阴谋诡计。他不但不相信老丘巴巴地送来的情报，而且也不相信自己的间谍搞来的情报。苏联解密档案中就有一份这种情报，被他亲笔批上俄国国骂，说间谍机构头子都是混饭吃的白痴。
他自己的分析是，德国决不会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两面作战的教训，不会在征服英国之前在东线动武。因此，苏德战争就算会爆发，也只会是在西线战事结束之后。就这样，他先入为主，实行“疑人偷斧”国术，将一切不符己意的情报一律斥为假情报。不仅如此，根据苏联解密档案，德军发动进攻前，在边境集结了２００多个师，朱可夫等将领目睹情势危急，联衔上书给斯大林，建议先发制人，对德军发动进攻，也被这混蛋否决了。
当然，要说他一点没准备也不尽然。但主要战备工作还是远期的，即把许多工厂搬迁到乌拉尔山东面去。根据他的预计，苏德战争短期内不会爆发，所以，苏联能做的事就是尽量推迟战争爆发，主要手段就是拉拢讨好德国，不让德国找到动武借口。他下令官方舆论停止反法西斯宣传，改为歌颂苏德友谊。在德国大使回国时，他还不惜跌份前往火车站欢送，拉着对方的手，几乎是绝望地苦苦哀求德国人不要受了英美挑拨，撕毁盟约。此外他还千方百计贿买德国人，向德国出口大量战略物资，甚至把逃亡到苏联去的德共领袖捆送到苏德边境，交给盖世太保。
有趣的是，他一面怕刺激德国，一面又趁火打劫，在和德国瓜分了波兰后，攻占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让希特勒觉得“牛耕田，马吃谷”，德军浴血奋战，最后让老毛子那“亚人类”坐享其成，最终忍耐不住动了手。
正因为实行绥靖主义，他才在战争一触即发之时，非但不下动员令，还给官兵在周末放假，以此姿态向希特勒表示自己绝无二心。于是全面打响时，许多官兵根本不在营房里。接到报告后，他生怕只是局部边境冲突，无端引发大战，迟迟不下令反击，等到命令最后下达时，许多部队根本就不存在了，而大部分飞机也给摧毁在机场上。此后他又外行领导内行，和希特勒一样，不许部队撤退，要部下死守或是反攻，招致苏军被德军大规模围歼，一口袋就装ＴＭＤ百多万人（记得好像是基辅）。等到基辅等名城失守后，他再也吃不住劲了，通过保加利亚作中介，试图与德国秘密接触，效法列宁再订个布列斯特式的卖国和约，只是德国人自以为胜算在握，他的卖国计划才没有变成事实。
德国人确实有充分理由自信。此前斯大林发疯，处决了自图哈切夫司机元帅以下的大部分苏军高中级指挥员，只留下布琼尼那“胡子很大而脑子很小”的内战英雄，以及斯大林的二三死党诸如伏罗希洛夫。据苏联解密档案，如果不是日本人在远东动手，朱可夫给调到那儿去指挥，则连老朱都难逃大难，那后来苏德战争是否能打赢还是个问题。正因为苏军是从头重建的，苏芬战争才会打得一塌糊涂，以致无论是希特勒还是丘吉尔以及密切观察那场战争的军事分析家们，都一致认定苏联几个月内就会垮台。
按德军计划，他们只需消灭３百万苏军，苏联即可彻底丧失抵抗能力。可等到他们在战争头几个月完成了预定指标后，苏军仍然源源不绝而来，这才发现了自己低估了对方的潜力。更糟糕的是，等到打到莫斯科城下，有个双倍惊奇在那儿恭候：Ｔ－３４坦克和西伯利亚调来的生力军。
德国在西线奇迹般的速胜与完胜，让他们普遍以为自家的坦克举世无双。等到快到莫斯科了，遇到Ｔ－３４，才发现自己乃是井蛙。那玩意体现了典型的俄国特色──技术低级、设计简单、傻大黑粗、但能大量生产并非常有效。Ｔ－３４首创一直沿用到今日坦克上的斜坡前壁。这设计无比简单，却非常聪明──用不了多少额外钢材便在实际上增加了装甲厚度，使得对方坦克的穿甲弹打在上面只能弹开。老毛子造的东西什么都是大的，Ｔ－３４自不例外，它的车身要比德国坦克宽得多，于是不但具有高速转向的机动能力，而且更适用于俄国那种原始国家中沟沟坎坎的蛮荒大地。不仅如此，它是根据苏联的气候设计出来的，冬天不会像德国坦克那样，发动机动不动就给冻死了。德国人遇上了它，这才痛苦地发现原来德国坦克并非天下第一。
还有，“优秀种族”德国人似乎不懂以数量对质量的简单道理，虽然造出了质量更高的坦克，数量却远远不及，而且他们太迷信高科技，老虎坦克和后来的虎王坦克的机械设计都非常复杂，于是不但生产批量无法赶上Ｔ－３４和“谢尔曼”（老美粗制滥造出来的主战坦克），而且维修复杂，容易出故障。
这还不是德国鬼子遇到的最大问题，关键还是，斯大林可以放心地把驻守在西伯利亚的重兵调到西线来救命了。而这就是佐尔格为老毛子立下的不世奇功。
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和德国是盟国，但和日本关系非常紧张。本来苏联要加入轴心国，就是为此没有加入的。因此，当时苏联的国防重点其实在远东，为此在那儿驻扎了重兵。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一直不敢调动那些部队，怕的就是日本人趁火打劫，趁机进攻西伯利亚，让他两面受敌。
好在多疑的斯大林现在总算知道佐尔格并非英国间谍，他搞来的情报非常可靠，可以相信了，于是莫斯科便给老佐下令，要他查明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佐尔格不负使命，短期内便查明日本大本营内“北进”与“南下”派相持不下的情况已经改变，日本此刻正陷在中国陷阱中，和美国起了冲突，只会南下，不会再去寻老毛子晦气。于是他便把这情报发给莫斯科，斯大林于是把西伯利亚的重兵全数调到了西线，刚好赶上了莫斯科战役。
此时德军已成强弩之末，其势不能穿鲁缟，身上捆着抢来的男女民服，在零下４０度的严寒里挣扎，饶是他们作战技能举世无双，又岂是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苏联生力军的对手？莫斯科不但在千钧一发之际守住了，而且朱可夫还成功地发动了反攻，虽然战果有限，但毕竟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都是极大的鼓舞。
因此，似乎可以说，佐尔格同志虽然是个womanizer，但的确为救苏联于灭顶立下了奇勋。可惜他后来被倭人识破处死了，莫斯科还矢口抵赖（那当然也是应该的，否则无法维护苏日关系了）。直到５０年代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才把这些事兜出来，追认他为苏联英雄，不但出版了他的传记，而且专门拍了电影。让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里大为吃醋，说他根本没听到过此人，战争爆发前苏联也非毫无准备，云云。这和西方历史学家的共识完全是两回事，与苏联解密档案不符，甚至和苏联自己出版的《佐尔格传》相矛盾。
三、苏联战胜德国的原因
从萧文中看得出来，他对苏联在二次大战中的贡献非常赞赏，这确实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苏联的确是二战主力，欧洲第二战场直到１９４４年才开辟，此前盟军虽然在北非和意大利都开辟了战场，而且英军还在蒙帅指挥下获得阿拉曼战役大捷，大败“沙漠之狐”隆美尔，打到最后，来不及撤退的德国非洲军团以及意大利远征军共约３０万人被迫投降，但那毕竟不是德军的主力。诺曼地登陆前，欧战的主战场还是在东线。德军的主力就是在那儿被歼灭的。最关键的乃是两大战役：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和库尔斯克大会战。
苏胜德败的原因是多重的，主客观因素都有。
从客观因素来说，苏联太大，光从地理上来说就是不可征服的国家。就算德国再强大十倍，也没有本事征服苏联全境。希特勒的帝国蓝图，也就只是在全歼苏军后，把斯拉夫“亚人类”赶过伏尔加河去，把苏联的欧洲部分变成帝国的生存空间，让俄国彻底变成原始的亚洲国家。因此，从一开始，德国的战略意图就很含混：就算希特勒的战略目标实现了，难道那就算彻底征服了苏联？难道斯大林不会在乌拉尔山以东卧薪尝胆，卷土重来？
再从交战的实际情况来看，苏联无论在人力物力资源还是重工业生产力上都超过了德国。上过大学“政治经济学”的同志都该知道，斯大林“经济学”主张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据说那是第一生产力。说穿了其实是优先发展军火工业，牺牲人民福利，把全国变成一个庞大的兵工厂。所以，老毛子别的不行，在所有别的方面都赶不上发达国家，在军火生产上可从来是超级大国。
苏联的科学技术当然不如德国（上世纪初，德国取代英国成了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二战前后才由美国用金钱和自由勾引全世界科学家跑那儿去，因此执了科学界牛耳，此前老美只有技术而无科学），但俄国人实头聪明，竟然能在遭到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包围和自我封闭之下另搞一套，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体系。那特点就是我说的，傻大黑粗低科技，但可以大量生产并非常管用。
例如著名的ＡＫ４７自动步枪。这玩意发明了大概足有半世纪了吧，至今还是恐怖份子之最爱，活跃在全世界。它的特点是设计非常简单，连白痴都能拆卸，而且命中率非常差，弹着点非常分散，几乎跟霰弹枪一样了，但这恰是它的设计目的──在冲锋时扫射集中的人群，一扫一大片。而且，它非常经久耐用。有人曾经把它泡在水里、埋在土中，过了大半年拿出来照样能用，当真绝了。
这玩意当然是后来发明的，但二战期间，苏联的类似产品也让德军吃够了苦头，最有名的就是我已经说过的Ｔ－３４坦克，它机械设计远没有德国主战坦克Panzer III 和Panzer IV的复杂精巧，但装甲厚得多，火力猛得多，炮大甲厚，德国坦克根本就不是对手，而且数量压倒了对方。在电视文献片上，有好几个德国老兵都回忆他们命中了对方坦克，却目瞪口呆地看着那穿甲弹给弹开了。类似地，由汽车拉载的“卡秋莎”多管速射火箭炮也非常可怕。德军都没有相应的武器对抗。
因此，如西方学者指出的，德国入侵俄国，一开头就是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全靠官兵高超的作战技能，这才能先胜后败，还支持了那么长的时间。
这说的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则是最高统帅的素质。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是疯子，但斯大林没有希特勒那么疯。两人都是外行领导内行，不听职业军人的话，因此导致惨败。但斯大林的长处在于能吸取教训，避免重犯类似错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等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从绝对外行变成相对内行了，而希特勒则从无这种能力，“越挫越奋”，越错越固执己见，临死时还要说德国人民让他栽了，所以不配再活下去！
上文已经说过，战争早期苏军的全面惨败，完全是斯大林的绥靖政策和外行领导内行造成的。据赫鲁晓夫揭发，在战争爆发后，他一度惊惶失措，失去了反抗意志，哀叹道：一切都完了！列宁留给我们的一切，就让我们这样糟蹋光了！他潦倒消沉，放弃领导好多天，直到政治局委员全体跑到他的别墅里去苦苦求他，他这才振作起来，重新领导，云云。
这话虽然是老赫在苏共２０大当着政治局委员们说出来的，有一定可靠性，但毕竟是孤证，无从核实。可以肯定的就是，战争早期斯大林确实信心不足。根据西方学者研究，战争一爆发，苏联就成立了最高统帅部，由斯大林任最高统帅，但初期的战争公报和命令全是用统帅部的名义发出的，直到后来战局改观，斯大林才敢在此类公报和命令上署名，写成“最高统帅斯大林”。前文说过的他试图与德国秘密媾和就更不必说了。
最糟糕的还是他丝毫不懂军事，还要乱指挥，有人曾创造了战略第一大定律：“只有拼死抵抗的军队才最光荣”，下令部队死守，不许后退一步，甚至命令处于绝境的部队发动反攻，导致几百万红军被围歼。
但等德军打到莫斯科城下时，他已经开始学徒生涯了。《回忆与思考》上说，斯大林曾打电话给朱可夫，说，现在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问另一个共产党员，你告诉我实话，莫斯科到底能不能守住？老朱想了想，说，如果给我多少多少兵力，我就能守住。此后他便做到了老朱的要求，并让老朱去全权指挥，没有干扰他。莫斯科这才守住了。
此前苏联政府已经从莫斯科撤退到了古比雪夫，连外国使馆都搬到那儿去了。斯大林本来也决定撤退，专列升火待发，但和老朱谈话后，他决定不走了。不仅如此，他还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也就是苏联国庆）在红场阅兵，当场发表演说，实况转播到全国各地去，极大地鼓励了民心士气。
客观来说，斯大林此举，还是需要极大勇气的。那还不光是怕落入敌军之手，如傻大木一样被公审，更怕的是真枪实弹的受阅红军。当时从西伯利亚调来的红军列队通过红场接受检阅，便直接奔赴前线。以老斯那种血债累累的杀人狂，居然没让苦大仇深的红军弟兄一枪崩了，至今想来尚觉不可思议。
此后斯大林便渐入佳境，开始知道尊重专业人士并向他们学习了。莫斯科战役其实只使德军攻势暂时受挫，并未给德军带来什么打击。下一个问题是来年夏季德国将在何处发动攻势。斯大林判断德军的进攻矛头还是莫斯科，而朱可夫判断德军将南下进攻高加索，获取那儿的油田。斯大林是老板，当然是他说了算，于是苏军的防御重心便放到了莫斯科一线。
可惜他这外行又一次料错了。德军果然按老朱的预期在南线发动进攻。苏军没有防备，被德军一直攻到斯大林格勒（也就是原来的察里津，现在的伏尔加格勒）。电视文献片上某德国老兵曾抒发他们攻到伏尔加河边时的兴奋心情：总算实现元首的战略意图了，德国人真伟大。
但这次和上一年可不一样了：如今斯大林不再要求部队死守，苏军发现即将陷入包围时便主动撤退。德军再无法像去年那样，驾轻就熟地玩他们那套大规模围歼敌人的把戏了。南线只是被突破，红军只是败退，并没有被包围歼灭。
不仅如此，德军进攻太快，战线形成了个凸出部，朱可夫和华西列夫司机看出这点来，便在最高统帅部开会快散会时私下合计，说没准可以在这儿动刀子，从凸出部的南北两端蜂腰处下手，将德军包围起来歼灭。
这小声商议被斯大林听到了，他便让华、朱二人拿出个战役计划来。斯大林格勒战役于兹问世，德国整整一个集团军被包围。俄国人化了一年便学会了敌人那套，老德第一次尝到了被人家包围的滋味。
现在轮到希特勒来扮演头年斯大林的角色了。在包围圈刚形成时，保卢斯率领的第三集团军（凭记忆写，番号不保证准确）完全可以突围撤出，那就嘛事没有了。可惜希特勒认定“只有拼死抵抗才最光荣”，命令老保死守，不许突围，并命曼施泰因元帅率兵星夜去救。结果老曼的援军打到离保军只有３０公里的地方便再也无法突入了，如还要坚持下去，只怕自己也得被包围，只得废然而罢。于是希特勒便把老保提为元帅，指望他为党国捐躯。但他在打到弹尽粮绝之后，最后率部投降，德军一共损失了３０万人。
自希特勒斩蛇起义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灭国无数，强敌闻之丧胆。所以，也怪不得斯大林胆子小，要以国家元首之尊，在火车站拉住返国述职的德国大使，苦苦哀求元首不要来打他。斯大林格勒战役乃是德军第一次大败仗，因此与阿拉曼战役、中途岛战役同为二次大战转折点，但那规模和意义要比其他战役大得多。
该战役也是斯大林的个人胜利，它标志着斯大林战胜了自己，克制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强烈冲动。此后他这最高统帅基本扮演了个总经理的角色，也就是让职业军人去构思战役计划，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并协调各个方面军的指挥。他的对手希特勒则不但从未做到这点，还“越挫越奋”，择愚固执，最后将德国送进了深渊。
比起希特勒来，斯大林在大祸临头时，暂时克制自己邪恶天性的能力确实了不起。根据《回忆与思考》，老朱脾气很倔，有一次活得不耐烦了，居然敢跟那杀人魔王吵起来。在正常情况下，他便有一百个脑袋也要悉数给砍下来。可老斯正在用人之际，居然原谅了他，只是跟他说：别以为我们没有你就不行，我们照样可以干。一场泼天祸事居然如此了结，当真是联共党史上的唯一例外。
这还不算，斯大林对老朱当真是青眼有加。战胜德国后，苏联举行盛大庆祝时，按传统本该由最高统帅斯大林在红场骑白马检阅部队。老朱尽管立下累累战功，但做梦也没敢有这非分之想，但斯大林竟然让老朱去作阅兵首长。斯大林告诉老朱这决定时，老朱自然是力辞。斯大林却说，我老了，骑马不行了。这也倒是实话。斯大林那时已经是６０多岁了。就算是年轻１０岁他也不敢骑──此人毫无运动习惯，平生连马都没怎么骑过，怎敢去骑为阅兵特地挑出来的高头大马？倘若在臣民众目睽睽之下栽下马来，这脸往哪儿搁去？从电影上看，老朱骑的那马确实颇顽劣，老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有什么本事去骑？于是这角色就历史地落到了年富力强、日日坚持体育锻炼的朱同志肩上去了。
可后来斯大林在列宁陵墓上看老朱占尽风光，心里自然又妒又气。老朱的厄运也就从此注定。但比起其他人来，老朱当真该感谢圣上不杀之恩。战争一结束，斯大林就又举起屠刀，继续被战争打断的周期性大清洗。他把列宁格勒党委那帮人全部秘密处决了，还谋杀了日丹诺夫，此后更炮制了“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准备使用30年代基洛夫暗杀案的故伎，以日丹诺夫之死作为突破口，一网打尽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老干部。但老朱受到的惩罚居然也就只是被罢黜，当真是人间奇迹。
斯大林强过希特勒的地方，更在于他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战争爆发后，他立刻扔掉了党八股，绝口不提马列主义那一套，完全诉诸民族主义。在第一次对全国广播中，他用的称呼不是“同志们”，而是“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演说中只在一个地方提到了列宁的名字，却以主要篇幅列举俄罗斯的历史骄傲，从彼得大帝、库图佐夫一直数到罗蒙诺索夫、普希金、莱蒙托夫，说德寇企图消灭这个产生了这些伟人的伟大民族。贯串于《斯大林卫国战争演讲集》的主题就是民族主义而非布尔什特主义。他甚至狡猾到将苏德战争称为“伟大的卫国战争”，这在中文翻译中很难表现出它的意义来。须知“卫国战争”在俄语中乃是个专用名词，特指过去俄国在库图佐夫指挥下击败拿破仑入侵的那场战争。斯大林故意使用这专用历史名词指代当时的战争，其实是巧妙地诉诸人民的民族自豪感。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居然开放了教堂，此前俄国东正教一直被布尔什特党人无情镇压，此时斯大林却不但开放教堂，而且鼓励教士用上帝的名义为卫国战争祝福，这在俄国那种普遍愚昧的国家起到了极大感召作用。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彻底废除了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全面恢复了沙皇那套军队等级制度，旨在唤起军人的荣誉感。他恢复了军衔，设计了漂亮制服，甚至恢复了沙皇时代的“近卫军”（Guards）名称，将战功卓著的部队授予此种称号，极大地调动了官兵的积极性。这就是为何奥威尔要在《动物农场》中描写，推翻了人的统治的猪猡们用后腿站起来，效法人类穿上燕尾服，系上领结，在宴会上翩翩起舞。
正因为此，斯大林才从战前的人民公敌，在战争中变成了人民领袖、祖国象征。战争初期，德军所到之处，人民都自发出来盛大欢迎，在农村则按传统捧上面包和盐（相当于老藏们献哈达），在城市则由女同志抛掷鲜花，欢迎人民大救星希特勒起仁义之师，吊民伐罪，前来把他们从杀人魔王斯大林的暴政下解放出来。至今西方的电视文献片上还有纳粹拍的历史镜头：乌克兰某大城市居民载歌载舞欢迎人民子弟兵入城。
可惜老希毫无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他根本不想利用这种政治优势，不但不知道号召俄国人民起来推翻布尔什特暴政，而且连自发起来与德军合作的人民都要加以迫害。他的目标很明确，不是解放苏联人民，而是从根本上消灭那个“亚人类”，于是沦陷区人民不久就痛苦地发现自己的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德国人比布尔什特党人还坏，只想强迫他们进行奴隶劳动，并蓄意饿死折磨死他们。两相对比，斯大林忽然成了祖国象征，于是战士们在跃出战壕时便自发地喊出：“为了斯大林，冲阿！”
另一方面，斯大林也显示出了比纳粹更邪恶更狠毒的那面，亦即为了生存什么狠毒事都能干出来。他派出格伯乌（即克格勃前身）的特种部队作督战队，谁敢后退，一律射杀。莫斯科告急时，他甚至动用这种特务部队去对付平民，肆意射杀私自逃出或惊惶失措的百姓。他还把古拉格的政治犯放出来，用那些人去作敢死队打先锋。那些人夹在德军和格伯乌的交叉火力之中，是进亦死，退亦死，然则何时而不死耶？其必曰：等到老斯死！
的确，许多这种囚犯立下累累战功，等到战争结束，立刻就又光荣复员，回到劳改队里去，要一直等到老斯翘了辫子，才陆续被赫鲁晓夫放了出来。这种种烂事，便连纳粹也没干过，人家狠毒基本还是限于对外族，诸如犹太和斯拉夫人，并没有专杀自家人。这种事乃是全世界布尔什维克的专利，以红色高棉达到最高峰。
讲了点“综合国力”的常识，若干网友不同意。还有人从民心人气来驳我，却没想到，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倭国，战争都赢得了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论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拼到最后一口气，哪个国家都比不上这两个国家，为何还要打败？
当然，说胜负基本由综合国力决定也不全面，如果实力相差不是太远，则战略战术上的高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实力不足。战争初期德国在西线的大胜就证明了这一点。德国国力根本比不上英法两国加在一起，光是坦克数量质量都比不过，可英法恪守一战的堑壕战术，将坦克分散作为防御武器使用。德军却采纳了英国军事学家提出来的理论，发明了所谓闪电战术，亦即将坦克集中组成集团军，配以俯冲轰炸机，形成势不可挡的打击力量，集中突破一点，在突破防线后，高速插入纵深，后面跟着摩托化步兵，在敌人后方大幅度迂回，完成战略包围，歼灭被围敌军。
波兰战役就是闪电战的第一次运用，不到一个月波兰就被彻底征服，然而盟军就是没吸取教训，还固守在马奇诺防线后实行“静坐战”。按英法联军估计，德国人不是走普法战争的老路，从东部法德边境（即亚尔萨斯－洛林一带）入侵，就是按一战德军的入侵路线，从北部比法边境入侵。东部边境修筑了马奇诺防线，可以高枕无忧，因此，英国远征军基本都给布防到了与比利时接壤的北部边境去。
德军统帅部最初制定的计划就是走北路，名将曼施泰因却又直接上奏希特勒，提出所谓“曼施泰因计划”，那就是放弃传统入侵途径，既不走东路也不走北路，却从东北角的阿登森林中穿出。那地方森林茂密，一般认为坦克根本无法穿行，所以法军在那儿根本就未设防。希特勒批准了这计划，于是德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阿登地区突然冲出，直扑英吉利海峡，将集结在北部边境的４０个师的英法联军包围并压缩在敦刻尔克地区，三星期内便基本歼灭了法军。无论是部署在北线的英法重兵还是东线的马奇诺防线都没派上用场。
这就是“上兵伐谋”的最生动示例，但我已经在旧作中说过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谋略相对越来越不重要了。正如林则徐所说，我大清遇到了英国鬼子，哪怕是关公岳飞再世也无用：人家有大炮，你还没看见人家在哪儿呢，先就稀里糊涂地中弹阵亡了，三韬六略还有什么鸟用处？一个半世纪的古人都有的见识，何以２１世纪的国人反倒没有？
这些都是闲话，乃是网友评论引出来的，还是来说苏德战争吧。
据西方学者研究，德国进攻苏联的根本战略错误，是他们陶醉在闪电战的成功里，却忘记那不过是一个战术，并非战略，在欧洲那些小国使用当然有奇效，可拿来对付苏联那种庞然大物，战线如此辽阔，纵深如此浩翰，等于放大了几百倍，效果就很有限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战略轰炸机而不是战术轰炸机，可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人也没造出可与英国“兰开夏”、美国Ｂ２９相匹敌的战略轰炸机来，无法轰炸敌后的战略目标，像盟军后来在西线反攻时那样，使对方彻底丧失维持战争的军火生产和运输能力。别说是后方的大城市，就连离战线不是很远的莫斯科，德国人都没本事去滥炸。这ＴＭＤ还算什么total war？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苏联广大的幅员和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决定了德国打的是一场赢不了的战争。这是决定他们失败的客观因素。
从主观因素来说，苏德战争是在两个极权国家之间进行的。在这种国家，所谓国家意志也就是独裁者的意志，于是两大强国的搏斗也就成了两大独裁者的个人决斗。在这场决斗中，希特勒败给了斯大林。
早在西线战争中，希特勒就犯过错误。当时英国远征军全部被包围在敦刻尔克一线，束手以待全歼。此时希特勒却犯了疯病，严令德军停止追击，原地不动大约一星期。英国人抓住了这一宝贵的喘息机会，出动了全部舰艇，征集了全岛能征集到的民船，把困在那儿的３０多万英国远征军和１０多万法军撤回英国。据丘吉尔说，就是这批保留下来的英军，成了后来反攻大陆的精华。
希特勒为何要这么干，一直是历史学家的争论课题，过去认为他私心敬慕英国人，不想斩尽杀绝，所以效法关云长，让出了华容道。最新研究则认为那其实是内部权力斗争结果。统帅部某将领（记不得是谁了）下令部队追击，未曾上报希特勒，于是他为了在全军显示到底是谁说了算，便下令部队停止前进。
和东线比起来，那还不是致命错误。德国分三路入侵苏联，兵力颇分散，战略意图也不很明确，没有把攻占敌国首都当成主要目标。本来可以扔下被包围的敌军，直插莫斯科，但希特勒为了大规模聚歼困在乌克兰的红军，让部队停下来完成包围。虽然该役歼敌约百万人，时间却给耽误了，进入了多雨的秋季。俄国本是个落后国家，道路可比不得波兰和法国的，一下雨便成了泥沼。德国的所谓摩托化步兵师乃是靠车轮而非履带运输，这一下便给困在泥潭里寸步难行。
此时坦克将军古德里安提出，干脆扔掉在泥潭里挣扎的步兵，以坦克部队直扑莫斯科。此时莫京完全是空城，此计虽然弄险，却有很大的成功把握，可惜希特勒不敢赌博，坐失此良机。
这些都还不是致命错误。最大的错误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前者已经说过。这里说一下后者。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歼灭后，德军南线不稳，但南方集团军在军事奇才曼施泰因指挥下迅速夺回了主动，开创了固定战线情况下运动歼敌的光辉战例，歼灭了红军４０多万人，还夺回了卡尔可夫，稳住了南线。苏军溃退到库尔斯克以南，形成了一个凸出部。
希特勒看到了这个凸出部，便计划从南北两端下手，围歼凸出部内的德军。这计划是他提出的，老曼没有反对，但建议趁苏军还没完成防御前迅速下手，免得夜长梦多。但希特勒坚持要等到德国的新式老虎坦克运来后再动手，于是就等了两个月才发动进攻，而就是这延误最终导致了失败。
德军的意图早被朱可夫看出来了。他趁德军还没发动进攻，将当地的全部贫下中农发动起来，深挖洞，广积粮，挖下了无数防坦克壕沟，埋下了不计其数的地雷，并调集了雄厚的坦克部队，准备使用先防御后反攻的战术击败德军的攻势。德军进攻前数小时，他提前发动炮火袭击和战术轰炸，迫使德军提前发动反攻。此役成了武侠小说两大高手比拼内力，德方一共出动了１５０多万人，１万６千多门大炮，５千辆坦克，５千架飞机，而苏军一共动用了２６４万人，５万多门大炮，８千辆坦克和将近７０００架飞机，至今被史家称为“世纪之战”，论规模和惨烈程度，人类有史以来无出其右者，可笑的是那些爱党井蛙们还动不动就来卖“大决战”。
这种硬碰硬拼下来，双方都拼得五痨七伤，双方都不断增兵，情知整个战争胜败决于此役，但打了５天后，巴顿将军便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意军望风披靡，希特勒为了帮他的“领袖”（墨索里尼），决定拆东墙去补西墙，悍然从前线召回老曼，下令结束战役，调一部分军队去意大利和巴尔干救急。老曼坚决反对无效，于是战役便以德军失败告终。
此役德军一共损失了５０万兵力，坦克１５００多辆，飞机３５００架，大炮３０００多门。苏军损失也大致相当。但和老毛子不同，德国这一惨重损失是她根本无法弥补的。德军从此再也没有力量发动进攻，只能全面转入防御，且战且退，败出俄国了。造成这巨大灾难的，还是元首同志。
即使如此，希特勒仍然不吸取教训，还要胡乱指挥，该同志完全是个输不起的主，越到后期越混帐。他完全变成了战争早期的斯大林，不许部队后退一步，招致不必要的牺牲。他甚至发明出一种奇特战术来，令部队高筑墙，广积粮，听任苏军包围，尔后再在敌人心脏内开花，和外线部队里应外合摧毁敌军。据我所知，他这种战术从未成功过，那原因很简单，“里应”倒也不难，“外合”实难指望，当初已经在斯大林格勒玩过一遭了。
希特勒的最后败笔，乃是阿登战役。其时盟军已在西线节节胜利，逼近德国边境。希特勒看到盟军战线形成了个庞大的凸出部，比库尔斯克凸出部大得多。他便不顾职业军人反对，从东线抽调了主力部队，策划了阿登战役。
其时正值圣诞，当地大风雪，德军趁具有绝对空中优势的盟军飞机无法出动，再次从阿登森林中冲出，突破了盟军防线，吓得艾帅尿了裤子。但几天后大风雪停止，盟军飞机再次出动，炸得德军一塌糊涂，德军坦克很快就用完了燃料（这是盟军空袭最主要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西线德军是因为缺乏燃料和给养补充给瘐毙的），不得不停止了攻势。阿登战役不但没有达到原计划，反倒因从东线抽调兵力加速了第三帝国的倾覆。
希特勒犯的最大错误还是政治上的，这点昨天的帖子已经说过了：他立志消灭斯拉夫那“亚人类”，居然命令德军在攻陷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之前，必须先用炮火和轰炸将这些名城夷为平地。他还命令德军将苏军战俘中的布尔什特党员和政工干部一律枪毙。对普通战俘也备极虐待，被俘苏军被迫进行死亡长征，忍饥挨饿徒步走到后方的集中营去，幸存下来的战俘还不到总数的１／３。德军在西线军纪严明，也基本遵守日内瓦公约，并不虐待战俘，烂事都是盖世太保干的，职业军人并不介入，但德国国防军在东线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除了极右与极左政治势力之间的深仇大恨之外，更是出于“斯拉夫人是亚人类”的种族偏见。
这种种战争罪行，势必激怒俄国人民而引起全民反抗。某电视文献片曾采访了一位当年乌克兰青年。他本来恨透了斯大林，渴望乌克兰独立，在德军来了后便主动去和占领军合作，指望在德国人帮助下获得民族解放，不料后来才发现德军只关心一件事：如何把乌克兰变成德国的粮仓，把所有能抢到的粮食都运回德国去，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饿死乌克兰人民，于是他便和其他同志一道拿起武器跑到森林里去当了游击队，左右开弓，既打德国人，又打共产党游击队。
相比之下，斯大林就要高明得多。苏军打出国界后，一路奸淫抢劫，进入德国境内尤甚。德国苏占区恐怕难得找到没被老毛子强奸过的妇女。某个小镇曾演出“８０女投江”的惨剧：当地的妇女被多次强奸后集体投河自尽，还把自己的孩子也带上。但苏联没有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电视采访的一位德国妇女回忆道：等到强奸抢劫热潮过后，苏军却拉来了成车成车的面包，散发给当地人民。她和其他人原来都觉得德国的末日到了，此时才发现，原来苏军并不想杀死所有的德国人。
愚以为，就是这些主客观因素，决定了苏德的胜败。
四、中苏恩仇
从毛时代过来的人似乎都对苏联有某种好感，萧大侠的文字似乎就流露了这倾向。
在我看来，这形成了一种绝妙的讽刺。我党宣传的一个重点就是“反帝”，而在近现代糟践中国最甚者就只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俄国和日本。国人只知仇日仇美，却不知道俄国造的孽一点也不比倭国小，而老美从来就没有对中国实行过帝国主义政策。
中国爱国贼们不知道，中国在近现代丧失的最大的领土，既不是给小日本，也不是给其他强国抢去的，和美国更无相干，乃是让俄国和后来的苏联抢走的。中国原来的领土北抵西伯利亚，黑龙江、乌苏里江都不是界河而是远在大后方的内河。
俄国原来是个欧洲国家，自１７世纪开始疯狂向东扩张，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它的帝国政策和英法不同。英法是建立海外殖民地，并不把当地居民赶走或杀光，本国公民不过是当地的一小撮居民。例如英国统治庞大的印度，所有官员和士兵加起来也不过千把人而已。俄国则是开辟新边疆，将其纳入本国版图，在这过程中杀死或驱赶了大量的土著，使得“支边”而来的俄罗斯人成了当地的多数民族。
俄国扩张到远东之后，梦想就是南下获得不冻港和温暖的土地。北极熊冷怕了，做梦都梦见南方的温暖。当哥萨克人挺进到黑龙江边时，情不自禁地跪下来亲吻脚下的黑土地。目击此情景的某个英国商人深感震动，认为俄国人迟早要把满州从中国人手上夺去。
满清垮台前，俄国人从中国手上抢走了１５０万平方土地，相当于法国和德国加在一起。最混帐的是，那不是战败被迫割让，而是俄国人使用欺骗和讹诈手段弄走的。此事李鸿章不能辞其咎，他奉行以夷制夷，联俄制倭，犯了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之错。小日本不过抢去了台湾，即使后来没有归还，比起老毛子弄去的辽阔土地来，那区区一小岛也不过是太仓一粟，连库页岛的一半都比不上。
一言以蔽之，帝国主义百年侵华史，其实主要只能落实到两个国家头上去──俄国与倭国。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现代史上的骚乱都是这两个国家引发的。似乎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史上的内战不过是这两个国家的代理战争而已。
斯大林有别于中共统治者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他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什么“国际主义”者，他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沙俄的领土扩张传统和帝国主义政策，使得红色帝国在他手上达到了俄国有史以来最高最活的顶峰。二战后，他在远东收回了库页岛南半部，掠取了从未属于俄国的日本千岛群岛，霸占了日本北方四岛，在欧洲吞并了匈牙利外喀尔巴千山脉以东大片地区，从罗马尼亚割走了一个“加盟共和国”，吞并了东波兰，从德国挖了一大块领土去还波兰人，致使波兰国界向西平移了两百公里，并在周边制造出了一系列卫星国作为缓冲带。他还继承并坚决拒绝放弃俄国在其他国家境内享受的特殊权益。凡此种种，足证他完全是个新沙皇，搞的是帝国主义强权外交，从来也就不是什么“国际主义者”。
苏联的中国政策处处体现出斯大林的帝国主义思考方式，他在中国追求的外交目标无非是两条，一曰设法把中国变成苏联的卫星国，二曰向中国掠取最大的权益，包括领土、资源和其他利益。在这过程中必然要和怀有同样野心的日本军阀发生冲突，而这正是老沙皇演过的把戏。
沙皇俄国以及后继的苏联和日本都对中国的满蒙怀有野心，用的手法也完全一样。日本人制造满州事变，成立了臭名昭著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这事大家都知道，不知道的是，没有发明能力的倭国人其实是照猫画虎，从老毛子那儿学来的。早在九一八事件爆发前１０年，苏联红军便以剿灭白匪为名，入侵中国外蒙，在一个游牧国家扶植起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政权”。
苏联这么干，不过是执行沙皇陛下的既定方针。沙俄早就觊觎蒙古了，为此人为地把蒙古划分为所谓“外蒙”与“内蒙”，逼迫满清政府同为所谓“外蒙”的保护国，但毕竟还承认外蒙属于中国。等到布尔什特政府上台，便趁中国内乱之机入侵外蒙，在那儿建立了傀儡政权，和苏赫巴托尔、乔巴山等儿皇帝订下密约，掠夺外蒙的矿产包括金矿。
在东北，苏联继承了俄国留下来的“中东铁路”，将纵贯东北的大动脉、战略铁路悍然据为己有，拒绝将其交换给中国，为此和张少匪大打出手，痛殴东北军并宣布和中国断交。这种典型的帝国主义强权外交，令后来的苏伊士运河事件相形见绌。
这些其实算不了什么，老毛子造的最大的孽，还是以多种方式寻找并扶植走狗，用苏联军火武装走狗们，去和日本人别苗头，大打外国人出钱出枪，让中国人为外国利益打中国人的代理战争。
当时中国的所有军阀和政治势力都成了老毛子的收买对象，老毛子认定奉系军阀乃日本走狗，于是便刻意扶植与之抗衡的政治武装势力，试图收买吴佩孚不成后，乃成功地收买了北方军阀冯玉祥与南方空头军阀孙中山，致使北京政府在南北夹击下垮杆，等老蒋公“背叛革命”后，苏联又扶植中共颠覆老蒋，由此导致了十年内战。不仅如此，苏联还收买了新疆多名军阀，甚至不惜出动红军，动用飞机大炮坦克，代走狗上阵，企图在新疆炮制出又一个外蒙来。
倭人因为天生弱智，在这场政治军事斗智角力中败给了老毛子。据介绍，为了收买北洋政府，日本不惜大量借款给段祺瑞。这家伙把钱都花在军阀混战上了，最后赖了账，使日本几乎财政破产，这也算是“曲线抗日”的一种巧妙方式吧。因为天生弱智，没有眼光，日本人花了许大心血，选中的走狗却全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他们看不上孙中山那丧家之犬，把功夫花到扶持北洋政府上去，却让老毛子扶植的国民党颠覆了北洋。扶植张老胡子，少胡子上台后却又易帜，倒向国民政府，当真是鸡飞蛋打，谋必不中。最后只好自认没本事玩老毛子的高级政治游戏，自家赤膊上阵，武力攻占了东四省。
这里插句闲话：我前段戒网，日日在网上闲逛，忽一日看见，原来张老匪被刺乃是苏联特工干的，并非日本人的杰作。令苏联人大感意外的是，事发后倭人竟然出来顶了缸。据说这是苏联解密档案中泄露出来的。但我觉得实在不可思议，特地书此，就教于方家。
日本侵占了东四省后，亚洲唯一的两个强国就此直面相对，再也没有缓冲地带了，两国战争一触即发。客观说来，这是陷入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红色政权面临的绝大危机，斯大林必须妥善应对，避免苏日战争爆发。换言之，日本入侵东北，对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并未带来什么重大冲击──他们早就习惯于把那地方看成是苏日的势力范围了。真正受到威胁的，还是苏联一家。
日寇占据东北，乃是中下级狂热军人的密谋，大本营事前并不知情，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战略计划，只是事后不能不坚持既得成果而已，颇有点类似“黄袍加身”。对下一步该怎么走，大本营内部分南下与北进两派，北进派主张打苏联，南下派主张“教训”中国。
当此之际便显出老毛子的恶毒狡猾来。《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最上策。芦子兵法曰：避战的本事大于开战。苏联想避免战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日本引到南方去，倭人一旦陷在中国泥潭里，自然也就顾不上打苏联了。
斯大林的中国政策整个就是围绕这战略目的服务的。九一八事变还未爆发，苏联便伪造了所谓“田中奏折”的假情报，在中国媒体上大肆传播，蓄意挑拨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才发生，中共中央便下了“保卫苏联”的号召，红色文痞如鲁迅之流大肆宣传，日本人入侵东北乃是为了进攻苏联。中共为了达到“保卫苏联”的目的，在全国各地煽动学潮，千方百计刺激日本，恶化中日关系，好让日本放过苏联来打中国，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舍身救人，牺牲中国，去保卫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
到后来斯大林更命令中共转向，建立所谓“抗日统一战线”，从“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最后斯大林更严令本来想杀掉老蒋的中共领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放蒋回京，领导全国抗战。苏联政府还采取措施，恢复了和中国的邦交。这一系列高明的政治外交运作，使得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个强硬对抗日本的中央政府。原来极为紧张的苏日关系，因更紧张的中日关系的出现而被化解了。
最关键的一步，还是中共特工的杰作。据说卢沟桥那神秘的枪，乃是中共北方局派出特工放的，由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同志亲自下的命令。这当然是传说。具体真相如何，有待于高华、杨奎松、沈志华那些真正的大陆才俊与独立知识分子们去查明。可以肯定的就是，中日战争提前爆发乃是全民族的巨大灾难，唯一的受益人便是陕北苏维埃及其苏联老大哥。
有些海外网友笑话我是“纯忽悠”，令我哑然失笑：所谓海外精英，完全成了居住在文明黑洞里的井蛙，海外方七日，国内已千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孤陋寡闻到了令人扼腕的地步，还要以自己的无知笑话别人介绍的常识。
其实连我党自己现在都开始承认历史真相了。这里原文照抄由《解放军报》办的“中国军网”刊载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专辑中某篇文字的有关段落：
【为了“消除互相间的猜疑”，稳定两国关系，苏联政府曾先后于
1931年12月、1932年11月、1933年1月，多次建议日本缔结苏日互不
侵犯条约，但都被日本政府以“时机还不成熟”为由加以拒绝。
1936年，苏日关系急剧恶化。8月，广田内阁把北进政策列为日本国
策。《帝国和外交方针》明确指出“目前把外交重点置于粉碎苏联
侵犯东亚的企图，特别消除军备上的威胁，阴止赤化的扩展。”11
月，日本和法西斯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反共产国际的
旗号下，对苏联构成包围的态势。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进”的声浪日高。法西斯
德国在英法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加快了侵略步伐，国际形势的变化，
为日本提供了“北进”的有利时机。1938年5月，近卫内阁改组，7月，
朝鲜驻屯军在位于临近朝鲜的中苏边界的张鼓峰挑起武装冲突。同
月，日本参谋本部下达的《战争指导要点》规定，“要尽快抓住结
束(对华)战争时机下一期的军备对象，确定是苏联。”1939年5月到8
月，关东军在中蒙边境制造了诺门坎事件，对苏联发动了大规模军
事挑衅。日苏关系空前紧张。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苏联的远东战略作了必要的调整。一方面，本
著“以打击回答战争挑拨者的打击”的原则，对日军两次大规模武
装进攻给予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
助，以牵制日本的“北进”。1937年8月，苏联同中国政府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给“日本蛮牛的颈项上插入了第一支利箭。”
同时，在物质、财政和军事人员等方面扩大了对中国的援助。
但是，这一时期苏联对日本仍然奉行避免冲突、力争和平相处的方
针。苏联拒绝在英美不参加集体行动的条件下单独对日本进行制裁。
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曾说过，“苏联不可能也不会独自加入中国
一边，只有作为集体安排，获得其它大国的支持下，才会采取行动。”
1939年秋，苏日关系发生新的转机，开始由紧张对抗转向缓和妥协。
诺门坎战斗的惨败和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给日本的北进政
策以沉重打击。8月28日，在一片混乱中日本内阁改组，出现了“停
止原定的政策，另行制定新政策”的呼声。9月1日，德国发动对波
兰的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40年，德日意三国同盟的建立进一步形成对苏联的夹攻态势，苏
联的战略地位严重恶化。1941年春，德军大量东调，德国对苏联的
武装进犯已箭在弦上。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西方最危险的敌人法西斯
德国，苏联在东方迫切要求稳住法西斯日本。这一时期苏联采取了
两个重要行动来改善其远东战略地位。
第一，进一步援助中国抗日斗争，防止日蒋媾和。“积极利用中国
来对付日本人”，使日本陷于中国战场而无力北上。
第二，利用日本南进的意向，缓和日苏关系，通过缔结双边条约来
束缚日本的行动。 】
这就是登载在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办的网站上的历史介绍文字。上面两条说得无比清楚：斯大林生怕日本人北进去打苏联，便千方百计挑拨中日关系，防止中日媾和，拼命把日本这祸水引向中国，让中国人民去为他们顶灾。而这就是３０年代爱国愤青发起席卷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国际背景，其国外策划人是斯大林，而国内煽动者和组织者则是陕北苏维埃。
这就是为许多人至今称道不已的苏联在抗战初期援助中国的真实动机。诚然，苏联是抗战初期唯一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但这种援助根本不是什么“无私”的，而是包藏深远的祸心。军网文章已经把这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是为了“‘积极利用中国来对付日本人’，使日本陷于中国战场而无力北上。”
连白吃都能看出来，既然要如此坑人，那当然就只能援助中国抗战。中国坚持得越久，日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要是中国一触即溃，那无非是两种结果：要么日本迅速占领全国；要么政府向日本投降。无论是哪种结果，战争都会迅速结束。日本人挟战胜余威，自然又会去动西伯利亚的脑筋了。所以，这援助是非给不可的，最理想的结果，就是让中日永远缠斗下去，斗个两败俱伤，老毛子则可以坐收渔人之利。而这恰好是事变真实发展的结局。斯大林当然是人类几千年才出的一个恶魔，不过他也确实是世界级的战略家，中日当时根本就没有相当的人才。
记得过去有人和我辩论，说美国没有想像的好，援助中国是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我当即反驳说：历史不问动机，历史只看后果。世上没有无私援助，西方国家的援助都是出于本国国家利益考虑的。只有深受我党“大公无私”的蛊惑宣传毒害、至今无法摆脱的同志，才会去因为人家有自己的利害考虑而否定人家的恩惠，毫无理由地离间中美民间感情。
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尽管斯大林包藏祸心，把中国当成挡刀的替死鬼，但从客观效果来看，他仍然还是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帮了中国的大忙呢？
其实我抨击苏联，认为它和倭国一样是中国世仇，正是鉴于客观效果作出的判断。
国人的一个思维定式，就是听信官方宣传鬼话，认定日寇从一开头就制定了灭亡中国的计划，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至今还动不动把“田中奏折”亮出来，动不动就引用“如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让人看了哭笑不得。
其实倭人哪有这般深谋远虑？所谓“田中奏折”已经为日本学者证伪，那理由非常有力，我记得有一条是其中使用的话语根本不符合倭庭上奏的规矩，另有若干事实错误，也是首相断不会犯的。最可疑的还是，该件只有中文译本，从未见到过倭文原文。因为这些原因，中国检察官曾在东京法庭使用该证言而被法庭驳回，我觉得那是应该的。
至今相信田中奏折真实性的人能提出的最有力“论据”，就是说后来事态发展，证实倭人一步不差地展开了那奏折上描述的战略计划，世上还能有什么证据，能比这更有力地证明它的可靠性？
其实那正好说明了斯大林的厉害：他指示特工炮制出来的假情报，成功地煽起了中国民间对倭人的猜疑与仇恨，反过来又刺激日本军阀，使得双方陷入恶性互动循环，最后导致中日全面对抗，以致本来是走向不明的中日苏三角关系按他的设计发展，倭国军阀本来可北可南、毫无通盘规划和深谋远虑支配下的布朗运动，被他巧妙地纳入了自己设计的轨道。这种阴谋诡计本身就够令人骇然了，不意过了半个多世纪，那诡计还在愚弄许多中国学者！
我实在不明白，咱们上了人家的恶当，被人家当猪头卖了，为何至今还要子子孙孙感激涕零，一代接一代地帮人家数钱？
我知道，忠党爱国的同志们又要说我“忽悠”了。其实我早在《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引发的与赵无眠的辩论中就反复指出：日本是战败国，除了细菌战档案被老美捂下来之外，什么档案都公开了，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为何找不到全面侵略征服中国的战略计划？九一八事变是中下层狂热军官的密谋，上层并不知情，事后只能追认既成事实。而全面侵华战争则连个明确的战略意图都没有，完全是被动因应事态发展的一系列随机事变，和后来日本在南洋发动侵略战争之大手笔完全是两回事。
这结论就是：中日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蒋公千方百计避战备战的战略是无比英明的，乃是贫弱的中国可以采取的唯一正确战略。但战争不幸没有避免而提前爆发，使中国人民蒙受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灾难，罪魁祸首就是斯大林及其中国的代理人。
当然，斯大林的罪恶用心，不能株连到来华助战的苏军人士身上去。据我模糊记忆，苏联一共派了约３０００名“志愿”空军人员来华助战，在武汉保卫战中立下了卓越功勋，鲜血洒在了中国上空，还曾轰炸台湾机场，导致倭国空军遭受惨重损失，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感念在心的，但不能因为这些，就忽略了老毛子刻意让中国陷进巨大的民族灾难。
苏联一面援助中国，一边和倭国拉拉扯扯，以中国利益为讨价还价筹码，最后总算勾结上了倭人。1941年4月13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日本外相松冈泽右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和宣言。苏日签约后，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泽右，并破例与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此后苏联便立刻停止了对华援助。
为了让忠党爱国的同志们死得口眼俱闭，我还是引军网上的文字来介绍这“日苏中立条约”是什么好东西：
【苏日中立条约共四条。
第一条，“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相互尊
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第二条，“如果缔约的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
缔约的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
第三条规定，条约自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如缔约任
何一方在期满前一年未通知废止该条约，则条约应视为自动延期五
年。
苏联和日本政府在签订中立条约的同时发表声明，宣称“苏联政府
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苏日双方还交换信件，规定日本应在六个月内撤销在北库页岛的
租让企业。 】
就连至今还在拍中国世仇苏联马屁的无耻军网，也不能不承认：
【但应当指出，苏联政府关于满洲国的声明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感情，也违背了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
苏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条的规定：“倘两缔约国的一方受一个或数
个第三国侵略时，被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时期内，对于该第三
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
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1941年4月
14日，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宣布东北四省是中国领
土，满洲国是非法的，中国政府决不承认苏日中立条约，苏日共同
宣言对中国无效。】
不知革命同志对此有何话说？是否愿意拥护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诸位不是据说都是爱国人士么？对苏联这种伙同日本肢解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勾当，诸位是否感到义愤填膺？如果没这种感觉，请问是何原因阿？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和公布，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真正的爱国人士，引起了普遍愤慨，连左派都无话可说，只有延安一地发表社论辩解。名记者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发表社评，指出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和中国先后签订的两个条约和自己参与签字的国联决议：
【中苏邦交的基础建于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
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
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中国始终信
守此项誓约，凡损害苏联利益及以苏联为敌的条约和集团，中国均
会拒绝签订，拒绝参加。例如，日本一再向中国诱胁的防共同盟，
均为中国所拒绝，这实际是中日开战的基本原因之一。
现在苏联与日本订立此约，是便利中国的敌人，是损害了中国的利
益，且共同宣言中承认“满洲国”的存在及不可侵，是损害了中国
的主权。且在中日开战之后，1937年8月20日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
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
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
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
略国得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苏联与日本签订此约，当
然是予侵略中国之第三国以帮助，并施行不利于受侵略的中国。
第三，尤其可憾的是苏日共同宣言互相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
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东北四省的领土是
中国的领土，东北四省的人民是中国的人民。日本强要割裂中国的
领土，强要奴役中国人民，中国为此与日本打著生死存亡的大仗。
苏联代表也曾为此在国联席上谴责日本，曾接受国联历次否认所谓
“满洲国”的决议，尤其在1924年中苏协定中有“不订立有损中国
主权之条约及协定”的誓约，现在苏联所为，实为违约背信。又
1924年《中苏协定》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
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日共同宣言中竟
扯出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尊重其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
性”，尤其是破坏双方条约和侵害中国主权之举。】
请看，中国方面恪守１９２４年北京政府和苏联签订的协定第四条规定，在日本拉拢中国加入“防共同盟”时拒绝加入，不订立有损害苏联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为此触怒了倭国军阀，导致战祸临头。反过来，苏联却不但违反这条规定，订立有损害中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而且践踏了1937年8月20日缔结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条规定，在中国受到第三国侵略时，冲突还在进行中，就迫不及待地对该第三国直接间接予以协助，签订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中国！
苏联不但接连违反与中国签订的两项条约，而且直接违反了他们多次接受的国联决议。昨日还在国联席中大义凛然地谴责日本侵略，否认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今日便有脸出尔反尔，转过来“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历史上再没有哪个外交文件，能比这更能表明苏联烂污红色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更没有哪个文件，更能证明苏联一手炮制出来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本质上和倭寇炮制出来的“满洲国”实质完全一样，都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恶企图产出来的怪胎。
说苏联是烂污帝国主义国家，绝非厚诬之词。帝国主义也有两种，讲信义的和烂污的。英法属于前者，苏联、纳粹德国、日本都属于后者。美国则从来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须知老牌帝国主义有一条：讲究信义，凡订了条约必然遵守，这本是人家契约社会的本质决定的。当初海禁初开，中外的一个摩擦焦点，就是中国丝毫没有尊重条约的信义观念。被人家打急了，便跟人家订立城下之盟，同意“五口通商”。等洋人依约而来后，又后悔了，想赖账却又没那胆子，于是便唆使刁民去胡闹，骚扰前来的洋商，指望“洋人怕百姓”，惹得鬼子大怒，再动刀兵，由此便进入“捣乱──挨打──再捣乱──再挨打”的无限循环。其时鬼子最头大的就是中国政府毫无国际外交必有的信义观念，什么规矩都不讲，连外交使节都有本事武力劫持，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竟然劫持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去报军功，导致最后鬼子以火烧圆明园报复乃是大众熟知的例子。这也就是鬼子希望光绪亲政的原因──人家实在想找个a man with whom you can do business.
中外这个巨大的文化差距，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早就看出来了。李中堂就多次在奏折中强调，鬼子守信义，中国也必须跟着学，否则不按规矩出牌，人家受不了（原话当然不是这么说的，懒得去查原文了）。后来中国好歹学会了这套文明规矩，却又让极左痞子们折腾得一干二净。我党最擅长的就是唆使暴民去和人家的正规军对抗，６０年代末期在中苏边境上就这么干。直到今年5月间，我党还在玩暴民外交，以此吓唬倭人，还以为自己的三韬六略实在了不起，其实全ＴＭＤ是满大人玩剩下的猫腻。
苏联、纳粹和日本都是不讲规矩的烂污帝国主义国家，平心而论，日本人在国际舞台上还基本遵守信义。偷袭珍珠港原订在递交宣战书后发动，但日本使馆翻译电报和打字速度太慢，致使袭击发生后国书才送到，客观来说应该是“事实上的不宣而战”。纳粹则丝毫没有遵守条约的观念，先撕毁慕尼黑协定，后撕毁苏德同盟条约。
老毛子则最烂污，什么条约都不遵守，订条约的唯一目的是日后方便时便毫不犹豫地撕毁之。斯大林曾经亲口对蒋经国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的确，他和日本订中立条约时，一连撕毁了和中国签订的两个条约以及苏联代表多次在国联作出的国际承诺。但中立条约还没满期，苏联又撕毁了它，悍然入侵它曾经信誓旦旦保证尊重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满州国”以及主子日本帝国。说苏联是毫无信义的豺狼之邦，连日本鬼子都不如，难道还有什么冤枉之处？
王芸生在写那社评时，遵照张季鸾的指示，为了争取国际同情，严格区分了敌我友，只是客观指出了苏联此举违约之处，对此表示了遗憾，但并没有过多批评指责，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日本。不料“建国”后发动“反右斗争”，王先生的文章竟然被刨出来，被当成“反苏”铁证！当时讨好主子惟恐不及、周密备至，几十年后还为讨好主子兴大狱！
当王芸生看到苏联与日本的这样一份中立条约与宣言时，几乎惊呆了。他第一个反应是找译电员，有没有“译错”？当得知正确无误时，他由惊奇转为愤怒，说：“日本是军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已不需多说。然而苏联如此肮脏，却始料未及。”他急忙给住在汪山养病的张季鸾打电话。张季鸾的意思，写社评应当把“苏日中立”的肮脏交易讲清，但再三嘱咐王芸生，要把苏联与日本分别开来，只要苏联悔悟，仍然可以成为我国的盟友。
附：王芸生撰写的著名社评《苏日中立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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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15日，《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撰写的著名社评《苏日中立条约》。请看这篇被某些评论家当作《大公报》“反苏”罪状的社评是如何说的：
第一，在世局搅扰、战氛四饰的战况下，当世国家间凡以和平为动机的国际信约，皆当为世人所尊敬与欢迎。我们对于苏日中立条约第一感，也是如此。但其性质有不能如此单纯衡量的一点，就是日本已不是和平的国家。日本与中国的战争已打到第四年，它又与德意两国订有军事同盟而迟早要参加欧战；苏联与它缔结中立条约，保证不侵犯，并保证在与其他一个或数个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时遵守中立，这在客观上就等于苏联便利日本对华作战，便利日本南进，在太平洋上与英美开战。故这约文虽一再出现“和平”字样，而实际上却与“和平”背道而驰。
第二，日本是否南进，是个不定数。而此条约便利日本侵华，关系第一义，因此在逻辑上就妨碍中苏邦交。中苏邦交的结成，不单纯基于感情上的友谊，尤其基本是彼此信誓旦旦的信约。中苏邦交的基础建于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中国始终信守此项誓约，凡损害苏联利益及以苏联为敌的条约和集团，中国均会拒绝签订，拒绝参加。例如，日本一再向中国诱胁的防共同盟，均为中国所拒绝，这实际是中日开战的基本原因之一。现在苏联与日本订立此约，是便利中国的敌人，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且共同宣言中承认“满洲国”的存在及不可侵，是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且在中日开战之后，1937年8月20日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苏联与日本签订此约，当然是予侵略中国之第三国以帮助，并施行不利于受侵略的中国。
第三，尤其可憾的是苏日共同宣言互相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东北四省的领土是中国的领土，东北四省的人民是中国的人民。日本强要割裂中国的领土，强要奴役中国人民，中国为此与日本打着生死存亡的大仗。苏联代表也曾为此在国联席上谴责日本，曾接受国联历次否认所谓“满洲国”的决议，尤其在1924年中苏协定中有“不订立有损中国主权之条约及协定”的誓约，现在苏联所为，实为违约背信。又1924年《中苏协定》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日共同宣言中竟扯出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尊重其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尤其是破坏双方条约和侵害中国主权之举。
以上三点，我们对日本无所责，因为它是我们的敌人；但苏联是我们的友邦，两国间有传统的友谊，有互遵的信约，且在中国抗战期间，苏联有同情中国援助中国的宝贵事实，今竟有这样的条约及宣言出现，不论苏联动机如何，以及其可能解释怎样，在中苏邦交上均为异常可憾可惜之举！
至于苏日签约后，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泽右，并破例与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对这种“亲密劲儿”，《大公报》仅作如实报道，未加任何评论。对于日本报纸在条约公布后大肆“炒作”，王芸生又写了篇社评《敌人宣传浅薄可笑》（见1941年4月16日重庆《大公报》），指出：“敌人意思，大概以为苏日政治妥协，使中国失了苏联的援助，因此精神上感受打击，这种欢乐，实在极浅极陋。我们愿告敌国人民：你们内阁军部所作的这种宣传，实际上不但是错误，并且是适得其反。就是说，中国不但精神上未受到打击，并且因而更增加了坚定的自信与乐观。”
遵网友之嘱，给出了所引军网文字的链接，并提请读者注意上面的一段话：
“苏日中立条约是苏联外交活动的一个重大胜利。它巧炒地利用了
日德和日美间的矛盾，有利于分化敌人，有助于摆脱东西两线作战
的威胁，巩固东部边境安全。
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两个多月，法西斯德国就发动了侵苏战争，
这时显示了苏联断然签订条约的重要意义。”
然后感叹道：同样是避战，为何苏联这么干就是英明伟大，而国府就是怯懦胆小？
令我目瞪口呆的是，还有网友告诉我说什么他“佩服之至”。自承他被洗脑，我要不点破，他到现在悟不出这简单道理！
妈妈米阿！这当真是洗脑所致么？这本是常识阿？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教导过咱们，“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么？人家来侵略你，明摆着打不过，硬要打，只能招致更惨痛的牺牲。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避战，同时变法图强，等到我日后强大了，再去找回场子，此乃是市井小民都该知道的常识吧？近现代史上的所谓“汉奸”们，自李鸿章以下，又有哪一个不是“精忠卖国”？
我在前节已经说了，开战不算本事，避战才是本事，对弱国尤其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大林确实是伟大的世界级战略家，尽管苏联在武力上从来是超级大国，可他还是始终保持了清醒头脑，尽其所能为在国际上处于极度孤立状态的苏联避免了不必要的战祸。
在远东，他把中国和日本玩弄于股掌之上，让两国跟线牵木偶一般，亦步亦趋地跳进他早就摆好的圈套去，斗到两败俱伤，最后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坐取渔人之利，捞到盘满钵满，还赢得愚昧的中国“学者”至今颂声不绝。在西方，他抛弃了本欲与之结成同盟共同对付纳粹的英法，转过来和不共戴天的仇敌希特勒订下密约，与之瓜分波兰，并趁机掠取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使得希特勒暂缓执行《我的奋斗》提出的抢夺东方生存空间的战略计划，掉过头去和他私心敬慕、根本不想与之为敌的英国交锋，不但为苏联赢得了两年的喘息时间，而且为最后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创造了前提。
至今西方学者对斯大林和纳粹秘密结盟、瓜分波兰一事骂不绝口。这当然是道义谴责。如果抛开道义考虑，光从苏联的国家利益来看，我倒觉得那是马基雅维里式的大师手笔，一举玩弄了纳粹和英法。如果英法有功力相当的战略家当国，又像斯大林一样丝毫不讲原则，那就不会在纳粹进攻波兰、东进道路总算打开之后，去傻傻地向德国宣战，保卫一个与英法根本不接壤、注定要被瓜分的国家。那么，希特勒的东进计划就会畅通无阻地实现，欧战就会变成两个邪恶帝国的互相绞杀。等到这两大恶魔两败俱伤、奄奄一息之时，英法拉上老美出来收拾残局，便可一举消灭极左的共产主义和极右的法西斯主义，世界历史就要改写得更光明，起码不会出现社会主义阵营，让苏联和东欧人民多受了半世纪的罪。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日朝野被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上，跟练解的猴子一般，万众一心地去奋勇钻他布下的火圈，似乎也是可以原谅的──连英法都照样上当，咱们似乎也不算世上最傻，是不是？不是我们太愚蠢，是老斯太狡猾阿。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连美国都跟着做了义勇猴子，奋勇钻进了斯大林布下的火圈。
美日本来没有什么过节，对日本入侵中国，老美原来也是睁眼闭眼。美国居然有人认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中国人没有能力建立现代国家并管理自己，不如让日本去代管算了。但战争爆发后，中国苦撑不倒，日军泥足深陷，预想中的“芥癣小疾”成了流血不止的溃疡。倭人不得不扩大事态，设法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以此困死中国。１９４１年，日本要求英国关闭中缅公路。同年７月，日本接管了维希政府管辖的法属越南。这些举措触犯了英美在南亚的利益。美国因此对日实行全面禁运制裁，解禁条件是日本必须交还自１９３１年起在中国占领的全部领土。由于日本８０％的石油来自美国，这就逼得日本不得不在战与降中作选择，太平洋战争就是这么爆发的。追本溯原，日美交战，还是斯大林四两拨千斤，化日本“北进”为“南下”的结果。
于此不难看出中国当时的正确应对之道，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挑拨日本人去打苏联，一面加紧实行先总统蒋公“安内攘外”的英明战略，消灭军阀割据特别是赤匪匪患，武力统一中国，并秘密整军备战。日苏斗到两败俱伤之日，也就是咱们羽翼丰满之时，再争取和老美结盟，与苏联夹击倭国，收复东四省失地。如果事态真的如此发展，则彼时中国无论是论实力，还是对战争的贡献，都绝不会是后来那副窝囊样。届时挟强国之威，索回被苏强占的外蒙也非难事。
可惜历史并没有这么发展，那倒不是当国政治家不英明，而是本民族太愚昧。上次朱将军“让出西安以东”事件暴露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全民愚昧，令我一度灰心罢网，其实不过是对敝族愚不可疗彻底绝望罢了。
我死也不能理解，为何中华民族永远长不大，至今连幼稚园儿童起码的趋利避害本能都没有，热衷于上吊自杀。３０年代就使过一次全民上吊术，使得本可避免的抗战提前爆发。等到战争真的发生了，只有肾上腺、毫无大脑的愚民才知道小锅是铁打的，立刻俯首帖耳当顺民。无论是在满洲国还是在南京汪记政权统治下的地区，从未听说过有人胆敢上街游行示威，“抗日救国”去。
如果说那是因为有庞大的汉奸集团忠实执行斯大林的战略部署，把持了舆论，误导了百姓，导致昏民劫持强暴了明君，铸下千古大错，那么，今日国内并没有什么汉奸集团，已经全面控制了国家，为何还要专干对自己脚背放枪的蠢事，至今不懂“避战才是本事”的起码道理，千方百计要割断维持党国苟安的输血脐带，没本事折冲樽俎，通过职业外交为国家民族争利益，却去师满大人（Mandarin）故智，为发泄怨妇情怀，不惜鼠目寸光地煽动后患无穷的民间仇外心理，把自己弄得里外不是人？我们上台前的那种种狡猾恶毒，究竟上哪儿去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遮莫痞子之泽，连三世都传不到？
还有网友批评我说，我那文字乃是大汉族本位主义，没有考虑到民族自决，同样的事，蒙古人未必会义愤填膺，云云。有趣的是，他一面承认满洲国是伪政权，一面又认为外蒙是真正的独立国家。
我当然尊重民族自决，可惜阿，那“民族自决”的“自”字，不知你何以没看见？外蒙“独立”到底是苏军入侵的结果，还是由公民投票决定产生？外蒙独立后，成立的到底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政权，还是由苏联人主导其内政外交？满洲国好歹除了日本外，还有一个南美小国承认之，请问当时承认外蒙是独立国家的第三国是谁阿？同样靠刺刀建立起来的政权，为何满洲国就是傀儡政权，而外蒙则是人民独立？唯一的区别，似乎就是有个把蒙奸奉行“迎外安内”的汉族国术罢了，可他级别再大，似乎也大不过咱们的宣统爷吧？成吉思汗的英雄子孙，怎么不把这看成是蒙古人的耻辱，反倒出来歌颂之？
我早在旧作《中国需要民族和解》中指出，蒙古在大清治下，从来实行高度自治，内政完全由蒙古王公处理，朝廷并不干涉，只是君临（reign），而不是统治（rule），顶多只扮演调解内部纠纷的最高仲裁人。蒙人从来是满人的盟友、教友和亲眷。大清乃是中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最明智、最成功的统治者，他们不但和蒙人、藏人信奉同一黄教，而且在满蒙贵族中实行联姻。这就是为何大清被推翻后，蒙古王公还在草原上宣誓，要为大皇帝复辟洒下最后一滴血。等到后来其中某王公和溥仪关在一起，才愤慨地说：早知道你是这种窝囊废，我当初绝不会发那个誓！
即使是在民国的混乱年月，中央政府也没有干涉过蒙古内政，无论内外蒙都享有高度的事实上的自治权。不知老毛子打进去以后，这自治权是否保留了下来？人民是否被迫改变自己的祖传的生活方式，去“组织起来”，加入集体牧庄（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苏式集体农庄的蒙古等价物该怎么说）？人民还享有原来的宗教自由、可以随心所欲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么？人民的自由到底是因那“民族自决”多了，还是少了阿？
其实我也不用说这么多，就请教你一个问题。１９４５年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最后同意外蒙独立，不过有个但书，那就是必须举行由国际监督之下进行的公民投票。这条约可是中苏都签字画押了的，却唯独没有蒙方签字，这算是哪门子的“民族自决”阿？您见过世界史上有这种“独立宣言”么？而且，您是不是应该承认，中国代表团奉先总统蒋公之命，据理力争加上去的那条但书，非常符合现代民主教义，斯大林这才无法拒绝？您能不能告诉我，尽管苏联签了字，外蒙又何时举行了那公民投票，由此取得了民族自决的唯一合法性？您愿不愿承认，中国加上去的那条但书才真正反映了中央政府对蒙族兄弟的关心，而如果斯大林履行诺言，让蒙古人民自己决定命运，则一定会使蒙古提前变成今日这样真正的独立自主国家？
我说你要真爱贵民族，不如去调查一下老毛子入侵外蒙后，和蒙奸签订的密约内容是什么。我曾看过一本家里传下来的“解放”前出的旧书，说那密约让外蒙丧失了所有的开矿权，导致老毛子从该地区掠夺了许多黄金，云云。那玩意当然靠不住，好在现在苏联档案解密，给有志者提供了查明真相的机会。你何不效法沈志华，把这问题查个水落石出？
本节乃是回答网友提问的，与全文主旨无关，算是节外生枝吧。下回书再谈正题，说的乃是毛子如何趁火打劫入侵满州，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本节说一下苏联出兵东北的事。此事大概是中国人最大的耻辱吧。青年时代我出差去东北，见到那儿巍峨的“苏军解放东北纪念碑”，心里的滋味当真是难以言状：世上居然有如此下贱愚昧的民族，在备受人家蹂躏之后，还格外虔诚地对侵略者感恩戴德，处处立起丰碑来世代纪念！
要讲的话，我转来的那帖子其实已经基本讲过了。只是一般读者没耐心看正宗学术论文，正如看《三国志》的人绝没有看《三国演义》的多一样，因此我还得“演义”一番。
我想说的是这么几条：
（一）抗日盟国包括中国在内，根本没有必要要求苏联出兵。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犯的最大错误之一。苏联不出兵，日本也会投降。
昨天的帖子已经介绍过，１９４５年，日本已经是穷途末路，全线溃退。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捷报频传，不但收复了菲律宾，而且夺取了日本所属的冲绳，自４４年美军攻占关岛后，便获得了轰炸日本本岛的陆地机场，加紧了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本舰队基本上已经被全歼，陆军也成建制地被美军歼灭。在缅甸，英军和中国远征军发动反击，迭克名城，收复大量失地，在中国战区，国军大规模反攻，收复大片河山。总而言之，日军面临的是战场上的全面失败。
更严重的是，当初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是从南洋获取战略物资诸如橡胶和石油。随着南洋的光复，日军再也无法获得这些必需物资来支持战争了。日本本土不再安全，工业生产力遭到空袭的全面破坏，光东京大火一夜就烧死了１０多万人，比广岛或长崎被原子弹炸死的人还多。日本企业与德国的构建方式不同，民间小企业加工在军工生产中起到极大作用。美国正是因为这点才滥炸民事目标，虽然非常野蛮，但也沉重打击了日本的战争工业。满州重工业基地虽然没有遭到空袭，但由于美国压倒性的海空优势，战争物资的运输也已经不再可能。情形绝望到了这个地步，以致日本媒体开始地谈论“一亿玉碎”、“竹枪抗战”，军方有的疯子甚至郑重其事地考虑全民自杀的方案（可惜没有实现，痛哉）。
倭人内部也有清醒者，知道再没戏唱了，于是乃通过苏联那“中立国家”向盟国试探，表示愿意投降，唯一的条件是保留天皇。但盟国发布了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据日人现在的说法，日本首相的评论是“默杀”，这里把倭网上拷贝下来的英文段落翻译成中文：
“日本统帅部（Japan's Supreme War Council）谨慎地回应了波茨坦
公告，以便显得日本并没有拒绝之。统帅部发布了关于该公告的新
闻，但命令报界不要加以编辑。几家报纸还是作了编辑加工。一家
报纸（the Mainichi）称杜鲁门的要求是可笑的，其他报纸则说日本
将毫不动摇地继续其战争努力直至胜利。迫于舆论压力，日本首相
不得不公开贬低杜鲁门的条件。他宣布，对该公告‘无可评论’，
用的是倭语mokusatsu。由于倭人乃是世间第一弱智民族，没有清晰
表达能力（芦按，这两句是本人夹入的私货），可以理解为‘以轻
蔑的沉默对待’，而这就是美国的理解。杜鲁门总统相信日本人已
经拒绝了他的公告。”
据留日大侠检举，倭人现在说这些，意在向世界玩悲情，证明他们本来是想无条件投降的，原爆是毫无必要的战争罪行。
对这问题该怎么看？我个人认为，倭人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民族。当时倭国既非民主国家，又不是传统帝制国家或纳粹、布尔什维克式极权国家，而是一个彻底实行了“肾上腺专政”或曰“愤青治国”的野蛮愚昧国家。在这种国家并没有一个一言而决的大独裁者，国务经常由热血青年决定，因而出现倭国特有的“下克上”的怪事。
看过日本电影《军阀》的同志想来都记得，那烂电影一开头就是军队内的爱国愤青发动的政变，暗杀了他们认为是日奸的首相，类似的事件似乎出了不止一次。不仅如此，攻占满州这种头等军机大事，竟然不是由最高层决定而是由几个中下层军官策划实行的。不但大本营事先给蒙在鼓里，而且事后从军界到政府直到外交官都让事态推着走，被动地支持认可那下层采取的“革命行动”，为此退出国联。可以想象，在那种肾上腺专制的国家，如果外相不微笑着宣布退出国联，回去等待着他的不是狂热的群众欢呼，而是少壮军人的子弹。
所以，我个人认为，虽然倭国是个众所周知、无庸置疑的弱智国家，但毕竟政府中肯定有清醒之士，上面所引的说法是可信的，但毫无实际意义，日本并不会接收无条件投降，因为那不是首相说了算的，而是“皇军要当你的家”，更准确地说，彼时倭国的当家人乃是愚民庸众的肾上腺。
因此，那原子弹是非扔不可的，即使扔下去了，如果不是倭皇断然采取非常行动，避开军方可能的拦阻，驱车直接上电台去宣布无条件投降，则倭人还要抵抗下去。倭皇之所以采取这种非常措施，平生第一次上电台讲话（据说那是倭人第一次听到他们倭神的声音，而该倭神的口音是宫廷特有的，以致臣民只能明白个大概其），而不是让内阁发布投降公告，说明他不但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更知道面临的阻力之大已经堵死了常规渠道。尽管唯一可以战胜肾上腺的法宝就是他本人，但如果他不出其不意打军方一个冷不防，则连他也未见得能拯救那下流国家。
综上所述，我认为，不扔原子弹，倭人不会投降。但扔了原子弹，倭人必定投降，因为杜鲁门在电台里咋呼，说如果倭人不投降，老美就要把这种新型炸弹成千上万地扔下去。倭神并不知道老美其实也就只有那两个已经扔了的玩意，岂敢还把民族生机押在“或许老杜不过是虚声恫吓”的猜想上去？
斯大林也同样看出这点来，知道这玩意一扔，战争也就结束了，如果他再不出兵，那就别指望趁火打劫捡洋捞了。此前他奇货可居，用出兵来敲诈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蒋经国以私人身份去见他，告诉他中国抗战就是为了收复失地，不能再为此丧失领土和主权之时，他竟然毫不掩饰地小蒋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
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
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
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但原子弹一扔下去，他的态度就完全变了。其时中苏之间的谈判还未结束，他却再顾不上和中国讨价还价，忙着出兵了。从原来“我让你来求我出兵”突变为“你不求我，我也要赶快出兵，占了你的领土再跟你订城下之盟”的策略，当真不愧是个权谋大师。
造成这千古之误，说起来还是美国的错。请苏联出兵乃是罗斯福的馊主意。中国在战争初期当然希望获得苏联援助，这种态度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都还没改变，其时国府曾呼吁美英苏同时对日宣战，但在美国开始大量援助中国后，蒋介石便改变了想法，不希望苏联参战，认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是使苏联在远东参战的计划“落空”，这都是那论文介绍过的。
这正说明蒋公的头脑清楚，处处以国家利益为念：他知道老毛子对中国怀有帝国主义野心，而老美没有类似企图，因此，过去没有盟国时，他不能不病急乱投医，但有了老美做盟国后，他当然也就不会去求那亡我之心不死的北极熊了。但问题是中国太贫弱，不是自己可以当家作主的。尽管他不愿意与虎谋皮，不幸的是老美却逼着他去这么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其实是罗斯福逼出来的。
这里面的因素很复杂。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中美进入了蜜月期，宋美龄访美获得了空前成功，《时代》杂志以老蒋的肖像为当年的新闻人物。但随着缅甸战役的失败，美国派给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其时蒋是中国战区总司令，史是战区参谋长）和蒋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史和美国务院派来的官员谢伟思等烂仔，对美国媒体大造舆论，把蒋和国府说得一塌糊涂，导致罗斯福对国府彻底丧失了信任，这才会去想到去请老毛子助阵。
蒋史之争我已经在《我们的过错和他们的过错》里约略说过，话太长，这里随便说两句。
总而言之，史向美国告的状还是有一定事实基础的：国府非常腐败；这当然是事实，连蒋纬国都承认，国府腐败是从抗战开始的，因为物质生活太艰苦了；国军军官贪生怕死，投机倒把走私无所不为，这当然也是事实。可惜他不知道，这两条都是中国特色，乃是标准的中国生活方式，无论什么政权上去全这样，如今大陆的腐败程度绝对超过国党国军。相比之下，共党官员艰苦朴素，获得了他的好感。这当然也是事实，他不知道，还在台下奋斗的政治势力，除了孙中山以及今日的“民运”垃圾之外，全都这样，否则夺不到天下。因此，他多次坚持必须把美援分给１８集团军（即八路）。老蒋当然不会同意，只有白痴才会同意这一疯狂主张。于是他就和老蒋闹得不亦乐乎，最后竟然请罗斯福出面，解除老蒋的指挥权，把军队交给他指挥。而老罗居然也就糊涂到依言行事，请老蒋释兵权。老蒋大怒，便给罗斯福下了最后通牒：立即将史召回，否则他立即和日本单独媾和。
老蒋当然是虚声恫吓，抗战胜利在望，他怎会干那种蠢事？这无非是弱国首脑摆脱一个强国派来的pest不得不用的无奈兼无赖手段罢了。老史完全不懂中国的事，才会受周恩来等人的巧妙挑拨煽动（周竟然向史说：如果你指挥中国军队，我愿在你的麾下作一名普通士兵，由你率领去打日本人），提出这种犯了双重大忌的要求来：既深深地伤害了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尊严，又引起老蒋的疑心，以为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老蒋的原话）想夺去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生命线、幸福线。
罗斯福自然不可能明白这些中国猫腻，只会从骨子里讨厌这种流氓无赖（他不知道具有一定的流氓气质乃是成为中国政治家的先决条件），竟然会以国家命运作讹诈资本。再加上“１０亿美元”的冤孽，老蒋便永远在罗的心目中成了无耻的流氓。
那１０亿美元的公案我已经约略提到过：在开罗会议上，老蒋请罗斯福提供１０亿美元的捐助。罗斯福不同意，但不好拒绝，便说他本人可以同意，但必须经过国会批准。老蒋不知道那是礼貌拒绝，又不懂美国政治运作，便以为国家元首金口既开，自然是定了的事。不料老美竟然不给钱，于是他在派远征军时便提起此事，那也是应该的──中国当时已经财政破产，顾自己都来不及，不先提供援助，哪还能去帮英国人打仗？这本是文化隔阂造成的双重误会，不幸这在老美心目中又成讹诈。
为了顾全大局，老罗自然只有召回那搅史将军（平心而论，老史还是有功于中国的，云南境内至今还留下了他指挥修筑的“史迪威公路”，当时是维持中国苟延残喘的国际大动脉，可惜他只在战前在北平上了点中国识字班，始终不懂中国人事，这才搅出那么多祸事来），派了魏德迈来接任。据廖耀湘回忆，魏对蒋毕恭毕敬，大概是来前人家一再交代他不要冒犯“石将军”（老美乃野蛮人，不懂我中华上国姓前名后的习惯，以为老蒋姓“石”名“蒋”，中名为“介”）。
因为听信搅史将军、谢烂仔等人的一面之辞和缺乏对中国国情的起码认识，罗斯福对中国有效消灭日军的能力产生了极大怀疑，这才会去打老毛子的主意。他这人比较左倾，对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危害性认识远没有美国国务院的透彻。在这事上乃是他干纲独断，如同后来尼克松绕过美国国务院去和老毛调情一般。
他主要的考虑，还是美军进攻日本本土可能招致的巨大伤亡。美军在南洋诸岛上虽然接连告捷，但按美国的高标准，人员损失属于相当惨重。特别是在攻下日本的冲绳后，守军不但“全员玉碎”，就连岛上居民也纷纷蹈海自杀。这事给老美极大震动。他们估计，照倭人这种疯狂抵抗法，真要攻入日本homeland，美军可能要牺牲一百万人。这还只是考虑了驻扎于本岛的日军，还没考虑到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据说那是皇军的精华，号称８０万人，乃是完整的战斗力最强的战略预备队。
可悲的是，那不过是个倭人编出来的神话。虽然直至今天还有日本爱国贼迷信那神话，但哪怕是在当时，真相也早就被一个美国情报人员查清楚了。他用的手段简单到不值一提：倭人既愚蠢又自信（据说他们从来不换电报密码，以为人家破不出来），竟然不对部队番号保密。那情报人员做的工作，不过是搜集了在南洋和中国战场上被歼灭的、被击溃或是参战的部队番号和指挥官名字（那时还没有电脑，乃是手工操作），发现日本的战略预备队早就用上了，所谓８０万关东军完全是个空壳子，原来的部队不是在南洋被歼灭，就是正在中国大陆和缅甸战场上苦战，中国东北完全是空虚的大后方！关东军在后期实际上是一群由满洲地区的日本侨民和公职人员临时凑合起来的乌合之众。
这位间谍查明情况后，便立即向上级报告，一直报到国务院，他不但报告了满州的空虚，指出毫无邀请苏军入侵的必要，而且强调指出斯大林早就在打远东的主意，苏联出兵必定会改变战后远东政治格局，造成红色势力的急剧扩张。因此，他强烈建议不要邀请苏联出兵。
后来事态发展证明这些预言极为准确，可惜他的报告给淹没在国务院的官僚渠道中，没能送到总统手上。美国国务院不是第一次犯这种官僚主义错误。抗战初期，陈纳德在中国实地观察了日本飞机的卓越性能，而那是当时美国飞机根本不具备的。他赶快向国务院发了报告，结果被批复：专家认为该报告描述的性能根本就不可能。
雅尔塔会议不久，罗斯福就死在任上，接替的副总统杜鲁门不久就发现了北极熊的狼子野心。因为大战行将结束，丘吉尔一直忙着和苏联划分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他曾给斯大林开了个臭名昭著的“脏名单”，把东欧和中欧那些小国开列其上。西边的小国注上“英国：１００％”，东面的注上：“苏联：１００％”，而中间的则是“英苏各５０％”，那百分比指的是英苏在该国的影响力。斯大林看了那个名单什么话都没说。丘吉尔讪讪地问：或许我该把这名单毁了？斯大林说那是他的事，于是老丘只得悻悻地把名单收了起来。
老丘后来才痛苦地发现，经过大战，英国再不是过去那个超级大国了，连外强中干都谈不上，根本没有实力来影响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沦落为二流国家，而苏联在大战中崛起为超级大国，唯一可以与之抗衡的只有美国，世界就此变成美苏两极。斯大林志得意满，岂会把一个二流国家放在眼里，去和老丘分割百分比？可笑老丘不知道帝国主义有老牌与烂污两种，竟然指望老斯那痞子会尊重一纸协议。
苏军一占领了东欧，獠牙便露了出来，波兰就是第一个被屠宰对象。网友的文字已经补充介绍了华沙起义的事，而这恰是欣赏苏联的萧大侠忽略了的。当时苏军在东线节节胜利，战线逼近华沙，波兰人民受到鼓舞，便在华沙举行起义响应苏军，解放了该城，但希特勒判明苏军只会袖手旁观，便调动党卫军部队反扑，包围了华沙，城内人民英勇抵抗，日夜盼望苏军来救，但近在咫尺的苏军就是故意按兵不动，抵抗战士终因死伤惨重，不得不投降，德军在受降后以重炮把该城夷为平地。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显示他借刀杀人的凶残面目。
等到苏军占领了东欧，便着手成立傀儡政权。波兰原有流亡政府，一直寄居在英国，流亡政府下属的自由波兰战士，和英国人一道参加了二战全程。按国际惯例，此时应该是流亡政府回去接管全国，如同后来科威特政府在傻大木撤退后回去复辟一般。
但斯大林根本不管这套，却去扶持红色政府。这对英国刺激很大──当初他们就是为了保卫波兰向德国宣战的，结果血战６年惨胜了，却连当初的波兰政府都没能保住，这让他们把脸往哪儿搁去？杜鲁门当然也看不下去，但又拿苏联无可奈何。他发现北极熊的扩张本性并不亚于纳粹，于是便开始担忧苏联会在远东也这么干，不想再请苏联出兵远东，但又不便推翻雅尔塔协议。这样，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他便向斯大林透露了美国已经拥有原子弹的消息，意在吓唬老斯，让他适可而止。
斯大林闻讯后脸上纹风不动，根本就没拿那当回事，只是淡淡地祝贺了杜鲁门一句。过后就谈别的话题去了，倒让杜鲁门暗自纳闷：只上了两年教会中学的准文盲“乔大叔”到底听懂了他的话没有？他太小看斯大林了：如果喜怒形于色，老斯早就在东方血腥政治里掉了几万次脑袋了。就连现在国内第三、四代领导那种历史上绝对不会留名的小角色都有这本事，何况是杀人不眨眼的老斯？
据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说，斯大林完全明白杜鲁门那信息的意思，因为苏联自己也早就在研制原子弹了。老斯下来后便让科研部门加紧苏联自己的研制工作。这完全是撒谎。根据《Stalin's Bomb》一书，苏联根本就没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斯大林是闻讯后才下令间谍机构加紧工作的。他们不负领袖期望，短期内就把老美的绝密偷了出来。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召集了苏联的物理学家日夜会战，给他们下了军令状。那些人日以继夜地工作，深知到期交不了货就要给枪毙，因为斯大林早就安排了第二、第三梯队在后面等着接替。斯大林的著名理论是“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当然，他自己是例外。
杜鲁门的那个消息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加速了斯大林入侵满州的准备。斯大林知道美国有了新式武器，很可能不用他帮忙了，等到原爆证实了这一点，苏联便顾不上和中国讨价还价，迫不及待地出了兵，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我转贴的论文已经介绍过，苏联出兵满州没遇到什么实质性抵抗，关东军在后期实际上不过是一群由满洲地区的日本侨民和公职人员临时凑合起来的乌合之众。４５年８月６日第一次原爆，８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出兵，１０日日本外相照会盟国，接受波茨坦公告，１５日天皇广播投降大诏，同日关东军决定“谨依圣旨，立即停战”，１７日正式向苏联远东军提出停战交涉，但苏军却拒绝停止前进，原地受降，却在１８日至２０日之间短短的两三天里，依靠空运部队和地面快速先遣部队相继抢占了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长春、沈阳、承德、旅顺、大连和平壤。在整个“战役”过程里，苏军仅消耗炮弹36.1万发和子弹102.37万发。俘虏日军59．4万人（也就是开不到两枪就能俘虏１人），击毙的只有8．3万人(日本资料统计约2．1万人)，己方阵亡则仅仅8219人。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未见过如此便宜的“大战”。如果关东军真是日本爱国贼至今歌颂的“皇军精华”，则苏军应该是天兵天将才可能实现这种奇迹。
网上还有人再度出来奋勇搞笑，告诉我，如果苏联不出兵，那么满洲国至今还是独立国家。满州国军有４０万之众，要知道该军队有多厉害，只需看看林彪的四野就行了，国军根本就打不过，云云。
这些人在网上的分工大概是娱乐大众，他们居然也就不知道战后归还东北是该会议的决定，更连《我的前半生》都没看过。居然会以为“满洲国”乃是可以脱离日本而存在的一个独立国家。
那书上说得清清楚楚，天皇大诏一下，溥仪的“御用挂”便请他签发退位诏书，此后又想把他弄到日本去，还没来得及逃便被苏军俘获了。如果苏联没有出兵，则溥仪无非是走近路逃到东京法庭上去而已。当然他个人结局会好得多（光那些国宝就够他受用的，ＮＮＤ），不过只有胡话大师、大众笑柄才会以为在元首退位并上了法庭、政府逃散之后，那“满洲国”还会存在下去。
最搞笑的还是这家传的“左右互搏术”。听他那意思，似乎苏军替中国人歼灭了伪满洲国军，扳倒了满洲国的武力支柱。既然如此，请问林彪的四野是哪儿来的阿？难道使用的是死魂灵，ghost troops？
这位网友这里暴露的，除了他个人特有的思维错乱之外，更是中国特色之一的直线思维。文革期间我看《美芹十论》，见辛弃疾花了很多篇幅去讨论所谓“势”，觉得很有意思。等琢磨明白了后才想起来老毛在毛选四卷里做的算术题有多可笑：记得他先给出了国军共有多少师，然后再给出共军每年能歼灭国军，最后算出需要多少年才能把国军全部消灭，“解放”全中国。
后来我发现这种直线思维在国人中非常普遍，他们只看到人员数字，看不见无形的“势”。不明白这点，就永远不会明白为何许多强大国家在仍然保有强大实力时会突然垮掉，例如德国在一战结束时军队并没有受到毁灭性打击，军队都驻扎在国外，战争根本就没有打到德国境内，但旦夕之间也就分崩离析。国府垮杆又何尝不是这样？后来共军根本也就用不着把最后一个国军士兵干了，国军衰弱到一定程度便会自动发生“山崩”。
用现代话语来破解，所谓“势”乃是许多因素的复合函数，它包括战略态势、兵力、国民经济、士气、军民耐受力等等。如果交战方战略态势、兵员、装备、国民经济、军民耐受力弱化到一定程度，便会到达士气的全面断裂点（breaking point）。一旦到达这点，哪怕你还拥有相当强大的武力，大局仍然要在短期内不可逆转的崩坏。只有马弟弟才会看不见这些，作出“战胜日本＝打光日本全国人口”的惊人公式来。也只有他才会以为满洲国在大势已去之后尚能幸存下来，如同盼望大树倒了，鸟儿还能在其上的雀巢里平安孵卵。
总而言之，抗日盟国邀请苏联出兵，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后患无穷，因此改变了相当大比例的亚洲人民的命运。这错误是政治家的短视造成的。罗斯福对北极熊烂污帝国主义本质缺乏认识，受了美国实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更缺乏对俄国历史的认知，这才犯下了这千古大错。
罗斯福不知道，苏联之所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拒绝蒋介石的请求向日本宣战，是因为他在西线吃紧，朝不保夕。一旦解决了生存危机，消灭了德国之后，他必然会转而向东，去和日本算清日俄战争留下来的宿怨，改善苏联在东亚的战略态势，完成先辈遗志，向满州和朝鲜推进，为苏联海军谋取温水港。所以，即使想求苏联帮忙，也该让穆罕默德走向大山，而不是让大山走向穆罕默德，也就是故意装出不想让他染指的模样来，反倒刺激得他来求你，而这就是斯大林玩弄盟国特别是中国代表团的拿手好戏。其实谈过恋爱的同志都该知道这把戏，马克吐温早就在《汤姆沙耶历险记》里教唆过了。
杜鲁门的错误，乃是在察觉北极熊的狼子野心之后，应该毅然决然地毁约，该约的前提是必须中国同意，他可以以此为借口，告诉斯大林因为中国不同意，美国无法再维持雅尔塔协议的承诺。更不该用美国已经制成原子弹的消息去吓唬老斯，反倒刺激他加快了入侵准备工作。这样等到原子弹扔下去后，斯大林知道厉害，未经美国同意，便很可能不敢贸然兴兵。
作为仰承他人鼻息的弱国，中国政府倒没有多少选择。老蒋如果拒绝雅尔塔密约规定，势必要得罪美国，这是他不能承担的风险。在与美合作过程中，他唯一强项的一次就是要求罗斯福撤回史迪威，但那不仅是为了捍卫他的权位，也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中国军队岂能由一个鬼子指挥？而且国军只听蒋的话，岂会听老美的号令？如此胡来，势必造成大乱，比后来李宗仁取代蒋公造成的灾难还更严重。但这次毕竟只是牺牲外蒙以及东北的有限权益。他痛苦地权衡再三后决定吞下那苦果，其实是弱国之君必然经受的悲剧。命运待他还算仁慈的了──如果美国是英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怕美援的代价要沉重得让他变成又一个“卖国贼”。
尽管没有多少选择，我觉得，国府仍可使出由晚清外交官发明、由国府继承并熟练使用的弱国外交艺术──拖，换言之，在国力贫弱时绝不和强国谈判主权和领土问题，更不要签约，而是千方百计拖下去，并不放过任何一个国际场合宣称对争议领土拥有主权。从这个角度上看，老蒋本可以对美国阳奉阴违，迟迟不派出代表团，迟迟不签字画押，拖到杜鲁门心生悔意时，那就不会再有得罪美国之虞了。老蒋没这么干，说明他本人对关东军实力缺乏了解，对北极熊本性认识不足，内心还是希望得到人家相对慷慨的援助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也有错误。
但话再说回来，弱国无外交。哪怕老蒋使出拖字诀来，在谈判中不同意所有条款，无休无止地扯皮扯下去，那又便如何？正如后来事态发展表明的，斯大林根本不在乎是否获得中国人的批准。他照样会抢着出兵，照样会占领东北与北韩，照样会逼着中国政府签订城下之盟。爱你喂，弱国遇上了这种恶邻，也确实没有什么人为努力的余地。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未便苛责先贤。
（二）斯大林挥师入侵满州是完成沙皇遗愿
我在前文强调指出过，帝国主义百年侵华史，基本上只能落实到两家烂污帝国主义头上，那就是俄国（苏联）和日本。现代史上的中国内战和骚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这两家烂污帝国主义搞的代理战争，如同阿富汗内乱是美苏两家的代理战争一般。这在我看来是个很重要的观点，以此观点来透视中国近现代史，基本上可以得到验证。
鸦片战争后，中国变成了列强的侵夺对象，但英法胃口有限，主要目的还是想在中国做生意发财，俄国则完全不同，蓄意将版图向南扩张。１８６０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老毛子趁火打劫，威胁逼迫主政的“鬼子六”恭亲王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抢走了由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的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１１０万平方土地。老毛子由此获得了海参威，将其建为军港，由此在远东获得了一个重要港口。但该港口还是个半温水港，仍然有冰冻季节，不能完全满足北极熊的要求。他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就是一个终年不冻的温水港，以支持他们贪得无厌的扩张本性，东北全境自然成了他们的并吞对象。在这过程中，便和同样在打中国东北主意的日本迎面相撞。
１８９５年中日战争以中国惨败结束，日本人狮子大开口，要求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中国被迫同意，但老毛子早在打东北主意，岂能坐视？于是便拉上法国和德国，搞了个“三国干涉还辽”，逼迫倭人把辽东吐出来。倭人那阵还很弱，不敢强项，只好同意，另增“赎辽费”作为补偿。
倭人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因为自己毫无发明创造能力，只好借用中国勾践的典故，朝野相约，发誓“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果然在十年后如愿以偿报了仇，这是后话，不题。
俄人不但带头加入“三国干涉还辽”，而且帮助中国偿还马关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由法俄两国银行借给中国４亿法郎，年息４％，帮中国偿清第一期赔款１亿两白银。
中国国难当头，忽得此“伸张正义”的强援，自然朝野上下心怀感激。李中堂虽知毛子心怀叵测，一直在窥测中国东北，但他深引马关条约为奇耻大辱，又深知中国腐败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光靠一己之力无法对付虎视眈眈的日本人。于是便借１８９６年赴莫斯科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大典之机，和俄国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中俄密约》，主要条文如下：
一、日本如侵略俄国亚洲土地，或中国土地，或韩国土地，中俄两国联合军事行动，共同抵御。
二、中俄两国如与日本发生战争，则两国中任何一国不得单独与日本议和。
三、中俄如与日本作战，则中国所有口岸，必要时得许俄国军队或兵舰入驻。
四、为俄国将来运输便利，允许俄国在中国境内建筑铁路，得穿过黑龙江与吉林地方以连接海参威（时俄国之西伯利亚铁路方建至外贝加尔，有此横纵铁路可缩短五百俄里）。为避免俄国政府侵犯中国土地主权，此项铁路，由中国交由中俄两国合组之银行代理建筑。
五、条约以十五年为限。
此后中国又与俄国在１８９８年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拱手将自己斥巨资建造的第一流军事港口旅顺港和大连市“租借”给俄国，为期２５年，该约还规定俄国获得延伸中东铁路到旅顺的权利。
这“中东铁路”就是上述中俄密约第四条规定的产物，又称东省铁路、东清铁路，中长铁路等等。密约签订后，中俄合资成立“华俄道胜银行”，中方出资５百万两白银，约占１／３股份，但主权全部操于俄人。更出奇的是，该银行有代中国征收税收、经营国库有关事业、铸造货币、布设内地铁道电线之权。在东清铁路开始修筑后，中国政府又和道胜银行联合成立所谓“东清铁道会社”，订立了“东清铁道会社条约”，规定东清铁道的建筑经营与管理之权利，注明东清铁道自筑成开车之日起，八十年内由会社管理，一切利益归会社所有，八十年后则无条件交还中国政府。
１８８７年至１９０３年期间，俄国根据上述条约，先后修建了由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与俄国境内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旅大租地条约》订立后，又修筑了哈尔滨经长春、沈阳到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即现在的滨满线（哈尔滨─满洲里）和滨绥线（哈尔滨─绥芬）。长春以北的中东铁路后来又改称“中长铁路”，而以南的铁路（长春－沈阳－大连）又称为“南满铁路”。
由主线和支线组成的中东铁路全长２４３７公里，经过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俄国人享有沿线两旁几十里的地区的行政权、司法权和一系列经济特权，致使这铁路成了特殊的国中之国。俄国人不但借此控制了整个北满，控制了纵贯东北的大动脉，而且将这柄一杆子插到底、直逼关内的利剑变成了具有几十里宽度的俄国“飞地”。一旦有事，则俄国既可从西伯利亚铁路运兵直抵旅顺港，也可同时从海参威从海上运兵到旅顺，正是所谓“水陆并进”。整个关外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这种巧妙侵略中国的高招，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还从未使过。
平心而论，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之中，老毛子乃是最狡猾的，花的代价最小，斩获最丰。光在勘定国界时，他们的花招就是一套又一套层出不穷，包括贿赂朝廷大员，欺中国官员没文化，画假地图欺骗他们。烂小说《孽海花》上就讲过这事：赛二爷赛老板的先生状元公在新疆伊梨（下为牛，ＮＮＤ，新版南极星真烂）和毛子勘界订约时就吃了这哑巴亏，全靠曾文正公之子曾纪泽去折冲樽俎，改约成功，才收回了一点点被老毛子不费一枪一弹骗去的土地。过往一个多世纪，中国人从来是被老毛子玩弄于股掌之上，当真是愚不可及还要以为聪明才智天下第一。
到了这地步还不够。１９００年拳匪作乱，祸国殃民，慈禧太后误听谎言，以为列强要逼迫她归政于光绪，竟尔向万国宣战，并践踏国际公法，出动暴民和正规军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连对中国从无帝国主义野心的老美都不能不出兵解救本国外交官员。老毛子趁机加入八国联军，出动大军占据了全东北，在庚子条约签订后还赖在东北不走，并派兵向朝鲜推进，企图把朝鲜也吞并了。
这触怒了早就对沙俄扩张不满的日本，“日露战争”（此乃日本爱国贼使用的倭语）就此爆发。日人偷袭了旅顺港，使用沉船把俄国太平洋舰队困在港口里，又从陆路夺取了旅顺港的制高点，并在海上重创从欧洲远道赶来增援的俄国舰队，使之投降，获得“完胜”（这也是日本爱国贼在中文论坛上使用的倭语）
此后日露双方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条约将旅顺、大连地区和中东铁路长春以南支线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朝鲜和中国东北南部划为日本势力范围，库页岛北纬５０度以南地区割让给日本。俄国势力从此退居中国东北北部。从此，露倭双方在中国东北获得均势，长春以北姓露，以南姓倭。
有趣的是，上引中俄密约第一条规定“日本如侵略俄国亚洲土地，或中国土地，或韩国土地，中俄两国联合军事行动，共同抵御”，可日露战争就在中国境内爆发，日本人不但侵略中国土地，而且侵略韩国土地，按理中国应该和俄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但中国政府却非常明智地宣布中立，毛子也没有计较，这说明他们根本也就没指望中国的军事合作，那密约只有一条是真的，就是修建中东铁路。
待到露斯爆发十月革命，俄共政府在革命初期的纯洁的革命热情驱使下，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和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赢得轻信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感激涕零。
可惜革命党很快就变成了执政党，纯洁的意识形态迅即为国家利益考虑取代。毛子很快就发现中国处于内乱之中，要充当“为被压迫民族打抱不平”的国际大侠，什么好处都没有，不如趁乱为自己捞取好处，不拿白不拿。
外蒙发生的事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当时俄国内战，被红军在远东击败的白“匪”逃入外蒙，从那儿不断出击，骚扰破坏西伯利亚大铁路，该线是俄国维持远东生存的战略铁路。因为不便越境追击，苏俄政府便照会中国政府，请求派兵清剿。
北洋政府于是派兵去清剿，却被白军打得大败。毛子一看不行，干脆撕下外交面具，直接挥师进入外蒙，在剿灭了白军之后，顺手便建立了傀儡政权，在原始游牧社会里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来。
这事或许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１９４５年他在和中国谈判签约之时，蒋经国和他有这么一段对话：
【我（蒋经国）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
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
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著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
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
没有什么比这段对话，更能暴露俄国从革命意识形态外交走向出自国家利益的强权外交的过程了。
总而言之，在掠取外蒙后，老毛子从此改用“革命两手策略”，即一方面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不管它是北洋还是国府，尽可能利用实力外交榨取“合法利润”，一方面扶植在野革命党，以此威胁政府。
这一套手法在抗战行将结束、中苏双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使得最为炉火纯青。斯大林竟然在谈判中打“ZG牌”，威胁中国代表团说，如果不乖乖屈服，他就要支持ZG推翻国府，吓得国府代表终于签了字。这是后话，不题。
１９２４年，苏联和北洋政府（其时似乎是吴大帅当家，该同志虽是军阀，却远比后来的国共两党爱国，而且人家实行的是学者治国，任用职业外交官办理外交，这一点倒是为国府继承了，可惜后来ZG则完全是搞痞子外交，到现在也没到北洋水平），签订了《中苏协定》。
中国先后和苏联订立过４个条约（最近和俄罗斯签订的密约至今不知内容，这里不讨论），即北洋政府在１９２４年签订的《中苏协定》，国府在１９３７年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１９４５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ZG在１９５０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四个条约全是不平等条约，但比起来，北洋政府签订的《中苏协定》是丧权辱国程度最轻微的一个。我已经在前文介绍过，该条约第五条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这一条，继任政府无论是国是共，统统没有做到。
关于中东铁路，北京政府签订的《中俄协定》规定是，该线由中俄两国共同经营，算是为中国争回了点权益。可协定签订不久，苏俄代表加拉罕又与张作霖密订奉俄协定，使得苏方全部控制了人事权和财政权。
此前苏联斥重资扶持国民党，意在打代理战争，用来抗衡他们认为是日本代理人的奉系军阀，但老蒋羽翼丰满后便过河拆桥，清党抗俄，驱逐了俄国顾问，使俄国投注在国民党身上的几百万金卢布统统扔进了水里。不仅如此，老蒋北伐统一中国后，张少匪毅然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全境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老毛子本来就对此怀恨在心，少匪还不顾实力去刺激赤色帝国主义，１９２９年，他下令收回东北中东铁路，解除了中东铁路所有俄籍人员职务，并下令搜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的苏联领事馆，查获大量苏俄颠覆中国政府的罪证。
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３日，苏联向少匪和南京国民政府同时下了最后通牒，要求立刻会商解决有关中东铁路的一切问题包括俄籍人员复职问题，并废除中国所发布有关中东铁路的一切法令。７月１７日，在中方拒绝苏联最后通牒后，苏联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７月２０日，中国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１０月１２日，苏军大举进攻黑龙江省的同江，扎兰诺尔和满洲里相继失陷。１１月２６日，张少匪不得不接受苏联条件，战事结束，中东铁路再度回到苏联手中。
此后便是９１８事变，日露战争制造出来的露倭均势，亦即北满姓露，南满姓倭的南北朝局面就此打破，东北从此全境姓倭。老毛子正值欧洲有事，无暇东顾，终于于１９４１年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索性把中东铁路的北段（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长铁路）的大部分卖给了倭人。
由上叙述可知，俄国（苏联）一直是日本瓜分中国的竞争对手。先是俄人得手，不战而掠人之土，囊括了东北，霸占了旅顺口，还修建了从满州里直达大连的中东铁路。此后日本人以血战虎口夺食，从老毛子手里抢去了中东铁路南段（即长春以南的铁路，后称南满铁路）和旅顺口。此后又从事杀父大仇如父的孝顺的张少匪手中“和平接管”了东北全境，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导致中长铁路变成了被日本势力全面包围的“一线天”。
须知日本人可不比中国人，当初成了插入中国心脏的利剑的中东铁路，如今却变成了虎口中随时可能被吞下的肥肉。形格势禁之下，毛子不得不忍痛把中长铁路的大部分卖给了倭人。
露人两次栽在倭人手下，这在俄国扩张史上，还是少见的重大挫败。俄国人从来没有忘记这一奇耻大辱，于是在国力强盛之时，他们便要报仇雪耻了。对这动机，国内学者写的那篇论文分析得清清楚楚（芦按：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自作主张地将原来整段文字分成几段，但毫未改动原文）：
【……苏维埃俄国对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受的“耻辱”却一直
刻骨铭心，而且渴望通过战争收回俄国在远东失去的一切。对于这一点，
斯大林几乎是直言不讳的。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曾几次或明或暗地
对美国提起沙俄在远东的权益，并表示苏联对远东是有“政治要求”的。
苏联国内的舆论工具也开始配合运作：一本回忆日俄战争的小说《旅顺口》
在1944年10月，即雅尔塔会议前夕，成了苏联的畅销书。“所有读了这本
大部头小说的人，都有身临其境参与了40多年前的事件之感”。[5]
随著战局的明朗化，在决定远东未来命运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谈到中东
铁路和南满铁路时，便明确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出，这些曾是沙俄的权益。
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写明：“恢复1904年日本
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6] 尽管这个协定是一年以后
才公布的，但对于苏联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实质问题，人们在当时也不乏认识。
捷克斯洛伐克驻英使馆的一位官员就曾指出：“苏联的愿望是要一雪日俄战争
中所受的屈辱，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在满洲的一切权力和利益。”
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和驻英大使顾维均也都认识到苏联在雅尔塔要求的实
质问题是“由苏俄恢复帝俄在满洲的权益”，“而这些权益都是由于1904年
的日俄战争而丧失了的。”[7]
日本投降以后，苏联更是理直气壮地把对日宣战和日俄战争联系在一起，
不仅苏联报刊反复强调这一点，[8] 而且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当天
的演说中也特别提到日俄战争的问题。斯大林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
的污点，而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
等了40年”。[9]
斯大林演说之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还率领第一远东方面军
司令梅列茨科夫、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一级空军元帅诺维
科夫、空军元帅符加科夫、炮兵元帅切斯哈科夫等于9月6日特意前往旅顺，
拜谒了日俄战争中在旅顺要塞战死的帝俄官兵公墓，在墓前敬礼并献花圈。[10]
这次意味深长的举动进一步表明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真实目的。 】
基于这些证据，作者作出了不可辩驳的结论：
【以上情况显而易见地说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战略目标不是摧毁日本
的军事力量，甚至也不仅仅是如日本研究者所说的报复心理，而是要恢复
沙皇俄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11] 虽然这一目的只有
在打败日本，而且必须通过苏联自身参战打败日本以后才能实现。正因为
如此，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可以被认为是苏联远东战略的既定方针。 】
我个人对此可以补充的是：作者在此提到的“大部头小说”《旅顺口》，曾在５０年代翻译成中文，我在少年时代看过，确实是民族主义煽情之作。我至今尚能记得，该书封底是苏联国旗高高飘扬在旅顺口，下面是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哨兵，象征着４０年之后，俄国人终于尽雪“国耻”，旅顺口再度回到苏联人民手中。
不仅如此，当时连中国人都跟着苏联人唱“爱国主义进行曲”。我本人在５０年代读过某本劣等国产长篇小说（记不住名字了，似乎是《烈火金刚》，似乎又不是）。那上面竟然虚构了一个无耻情节：日露战争期间，东北某贫农家庭救护了一位受伤的露军士兵，那士兵告诉他们，是沙皇和无能的将军导致勇敢的俄国军队打了败仗，他临走前向那家贫农高呼：记住，俄国人是永远不会屈服的！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
综上所述，苏联出兵完全是为了洗雪国耻，实现沙皇遗愿，把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远东。当然，有人或许对此不服，认为这是“假相而非真相”，那就请这些同志停止喊口号搞大批判，拿出实在的材料来，推翻上述论据、特别是国内学者提供的证据。
（三）苏联借出兵对中国肆无忌惮地敲诈勒索
前文已经说过，太平洋战争一爆发，蒋介石就向苏联建议对日宣战，但此时苏联正陷在对德战争危机中，自顾不暇，岂敢两线作战？斯大林乃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老蒋的请求：“我再一次真诚地希望阁下不要强求苏联立即对日宣战。”
但转危为安之后，斯大林就把眼光投向远东了，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斯大林向访问莫斯科的美国国务卿表示：“苏联政府研究了远东的局势，并通过了决议，一旦同盟国打败希特勒德国，欧洲战争一结束，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请赫尔把这一段话作为我们的正式立场转告罗斯福总统。”
这是苏联政府第一次正式主动表示愿意参战。相比之下，老蒋只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请求过一次苏联参战，美国则从未主动请求过，尽管他们非常盼望苏联参战。
因为苏联主动请战，丘吉尔便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召开的德黑兰会议期间，试探了斯大林的参战条件。老奸巨猾的斯大林只是说苏联到时自然会提出条件来，但还是暗示了旅顺口，诉说了老毛子的“不冻港”梦，说苏联在远东没有一个完全不冻的港口，海参崴只是一个部分不冻港，而且处在日本控制的海峡包围中。罗斯福生怕苏联不参战，于是便代中国作主，提出大连可以改为自由港，而中国人会喜欢这主意。
待到１９４４年１１月，苏联便背着中国，开始向老美提条件。次年２月，雅尔塔会议召开，条件终于在大国之间敲定，雅尔塔密约于１１日由英美苏三国签订，条约如下：
“三强领袖──苏俄、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获致协议，在德国投降后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之二或三个月内，在下列条件下，苏俄应即参与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
一、外蒙古现状（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保持。
二、因日本在一九○四年之后，而被攫夺之俄国原享权益应予恢复，其中包括：
１、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岛屿，将交与苏俄。
２、大连商业港，列为国际港，苏俄在该海港内之特别权益将予保护。苏俄并得恢复租借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
３、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将由中国及苏俄合组之机构共同经营。三国同意，苏俄之特别权益，应予保障。中国继续保持在东北之完整主权。
三、千岛群岛将割让交苏俄。
三国并确认对上列外蒙古、海港及铁路之各项协议，须征求蒋介石主席之同意。罗斯福总统在斯大林元帅之建议下，将设法获取蒋主席之同意。三强领袖获致协议，在击溃日本之后，苏俄上项之要求，将毫无疑议地得以达成。
苏俄表示乐意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协定，俾得以武力协助中国自日本压迫下求解放。”
第一条说的是“维持外蒙现状”，那“现状”是什么呢？根据１９２４年签订的《中苏协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自从该协定签订之后，外蒙的状况从未改变过，所以，那所谓“现状”也就只能是１９２４年的原状，亦即由苏联驻军控制，但中国在理论上享有主权。
第二条开宗明义就说明，苏联出兵是为了抢回因日露战争而丧失的在华特权，可以看成是日露战争的继续，那当然只能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掠夺落后国家引起的狗咬狗，而苏联据说乃是世界上第一个废除了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
该条与中国有关的两款特别出奇：旅大乃是中国城市，先失于俄，后失于倭。但当初满清和毛子在１８９８年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规定，旅顺港和大连市“租借”给俄国为期仅２５年，就算你要收回沙俄帝国主义在中国获得的特殊权益，那租借也就早过期２２年了牙？还有脸提那碴？
那中东铁路更是扯淡。前文已经介绍过，长春以北的中东铁路大部分都让老毛子卖给日本人了，以南的所谓南满铁路则在日露战争后被倭人抢去。两者都算日本人的财产。如今日本战败，当然理应由中国收回，老毛子怎么能把已经卖出的东西再收回一次？
日本战败，中国是主要参战国，血战八年，牺牲无比惨重，反倒无法收回失土，要将其奉送给最后几天才参战的老毛子。这不是比一次大战结束后中国受到的不公对待更屈辱万倍么？
一战中国虽名义参战，其实毫无贡献，只不过是向劳力紧缺的欧洲输送了点劳工而已。战后本该收回德国人占领的青岛，凡尔赛和约却将其转送给日本，因此在中国激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但和二战结束中国蒙受的领土牺牲比起来，那事根本就无足挂齿。更屈辱的是，一战时中国代表好歹还参加了巴黎和会，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而雅尔塔会议中国根本就不得与闻，全是大国在背后作的交易，以致老蒋不能不命令驻英、驻美大使去打听，当真是丢脸之至。
因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公布后，全国自发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苏抗议和示威。这爱国运动和五四毫无区别，却又为何从未见诸当局出版的教科书？当局无耻“默杀”这场范围、规模和声势远远超过五四运动的爱国运动，还有什么资格冒充“民族英雄”？
与苏联坚持帝国主义行径形成鲜明对比的，乃是二次大战后，西方列强纷纷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将租界退还给中国，并由老美带头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条约。就连最顽固的大英，也在口头上同意归还香港，尽管后来未成事实，但人家毕竟还不敢像苏联那“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明目张胆，把恢复已经丧失的沙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要求，公开写在国际条约中！
不仅如此，虽然斯大林在中苏会谈开始时就提出只能按雅尔塔密约谈，但他们连那密约都不尊重。我已经在旧作里引用了沈志华的文字：
【而实际上苏联重新提出的条件与雅尔塔协议有很大差别：
(1)关于维持外蒙古的现状，苏联的理解是承认外蒙古独立，
而中国的理解是外蒙古虽然当时实际上是独立的，而且那里
只有苏联军队，而没有中国军队，但在法律上中国还是宗主国；
(2)关于旅顺和大连，不只是港口的问题，还加上了“陆地
和邻近海域”的内容，旅顺、大连周围地区虽由中国的民政
部门管理，但管理人员的挑选却要由苏联批准；(3)大连城市
由中苏共管，大连港口要成为中苏专用的海军基地，而且由苏联
管理；(4)旅顺港虽由中苏共同使用，但苏联想获得行政管辖权；
(5)中国必须同意建立一个为期40年的中苏联合委员会管理满洲
铁路，而且委员会负责人、经理以及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必须
是苏联人。[24] 】
自从美国开始大量援助中国后，老蒋便对苏联敬而远之。这原因是两重的：第一是他从亲身经验里知道苏联乃不折不扣的赤色帝国主义，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第二当然就是赤化问题。当时华北都已经基本赤化，红色势力空前壮大，他就算再笨也看得出来，战后赤化必然成为最大的灾难。
因为这考虑，他根本不愿意苏联插进来。但自史迪威事件后，中美关系一落千丈。美国对国府的战斗意愿和能力基本失去了信心，巴不得把苏联拉进来。雅尔塔会议刚开过，老蒋便命令驻英美大使打听，从驻美大使魏道明那儿获得了罗斯福本人透露的消息。老罗并且还说，虽然这事得由中国作主，但他本人倾向于满足俄国人的要求。
既然如此，老蒋也就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最终决定放弃外蒙，但在东北问题上力争。可惜他有个七寸捏在斯大林手上，那便是“中共牌”。
斯大林与其他老布尔什维克如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一个重大区别是，那些人还是革命家，“国际主义”的马克思教条还对之有影响。而长期执政早就消磨了斯大林可能有的革命家情怀，使他彻底变成了新沙皇。各国***不过是他用来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工具，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一点都不含糊。过去在被西方围困时，他不遗余力地支持西方国家的共党捣乱，随着二战导致的苏联和西方的和解，他的态度也改变了。１９４３年，他应西方要求解散了共产国际，战争临近结束时，他曾亲口向丘吉尔保证，此后绝不会再支持欧洲共党闹革命。但后来冷战爆发，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政策，成立了“***情报局”来代替解散了的第三国际，再度输出革命。
但只有在中国，他搞的这一套才最成功。世界历史上大概再没有使用第五纵队如此成功的第二例，靠代理工具运作，竟能全然拨转外国政府甚至全民运行的大方向。
抗战爆发前，他急于摆脱两面受敌的困境，利用中共先制造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后又迫使国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与日本开战，使得苏联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逃脱了战祸，把祸水引到了中国人民头上。血战八年后，他又再度利用中共向国府施压，把我党当成了他强迫中国政府接受不平等条约的有力讹诈手段。
正当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苦争之际，波茨坦会议召开，会谈只能停下来，为之让路。此时杜鲁门当了总统，原子弹实验成功，不再想让苏联染指远东，但又不好变卦，于是便告诉中国，雅尔塔会议说的是大连可以建为自由港，并没有说让它变成苏联的军事区或海军基地，要中国据理力争。有了美国支持，中国代表团便在恢复会谈后据理力争下去。
可惜老奸巨猾的斯大林一看事情有变，日本马上就要投降了，便立即从原来的“让你来求我出兵，以此迫使你接受我的条件”迅速改为“我先出兵占据东北，再以此讹诈你，逼迫你签订城下之盟”的战略，不等双方达成协议，更不待中国邀请，立即就在原子弹爆炸后两天出兵，迅速占据了东北全境。
此时国府手上就再也没牌了：苏联１５０万大军占领了东北，请神容易送神难，如果不迅速签约，限定苏军撤军期限，并对其行为加以约束，只怕东北要让他们永久盘踞下去。更严重的是，华北已经沦共，如果苏联把中共放进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很可能东北和华北会联在一起，再度打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招牌来，使整个北中国“外蒙化”。
斯大林看穿了国府立场的虚弱，在８月１０日干脆对宋子文把窗户纸挑破了：“中国最好快些达成协议，不然的话中国***将要进入满洲。”
就这样，蒋介石万般无奈地批准签约，换来了苏方“只将东北交给国府接收”的金口玉言。斯大林还对国府代表信誓旦旦地保证：“至于中共，我们不支持他们，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众所周知，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这种情况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清楚的。”他还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并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中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规定：缔约双方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家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在此次对日作战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缔约双方下与日本单独谈判或签订协定、和约；缔约双方之一方不参加任何反对对方之同盟和集团；等等。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签约同一天，日本已经决定投降，而该约还空谈什么“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
对于外蒙古，中方被迫宣告：“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对于中东铁路，中方被迫同意：“日本军队驱出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对于旅大问题，中方被迫接受：“大连为一自由港，但该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半，及指定码头与仓库，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三十年；苏联有权在除大连市以外的旅顺港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并以其为海军根据地，期限定为三十年。”
中国近现代史上，还从未见过如此耻辱的不平等条约。比这更严苛的不平等条约多的是，但那都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弱肉强食高潮之中，中国战败被迫签订的，而这条约却是在世界已经进入后帝国主义时代，中国血战八年成了战胜国，西方列强为了尊重承认中国的功绩，纷纷宣布废除在华特权的同时签订的！不知道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为何不把这国耻列入宣传内容？
对这条约的本质，斯大林心中雪亮。在中共行将夺取全国政权之际，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亲口承认，那是“不平等条约”。他没说的是，他之所以能强迫中国政府接受这不平等条约，靠的不光是中国的外患，更是内忧，而后面这点才是真正该让每个中国人为之心碎的。
（四）东北被抢空了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根本没有什么工业，有的无非是“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而已。事变后，日本人从张少匪手中和平接管了东北，便对这帝国大后方投注了大量心血，把它建成了帝国的重工业基地。客观地说，倭人对这半殖民地花的心血和注入的资本，似乎远远超过了殖民地台湾和朝鲜，以致即使到了今日，东北也是全国铁路网最密集的例外地区。不仅如此，鞍钢、抚顺煤矿和小丰满水电站都是当时在东亚数一数二的大企业，为支持帝国的战争努力起到了巨大作用。
老毛子早就对此垂涎三尺了。在全面占领了东北后，立刻便开始抢劫，把工厂矿山的设备拆卸下来，运回国去。其时国府派去接收的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等人发现了这问题，便让老蒋派去专门和毛子打交道的蒋经国去跟毛子交涉。蒋找到苏军统帅马利诺夫司机元帅，马却说，那是战利品，谁出钱，谁点菜，把战利品抢回国去乃是天经地义，狼吃羊是应该的，有利于羊的生存。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前，斯大林曾对中国代表团含混不清地提了一句“战利品”，但宋子文请他澄清那是什么意思时，斯大林又支吾过去了。国府中谁也没想到，世上竟然会有人把盟国的财产当成“战利品”，光明正大、理所当然、星夜加班抢回国去！
蒋经国等人于是多次向马帅抗议，但羊的抗议能对狼有什么影响？不管蒋等人说什么，马都坚持获得战利品乃是天经地义。于是，日本人惨淡经营了１４年的东北重工业基地便遭到全面系统的抢劫。据蒋的随员发表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上的回忆录，当时丰满水电站有六套大型发电机组，发电量在东亚首屈一指。据管理的日本工程师介绍，那发电机日本人自己都没本事制造，是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进口的。老毛子连发电机都有本事抢去四套，只留下两套维持供应东北全境的照明用电。那倒不是他们发善心，而是如果把那两套也拆卸了，则东北全境必然陷入黑暗，连他们自己也要受影响。
不会直接影响民生的工矿企业就没这种好事了。鞍钢当时是东亚首屈一指的钢铁企业，毛子把那儿所有的机器、甚至连平炉、高炉都拆卸下来运走了。毛子走后，中国人最后去接收时，日本工程师对中国人说，鞍钢以后只能用来种高梁了。
以后，历史竟然被无耻篡改，把这说成是日本人的破坏。那“鞍钢以后只能用来种高梁”的日本人语录，被用来作为日本人破坏的证据，反复出现在５０年代的宣传物中。就连小学教科书吹捧“劳动英雄老孟泰”的课文里都有。以致我一直以为日本人在投降后进行了大规模破坏，直到８０年代在王府井书店站读《全国文史资料选辑》才明白了真相，其间被欺骗竟长达３０多年之久！
苏联到底从东北抢走了多少“战利品”？据司徒雷登提供的数字，当时苏联在中国东北拆走的工业装备“价值二十亿美元”；（见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页），国内学者沈志华的论文给出了这样的数字：
【后来，虽然在国际干预和中国舆论的压力下，苏联军队于1946年5
月撤出中国东北，但在这个期间，苏联还是运走了大批的工业设备和
其它资产。对于这批资产的估计，有很不相同的统计数字。
据当时国民党接收官员尚传道回忆，1946年3月国民党当局曾编制了
一份统计材料交给联合国调查团，该材料估计苏军运走的全部资产
总值约100亿美元。[21] 但1947年初苏联《消息报》声称，苏联从满
洲运走的设备价值仅有0.97亿美元。统计数字相差如此之大，恐怕
是双方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在设备估价、汇率计算、统计范围等方
面存在极大的差别。比较可信的是联合国调查团1946年12月报告的
估计：苏联占领期间满洲的经济损失达8.58亿美元，而恢复和重建
这些企业的费用则达20亿美元。[22]
或许可以用一些更形像的材料说明问题。据蒋介石得到的报告，苏
联运走的资产，占东北电力设备的65%和钢铁工业设备的80%，而
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的煤矿则“都被劫掠”。[23] 】
我个人也认为联合国调查团的报告给出的数字比较可靠。毕竟，那不是两造的话，而是第三方的客观调查，苏联自己就是联合国成员，在该组织内拥有三票（苏联、白俄罗斯、立陶宛都是联合国成员国）。
请注意，当时中国非常之穷，２０亿美元对中国来说可是个天文数字，那还不是现在的美元。据说在那个时代，千多美元就能在美国买现在需要几十万美元才买得下来的房子。就算是“谁出钱，谁点菜”，难道抢走了外蒙、中东铁路和旅大还不够，明抢犹嫌不足，还要暗偷，抢走条约上根本没有提及的“战利品”？
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毛子居然没有正常人都有的羞耻心，竟然在官方报纸上公开承认自己的抢劫行为。我们的“爱国主义宣传”动不动就是火烧圆明园。为何偏偏忘记了老大哥的英雄事迹？我早在旧作中指出过，英法鬼子其实不过是抢了点细软后，放了把火，真正把圆明园偷盗一空，夷为平地的还是中国人。那毕竟还是让自己人偷了，“肉烂在锅里”，就算是杀富济贫吧，跟异族抢劫可完全是两回事。
苏联为何要这么干出文明国家、包括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内都干不出的下流事来，把盟国当成战败国肆意蹂躏？据沈志华的论文，那是为了苏联开始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我个人的感觉并非如此。据我们的官方文字透露，苏联人把中国的工厂矿山设备抢回国去后并未安装使用，而是让其闲置生锈。后来中共当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苏联给中国一笔贷款，斯大林便把那些抢走的设备当成贷款，作为“援助”卖给中国。
如果这些情况是真的，则我认为，系统抢劫东北乃是斯大林的最高指示，其着眼点不是经济而是政治的。斯大林乃是地缘政治大师，早就预见到中苏两国不两立，并在与蒋经国的谈话中，透露了他对中国统一后可能会对苏联造成威胁的担心。因此，他始终把东北看成是突入苏联领土的一个楔子。该区域的重工业越发达，对苏联就越不利。必须使东北变成无工业区，这才能满足他在苏联周边地域建立缓冲地带的战略构想。
这一套其实不是斯大林发明的。一战结束后，协约国首脑就曾谈论过剥夺德国的工业，使她失去发动战争的能力；二战结束前，盟国首脑又重新谈起这一话题，再度考虑使德国去工业化。但这两次都只是谈论而未付诸行动。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结束后，占领德国的西方盟国都没有对德国进行过旨在使其丧失工业生产能力的系统抢劫掠夺。而苏军不但抢空了东北，而且淫遍了东北，以致他们撤走后，在本地留下了许多“二毛子”。对这一点，所有的东北老人都有口皆碑。他们对日本人反倒没多少憎恨，印象最深的还是苏军那坏得出奇的军纪，以致“抢劫（或偷盗）民财”与“强奸妇女”成了他们最突出的特点。
这一点，现在连革命高干回忆录都承认了。据他们解释说，那是因为苏军中有许多罪犯。为了打仗，斯大林不得不把刑事犯从劳改营里放出来，所以苏军军纪才会那么糟糕。
这其实是胡说八道。斯大林的确使用犯人特别是政治犯充当敢死队冲锋，后退者一律枪决，但苏军的军纪之差乃是全世界共同的证词。前段看过个资料，谓苏军在德国强奸了２００多万妇女，包括总理科尔的夫人在内，那时她才１２岁，和母亲一道被苏军强奸了，云云。
我不知道那统计数字是否可靠，我知道的就是，并不是只有德国人民才遭受这种蹂躏，凡是苏军所到之处无不如此，德国只不过是遭难最严重之地罢了。当初南斯拉夫之所以和斯大林闹翻，就是铁托和其他忍气吞声的党魁不同，对苏军在南斯拉夫境内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的罪行，向斯大林多次提出强烈抗议，使得斯大林龙颜大怒。他不仅矢口否认此事，还指控铁托诬蔑伟大的无产阶级军队。这事南共某党魁（记不住名字了，似乎是德热拉斯写的，似乎又是其他人，反正那是大陆出版的）曾经在其回忆录里详细写过，还曾在《文摘周报》上连载过。
斯大林根本不是不知道他的士兵的表现，苏军军纪如此之糟，也不是我党说的“罪犯败坏了军纪”。解密后的苏联档案显示，军方对官兵抢劫强奸罪行完全心中有数，并保留了详细记录，只是他们并不加以惩处而已。斯大林对士兵的士气要求严苛到了残酷无情的地步，专门使用格伯乌的特种部队作督战队，如有后退者一律射杀。如果你是充当敢死队的政治犯，哪怕负了轻伤下了战场也会掉脑袋。如果他成心整肃军纪，以如此残酷铁腕整军，哪怕苏军全由前强奸犯组成，也绝对只会变成南京路上好八连。
问题是斯大林本人乃至各级军官对此都眼开眼闭。在一部报导二战的电视文献片上，一位胸部挂满勋章的老战士老英雄承认，当时大家都年轻，把强奸妇女当成了一种英雄业绩，男子汉气慨的表现，过后还互相夸耀攀比，云云。
对政治异议人士一向无情镇压的斯大林，为何会容忍刑事犯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学研究课题。
斯大林本人在十月革命前就是个刑事老犯，多次组织主持过在巴库等地公路上的武装抢劫和银行抢劫。在流放到西伯利亚时，他和奥尔忠尼启则（后来任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住一屋，但两人从来不说一句话，斯大林也从不和政治犯来往，而是去和刑事犯一道喝酒聊天。因此，他的价值观大概和其他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不同，更认同江湖好汉。或许，他自己也认为抢劫强奸不但符合狼羊律的“宇宙运行规律”，而且的确是男子汉的英雄气慨表现吧？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苏军给养太差，以致军方竟然提供兑水的工业酒精，为战士御寒。在这种情况下，放纵官兵强奸占领国妇女，省得自己去为部队提供“慰安妇”，似乎可以作为补偿军需不足的替代措施。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本来规定，苏军在日本投降以后三个星期内开始撤退，最多在三个月内撤退完毕，但斯大林根本就没有把条约当回事，找出各种借口赖在东北，忽而提出要和中国联合经营东北重工业，忽而提出要享有５１％的中国企业的股权，直到他们的兽行在中国各地激起了反苏示威风暴(详见《炎黄春秋》杂志文章，附后)，而且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还引来国际社会侧目特别是美国的干涉，这才于１９４６年５月撤走，带走了大部分日本人经营１４年创下的家当，让东北复归“漫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历史常常给人留下意味深长的讽刺：中国抗战，以九一八事变为初始原因，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这就是中国人民至今还仇恨日本的最根本原因。
但以东北一地来看，日本人乃是“和平接管”东北的。因此，无论是在九一八事变期间还是后来抗战期间，东北都没有经历过战祸，反而被日本人建成了中国首屈一指的重工业基地，成了全国最发达的地域。反倒是在光复之后，东北人民才开始经历“解放”的苦难，先是老毛子抢劫奸淫，对普通人民犯下皇军从未在那儿干过的兽行，接著又把所有的工矿企业抢空，使得人民失去就业机会，在饥寒中苦苦挣扎。最后更是国共内战大打出手，光长春围城就饿死无数无辜生灵。
如此看来，无论是光复还是“解放”，对普通百姓而言究竟有什么具体意义？这其实就是我当年去东北出差时，站在巍峨的“苏军解放东北纪念碑”前，心头涌上的万千思绪。我还记得，沈阳火车站广场那个纪念碑碑顶上，放了一部Ｔ－３４坦克。它给我带来的全身心震撼，至今难以忘怀。的确，没有什么比那钢铁怪物更能象征一个强国对束手待毙的弱国的鄙视和侮慢了。它逼真忠实地记录了征服者把东北大好河山无情地踩在脚下的历史一瞬间，而那征服者的铁蹄，竟然是由被征服者们心甘情愿捧上宝座的！
【未完待续】
附《炎黄春秋》文章：1946年“反苏”游行真相
1946年2月22日，在重庆，继之在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一次爱国青年学生反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游行示威活动。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1945年2月初，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有一项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规定了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的条件。其中直接有关中国的条件是：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并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中东铁路（满洲里到长春）和南满铁路（长春到大连）（两条铁路合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实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维持外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名义上的独立）。协定签字的时候中国毫不知情。雅尔塔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权益。
斯大林仗恃三国雅尔塔协定，蛮横霸道，而蒋介石政府当时有求于苏联，想要在苏联支持下独占东北，终于承认了雅尔塔协定预定给予苏方的那些权益。
1946年2月11日，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提议，把原先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公之于世。2月13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指出：“现在秘密宣布了，人们读了这个协定，尤其是中国人读了这个协定，不能无所感慨。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了，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受处分的地位。”
广大青年学生了解内情后，愤怒起来。这时候，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张莘夫是一位工程师，当时是中央政府经济部工矿处副处长，被派到东北接收抚顺煤矿。他和他带领的几位接收人员，到抚顺后受苏军阻拦不能执行任务。离开抚顺的时候，在一个火车站上被拖出车厢，一个个脱光衣服残杀了。传说，是因为阻拦苏军拆运机器而被苏军杀害的。又有人说，有人听到，他们被杀害的时候曾高喊：“中国人要有良心！”可见杀人的是中国人。这件事当时和后来都没有查清。但苏军声称东北许多重要工厂的机器设备是他们所谓的“战利品”，大量拆走，确是事实。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激起盟国一致抗议和世界舆论严厉谴责。苏军中的一些士兵在东北强奸妇女的恶行，也时有所闻。还有苏军在东北大量使用“军用票”换取民间物资，无异掠夺。这些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权益和感情。很多青年学生出于爱国热情，主张游行示威。
面对这种情况，重庆中央大学新青社核心成员们作了一番讨论。他们按照自己一向接受的片面的宣传，认为苏联既然代表着进步民主力量，就不会做出对中国人民不利的事情。因此，他们对于反苏是极不赞成的。可是，云遮雾罩，情况不明，不知道该怎样向同学们解释，觉得很被动。另一方面，他们自以为进步力量已经掌握了学生自治会，在系科代表中占多数，就认为在中大搞不起来反苏游行。
然而，当时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涨。成都一些进步青年曾找一些中间同学谈心，希望他们不要参加反苏游行，可是收效甚微。
不久，中央大学两次系科代表大会否决了反苏游行的建议。爱国热情高涨的同学们便罢免了一些不赞成游行的系科代表，在下一次系科代表大会上，终于通过了到重庆市内游行的决议。
21日晚上，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到中大，新青社核心成员刘晴波对他说，进步同学都不准备参加游行。朱语今也同意。他回到红岩向王若飞汇报了这个情况，王若飞说：“这是多数同学的爱国行动，进步同学都不去，以后怎么在群众中活动呢？我看进步同学也要去，特别是平时活动多的人要去，以免陷于孤立境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去了还可以观察，区别谁是真正爱国，谁是别有用心。”朱语今连夜又赶到沙坪坝，把这个意见告诉新青社核心成员。
2月22日，由中央大学学生带头，沙磁区万余学生列队到重庆街头游行，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霸权主义行为表示强烈抗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二二二”大游行。事实说明，当时多数群众参加游行是正义的行动。
2月26日，苏军被迫发表了从中国撤退的声明。但是，往后的日子里，斯大林一直念念不忘雅尔塔协定，念念不忘在中国东北攫取“优越权益”。
1954年12月，周恩来同即将出使苏联的刘晓谈话，说要在中苏关系上给他交个底。他说，1948年斯大林派人到西柏坡，要求中共“停止内战”。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苏联大使按照斯大林的意旨随同前往。斯大林总是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我们全国解放了，1950年初在莫斯科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那里耽搁很久，很费了一番力气，就因为斯大林还是害怕我们触犯雅尔塔协定。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才签订了这个条约。本来规定苏联应在1952年以前撤退。驻旅顺口的海军，后来由于朝鲜战争，延期撤退。1954年9月末，赫鲁晓夫到中国来的时候又要求让苏联海军继续留在旅顺港，中国拒绝了，这才最后结束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
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划定“右派”的6条标准之一就是“反苏”。1946年曾发表反对“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声明，全国解放后留在大陆的人士，多被戴上“反苏”的帽子，划归“右派”，整得很惨。当年参加过反苏游行的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难逃厄运，即使得以幸免的，也被认为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原《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起初也是被定为“反苏型右派”的，因为他除了老账以外，1956年还应《旅行家》杂志社长、原《大公报》记者彭子冈约稿，写了一篇《旅顺小记》发表了。其中提及：看到1904年日俄两军激烈斗争的堡垒，想到沙俄固然失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终于也未能幸免。“殷红的鸡冠山石，像火似地点燃着侵略者的血迹。”批判者说这是含沙射影，讽刺苏联。这就成为“反苏”的新罪证。毛泽东保护他“过关”，他才得以免于一劫。
（摘自《炎黄春秋》第9期 作者燕凌）
（五）东北化为代理战场
本节列举的史实主要来源于国内学者的研究所得，主要参考文献是杨奎松教授的《战后中共夺取东北始末》 以及张盛发先生的《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部分参考Short所著《Mao: a Life》。具有史识性质的评论则基本是本人的观点。
前文已经说过，国府之所以被迫在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威胁要把中共放进东北去。为了防止此事发生，国府忍痛牺牲了外蒙和东北的部分主权，换来了苏联的一纸承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文规定，只有国府才有权接受日本投降和接收东北的中国主权。杜鲁门总统在日本投降后发布的有关受降的一号命令也重申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就连中共此后和国府签订的停战协定也承认只有国府才有权接收东北，后来美国调处国共冲突，东北地区从来没有列在调处范围内。
因此，从法理上来说，中共根本就无权进入东北。如果有关各方：苏联、国民政府、中共严格按照自己签订的协议办事，则苏军应该在占领东北后三个月内，把东北全境交还给国民政府，不让红色势力渗透进去。对这一点，斯大林不但作了书面承诺，而且多次亲口向中国代表团保证过。
但问题是老毛认为自己羽翼丰满，可以争夺天下了。早在１９４４年老毛就雄心勃勃地表示，一定要从蒋介石手里“把中国拿下来”。
怎么才能做到这点呢？靠苏联帮助。毛曾明确表示“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在七大报告中，他热切期待“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甚至把自己的脑袋都押上去了：“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正因为此，抗战一结束，他就准备大打出手，和国民党争天下。８月１４日，蒋介石致电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商国是，毛断然拒绝，斥之为“完全是欺骗”，下令全党磨刀霍霍，准备与国府大打出手，不仅要保住已经控制的大部分华北和华中部分地域，而且准备在苏联帮助下占领东北。
前文已经说过，东北已经被日本人建设成东亚第一流的重工业基地，是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地域，又三面被苏联和外蒙包围。而老毛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打成一片”，因此，在毛看来，“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一旦进入东北，就可以实现其奋斗了几十年的梦想：有了和苏联直接接壤的根据地，飞机坦克大炮就会源源不绝地输送进来，获得推翻国府必需的“技术条件”。
毛的这番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东北乃是必争之地，谁争到了东北，谁也就争到了中国，因此，只要能争到那风水宝地，就算把关内所有根据地丢了也不在乎。此中厉害，国民党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才会在和苏联谈判中力争把“只有国府才能接收东北”写进条约去。
但东北究竟落在谁手里，不是毛或蒋可以作主的，根据“谁出钱谁点菜”的狼羊－点菜律，只有斯大林才能说了算。
平心而论，对如何处理东北问题乃至如何最有利地使用中国苏维埃这个驯服工具，斯大林并没有始终一致的政策，前后颇为摇摆不定，流露了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作风。但不管具体方针怎么随着局势修整，他的帝国主义战略目标非常明确也高度一致，那就是：“东北必须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严禁第三国染指”。他曾把这战略目标明确无误地告诉蒋经国：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让他们进入满洲。在老毛执政后，他还特地把这一条写进了和后者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
因此，使用这战略工具的方式和程度，自然也就根据这战略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而变动。如果斯大林觉得能够通过国府和平达到这个目的，则他就会勒紧中共的缰绳。如果他觉得国府妨碍他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则他就毫不犹豫地把中共放出来乱咬一气；如果他paranoia发作，怀疑美国垂涎满州，而国府成了美国中共，则他就不但要把中共放出来，还要把中共武装到牙齿，鼓励中共不顾一切，只管大咬便是。
这就是苏联和中国苏维埃在其东北战略上的一波三折，它其实反映了苏联谋求独霸东北的帝国主义政策与美国“门户开放”的反帝国主义政策的冲突过程。总的趋势和二战后冷战的发生和加剧大气候变化相一致。于是，斯大林的东北战略计划也就从初期的“准备把东北移交给国府”，变成“把国军堵在关内，让中共占据满州”，又变成中期的“中共与国府平分东北”，一直演变直到后期的“全力装备中共并鼓励放手和国府大打，争取抢到尽可能多的地盘”。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斯大林的意图，凡有重大战略计划都事先请示莫斯科，得到批准后才敢行事。于是争夺东北的步骤也就按上述四部曲演变：从“遵命与国府和平谈判”变到“把国军堵在关外”，再变到“与国府在东北建立南北朝”，最后才是“放手和国军大打，力争最多地盘”。历史上还从未见过代理人如此忠实执行苏联意图的代理战争，其高保真程度堪称镜像。
代理战争的另一方则是美国。但和过去的日本不同，美国并无帝国主义野心，既不想在中国掠夺领土，谋求势力范围，享受特权，更不愿意在中国死人流血，谋求的不过是门户开放，自由贸易而已。说穿了，美国不过是斯大林的假想敌，而国民党亦非他想像中的“美国中共”。
当然斯大林也不完全是想入非非，美国当时确实对苏联战后在欧洲和远东的扩张深为不满，苏联把东北视为自己的禁脔，不容第三国染指，自然违反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要引来他们的反弹。
另一个因素则是国府。面对苏联这种自己无力抗拒的强敌，国府自然只能使出传统的“以夷制夷”手段来，动辄向美国呼救，请美国出来打抱不平。这种事干多了，当然要引发并加重斯大林的怀疑，认定如同中共是他的代理一样，国民政府乃是杜鲁门在中国的代理人。
这就是这场代理战争的先天劣势，美国对国府毫无好感，二战之后国民厌战心理严重，不久便大幅度裁军，对国府的支援完全是半心半意，除了外交干涉，顶多只能给点物质援助，而这只能加重斯大林的疑心病，坚定其通过中共这个战略工具间接回击美国的意志，等到后来斯大林看穿美国其实不会派兵到中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战后，便更是肆无忌惮了。
下面简介一下上述“四部曲”的展开过程。
第一部曲便是斯大林压中共和谈，中共领袖被迫屈服。
和国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斯大林觉得已经通过外交手段把东北变成了自己的后院，便决定暂时闲置中共这工具，敦促他们和国府合作。
８月１４日，日本才宣布投降，蒋介石便立即发电报给毛泽东，邀请他到重庆去谈判。毛当即回电拒绝，蒋介石又发电邀请，如是者三，却接连被毛拒绝了两次，第三次毛却同意了，何故？
原来斯大林闻讯后，立刻接连给毛发了两次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最后这句话含有的威胁，毛绝对不会听不出来，于是只得遵照指示，“与蒋介石进行合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到重庆和蒋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
这就是我们宣传的“伟大领袖为了和平，不顾危险，深入虎穴，毅然前往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真相。记得当年中学语文教科书还有篇马屁作品，题为《挥手之间》。全国人民都给这些宣传欺骗了，他们不知道，不仅毛是让斯大林逼着去重庆谈判的，而且此事对正准备放手抢夺天下的毛的万丈雄心是个沉重的打击，以致他几乎精神崩溃，过后病了很长时间，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代理，直到美国宣布由马歇尔调处国共争端的好消息传来，才使他从病床上一跃而起，政治病不药而愈。
就连斯大林都知道他此举给老毛的打击，曾在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承认：“（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于是这一建议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从这些情况来判断，斯大林当时确想促进国共的合作。但不久问题便发生了，首先是毛在此前已经下令华北共军大举出关。虽然斯大林知道这是违反协议的，但他不光是帝国主义国家领袖，还是国际共运教皇，如果以武力悍然制止“兄弟党”扩张，必然要陷入意识形态困境。因此，此期虽然发生了苏军驱赶和防止部分共军进入关外的事件，华北共军还是大量渗透了进去，这部分是因为苏联下层官兵不明领袖意图而自发表现了“阶级感情”和“国际主义精神”，部分也是因为斯大林没有给苏军下死命令，命他们不惜一切防止共军渗入。
另一个问题是苏联不久就和国府发生冲突。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的东北地区，苏军还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与绥远三省。国府因此抗议苏联违约。苏军只好撤出，但又觉得不甘心，于是便把三省交给了八路，还向接管的共军保证，如果他们抵挡不住国军，可以退到外蒙去。
最后，苏联占领军便和共军达成了协议：八路可以大量出关，但不得打出八路的旗号，只能打“自治联军”的旗号。八路不得在大城市建立政权，但可放手在农村建立政权，苏军绝不干涉。总而言之，八路爱怎么发展都行，但不能让国民党抓到把柄。用苏联大使的话来说就是“能做不能说”。
这当然只是大致图景，各地苏军表现并不一样，例如大连苏军将领要求八路只得在乡村发展，而驻山海关的苏军则公开欢迎八路，并表示尊重八路在那儿建立的政权，甚至表示愿意提供援助。
就这样，哪怕是在初期，虽然在个别地区发生苏军驱赶八路的事件，八路仍在苏联默许放纵下大举进入东北，控制了农村和内地小城市，收编了大量伪军，发了第一笔战争财。用中共地方领袖的话来说便是：“目前红军主要只控制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农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极易组织，且伪军收编甚易，动辄即可收编数千人，开展条件极为有利。”
此期为期很短，接着便进入了“把国军堵在关外，让中共独霸东北”的第二期。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０日，美军在天津登陆，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斯大林，使他决定把中共放出来。根据杨奎松教授介绍：
【十月三日，刚刚来到沈阳的一苏联军事委员会委员在驻东北苏军
高级将领的陪同下，专门招待了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人，他特地转达
了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
我们很有信心”，并对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表示赞赏。但他认为
中共目前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还没有
脱离游击战争的观念，明确主张中共应在山海关一带部署十五万主力
部队，并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十万兵力，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
区。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
若运兵须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
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
当东北局领导人表示中共军队武器装备落后时，驻东北苏军将领当即
同意向中共提供三万支步枪，一百挺机枪和十五门炮。而到了第二天，
即十月四日，苏方更进一步通知东北局，他们愿意把缴获的所有保存
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全部
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接收，当东北局领导人说
明以中共目前在东北力量还无力全部接收时，苏军领导人表示，在一个
月内他可代为保存。】
很明显，那人乃是斯大林的密使，传达的信息透露，斯大林已经抛弃了原订的“和平方针”，下定决心彻底践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把“美国中共”关在门外。
苏联制订的这一方案，让中国下属无比振奋。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想的可不一样。
斯大林的想法是，苏军只能暗中为中共提供一切方便，不能公开干，免得引起国际舆论大哗，所以主要任务要靠中共去实现。也就是说，仗要靠中共自己去打，如果中共和国民党大打出手，成功地把国军关在门外，那苏联就可以说那是中国人内斗，和他们毫无相干。
日近龙颜的东北局比远在陕北的中央更明白苏联的心事，于是发电给中央，敦促中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
其时中共兵力在东北境内已达将近１５万，按此计划，则中共在东北的兵力将在１月内达到４５万，根据苏军的估计，以５０万之众扼守南满，便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了。
可当时国军正沿平绥、同浦、平汉、津浦等铁路星夜向平津、东北前进，前去接收东北和热察绥地区，中共必须阻击这些北上兵力，力图歼灭一部，才能派３０万部队出关。这任务完成前，中共只能派出１５－１８万兵力进入东北。因此，毛决定共军的主要兵力应该放在平汉、津浦等八条铁路线上，阻击国军北上，并在辽南“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
因为中共力有所不逮，便希望苏联帮他们“御敌于国门之外”，中央给东北局下令，要他们迅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更再三强调要请苏联上阵，把国府国军挡在关内：“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此点如无苏军协助则不能成功”，“非常重要的是要求辰兄（指苏军）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至要！至要！”
但斯大林却不会考虑中国同志的难处，反倒责怪中共不卖力，杨教授的论文介绍道：
【（十月）二十五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
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宣称所有兵工厂、武器
弹药和工业中心统统交给中共，并要求中共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
进攻，包括封锁所有机场。他甚至表示，如果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前
国民党方面发动进攻的话，苏军也将协同中共军队作战。随后，
中共向苏军提出三点：
第一，推延撤退时间；
第二，在十一、十二两个月内拒绝蒋进入东北；
第三，允许我方立即接收政权及民选自治政府。
对此，除推延撤退时间必须由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以外，
政权问题苏方一概允诺。苏军代表并强调，只要地方政权
全都在中共手里，国民党即使派来一两个大官也毫无妨碍。】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只要苏联拖延撤退，则国军绝对不敢贸然进驻。苏军这保护伞存在一天，能安全进入东北的共军就多一批。但这第一条苏军代表就难以答应，第二条他们也不能直接上阵，只能暗助中共阻止国军出关。
因为沿陆路运兵被共军基本阻断，国府只好从海路运兵，但苏联悍然拒绝国军在大连登陆。国府只好把登陆地点改为营口和葫芦岛。苏联再无理由拒绝，便迅速把这两个港口交给共军设防，并告诉如果国军来了，只管放手大打就是，他们决不干涉。苏联一面又通知国府，苏军已从该两地撤退，如果那儿发生武装冲突，与苏军毫不相干。
１０月２５日，国军由美国军舰运载抵达葫芦岛，但该地早被共军占据，无法登陆，只好改在秦皇岛登陆，１１月３日，国军从秦皇岛出发，通过由美国陆战队抢修的秦皇岛至山海关的铁路，向山海关中共守军发起进攻，东北战争就此打响，苏联炮制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计划受到了严峻挑战。
很明显，完成这任务的前提，还是我党开的那三条锦囊妙计的前两条：要么苏联赤膊上阵打退入侵的国军，要么延期撤退，好掩护共军继续出关。
但要苏联做到这两条可不那么容易。苏联和中共在东北串演的把戏并没有糊弄了美国人。１０月１４日杜鲁门致函斯大林，表示他对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登陆和接收主权问题的关注，苏方不得不确定了国军进入东北的日期和具体的推进路线，并通知中、美两国政府。
至此，苏联苏联订下来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妙计落空，他们当然只会责怪中共。苏军代表向东北局直率批评了中共，说他们早该下决心调５０万主力出关固守。东北工业发达，东西北三面国防安全，完全可以独立。有了满州，即可进取全中国，可惜中共自己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此后只能帮助中共在离开主要铁路干线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要歼灭国军就得靠中共自己了。为此，苏军接连向中共提供大批武器弹药，包括重型武器和运输工具，如坦克、飞机、火车、汽车等，还把自己控制的兵工厂和武器库交给中共。
国府和美国的反应，逼得苏联不能再继续肆无忌惮地捣鬼。１１月１２日，国府代表在长春机场和城内发现大批中共军队。１５日，国府通知苏联大使，鉴于苏联公开违反《中苏同盟条约》，中方决定将东北行营和一切接收人员撤回关内。１７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总统，举报苏联的一系列违约行为。２０日前后，美国舰队开到大连附近海域示威。在某种程度上，东北问题已经国际化，而这乃是国府政府对付毫无信义的帝国主义强邻的最后的籍仗了，而它确实也使斯大林一度有所收敛。
与此同时，国军精锐攻破山海关，突出关外，攻占锦州并逼近沈阳，形势开始向国府一方有利的方向发展。苏军虽然尽一切努力援助中共，甚至不惜从旅顺和北韩向中共提供大量军火援助，并应中共请求，拒绝国府请其协助国军在葫岛、营口等地登陆的要求，但他们也看得出来，当初“御敌于关内”的计划已经破产，不得不另打主意了。
这主意便是再度试图与国府合作，逼迫国府承认苏联在东北享有特殊地位。据杨教授研究，截至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底，苏军已经抢走了东北１／５的工业设备。但作为重工业基地，东北的潜力还很大，斯大林原来想让其全部落在中共手里，现在既然没了指望，便向国府建议组织一个中苏合营公司，经营东北所有的工矿企业，苏方得占有５１％的股份。
这本是效法沙皇和清朝合办“华俄道胜银行”与“东清铁道会社”故智，乃是标准的帝国主义手法。区别只在于当初沙皇办那些联合企业还掏了腰包，而斯大林则完全是无本生意。他那意思是东北的所有工矿企业都是苏联的战利品，应视为苏联财产。这就是苏方和中国开办公司投入的“股本”。
如此蛮横无理的要求，自然遭到国府拒绝。１１月底，美国决定增加对华援助并派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斯大林觉得尽管自己大力扶持，中共却连个东北都抢不下来，夺取天下想必更无指望。如果在中共身上下的注太大，可能会激怒美国，导致美国向东北派兵，反倒弄巧成拙。因此，他采取了谨慎的观望对策，甚至拒绝了中共请其参与和平调处的请求。
在这种大气候下，苏联和中共的战略便从原来的“把国府关在东北门外”的阶段，进入“争取与国府平分天下”的第三期。毛准备与蒋介石谈判，“到联合政府里去做官”。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经过马歇尔的艰难斡旋，国共双方终于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停战。虽然国共双方同意通过和平谈判，成立联合政府，分享权力，但双方所指的范围并不一致。共党认为应该适用于他们控制的一切地方。不管在全国哪个地区，只要为共党控制，那个地区就是他们的；在他们不能完全控制的地方，共党也该在当地政府内有席位，这就是他们在抗战结束后四面出击，疯狂大抢地盘的原因。
但国府则认为，如果中共占据的地盘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那当然有权利主控该地区。但东北的情况与关内不同，抗战期间无论是共方国方都无一兵一卒在那儿，共军对光复那儿的领土无尺寸之功，不在谈判范围内，因此必须必须恪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杜鲁门的一号命令以及中共自己参与签字的停战协定，由国府全面接管。
这就是国共双方最大的分歧所在，在我看来，导致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再起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东北乃是主要原因之一。有时我异想天开，寻思如果国府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灵活些，同意和共党瓜分东北，不知道历史会不会是另一模样。
这也就是为何内战首先在东北爆发的原因：停战协定只限制双方在关内调动兵力，但丝毫不限制国府运兵出关，以行使国际国内条约赋予的权利，接管东北各地政权。
从法理角度来说，这对中共在东北“插一只脚”（芦按，这是毛的原话）的计划非常不利：国军可以不受限制出兵东北，而共军却毫无法理依据运兵增援。中央于是指望苏联参与和平调处，为他们说话，但斯大林却又拒绝了这一请求，宁肯在幕后捣鬼，不肯走上前台去趟浑水。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然只有执行伟大领袖的教导“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难题，以武力阻止国军合法接收东北全境。
但内战爆发之初，毛的野心还是有限的，只是想“以战迫和”，指望打上几个歼灭战，让国府吃到苦头后，不得不承认对方的实力，在东北也实行停火，并同意通过和谈瓜分东北。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把这一点说得清清楚楚。电文首先承认“我方亦不能不承认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因此，我党在东北的方针只能是力求和平解决。但因国府不愿意承认我党在东北的地位，所以不能不坚决予以武力打击，迫使国府与我党谈判。这在我党看来，乃是“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附带解释一下：这儿的“历史新阶段”也就是后来在文革中当成刘少奇滔天大罪的“和平民主新阶段”。）
但国府仍然坚持东北只是接收主权问题，不存在军事调处问题，于是武装冲突便不可免了。恰在此时，英美为了反击斯大林逼迫国府在东北开“合营公司”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单方面公布了雅尔塔密约。这一消息在全国引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苏爱国群众运动，斯大林的经济侵略计划就此破产。他恼羞成怒，认定那是蒋介石的阴谋，便决定再把中共放出来，为他出气。
这一招其实不新鲜，早在１９２９年的“中东路事件”时就玩过一遭了。当时斯大林为了报复中国，竟然通知中共“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令中共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动起义，在中共轻率冒险失败后，斯大林却又转过来谴责奉命行事的李立三、周恩来等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
斯大林的招数是瞒着国府，突然秘密从东北撤军，将其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线全部交给中共接管，并鼓励我党解放思想，破除顾虑，放手大打。苏军代表明白告诉东北局，凡是苏联撤军撤出的地区，中共都可以去自由破坏。
有趣的是，此时中共反倒没有苏联热心了。苏军已把吉林、抚顺等城市交给中共，但把沈阳交给中共时，我党反而不敢去接。中央明令东北局，不但不要去接收沈阳，而且“即沈阳至哈尔滨沿途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只有在国军向我军进攻时，我们应在防御的姿态下组织有力的回击。”毛还特地对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交了底：“我们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
中央当时的电文交代得很清楚：如果按苏军的意思去办，就意味着公开违反国际国内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将使我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而且，共军虽然占有绝对数量优势，但当时的武力其实并不强大，即使接管了也守不住。因此，我党真正热心的，还是原来和国府瓜分东北的计划。在毛看来，美蒋并无在东北大打的勇气，而我党兵力也不足以吃下整个东北，因此，东北问题最终只会是和平解决。
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便直接向苏联苏联提出和国民党瓜分东北的两个方案：其一就是恢复日露战争后的南北朝局面，由国方在长春至营口一线驻兵，中共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驻兵；其二则是毛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也就是他告诉周恩来的“内心的盘子”：由国方占沈阳至哈尔滨一线，长春线两侧包括辽阳、鞍山等地归中共。东北局并请苏联苏联指示，该采取何种方案才最有利。
苏方倾向于第一案，但对中共的懦弱非常不满，认为现在根本不是让步的时候，一再责问东北局：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会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可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驻兵。甚至抚顺、营口等，也应力争双方不驻兵。
在苏联的鼓励教唆下，东北共军将领士气大振，主张和国军血战一场。此时乃是莫斯科走在东北局前面，东北局走在中央前面，中央又走在在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前面。当真是小学教科书里说的，小花猫拉着小花狗，小花狗拉着小姑娘，而绳索最后一端的，则是线牵木偶戏大师斯大林。
最后东北局书记彭真实在等不得了，便在“如同小脚女人一摇一摆地走路”的中央背后“击一猛掌”，建议“在辰兄（苏军）同意下及时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及其他长春路支线小城市”。在苏联反复催促下，毛终于下定决心“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命令东北共军进驻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日又发电令东北局“速与辰兄（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
几天后，苏军从四平撤退，共军立即攻占了该城并俘虏了国府任命的辽北省主席刘翰东等人。东北大规模内战从此开始，进入了“放手大打，和国府全面争夺东北”的第四阶段。
尽管共军在东北占有绝对数量优势，又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占领军的全部装备，并直接得到苏联供应的飞机大炮坦克，具备了中共梦想十几年的“技术条件”，但所谓“东北民主联军”仍然是只会打游击战的土八路，抗战八年，其拿手好戏乃是游而不击，连运动战都没打过，遑论阵地战和攻坚战。相比之下，国军和日军血战八年，一直在打正规的攻防战，从血的教训中获得了攻坚、防守的丰富经验，于是出关以来虽然以寡敌众，但所向披靡，迭克名城，收回了落到共党手里的南满大城市，一直打到四平，在重创林彪部队后攻克该城，锋芒直逼北满，以致林彪准备撤出毛发誓要“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的哈尔滨，转到农村去打游击。
可此时马歇尔却出来调停，压迫国府停战，于是蒋公便下令白崇禧停止前进。双方在东北停火。借此期间，共军转向农村发展根据地，巩固了被其占领的北满和东满，通过这两个根据地接受苏军源源不断的军火支援，并训练部队掌握这些现代化武器，建立了共军第一个炮兵军、第一只坦克部队和空军，从过去的土八路迅速成长为现代化的武装力量。苏联向东北共军提供了缴获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大约可以武装100万的共军部队” ——杨奎松 《毛泽东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与此同时，国军却忙于应付关内特别是华北的共军而处处分兵，使得国军在东北一直处于兵力极度单薄的状况。双方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再加上蒋介石指挥无能，便最终导致国军在东北的彻底失败。东北既失，关内的大局也就只能糜烂了。最后引起雪崩效应，终于导致兵败如山倒的不可逆转局面。哪怕是连伟大领袖本人，在１９４６年初期也不敢梦想，后来的胜利会有如此辉煌。
如今回首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苏军出兵东北，对我党最终抢到天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贡献简直无法估量。人民的好总理自己也亲口承认了这一点，斯大林逝世前，他访问莫斯科，在斯大林欢迎他的小型宴会上致答词，在其中特别指出：
“没有苏联粉碎日本关东军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
弹药的帮助，中国人民受外来压迫不知还要多久。”
的确，老大哥让我党凭空获得了全国最发达的地区，用关东军和朝鲜占领军的整个武库装备了共军，让我党收编了伪满洲国军４０万人马，从而具备了雄厚物力与人力，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好总理没有提到的是，“大老板”更在关键时刻为我党拨正船头，指明航向，及时鼓励教唆我党践踏国际国内协议，大胆接受他们慷慨送给的地盘，并放手与前来合法接收的国军大打出手。
不难想见，如果东北局执行伟大领袖“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将东北重镇从哈尔滨直到沈阳、营口等地拱手让给国府，则后来的北满和东满根据地未必会建立起来，我党也就既无法获得工业生产能力，也无法从两地得到苏军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那么，东北可能很可能如毛原来设想的那样，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达成妥协，使得国家避免了全面内战。那么，中国的发展可能也就走上了不同道路。
大海航行靠船长，中国革命全靠斯大林。中共的父亲斯大林（按，这是５０年代中国报纸上普遍使用的谀称）才是真正在关键时刻为中共革命拨正船头，指引方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中共起家，始于西安事变，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大部分领袖都主张杀蒋，毛正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斯大林强迫中共放蒋，蒋真被杀了的话，则何应钦率领的讨逆军一定会攻破西安，即使不是全歼红军，也一定会把他们驱逐到苏联去，后来也就绝对不会有翻身之日了。
４０年代，毛又心血来潮，居然想以15万重兵奔袭国府大后方，又是斯大林严令制止这种自杀政策。不难设想，如果共军真这么干，则必然自绝于全国人民，后来也就无法冒充抗日英雄了。
抗战结束时斯大林又制止了毛的轻率冒险。如果按毛的原定计划，全国共军大举攻击国军，则必然要引起西方强烈反弹。西方就不会被国共合作的和平烟幕麻痹，会更直接有力地援助国府，莫斯科也会对不听命令的中共深恶痛绝，则东北未必会如后来那样，圆满地交给中共。
一直到共军过江前夕，斯大林还为中共出了最后一个高招。当时蒋介石引退，让副总统李宗仁摄政。李异想天开，竟然想与虎谋皮，提出和谈建议。毛本拟一口拒绝，但请示苏联时，斯大林却不同意，说这么干太蠢，不如满口答应和谈，但开出让对方无法接受的条件来，使得国府只能拒绝。如此一来就能争取舆论同情，让谈判破裂的责任全落到对方头上去。他还特地为中共拟定了声明草稿，可毛竟然无法理解那诡计，尚自哓哓不休，直到斯大林耐心解释说：我们也并不主张和谈，其实和你们的意思是一样的，这只是更高明的策略罢了，毛这才终于悟过来，按苏联的草稿原文发了声明。
所以，毛这个伟大舵手，如果离开了船长的指挥，早就几次把中共革命的航船开到暗礁上去撞得粉碎了。斯大林才是真正的中国革命之父（包括所谓国民革命与中共革命），中国从来也就没有出过他那个级别的真正的战略家。没有斯大林，就没有中共的胜利，无怪乎有人要求全体中国人对苏联感激涕零，谁胆敢不这么做，谁就是狼心狗肺。
可惜，苏联粗暴干涉中国事务，为实现其帝国主义战略目标，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中国打代理战争，苏联成功地在其周边建立一系列缓冲国家，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
苏联出兵的直接后果，不光是中国，就是在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朝鲜半岛先是卷入战火，后又饿死了大量人民。印度支那人民更是灾难深重，以佛国柬埔寨人民的遭遇最为触目惊心。如果苏联不出兵，则这一系列灾难都不会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请苏联参战，乃是罗斯福犯下的最不可原谅的错误。
五、1949年后的中苏关系演变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北部强邻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平等的，那原因再简单不过：当时国际社会盛行的是弱肉强食的“狼羊律”。因为马不停蹄、川流不息的内战与革命，中国虚弱到了极点，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对强邻强项。
这一点在１９４５年中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暴露得最突出：斯大林捏死了国府的七寸，以“把中共放出关去接收东北”作为有效的讹诈手段，使得国府不得不忍痛以战胜国、甚至是所谓“四强”之身，接受远远超过一战结束时蒙受的奇耻大辱，签订了丧权辱国、出卖大片领土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强邻窥伺在侧，同室操戈，当然要让人家坐收渔利。
但此时却已时移世易。自革命乱党辛亥肇祸以来，中国首次真正统一了，再也没有了可让旁人坐收渔利的内部纷争。这就给了“新”中国政府以前任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客观上的优势。如果当国政治家们有点起码的政治智慧，本来可以是他们的大有为时代。如果说国府以内部四分五裂的弱国之身尚能作出一系列骄人的外交成就来，那么，“新”中国政府应该远远超过他们的政绩才是。
然而问题在于，我D和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不一样，它乃是由外国建立，受外国领导的一个国际共运的支部，于是在它执政之后，中苏关系就不再是单纯的国家关系，而成了一种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关系：既是国家关系，又是党际关系；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师徒关系；既是同志关系，又是教主甚至上帝与教徒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就连某国天主教主教与梵帝冈教皇之间的关系都不足以比拟，根本就没有精神上的平等可言。
就是这种精神上的不平等，决定了毛对莫斯科的态度，中共对苏联的忠诚绝对不只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如石敬唐那样挟外力以自立，它更是一种宗教上的执着。不把握这一点，就不能理解毛对苏外交何以如此七颠八倒，莫名其妙，连起码的理性解释都无法给出来。
例如最反理性的一举乃是莫名其妙地反美亲苏。还没有“建国”，毛便在１９４９年７月１日借庆祝中共成立２８周年之机，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向国际社会宣布“一边倒”的政策，迫不及待地加入冷战阵营一方，亲手封死了“新”中国的外交空间。不需要过人的才智就能看出此举惊天动地的愚蠢，就连在当时也引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抨击。
如果考虑到苏美双方的态度，毛这种倒行逆施就更无法理解了。尽管美国在内战中支持国府反对中共代表的苏联，但老美从来是实用主义者，抛弃老盟友的行家里手。共军过江前，国府南迁广州，苏联大使馆也跟着前去“共赴国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试探与中共建交。尽管后来此举因受双方内部阻挠而未能实现，但美国却一直在考虑抛弃国府，接受中共。政府大员频频表态，向中共发送明确无误的信号。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国府驻联合国大使顾维钧明确表态：“台湾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是无法防守的。一般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中，考虑大西洋的安全优于考虑太平洋的安全。”
１９５０年１月４日，在毛访问苏联期间，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PS）开会讨论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与弊。
次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不介入中国内战，对台湾没有任何企图，今后继续向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但不提供军援或军事建议，暗示中共尽可放手攻打台湾。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仍然在毛访问苏联期间，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提出了美国在亚洲的“环形防御带”，把日本划作第一线，未将台湾和南韩包括在内。
１９５０年２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McConaughy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主张美国承认“新”中国。
直至１９５０年６月９日，迪安腊斯克还提出，中国的形势尚不明朗，美国在目前不应当明确表明支持新中国或台湾政权，但是要继续同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并认为经联合国大会简单多数表决即能解决是否接纳“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
因此，如果朝鲜战争不爆发，如果中共不派兵入朝，中美建交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如果中国和美国有了外交关系，则连白痴都能看出来中国必然获得极大的外交周旋空间，让中国成为冷战双方竞相拉拢收买的奇货。
另一方面，苏联则对“新”中国、特别是毛本人满腹狐疑。据大陆媒体近年披露，毛早在１９４７年便向斯大林请求访苏，此后又多次提出类似请求，最后那次，亦即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８日，毛甚至这样给莫斯科发电报：
“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
汇报。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
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
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给予我们指示。”
一个控制了东北和华北大部，拥有数百万军队以及数亿臣民的大国党魁，卑微到了口口声声尊斯大林为“大老板”，请求前来汇报工作，并真心希望赐予指示的地步，当真是国际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丑闻。
然而“大老板”却不为所动，毛几次请求朝见都被他拒绝了，所用的借口之拙劣，似乎是故意想让毛明白“莫斯科并不欢迎你”。这其实也是实话，斯大林认为毛不过是个“人造黄油马列主义者”，可能连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都不懂。对毛的“山沟沟里出的马克思主义”他深怀鄙夷和怀疑，认为毛不过是一个聪明的农民领袖，乃是中国的普加乔夫（俄国农民起义领袖），而根据马列教条，农民代表落后的生产方式，乃是改造对象。
斯大林当然没有看错，毛确实是这种人物。但斯大林的复杂之处在于，他搞的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外交。他对中共更多的是出自于帝国主义心态。
根据蒋经国的回忆，斯大在和他会谈时曾有这么一番谈话：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
“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
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
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
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
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用尽千方百计来
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这段话非常可信。斯大林是地缘政治的高手，终生经营的就是在苏联周边地区建立环状的缓冲地带。他在二战前制造外蒙独立，二战后在东欧成立社会主义阵营，其真意都是把苏联的边防线往外面远远地推出去。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家出现在他的南邻，必然会构成对其国家利益的潜在威胁，如同后来越南统一后便和中国大打出手一般。为苏联的国家利益计，他不能不使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对付中国，最理想的局面乃是出现南北朝。
这或许就是苏联大使馆和国府共赴国难，誓同生死，一道搬迁到广州去的原因。反正国际学术界一直是这么解释。直到最近才有国内学者提出新见解，认为斯大林并不反对毛统一中国，苏联大使与国府共存亡的姿态其实是作给中共看的，那意思是提醒他们“建国”后必须恪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不论苏联的动机是什么，这姿态应该让中共寒冬饮冷水，点滴在心头。然而毛就是不改愚忠到了这个地步，他不但还没“建国”就毅然宣布一边倒，而且在登基不久后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苏联去为斯大林祝寿。据说他走得如此匆忙，只带上了几个秘书，连外长和签订条约必须的专家一概都未带上。到了莫斯科之后，斯大林只让外长莫洛托夫到车站迎接，而他此前曾不惜纡尊降贵地到车站送返国述职的纳粹德国大使于前，到车站亲迎前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的日本外相于后，和后来他轻慢“新”中国元首的举止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照。
这在当时便引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非议，当时中共整理的“内参”就搜集了种种民间批评。这些批评普遍认为毛此举丢了国家的面子，按传统惯例，双方国家元首应该在边境会面，哪有一国元首为给另一国元首祝寿万里迢迢跑去朝见的？批评者们还记起了斯大林亲迎日本外相的往事，更认为中国如同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从国一般。后来毛在苏联竟然待了创世界纪录的两个月之久（1949年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这在国际外交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更是让国内外谣诼万端，众说纷纭。
因为历史原因，中共从来是苏共下属，而国际共运的主要特点，就是它是一神教，只许有一个最高领袖，实行一元化领导，绝对容不得多中心存在，因此，毛的行为非常自然，他完全是作为一个忠诚的教徒去朝见教主的，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和斯大林乃是平级的国家元首，必须享受对等礼遇。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乃是毛见到斯大林时说的第一句话，革命老前辈师哲回忆道：
【斯大林紧紧地握着毛主席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
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他回过头来，又把自己的同僚一一介
绍给毛主席，大家围站在大厅里，相互问好，互表祝愿。斯大林对
毛主席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 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
国人民的好儿子! 我们祝愿你健康! ”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祝贺你们前进! ”这时，气氛十分热烈、动人。毛主席回答说：“我
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不等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
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主席没有把内心的话讲出来。】
任何具有起码民族尊严感或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能看出，作为国家元首，这等表现是何等不成体统，有如说是下属向上级告状，莫如说是孩子可怜巴巴地向父亲倾诉委屈。那“有话无处说”，简直令人叫绝。但毛和他周围的人就是意识不到，此后毛又告了一次御状，革命老前辈师哲回忆道：
【一次会谈时，斯大林将毛、周、王稼祥单独请到另外一个房间里，
可能斯大林想谈谈心里话。主席又一次向斯大林讲起他曾在中国十
年内战期间受过错误路线的打击、排挤。斯大林认真地听着。突然，
毛主席指着王稼祥说：就是他们打击我，他就是在苏区犯错误的一
个。”弄得王、周十分紧张。斯大林接着话茬说：啊，王大使！你
还这么厉害，你也是犯错误的一员。”毛立即接着说：“他早改正
了，而且现在还是得力的干部。”可是，话刚开一个头，就被别的
插话引开了，未能尽所欲言。毛主席始终未能在斯大林面前一倾衷
肠，吐出胸中的冤枉和怨气，而斯大林将精力却集中于当前的事务，
如谈判、条约、协定上，也许他不想再提中国十年内战期间苏联和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什么错误意见，或者认为关于错误一事，在
刘少奇访苏时已谈清了。】
师老革命家的回忆录是近年才出版的，可直到今天，他老人家竟敢在回忆录指出：“毛主席始终未能在斯大林面前一倾衷肠，吐出胸中的冤枉和怨气”，全然不知道一个国家元首向另一个国家元首倾诉这种衷肠、吐这种冤枉和怨气意味着什么，丝毫没有意识到毛代表着５亿中国人民，可见我党老干部们完全把中苏关系看成了宗教隶属关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哪怕是在波匈事件发生、国际共运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出现多中心状态时，毛还想恢复斯大林留下来的传统教会组织。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毛发言强调：人要有一个头，我们这里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头。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没有中心，没有苏联共产党，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他还表示同意波兰党魁哥穆尔卡的话，认为承认以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
既然把人家当成“头”，把自己当成屁股，那还谈得上什么平等与尊严？谁见过屁股和脑袋平起平坐？
毛彻底缺乏民族尊严意识，并不等于他个人没有自尊心。相反，作为政治上可靠的忠诚下属，毛的个人自尊心很强。在苏联期间他发了几次脾气，每次都与民族尊严无关，而是个人自尊心的表现。
第一次是斯大林因为摸不清楚毛的来意，把他晾在别墅里不理他，毛久等不见斯大林接见，忍不住发作了，师哲回忆道：
【毛主席对柯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说：“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
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这里就是为天天吃饭、
拉屎、睡觉吗?”其实他们是难得见到，甚至是见不到斯大林的。柯
瓦廖夫当年随少奇见过一次斯大林。斯大林问他话时，他十分紧张，
像小学生一样，站得笔直，立正回答问题。主席发脾气一事，他们
怎敢向上汇报呢。柯瓦廖夫和费德林离开时，我送他们出门，发现
柯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
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柯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
林反映情况（即反映我们的不满）。我向主席解释说：柯瓦廖夫不
会见到斯大林的，也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他不能这样说，也不
敢这样说。】
读这段文字之时，我不禁又一次为我党老干部彻底缺乏民族尊严意识摇头叹息。
毛这种表现，完全是受委屈的小媳妇指鸡骂狗，哪像个领导５亿人民的世界第三大国堂堂元首？有话竟不敢直接去跟斯大林说，要通过低级联络官员去传达不满，可怜之态跃然纸上。而且竟连“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的话都说出来了，难道毛不是５亿人民的领袖，而是教皇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喽罗？更无奈的是，事隔那么多年，师老革命家竟然还意识不到这是倾太平洋之水也洗不去的奇耻大辱，竟然不知道“为尊者讳”，在回忆录里把这些事兜出来，唉！
另一次是美国佬造谣引出来的。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毛正在莫斯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中造谣，说苏联正在吞并中国满洲、内蒙和新疆。５天后，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去看望毛。毛不知道他们的来意，再度向表忠心说：
“向他们谈了我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
关系方面，在方法上的区别。莫洛托夫认为中国的做法十分正确。
这样，帝国主义不敢轻视中国”（引自师哲回忆录，下同）。
莫洛托夫随后交给毛一份艾奇逊的讲话，并建议中、蒙、苏三国各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当时，主席同意了，没有异议，可是我们没有进一步弄清楚什么叫做‘官方’的声明。”
就这样，根据协议，苏联和外蒙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可从未执过政的土八路却办得一塌糊涂。毛非常重视此事，亲自动笔，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向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使出评论白皮书的那两下子来，对艾奇逊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可惜“大老板”斯大林并不欣赏鲁迅式的恶骂。相反，他和莫洛托夫把毛和周召了去，问中国政府是否履行了发表官方声明的诺言，毛回答说发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的。斯大林问胡是何人，毛答是新闻署长。于是斯大林只好跟毫无世界知识的土八路耐心解释：按照国际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斯大林接着批评了毛，认为中共没有信守诺言，告诉毛：
“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
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大了不
起，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
钻的空子”。
这事当然是我们的不是，所以连师哲都不能不承认：“事实是客观存在，有什么可多说的呢？”但毛的自尊心怎么受得了？于是他始终一言不发，直到会谈结束去斯大林的别墅里举行晚宴也如此，以致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这还不足奇，有趣的是，祝寿活动不久后，毛就从苏联媒体中消失了。斯大林把他晾在别墅里不理他，让他每天“天天吃饭、拉屎、睡觉”（毛主席语录）。毛消失不见，引起了西方大量谣言。西方盛传毛被斯大林软禁了，美国人还言之凿凿地说中共已经把东北和新疆割让给了苏联。当英国表示愿意和中国建交之后，斯大林的态度才突然软化下来，在1950年1月1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其中，他一改“不签新约”的初衷，表示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毛喜出望外，立即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
因此，是西方施加的压力，特别是英国表示愿意和中国建交，才使得斯大林最终在签约问题上让了步，同意毛将周恩来召来谈判签约，为国家争回一点权益。
毛其实该悟出了斯大林态度突然改变的原因。可他就是死也不懂，硬要和自己过不去，剥夺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1950年1月13日，当他还在莫斯科时，就批准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故意以此举动将美国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挤走。美方对此提出抗议，决定撤退在华一切官方人员。对此反应，毛完全不屑一顾，断言“此事对我们极有利”，“美国人对我们的威胁恰恰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并特地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苏方，强调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并“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 ，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益处。”
这些行为难道可以找出个理性的解释来？这些怪诞举动，就连小市民的水平都没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明白毛的奇特行为，必须根据此人的特殊经历，去透视他的内心。
毛乃是一个特殊时代造出来的畸形知识青年。此人天分极高，却生在一个愚昧自私横暴的富农家庭，从小就养成了“憎父情结” 。正在求学年华，专制的父亲却逼他作回乡知青，直到１８岁才能到东山小学堂去，和子侄辈同窗，受尽富人子弟的嘲笑挖苦。后来在长沙读师范学校，却又天生缺乏掌握数理化以及外语的兴趣和能力，以致所有的自然科学科目考试都是零蛋。据他的同学萧干说，幸亏当时的学校还在新旧交替之中，秉承了重视“写文章”的旧传统，所以文科成绩出色也能毕业，否则毛早就给开除了。
这先天缺陷铸定了毛的畸形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终生只能是一个旧式造反儒生，具有的只是传统旧知识，根本无法理解接受西方文明包括马列主义。要了解西方文明，必须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西方社会发展史包括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粗浅知识。毛的旧式儒生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绝对没有能力学会马列主义，只能用中国的貌似物来穿凿西方输入的洋词汇,所谓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根本就毫无相干，无非是借用了马列名词的儒、道、释的杂拌儿，其哲学本质是唯心主义的。
更糟糕的是，作为知识界的边缘人，毛一直备受知识分子们的鄙弃。继东山小学之后，他又在北大尝到了傅斯年等学术界翘楚的冷落，为此怀恨在心，多年后还对斯诺抒发了怨恨。入了共党后，又备受莫斯科回来的海龟们的轻慢和侮辱。博古曾老大不客气地教训他：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不过是懂点孙子兵法罢了！山沟里是不会出马列主义的！
到了延安后，为了掌权，毛也曾苦读马列，但正如毛选四卷生动展示的，他根本就没有明白马列主义是怎么回事，所做到的不过是我上面说的，借用马列词汇来把国学杂揉包装起来罢了。马列主义包括三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毛毫无掌握这些学科所需的预备知识，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对科学社会主义也毫无理解，只能在哲学里蘸上两指头，但once again，他最爱卖弄的“辨证法”不过是原始的道家哲学罢了，与马克思主义实在没有多少相干。
毛对此也心中有数。据国内学者考证，他在抗大讲演马列主义哲学时，曾将讲稿送给海龟张闻天过目，文稿前写的请求非常谦恭，请张帮他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对马列的理解是否正确，云云。建国后他特地向斯大林请求，把苏联哲学家尤金派来作驻华大使，为他开哲学小灶。他大概不知道，苏联《真理报》上曾不点名地批判他毕生引为得意之作的《两论》。不过他自己倒是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自承“啃不动马列的大部头”。
总之，毛乃是那个特殊时代制造出来的知识怪物：知识完全是旧式的，终生只能看懂线装书，终生梦游在秦汉时代，却又为最时髦的国际宗教吸引；具有改造旧中国的勃勃野心，却又丝毫不具备现代视野，只能从陈旧的古籍中去发掘建立现代社会的蓝图。因此，他必然要在莫斯科归来的洋知青面前，暴露自己的知识缺陷以及内心世界的陈旧落伍。
这结果便是造成了毛进攻性的自卑情结。一方面，他对学不懂的“大道”充满敬畏，对能随口引用《资本论》并深得大老板宠信的“天使”王明等人充满艳羡和嫉恨，另一方面，他又深深鄙视那些无用的书生和“洋教条”。对远方的大老板斯大林，他具有一种非常复杂矛盾的情愫：又是充满敬畏，又是怀恨在心并时时反叛。在很大程度上，斯大林成了他那横暴的父亲，而留苏海龟们则成了当年和他争宠的弟弟。
毛虽然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但简单口号式的教义却是牢记在心的。他信奉的是国际宗教，它否认有超越于阶级利益的民族利益。斯大林乃是传播这种教义的好手，早在１９２７年，他就完成了有关理论，认定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苏联的利益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任何不被莫斯科控制的世界革命，都只能是反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马列主义的。
明眼人一望即知斯大林之狡猾：他巧妙地把马克思“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变成了“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就此把全世界共产党变成了为苏联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这样，他成功地解决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对苏联来说，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苏联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想出这种巧妙的道道来，不可谓不聪明，只是他没有预见到，这理论只能适用于世上只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一旦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则它就再也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了。民族主义是不可能被国际主义取代的，世上并没有什么超脱于民族利益的抽象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
其实斯大林本人也明白这点。根据蒋经国回忆，他和斯大林曾有如下对话：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
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
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
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
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
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
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
我又接著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
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
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局总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
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我说：“给美国人管，五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
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
不难看出，作为战略家，斯大林确有远见卓识。然而毛却丝毫不明白这点，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大老板的“国际主义”欺骗宣传。
这也很正常，我早就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了，革命家和国务家不同，革命党和执政党完全是两回事。斯大林早就完成了这种转变，在极短时间内便从革命家变成了新沙皇。毛的特殊问题是，他终生没有完成这种转变，一辈子都是革命家，一辈子都没有变成称职的党国领袖，一辈子都不具备治理国家的基本能力。
就连秦汉之际的古人都能看出这区别来，贾谊早就在《过秦论》中指出：打天下和治天下需要的智能完全不同：“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术不同也。”（兼并天下靠的是诈术和暴力，治理国家靠的是顺时权变，这说的是取天下与守成所用的方略完全不同。）
古代治国要比现在简单到不可胜计，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极度简陋原始，政府也没有改造社会、发展经济的任务，只需君王节用爱民，天下即能安定。即使如此，古人尚且知道治理国家不能再靠打天下用的那套诈力，何况老毛面临的是大幅度的社会改革，建立一个能赶上西方先进水平的现代国家？所谓“现代国家”，其实就是“按西方模式建立的国家”，但无论是真正的西方模式还是其变种俄国模式，从线装书里都根本就无法找到。
所以，按毛的陈旧腐朽知识结构而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完全超出了他的主观能力。但此人绝不肯服输，一定要“老子就是不信邪”，蛮干到底，于是便只能终生作革命家，以打天下那套“诈力”来治天下。
在外交上也如此。许多人将毛误解为民族主义者，大谬不然。执政前，毛信奉的完全是斯大林教给他的“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的简单教义，这才会公开拥护苏日中立条约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１９４９年，毛在西柏坡秘密会见米高扬时，竟然称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个帮助了中国对日战争的爱国条约！
这对毛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因为那两条约对苏联有利，当然也就对他这“世界无产阶级”有利。他的所谓“爱国”，就是爱苏联那个“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执政后，毛仍然没有及时抛弃这国际主义笑话，连地缘政治的起码观念都没有，这才会天真地相信，过去让外蒙独立没关系，现在中国“解放”了，大家都是阶级兄弟，还有什么分家的必要？外蒙自然会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来。
正因为此，毛和他的战友们才会在执政之后，思想仍然停留在革命时期，把中苏关系当成了一种党际关系，不是把斯大林看成邻国元首，而是继续看成教主兼“大老板”。
但他们糊涂，斯大林可不糊涂，他深知“亲兄弟，明算账”的市井道理。中共尚未正式当国，斯大林就立刻调整了态度，准备用对待外国的态度来对待中共了。米高扬回去后，他给毛发了电报，说穿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乃是不平等条约，并允诺：“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形势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
有趣的是，连他都看出了中共在行将执政之际还不懂把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分开。就在连斯大林自己都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之后，中共竟然还继续向“大老板”输诚。１９４９年６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和斯大林进行了几次会谈。会谈前中共代表团毕恭毕敬地给斯大林呈交了一份“报告”，表示中共愿意继承国府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为它在过去和将来都对中国人民有帮助。报告还表示，不管斯大林如何决定，中共都“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
中共的“国际主义精神”如此彻底，让斯大林大感意外，他向刘少奇再度表示，１９４５年苏联是同国民党打交道，因此中苏条约不得不采用不平等的形式，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所以苏联政府准备在毛访苏时解决该条约问题。更有趣的是，他拒绝了中方“服从联共决定”的表态，指出每个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并几次教训刘少奇：
“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保护民族的利益，……这个你们不懂，
因为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人民利益都是任人践踏的！”
国际共运“大老板”本人说出这番话来，当真是神机莫测。其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苏联公开破脸，其罪名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当时西方特别是美国正在热衷于猜测毛泽东会不会是又一个铁托，许多老美的“中国老手”言之凿凿地认定，毛并非正统的马列主义者，不过是个农民革命家，必然是民族主义者。斯大林不会不知道这些评论，他天性多疑，西方对毛的革命家本质的评价又与他的不谋而合，毛在他眼中当然只会是可疑的民族主义者，天然的铁托候选人。
而今他却公开教育刘少奇要讲究民族利益，不要那么轻易地就“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决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真是教育我党学会把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分开，还是试探？
斯大林的意思当然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但我个人觉得，毛是按后者来理解的。斯大林对他百般猜忌，怀疑他是又一个铁托，他对此心头雪亮，多年后还在党内说：斯大林不相信我们，以为我们是铁托，直到抗美援朝之后，才开始信任我们，云云。
我个人觉得，正是铁托那民族主义者横空出世，打破了斯大林的一统天下，才更加坚定了毛对斯大林的赤胆忠心。
记得某作家曾在回忆录里写道，老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正在高干子弟红卫兵私设的监牢里受煎熬。为了表示他热爱伟大领袖的神圣权利不是那些红崽子们可以剥夺的，他把毛主席像章的别针刺进了胸膛，直接别在血肉上。这种事，也只有“狗崽子”们才会干，而如果红色恐怖不发生，即使是狗崽子也未必会干这种事。这种极端行为乃是给刺激出来的：他们实在是对“嫡出”们憋足了气：谁说我不革命？老子比谁都革命！
老毛其实也是这个心理：在以斯大林为“大老板”的国际共运中，他从来是个面目暧昧、来历不明、血统可疑的“庶出”，对他是否真是自己的种，父亲斯大林一直满腹狐疑。如果不出铁托案，问题还没有那么突出。铁托案一出来，他便别无选择，义无反顾，必须用“肉体戴像章”一类过激行动，来表白自己的忠诚和“革命的彻底性”，而这正是共产党人唯一相信的至高无上美德与大义。
我认为，只有把握了毛这种特殊经历产生的特殊心理，才能明白毛在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中那一系列极度乖张、不可理喻的表现。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毛才会在建国之初便宣布“一边倒”，才会迫不及待地、不顾身份地跑到莫斯科去朝见，才会在和斯大林的会谈中大诉被嫡出们排挤、迫害的辛酸史，才会对斯大林的帝国主义政策表示“服从并坚决执行”，才会愚不可及地介入朝鲜战争，才会与赫鲁晓夫破脸，使两国关系恶化到了核大战边缘。
可惜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明白这个思路，就连我非常尊重的那几位国内学者，似乎都没看出道道来。所以，他们始终不明白毛对斯的真实态度究竟是什么，始终不明白毛究竟是不是民族主义者，更无法明白为何毛可以忍受斯大林的轻慢与无视，却在苏联在斯大林死后放弃帝国主义政策，不但平等相待中共，而且竭尽全力援助这兄弟党之时，反倒要和老大哥闹翻。
如前文所述，毛外交最大的毛病是意识形态外交，而不是基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常态外交。这一点在对苏关系上表现得最突出，两国之间进行的其实不是“邦交”而是“党交”，这必然导致双方关系毫无平等可言。
如所周知，列宁的建党原则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国际”（芦按，最后这句话是我加的，非如此不能全面客观地描述国际共运）。在斯大林时代，中共和苏共是儿子党和老子党的关系，当然只有服从，这就是刘少奇代表中央呈交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为何要保证“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
这其实也怪不得我党，乃是马列主义的理论误区使然。国际共运从老祖宗马克思起，就否定国家和民族的存在意义。马列主义历来认为，普天下受苦人同仇共愤，世上只有阶级利益以及阶级利益冲突导致的阶级斗争，没有民族利益，更没有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共同的阶级敌人作殊死斗，待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胜利后，“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家和民族就此消失，阶级弟兄们便就此生活在绵绵无尽的友爱之中。
因此，信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然意味着彻底否定民族主义。前文已经说过，在世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这问题倒是可以用“苏联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来轻易解决。但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后，再信奉这一套，势必后患无穷。中苏最终破裂，追本溯源，我认为除了毛的心理毛病外，这理论误区也不能辞其咎。
如今人们讨论问题时常使用民族主义价值观的思考框架，可当初我党使用的根本就不是这套话语系统。在我党看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苏联则是率领全世界无产阶级向美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统帅，这才是大局。中国利益不过是局部利益，完全可以、并且应该为了全局利益而牺牲。
反过来，这理论本身也给了苏联不可推卸的“支持被压迫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国际主义义务”。于是当中共当国之后，苏联也就有了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义务。这在中国同志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他们从来没想过，国际上根本没有这种“你必须无私援助我”的怪事──那是列宁发明出来的奇特“道理”，并不是什么能经住实践考验的“宇宙运行规律”。
所以，哪怕是在斯大林时代，列宁主义也让双方吃了苦头。作为精通地缘政治的帝国主义战略家，斯大林根本不愿看到中国统一，更不愿看到它强大起来，但作为国际共运“大老板”，他传播的教义又规定必须向“解放”了的中国“阶级兄弟”提供援助。于是他便只能被自己的理论逼得干违心事，在“新”中国成立后，违心放弃了从“旧”中国掠取的部分特权，并向中国提供有限的经济援助。而这些事根本就违背了他的自由意愿，他不能不为此怀恨在心。
从我党那面看过来，为世界革命大业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是应该的，但老大哥也有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援助自己。如果苏联在中国掠取特权并不能用反美斗争大局来解释，则中国同志当然不能理解，要逐渐看穿其帝国主义政策实质。
这结果必然是双方都觉得自己吃了亏，双方都怀恨在心。所以，中苏不和的种子，早在斯大林时代就播下了，说到底，这还是列宁主义的荒谬理论造的孽。列同志大概没有看过某位老美诗人的诗句：“A good fence makes a good neighbor.”（有好篱笆才能交好邻居），民族利益并不会因为你否认它就消失。靠否认民族利益人为营造的“阶级友爱”只会使阶级弟兄们最终翻脸，大打出手，比对付阶级敌人还残忍万倍。
如果同志们掌握了这些预备知识，则就可以和我一道审视中苏关系沿革演变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了。
（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建国”伊始，毛就趁为斯大林庆祝７０大寿之机，迫不及待地跑到莫斯科去，呆了创世界纪录的两个月。这种反常举止，不但在当时引来国内外种种猜测，而且至今国内学者还在争论他到底是否真为签约而去。
我认为，毛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跑去朝见斯大林，其动机是多重的，“党”和“国”的考虑都有，主要目标乃是去完成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产党世界中的定位。
从“党”的角度来说，毛必须在当国后，去取得国际共运“大老板”的正式认证。毛虽然当了国，但颇有点“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的味道。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极度冷淡，甚至连个正式的党政代表团都没派来，我党只好把当时碰巧在中国访问的什么文化代表团拉到天安门上去充数。苏联政府虽然在次日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那不过是邦交上的承认，并非在国际共运的圈子里承认毛是教廷认可的中国教区的红衣主教。而这一点对毛来说可是至关重要，特别是有南斯拉夫的前车之鉴在那儿摆着，“庶出”不能不去向父皇本人争个血统上的明白。干这种事的最好机会，当然是在所有红衣主教济济一堂的斯大林寿宴上。
从“国”的角度来说，毛信奉的“阶级战争”教义（class war，这是毛唯一掌握的马列主义教条。他自己就承认，他看《共产党宣言》就只取了其中四字“阶级斗争”）规定了他必须和美帝这个世界革命的死敌斗争到底。铁托被革出教门的罪名之一就是和美帝勾结。作为来历不明的“庶出”，他必须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其革命坚定性甚至必须超过“嫡出”们，而这就是他不顾美国政府放出的一系列信号，刻意制造中美紧张关系的意识形态原因。
但毛同时也是个尊重实力的现实主义者。他深知和美帝比起来，“新”中国才是纸老虎。以美国为敌使得他充满了恐惧，觉得“新”中国极度不安全，随时可能被美蒋颠覆。用毛回国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说，就是“我们要找个帮手”，靠苏联的保护伞维护国防安全。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毛都非访问苏联不可。而他确实达到了此行初衷。根据官方媒体披露，毛第一次见斯大林，即向对方痛说革命家史，抱怨自己当初备受“嫡出”们的排挤迫害。斯大林一笑置之，说“你是胜利者，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一句“成王败寇”的狼羊律，便把毛的满腔委屈消弭于无形。
以斯大林之精明，当然只会根据狼羊律，对中国的块头给予必要尊重，据此调整对毛的态度。在斯大林的７０寿宴上，毛作为第一号贵宾，坐在斯大林旁边，并第一个发表演说。这可跟国务活动毫不相干，乃是教廷内部排座次。此后斯大林更明确规定，中共享有其他共党没有的地位和特权，成了共运内部的“二头领卢俊义”。斯大林当然仍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不过苏共与中共作了国际分工，苏共负责领导欧洲共运，而亚洲共运则由中共充大拿。所有的亚洲土共，此后都得向中共早请示晚汇报。
所以，从党的角度来说，毛此行确实达到了目的，他不再是当初那被人歧视的“庶出”了，而这对他来说可是头等大事，虽然现代读者无法理解这种心理，正如我也无法理解达赖证认“真班禅”，为何会对藏民具有一言九鼎的重大作用。
从“国”的角度来说，毛也达到了他的目的。苏联和中国成了军事盟国，在３０年内负责保卫中国。如果中国遭到入侵，则苏联就要“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不过这个“国”乃是毛的“党国”，它和普通百姓的“中国”概念并不同，和一般理解的“民族主义”并无多少相干。探讨这个问题本身就需要一篇单独的长文，我只能在此随便说几句。
所谓民族主义，在我看来，就是“认为国策、特别是外交政策必须处处从国家利益出发来制定的政治主张”，我本人就是这种民族主义者。
我党的“民族主义”则和这完全不同。在毛时代，国策和包括外交政策是基于世界革命原则，根据国内外“阶级斗争”需要制定的。毛实际上彻底否认“国家利益”存在，从不使用这词汇。后毛时代，我党开始走向文明，这个词汇总算在近年中逐渐艰难地出现在党国文告中了。不过对什么是“国家利益”，我党的理解还是和文明世界不一样。在我党，那其实是指“党的利益”，而“国家安全”其实也就是“政权存亡”的同义语。
无论是在毛时代还是后毛时代，常被学者们误认为“民族主义表现”共同的一条，是我党对“干涉内政”的超敏感。在这上头，我党的“民族主义”和慈禧老佛爷的烦恼很相似：两者都不喜欢外人干涉自己的家事，把自己的面子当成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此可以置真正的全民利益于不顾，前段朱将军“让出西安以东”的表演就最能说明这一点。
爱你喂，从“国”的角度来说，毛也确实达到了访苏的初衷，用他自己回来后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说，就是“找到了一个好帮手”──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
可惜这成功只是暂时的。毛在心花怒放签订那“爱国的条约”时，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这条约把中苏结成了军事盟国，却并未增加中国的安全，因为来自美国的威胁不过是他的病态幻想，反倒给自己结下了仇敌──正是那条约把中苏捆成了一安俱安，一危俱危的集体安全关系，才导致了中苏后来反目。
对认证毛是合法红衣主教这问题，斯大林倒很痛快。虽然他在背后和莫洛托夫等人尽情糟蹋“中国的普加乔夫”，但他毕竟还是及时在教廷的正式庆典中给毛“摸顶赐福”了。不过涉及到国家利益时，他可就毫不含糊了。
执政之前，中共出于其“阶级斗争”教义，天真地以为，一旦中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外蒙的阶级弟兄就会迫不及待地投入自己的怀抱，而苏联也只会乐观其成。类似地，他们以为苏联在东北掠夺特权也是暂时的，一旦中国获得“解放”就会结束。毕竟，从他们的《圣经》里，实在找不到阶级“老大哥”用对待阶级敌人国民党的方式对待自己这个阶级“小弟弟”的理论依据。
因此，早在西柏坡时，毛就对秘密来访的米高扬暗示了这一愿望。因为对方是上级领导，他当然不敢直接提出要求，只是用批驳“民主人士的思想错误”的方式，来委婉地向上级试探有无让蒙古重新统一的可能性。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他递交给斯大林的报告也使用了类似策略，借所谓“不明真相的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之口，抱怨了苏联霸占旅顺和抢劫东北财产的事，并说明我党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批判和耐心解释。
斯大林当然听得出弦外之音，在毛来访时便作了正式回复。他的反应乃是大师之作，既不违反自己制定并传播的教义，又一招就封死了我党的后着。
他直截了当地承认４５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乃是“不平等条约”，但他所谓的“不平等”，只在于在旅顺驻军一条。他说，等到和日本的和平条约签订后，苏军即可撤走。如果中国坚持，哪怕就是现在撤走也行。
关于外蒙问题，他说，这问题早就解决了，外蒙人民投票表示了独立意愿，苏联政府当然应该尊重人民意愿。至于内外蒙是否统一的问题，只能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去解决，苏联无权说三道四。如果蒙古人民愿意统一，则苏联当然不会反对。不过他本人不愿意看到中国丧失大片领土，因为那意味着内蒙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话说得无比冠冕堂皇，使用的乃是“民族自决”的神圣原则，中共根本就无话可答。但我党就算再不懂马列，此话也绝对无法使之心服口服：大家如今都“姓社”，同为阶级弟兄，为何不能同处一个大家庭？蒙古有什么必要独立？难道这也是世界革命的全局利益需要？马克思不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么？
关于中长铁路（亦即满州里－哈尔滨－绥芬河与哈尔滨到大连的铁路），他说，那是俄国出资建造的，所以苏联政府应该继承那财产（他很方便地忘记了该铁路的大部分早就让他卖给日本人了）。而且，无论是外蒙问题，是中长铁路问题，还是旅大问题，都是雅尔塔协定规定的。如果苏联修改条约，则帝国主义就有借口强迫苏联放弃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
斯大林其实是告诉毛，维持４５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是世界革命全局的需要。如果单方面修改条约，社会主义苏联就得向帝国主义丧失领土，那当然不符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难道中国同志就能自私到无视革命大业受损不成？
到此地步，急于表现自己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的毛还能有何话说？于是他只能表态：
“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
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
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
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
修改条约既无指望，毛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和苏联签订借款、通商、航空等一系列协定。他还不敢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希望，而是用献锦囊妙计的方式，给“大老板”斯大林提出两个选案：一、召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到莫斯科，签订上述协定。二、只对这些问题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周不必来。可惜斯大林立刻就借坡骑驴，在１２月２４日与毛会见时表示同意中共提出的第二案，告诉毛不必将周召来。令毛大为恼火，很向苏方联络人员发了几次脾气。
前文已经介绍过，幸亏恰在此时，传来英国准备和中国建交的消息，让斯大林极为震动。他改了初衷，亲自起草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在其中主动表示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让毛喜出望外：他原已不敢指望改约，只求斯大林能解决贷款通商问题，让他不要空手而归，如今斯大林却不但主动同意考虑贷款和通商，而且愿意考虑另签新约。
不仅如此，次日，苏联报刊发表了由斯大林捉刀的《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同日晚间，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共同拜访毛泽东，征求毛对解决中苏条约等问题的意见。毛仍然不敢直接提要求，只是出了三个选项请领导考虑：甲、签新约；乙、发新闻公报；丙、发政府声明。这种作法，与其说是与外国政府谈判，莫如说是策士给统帅献策还更准确些。
毛随即对两位领导竭力游说了一番甲案的优点，他不知道，两人肯定是秉承斯大林之旨而来的，游说有什么鸟用处？听完他的汇报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接受甲案。毛非常兴奋，当晚便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
全靠来自西方的助力，“大老板”总算改了初衷，同意签新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协定了。最重要的是，“大老板”总算批准了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而正是人民的好总理改变了毛“献锦囊妙计”的奇特“谈判方式”，为中国争回了一定权益，也使毛“要点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的梦想总算兑现了。
附《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文章——斯大林和毛关于中长铁路协定、大连问题的对话：
斯大林：“现在转入中长铁路协定。您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毛：“也许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
旅顺口协定这样办，而实际上作一些修改。”
斯大林：“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协定，但适当进行实际
修改。”
毛：“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
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
毛：“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
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
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是担心，这会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
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当年罗斯福曾坚持让大连成为自由港。”
毛：“这么说，保留自由港是符合美英利益喽？”
斯大林：“当然，其结果就是门户开放。”
毛：“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
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
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我想指出，您派到中国的航空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共运送了将近一
万人。请允许我，斯大林同志，感谢您的援助，并请您把这个航空团
继续留在中国，帮助给准备进攻西藏的刘伯承部队运送食品。”
西方出的某本毛传上说，毛访问莫斯科犯的错误，乃是没把周恩来带去，所以才会被斯大林晾在别墅里，等到他悟出这一错误，把周恩来召来，谈判便迅速开始了，云云。
这位同志写书时还未来得及看到解密档案，所以不了解毛的处境究竟有多卑微：叫不叫周去，不是他可以决定的，得由“大老板”说了算，此乃国际共运的点菜律（谁出钱，谁点菜）。如果不是毛从苏联媒体中突然消失，让西方造出那么多谣来，而且英国准备和中国建交，则斯大林也不会同意改约签协定，周恩来也就不会被召到莫斯科去，那么，毛最后只能两手空空回国，不但得继承４５年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且连一分钱的贷款都要不到。
观察那段历史的学者们常常忘记国际共运的特点乃是一神教。在一个国家内只能有一个领袖，而全世界也就只能有一个领袖，该领袖同时也就是全知全能、绝不会错的上帝。对该上帝的指示，所有同志，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都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不明白这个原则，就绝对无法明白毛为何会对斯大林敬畏如神灵，连下级可以对上级提的要求、建议、希望都不敢直接提出来。
对毛而言，斯大林的魔咒特别有效。和嫡出们不同，他此前从未接触过斯大林，必然有因隔膜而产生的神秘感。而且，他本人在党内的地位乃是靠斯大林指定确立的。全靠“大老板”在抗战期间放了话，要大家承认毛的领袖地位，不要再争了，王明等人才最后死了心。此后，我党与莫斯科的电报联系就被他严密垄断起来，由任弼时亲自翻译交给他，再由他决定是否向政治局传达，爱传达多少全由他决定。就这样，靠把持了“上帝代言人”的位置，垄断了天廷传来的信息，他巧妙地狐假虎威，靠斯大林的权威击败了竞争者们。
如此运作，势必对毛本人产生一种“崇拜强化作用”，正如目睹自己焚烧的每道神符产生了移山倒海神力的巫师不能不崇拜请来的神道一般。这就是他为何对斯大林会怕成那个样子，连“献锦囊妙计”的“曲线讨价还价”的“条陈谈判术”都发明出来了。
其实，哪怕是升斗小民都知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市井道理，最忌讳的就是让对方想到对自己不利的“选项”，岂还会像毛那样，明明希望把周召来签协定，却又在选项中列上相反建议，暗中指望父皇开恩，挑中自己属意的那个选项？既然你如此谦恭，主动为对方提出不利于自己的建议，斯大林当然再不会跟你客气。这本是你自己的建议，人家采纳了，你还怎么可以下来拿老板底下的工作人员出气，指鸡骂狗作弃妇状？这种“条陈谈判术”搞多了，你还让人怎么看得起？
最有趣的，还是毛发回中央的那份电报：“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
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
那多余的一问，绝对只会出自生怕传错了命令的传令兵之口。
连市井小民都知道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管ＴＮＤ是不是签新约，既然对方松口，我就立即说，好，那我就立刻把周召来。等周来了，再把“你已经同意签新约”当成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强加到对方头上去。哪怕是误会也要坚持到底，充分利用。
此中暴露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倒不是毛的智力还不如市井小民，而是他对西方的彻底隔膜，他根本不知道西方人打交道的方式是明说而非暗示，而这正是我初到西方时尝过的苦头。
那时我导师对我一肚子意见，认为我这人阳奉阴违，明明同意了的事拖着不办。我觉得很委屈：我不是通过种种暗示告诉你我不同意那方案么？他大为吃惊，问我：芦笛，却原来，东方人嘴里的“咽死”（Yes）和咱们不是一个意思？有时可以是“诺”（No）？我笑笑说，是啊，是不是咽死，得看我怎么暗示的，你得自己去作结论。他大奇，问，你为何不直接表示反对？我说，按中国人的习惯，下级对上级不能直接说不，否则太不礼貌。他于是说，芦笛，听好了，你既然在罗马，就得按罗马人的规矩行事。以后你不同意就直接说出，这在我们这儿才算真正尊重对方，否则就是愚弄我。我大喜，说，是么？不瞒你说，我就喜欢直来直去，这罗马人的行事规矩，真是为我设计的阿。此后我便抬竹竿进城，一直抬到他受不了，和我几次闹得脸红脖子粗，气消了又到酒吧去买醉，当真痛快。
正因为毛是个土老冒，丝毫不懂西方那套，所以他才会使用《镜花缘》中“君子国”的讨价还价方式──亦即卖方专门往低处砍，指望买方能被他的高姿态感动，严守君子国的交易规矩，专门往高处砍。或许，这在他心目中乃是遵循了老子的教导：“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高明策略吧。
这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一以贯之的原则，做滥好人可以做到让对方莫名其妙的程度。５０年代外蒙党魁访华，他居然向对方道歉，说过去中国侵略了他们，让对方莫名其妙：历史上从来是成吉思汗的子孙痛打汉族，哪有什么反过来的事？
前面已经介绍过，１月２日，莫洛托夫在偕同米高扬拜会毛时，曾表示同意另签新约。“大老板”已经难得地松了口，在这种情况下，毛应该考虑如何提出能让对方接受的最有利于中国的方案才是。可他就是不肯放弃这种“高姿态”，更不肯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显示他无限忠于莫斯科，不是中国的铁托。
１月２２日，他与斯大林再度会谈。斯大林征询毛对中长铁路协定的建议，毛竟然说：“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斯大林马上跟进：“这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毛慷慨地答道：“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还特地提到废除旅顺口协定可能会牵涉到雅尔塔协定，“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
这雅尔塔协定乃是斯大林用来搪塞中国的借口，也只有毛那种对斯大林外交毫不熟悉的人才会买账。事实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之毫无影响，后来苏日签订和约，日方完全接受了雅尔塔协定，承认把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永久割让给苏联，根本也就没利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翻案。
对此赤胆忠心，斯大林当然极度满意，不过他还要装出不计后果的悲壮模样来糊弄老毛，说：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让美国人见鬼去吧！
这就是毛和斯大林的本质差别：斯大林不但是第一流的帝国主义战略家，而且是出色的帝国主义强权外交家。由他主导的苏联对外谈判，还从来没有签订过对苏联不利的条约，苏联往往能通过谈判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而毛根本就没有任何折冲樽俎的外交能力，由他主导的对外条约几乎无一不以丧失国家利益为代价。
所以，如果周恩来不去，则新签的条约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换个政府肯定旧约的法律原则，顶多只在枝节上做点修改而已。
这当然不光是因为毛没有周的丰富的谈判经验，更是两人的经历决定的心理差异决定的。周不是毛那种来历不明的“庶出”，早在２０、３０年代就是斯大林指定的党魁，又多次去过莫斯科，和斯大林打过多次交道。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毛那种特殊的心理疾患，第一不用向斯大林表白自己的赤胆忠心，第二不必怕斯大林怕到连下级对上级可以提的要求都不敢提。
毛后来将周恩来的谈判策略总结为：“１９５０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
他这是贪天功为己有。他吵什么吵？和谁吵？记录在哪里？他不过是在别墅里指鸡骂狗，骂了几次苏方联络人员罢了，有那胆子和大老板干么？档案记录里只有他高姿态地表态要为苏联利益着想，担心违反雅尔塔协定会造成对苏联的不良后果的种种效忠输诚。
不过，他这里说的倒确实是周恩来使用的策略，那就是，你提出来的我不同意就要争，实在没办法，也就只好接受。此乃典型的西方下级对上级的作派，毛那土老冒根本就不懂。
周恩来到后立即和苏方举行谈判，他的策略还是刘与毛用过的那个，向斯大林反应中国国内舆论和民意，以此施加压力。在和苏方第二次会谈中，他根据刘少奇指示，提出三条毛从来没敢提出的要求：第一条是指出中长铁路在历史上有过６次波折，委婉指出苏联对该铁路产权的主张缺乏依据。第二条是无论苏联何时与日本签订和约，三年后都该归还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第三条是被苏联“代管”和“租借”的大连企业应由中方接收。最妙的是，他指出，做到这些，其实对中苏友谊有利，换言之，也就是符合世界革命的整体利益。
这三条完全突破了苏方预定的方案，引起对方不满，但斯大林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中方请求。周恩来立即跟进，主持起草了《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提交对方讨论。这可不再是毛泽东的“锦囊妙计”，而是明确提议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交还给中国政府，并敲死了履行上述协定的时限。
最能体现周恩来“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的谈判原则的，乃是苏方在接受了上述协定的中方草案之后，附加了三个条件：第一，对于苏联三年内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第二，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第三，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芦注，从苏联本部到远东海参威一带，最近的路就是穿过东北的满州里－绥芬河线，这就是为何老毛子要建中东铁路，而且在放弃对该线的占有后还要加上这么一条）。
周恩来没有直接反对，只是把对等条款加了进去，于是在交回给苏方的复案中便多出了这么一段话：“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苏方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认为中国从东北取道苏联运兵到新疆去兜的圈子更大，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那其实是反对苏军沿中长线满州里－绥芬河自由调动部队的反提案。周恩来说，他并不是这个意思，中国也没有必要和可能去苏联境内运兵，加上这条不过是为了坚持平等原则罢了。终因苏方强烈反对，周不得不同意对方要求。
但他这努力却给苏联上了一课，其实是告诉他们，中共虽然是苏共的下属，但中国不是苏联的部下。把帝国主义那套使出来对一个落后国家，乃是违反列宁主义教导的。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周算是我党内少有的清醒者，能把“党交”和“邦交”分开。
周的这一课没有白上。苏联后来提出个协定，规定新疆和东北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与东北和新疆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中方也没有反对，但毛子后来想想，又拿回去主动加上了一条，规定邻近中国东北和新疆的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领土上也不许第三国势力介入。由此判断，他们确实从周那儿学会了平等待人的一课。
周恩来主持的艰难谈判终于收到了有限成果。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三天后，中苏两国报纸上同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正式宣布中苏两国达成了一项条约和两项协定，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满足了毛“要找个帮手”的要求，宣告两国结成军事互助同盟，“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关于外蒙问题，双方政府以公告形式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根据师哲的证词，斯大林很怕中国提此问题，千方百计规避，但周恩来却就是要提：
“周总理提出：‘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中国准备发表一项声明。’斯大林一听立即就紧张起来，愣了一下，说，‘蒙古问题不是早已解决了，并不存在问题，有什么要声明的？再说，蒙古同志不在，我们谈蒙古问题干什么？我们有什么权力谈论人家的命运？’总理耐心解释说：‘我们政府必须有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宣布旧中国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蒙古独立是国民党经手办的，国内的民主人士提出来，既然国民党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都不予承认，那蒙古独立的问题，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必须表明态度。‘
斯大林好似放下一块大石头，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我们两国都可以发表声明，还是中国政府先发表，苏联政府支持中国的声明，蒙古政府也表个态。’
最后以两国公告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后来毛曾想抵赖这一责任，毛接见外宾时就曾说，同意外蒙独立是国民党政府干的事。他很方便地忘记了三个历史事实：第一，中共政府成立之初就宣布不承认国民政府订立的一切对外条约。第二，中共政府当初发布确认外蒙独立的公告说的理由可不是这个。当时中国政府给的理由是两条，一是外蒙古人民已经公投自决独立，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曾来电祝贺，而中国政府曾回电表示感谢。第三，中国代表团访苏期间，苏方根本就没有提出外蒙的事来，更未施加任何压力逼迫中方承认外蒙独立。如果中共以国家利益为念，最明智的策略就是绝口不提此事，只解决其他问题。如果这么做了，则我党日后进可攻，退可守。国力强大、时机成熟时可以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早就废除了，我党从未同意过外蒙独立，以此要求收回外蒙；退则可以赖账，说外蒙是国府卖出去的，跟我们无相干。
关于中长铁路（亦即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旅大的遗留问题，我党倒确实为国家争回了权益，基本上废除了旧约的不平等规定。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宣布，苏联将于1952年底以前把两国共同管理的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军也将于1952年底以前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该地区的一切设备有偿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还将于1950年内与中方组成联合委员会，完成向中国政府移交所有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租用的财产的工作，大连的行政亦完全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可惜周恩来好不容易争回来的旅顺后来又被毛送出去了。美日安保条约签订后，毛觉得受到威胁，需要老大哥武力保护，便于１９５２年３月２８日致电斯大林：
“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
认为中国政府有根据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口地区，
并在１９５２年底不撤出旅顺口。”
这正中斯大林的下怀，不过他知道需把表面文章做足，让部下自己来正式请求大老板，以便名正言顺作恩公，于是便在４月２日回电：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口完全符合您
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
做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
年底撤出旅顺口。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
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和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口，
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您坚持这
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
合理地向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
决定来束缚您。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口条约。关于这一切，应当
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两相比较，高下立见，比起教主来，毛连个称职的学生都算不上。
于是毛便根据大老板吩咐，于１９５２年８月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会谈中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于是，周恩来建议以互换照会的方式，由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相应的请求。
９月１５日，中苏交换了《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基地期限的换文》，中方请求苏方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口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口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
请注意，这个照会规定，苏军撤军的期限乃是“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平条约”，这儿中国自行套上了双重束缚，不但要等苏日签订和约，还得等中日签订和约。毛泽东似乎生怕苏联人撤军，失去保护，所以挖空心思地为苏联撤军设置障碍，显得比大老板还积极。
众所周知，中日和平条约是到７０年代田中访华后才签订的，而苏日和平条约到现在都没签订，至今俄罗斯还在和日本政府就北方领土问题争执不休，始终没有达成协议。因此，按该照会的授权，苏军本可以一直驻扎到２１世纪的今天。
但赫鲁晓夫上台后刻意讨好中国，便主动放弃了斯大林在中国谋取的帝国主义特权。１９５４年，中共拟庆祝“建国”５周年。苏方本来只准备派个一般级别的代表团来参加庆典，但赫鲁晓夫不但决定由他亲自率团来参加，而且给中国赠送了一笔无比丰厚的礼物，那便是决定援建１５０个大项目，此外还放弃了四家中苏合资公司的股权，以货物折算股份的方式使之变成中方独营企业，并决定从旅顺撤军。
赫鲁晓夫这一决定在苏共上层引起了反对，但让赫鲁晓夫压服了。他兴兴头头地带着这份厚礼上路了，不料在他向毛泽东主动提出从旅顺口撤军，并将基地及其设备无偿移交给中国时，毛泽东却担心美国可能会利用苏军从旅顺口港撤出之际，在这个地区向中国发动进攻。直到赫鲁晓夫向毛表示，如果发生敌对性进攻行动，苏联当然会帮助中国的，毛才不再反对苏联撤军。
《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则宣布苏联将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低息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亿美元。虽然据中共官方媒体披露，那贷款有相当部分其实是以归还苏军抢去的东北财产折算的，但这对当时贫困的中国毕竟是很大的帮助。当然，这和老蒋从老美那儿弄来的无偿援助不堪一比，但苏联毕竟是饱受战祸的穷国，比不得老美那金元帝国，怪只怪我党有眼无珠，抱错了粗腿。
其他协定则向苏联赋予了旧约没有规定的新特权。前文已经提到中国必须向第三国关闭新疆和东北地区就是一例。有趣的是，中方想公布这协定，而苏联却作贼心虚，坚决反对。我党毕竟还太幼稚，觉得那不是丧权辱国的条约，而老大哥毕竟明白：这协定一旦公布，等于向全世界承认东北和新疆乃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当时老美正在造谣中共已经把两地区割让给了苏联，岂能再火上加油？
另一个有争议的协定乃是中苏合营公司，亦即中苏之间“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的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和中苏船舶公司。所有这些公司的股份对半，净利平分。这是否算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国内学者至今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不是，因为那计划最初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并非苏联强加给中国。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当时资金短缺，要振兴经济，必须靠苏联资金支持。
其实就连参与谈判的师哲本人都说：
“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于3月27日
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
《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
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
的啦政策。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
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的四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这些合资公司与今日中外合资公司并不一样，中苏合营公司乃是斯大林早就在４６年向国府提出的主张，当时曾经被世界舆论广泛抨击，指为苏联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苏联政府曾公开辩解说，他们之所以想在东北办合营公司，不是从经济着眼，而是为了远东的国防。因此，说到底，这还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有关协定蛮横地规定生产出来的矿产品全部运往苏联，不得卖给第三国，这完全是苏联对中国战略资源的控制。这绝不止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不能不看成是斯大林建立帝国势力范围的一大重要努力。
至于这建议到底是何方提出来的其实并不重要。我早就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出卖国家利益并不一定都是被动的，更何况协议还规定苏方在一定时期内垄断中国剩余工业原料出口，这就绝对只能视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了。因此，我个人认为，那的确是苏联通过条约形式获取的在中国的新的政治经济特权。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苏合营公司乃是斯大林早就在４６年向国府提出的主张，当时曾经被世界舆论广泛抨击，指为苏联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苏联政府曾公开辩解说，他们之所以想在东北办合营公司，不是从经济着眼，而是为了远东的国防。因此，说到底，这还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能对新疆的矿产资源具有一半控股权，当然有深远的政治意义，绝不止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不能不看成是斯大林建立帝国势力范围的一大重要努力。至于这建议到底是何方提出来的其实并不重要。我早就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卖国并不一定都是被动的，主动奉献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更何况协定还规定苏方在一定时期内垄断中国剩余工业原料出口，这就绝对只能视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了。因此，我个人认为，那的确是苏联通过条约形式获取的在中国的新的政治经济特权。
于此，毛泽东总算弄到了“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迫使斯大林作出了他原来根本不敢指望的让步，可以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了。可有趣的是，这条约其实并没有增进中苏友好，反倒让双方都觉得吃了亏。据国内学者披露：
【据一个所谓知情者的回忆，在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不久，斯大
林在一次苏共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语惊四座。他说，争夺中国的战
斗远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他抱怨说，毛泽东在谈判中对苏联援
助的要求远远超出了苏联负担的能力，因此，只要毛泽东继续觊觎
苏联资源，苏联就没有国家安全。斯大林建议，阻止毛泽东的方法
之一是在新疆、内蒙古、特别是东北造成独立国家，在中苏间起缓
冲作用。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尚待档案史料的印证，但是中苏同盟条
约显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苏联党内对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疑
惧。】
因为没有给出来源，这话当然靠不住。不过我觉得，此话非常符合斯大林的一贯思路。而且苏方确实是觉得吃了大亏。在谈判苏联在中国境内自由运兵问题时，苏方谈判代表米高扬就就将这种情绪流露无余：
“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
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
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
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
不难看出，对失去他们抢走的中长铁路和旅大，苏联人如同剜却心头肉一般地痛苦。连市井小民都知道，如果partners一方自觉吃亏太大，则那关系绝对不会长久。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引斯大林的话似乎相当可信。
中国方面的酸楚就更不用说了。有趣的是，毛是逐渐回味过来的。斯大林还在世时，他纵然不痛快，也绝对不敢怀疑上帝会对阶级弟兄搞帝国主义那一套。但赫鲁晓夫在苏共２０大做了反斯大林的报告，彻底颠覆了教民们对上帝的崇拜之后，他就必然要回味过来，悟出斯大林的帝国主义政策实质。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发泄了自己的痛恨。
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对波兰党魁哥穆尔卡谈及当年谈判中苏条约时说：
“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路，在新疆
开了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
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
些我们当时都忍下来，当时也没办法改变。”
1958年7月22日他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又承认：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
合营企业。”这里，他明确使用了“势力范围”这个帝国主义
专用术语，说明他确实把苏联看成了帝国主义。
于是，毛访问苏联的不愉快遭遇便化作了深重的“伪民族主义情结”。说它是“伪民族主义”，乃是因为他并不承认民族主义，只是发现了苏联人违反了列宁主义，搞帝国主义那套而已。所以，究其本质，这仍然是列宁主义的反帝原则。那并不能教会他从此在外交中捍卫国家利益，只会使得他更加坚定地维护列宁主义的纯洁性，避免对落后国家搞这一套，更加热情地向落后国家“主动奉献”罢了。
不仅如此，这伪民族主义情结的形成，使毛从此养成了对帝国主义作风的超敏感与过度反应，我们将在下文看到，正是这一情结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最后破裂。
就连春秋战国时代的古人都知道这点，提出原始的“远交近攻”理论，而毛要一直到面临苏联的核打击、在国际上四面楚歌之时才明白这简单道理，毛曾对李志绥大夫承认，俄国过去从中国掠夺了大量领土和特权，而美国历史上对中国从无恶意，云云。他不知道那其实是地缘政治决定的。历史上侵害中国最烈的国家就是俄国和日本，那不过是因为两国都是中国的邻居而已。哪怕是没有帝国主义传统的美国，在历史上对墨西哥又岂有善良可言？因此，在冷战中和邻国结成盟国，乃是只有丝毫不懂地缘政治学的井蛙才会干的蠢事。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中苏两国同属于一个教门，我党过去乃是莫斯科建立领导的一个支部，党的纪律规定，下级对上级只能绝对服从。国际共运传统决定了中共领导在执政后，一定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中国也当成苏联的部下，使得两国关系没有精神上的平等可言。这种把苏联政府当成中国政府上司的作法，在毛首次访问苏联时业已暴露无遗，而不平等的关系迟早要引出麻烦来。
更麻烦的是，既是宗教，教徒们就必然会对教义理解产生歧异，由此导致不同教派产生，甚至引起宗教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以苏联为盟国，就会使两国关系毫无必要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干扰，使得意识形态上的争吵泛化升级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如文革期间许多夫妇因为派性不同而离婚一般，乃是极度可笑的白痴行为。
从苏联的现实情况来看，它也没有能力作中国的恩公、庇护人（我这儿该用的名词应为mentor，可惜中文无类似词汇）和导师。究其本质，苏联乃是为了应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围，解决紧迫的生存危机，由政府强制集中人力物力于某些领域，进行人为“催肥”，制造出来的一种“应急强国”，和西方那种自然形成的强国完全是两回事。这种国家的特点其实就是军国主义，它具有强大的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和武力，但国家的科技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极度畸形的。
苏联在西方包围下，靠一国努力，独立建立了特殊的科学技术体系，在个别领域中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与国防有关的学科畸形发达，诸如数学、物理学的某些分支，但多数领域则还在第三世界水平，诸如化学、生物学、医学等等就一塌糊涂。在工业上也如此，最发达的是重工业，但轻工业、化工、农业、第三产业等就历来被忽视。最严重的弊病还是，苏联的技术水平一直很低下，特别是工艺水平一直不过关，例如电子工业、冶金技术等等从来就是落后的，从未拥有西方的高技术，而是靠“低技术＋数量＋临机应变”来补偿。
二战期间苏联饱受战祸，国民经济遭受了极大摧残，冷战发生、卫星国的出现使得苏联承担了超出它的国力的国防负担。用鬼话来说，该国早已overstretched，它的战略野心和对盟友承担的军事经济义务早就超出了自己的国力。这泥足巨人一直苦撑到８０年代末才轰然倒地，堪称人类奇迹。
总而言之，和许多同志的想像相反，５０年代的苏联根本不是什么发达国家，而是一个经济畸形、重工业产量很高、但技术落后的穷国。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俄国大概也算不得发达国家。指望这种国家长期无私援助中国这样的大国根本就不现实。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和苏联结盟实属不智之举。早说过了，当时中国应该采取不结盟政策，和苏美实行等距离外交。非要结盟不可，那也该去与和中国没有领土纠纷和其他利害冲突的美国结盟。老美有的是钱，从来是一掷千金，而且科学特别是技术非常发达，要去找mentor，也只有这种国家能胜任愉快。
然而毛却在“建国”之前就已决定“一边倒”，此后又和苏联结盟，更愚不可及地趟进韩战浑水中去，从此自绝于文明世界。这当然是合九州之铁不能为此错，但从共产党的教义来说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早说过了，毛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者，信奉的乃是马列的“国际主义”，而这玩意乃是该教最大的智力错误，由此导致了无数毫无必要的纠纷和冲突。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乃是世界革命，没有什么“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说。在他们的简单想像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同时一哄而起，推翻了世界资产阶级，就此实现“世界大同”，国家、民族等等就此消失。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会只在一部分国家中成功，根本就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
由此便留下了无从填补的两大漏洞：第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是什么？支配这些国家之间的外交原则，到底是不讲究民族利益的国际主义，还是强调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到底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关系，还是以民族主义为指导的常态外交，亦即可以谋求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中苏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完全不同。斯大林从来奉行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搞的其实是帝国主义外交，赫鲁晓夫则对兄弟国家实行国际主义，在处理西方关系时则尊重现实，谋求与西方和平共处。
毛提供的则完全是正统回答。无论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他坚持的都是国际主义原则，即把前者看成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阶级兄弟，把后者看成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中苏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仅是原教旨留下的理论漏洞造成的，也是国际现实政治的结果。随着苏联在二战中的崛起，西方不得不将其接纳入强国俱乐部，而中国因为极不明智地介入韩战，被排除在国际政治游戏之外。因此，当时的苏联和如今的中国的位置颇类似，而当时中国的处境与如今的痞子国家北韩差不多，同样都是不得入局的国际孤儿。
这就决定了中苏的外交政策必然不同：已入局者希望按规矩办事，不要在国际上乱打超限战制造难题，而未能入局者总是心怀不平，动辄靠乱出牌来吸引眼球，以此提醒强国注意自己存在，希望对方就此把自己当回事。这其实是“指望靠哭闹得到糖果的孩子心理”。
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后来的中苏冲突是如何发生的，那其实是“首着一错，满盘皆输”的瀑布过程（cascade）：毛不顾美国放出的一系列信号，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急于显示其世界革命坚定立场，刻意和美国为敌，先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后又愚不可及地介入韩战，亲手把自己造成了西方的仇敌，被人家关在国际社会门外，由此导致毛的“哭闹争糖”战术，这又给企图和西方缓和关系、建立常态外交的老大哥出了难题，导致两者冲突，最终沦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这些当然是后话，当在论述中苏破裂时详加讨论，下面回顾中苏蜜月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Ａ、按苏联模式建国，并以铁腕强制推行“尊斯爱苏”宣传教育
和本文其他章节不同，本段不是介绍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并加以评论，完全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出。但我深信，凡是５０年代的过来人都能为我作证。
我党实行的乃是“全国一盘棋”，建立的乃是空前均一（homogeneous），彻底扼杀了多元化的社会，因此局部经验和全局经验常常也就是一回事，正如溶液的浓度到处都是一样的，并不需要把一锅汤全喝下去，才能知道那汤有多咸。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５０年代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时代，在其间我党全面“以俄为师”，不但按苏联模式建立国家政权，建立军队，改造国民经济结构，而且使用镇压暴力，强迫对全民洗脑，实施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尊斯（大林）爱苏（联）”宣传教育。前者倒不足为耻，后者则是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只怕是当年的“满洲国”也不曾搞过这套。
如所周知，我党完全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方式、由莫斯科控制的第三国际特使建立起来的。在执政之后，我党便将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模式全盘照搬过来，实行相当彻底的“全盘苏化”。
在政体建设上，我党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苏维埃）那个橡皮图章，以及掌握实际权力的党政两大班子，效法苏联实行一党专制，设立了和苏联基本一致的各种部门。党组织就不必说了，至今也是苏共那套。政府各部委都能找出苏联的等价物，例如外贸部、各种工业部、经委、计委、体委、国防工委等等都是西方国家没有，只有苏联专有的部门。
地方政权也是苏联那套，由省委和省人委（人民委员会）控制，后者连名称都是苏联搬来的。唯一的变革乃是没有效法苏联搞虚假的“联邦制”，未成立“加盟共和国”而是代之以换汤不换药的“民族自治区”。
军队也按苏军模式“正规化”，成立了三总部、国防部以及下属各大军区。并把苏联的军衔制度原模原样地搬进来。可笑的是，我党永远拎无清总参和国防部到底是什么关系，以致两家无限扯皮，扯到后来总长粟裕受不了，想去请教老大哥这问题，却被国防部长彭总打为“告洋状”，被老毛指使打手７斗８斗，斗得死去活来，就此蒙冤下台。
文化科学教育事业也完全按苏联模式改建。在文化事业上，中共效法苏联，成立被□□部控制的文化部，成立作协、美协、音协等衙门，消灭了作家和艺术家这种自由职业，将其统统变成吃皇粮的国家干部。
在科学界则根据老大哥的榜样，取消了私立研究所和私立大学，在全国成立科学院及各地分院，将科研和教育分开，成立各级国立研究所。科研主要由这些研究所承担，除了几个重点大学外，地方大学都不开展科研。
在教育界则实行所谓“院系调整”，将按英美模式建立的综合大学统统解散，关闭了所有的法学院和商学院，把工、医、农从大学里分出来变成单独的学院；废除了西方的跨学科选课和学分制，甚至废除了学衔（最后一条连苏联都没这么做，完全是我党独创）；并废除了各大学原来使用的由教授自己编写的教材，将苏联的教科书翻译过来，作为全国统一教材。我本人用过的中学数理化教科书就是苏联教科书的忠实译本，连插图都和原本一模一样。
此外，我党还高薪聘请了苏联专家在各行各业中充当顾问，指导科研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并一度仿效苏联在内战后把干部送入“红色教授学院”的榜样，成立了鬼大、工农干部速成学校一类学校，并向各大学输送了大量的“调干生”。可惜这明智举措后来便中途放弃了。苏联通过这措施将革命痞子们基本改造成了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出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我党似乎没有什么成功例子。
这些措施如今应该怎么评价？我认为，如果是国民党继续执政就毫无必要，但我党既然当国，那就完全是必要的，因为我党自伟大领袖以下，除了个别同志如周、邓算是低级知青外，统统缺乏最起码的现代知识亦即西洋知识，绝大多数党员包括高干在内，连粗浅的文化都没有，又死也不肯效法历代夺权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将管理国家的权力让给儒生，实行学者治国，而是要坚持“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这种无知群体，岂会有建立现代国家、领导全国经济建设、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能力？
举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吧。５０年代任苏联外贸部主管的科瓦利曾在回忆录中说：
“我和他（米高扬）发现，中方的谈判方式是，让苏方提出
苏联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的方面和范围的决定，并由
苏方承担这些决定的责任。按照我的请求，米高扬就谈判进
程两次会见了李富春，并对中方没有提出书面建议表示困惑
不解，但这种口头方式的谈判经历有增无减。”
他俩不知道，这其实不是中方想推卸责任，而是高干们根本就没有能力、甚至也不知道要提供书面建议。他们只会想起来，要在哪儿哪儿建个大项目（工厂、水库、大桥等），然后就向苏联提出这请求，此后万能的老大哥就会从魔术口袋里掏出那大项目来，根本就不知道先得作充分调查研究，作一系列学术论证，查明哪些是中方可以自己解决的，哪些是必须靠苏联帮忙的，而哪些连苏联都做不到，然后再提出书面建议来，具体指明希望苏联帮助解决什么问题。
正因为连这种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中方才会和苏联进行“口头方式的谈判”，只知道笼统地提要求：帮我在哪儿哪儿建个大工厂，至于上面说的那些必要工作则一律留给苏联去做，于是连这位贵为部长的科瓦利，都不得不飞到中国来，亲自参加选址等预备性工作。说句良心话，痞子治国弄到这种地步，苏联弄上咱们做夥伴，也当真是晦气。
请苏联派专家也是如此。后来叛逃到加拿大去的苏联化学家Klochko曾在１９５７年被派往中国，根据他的回忆，中方只知道对苏联说：“给我派个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来”，却从来不知道点名要谁。苏联当然舍不得派出第一流的专家来，一般科学家又不愿到中国去，以免时间呆长了失去自己在本国的实验室，于是最后派出的常常是那种勇敢同志，他们之所以敢来，乃是在本国没有什么搞头，又以为中国和非洲差不多，没什么科学。这位Ｋ教授算是例外，他本人曾经获得斯大林奖金，可惜是落后分子，被派到中国乃是被积极分子排挤的结果。到中国不久后他就发现这个毛病，于是向中国建议，需要某个行业的专家时，最好点名索要该行业的出色专家。但这建议根本就未被中方采纳，那原因很简单：领导内行的外行们根本就不懂行情，提得出什么名单来？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坚决自绝于西方文明世界之后，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实行“以俄为师”，实行“全盘苏化”，此乃在大错铸成之后唯一剩下来的补救措施，不幸的是，我党连这都没坚持下去。
如果说“以俄为师，全盘苏化”算是万般无奈之下必要的弥补措施，那么，以铁腕推行的“尊斯爱苏”教育就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侮辱。
５０年代初期的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一样，其实颇像古代的诸侯国家，效忠于斯大林那个天子，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相当于一个大帝国。不但认斯大林为领袖和导师，而且逼迫全国人民去认同并效忠那伟大领袖和导师，为此，不但开足了全部宣传机器的马力，而且多次发动政治运动，无情整肃敢对苏联不敬的人士。
在政治宣传上，则使用了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肉麻无耻话语去吹捧斯大林以及苏联。斯大林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是中国人民的“父亲领袖”，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灯塔”，是“马列主义智慧的来源”，是“苏联老大哥”，是“社会主义天堂”，“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向苏联学习”成了最重大的根本国策之一。
国庆游行时，斯大林的画像是最大的，比其他人的画像几乎大出两倍去，走在最前面。此后才是朱毛和苏共政治局其他大员的画像，尺寸规格一般大，都比斯大林的小得多。在东北各地更是常有只挂斯大林画像，不挂本国领袖画像的怪事。
斯大林逝世时，全国如丧考妣，不但发了令后世子孙蒙羞的谀词万端的唁电，并派出周恩来去奔丧，而且将其定为国丧，在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追悼会，许多群众如同后来在毛的追悼会上一般，痛哭昏倒在现场。
在文艺宣传上，中共全面禁止了西方现代文学艺术流入，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垄断了中国的出版业，在数量上全面压倒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甚至中国文学作品。中苏１０年蜜月期间，唯一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大概只有苏联、东欧文学以及寥若晨星的西方共党作家或左倾作家的作品，就连歌颂日俄战争的《旅顺口》都给翻译过来并大量发行。对于《旅顺口》，王芸生多年后曾说：“我不知说他们什么好，或许给他们扣个‘汉奸'并不为过。”
当时除了国产片，５０年代后中国人便只有看苏联和东欧电影的可能，偶然能看到的西方电影也只能是人家的经典名著或左派作品。从西方学来的绘画、雕塑、音乐等等流派被全面禁止，艺术家们被迫放弃从西方学来的技巧，学习“巡回展览画派”、“四大司机”等一系列俄国和苏联名堂。斯大林制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奉为官定文艺方针。
在科研教育上，则不顾事实，将苏联吹捧为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口号声中，禁止学者们学习西方，并紧跟苏联的榜样，将学术问题化为政治斗争，狠批“孟德尔－摩尔根唯心主义”，禁止中国科学家进行真正的遗传学研究，以致“米丘林－李森科学说”那种伪科学竟然成了生物学研究和教育的主要内容，甚至还有人因为不同意米丘林学说而成为“右派”。哪怕在苏联人自己抛弃了那伪科学之后，中国还要坚持不改，直到１９６３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中才首次同时介绍了两种学说。
“尊斯爱苏”教育甚至到了禁止中学英语教育地步。全国所有的英语教师都被迫改行去学俄语，以致全国大学的外语系除了几个重点大学外，统统成了俄语系。这种野蛮作法延续到中苏破裂之后才突然改变过来。我上高一时学的还是俄语，但后来的高中生就突然改学英语了，让我慨叹早上了一年学。
“尊斯爱苏”教育甚至到了强行改变人民的发式和服装的地步。以前中国的时髦服装是两种，一曰传统服装如旗袍，二曰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电影流传进来的时尚。毛上台后便禁止了这两者，女性统统改穿所谓的“列宁装”、“布拉吉”（苏式连衣裙），发型也改为苏联电影上那种土发型，或是从头发根部编起的土到极点的大辫子。
当时还在全国规模内引进了苏联的集体舞，学会那种舞蹈乃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义务。那时的节日之夜，整个街道或广场常常改成舞场。男男女女穿着苏式服装，在苏联音乐下跳起苏式舞蹈，那情景和苏联的亚洲加盟共和国也没什么区别。
这些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最混帐的还是，竟然把效忠苏联当成了国民义务，将“反苏”当成了叛国一类大罪，为此铁腕镇压对苏联胆敢心怀不敬的一切人士。
５０年代初，全国知识分子即被投入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其目的是清除知识界“亲美崇美恐美”的“反动思想”，承认苏联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文化强国。所有留学英美的“高知”们都得无情侮辱自己并侮辱他们的外国师长，痛骂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歌颂苏联的伟大，这才得以过关。
此后毛泽东更在中央会议上指示：凡是和苏联专家有冲突的，无论曲在何方，中方一律要“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前面已经说过，若干被派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并不是该行的翘楚，有的甚至不过是技术工人而已。这些人当然瞒不了中国同行，但如果中国同行“不识做”，不幸和苏联专家发生工作上的争执，则立刻就要祸从天降，背上“反苏”的重大罪名，就此毁了一生。
整肃知识分子在５７年的反右斗争中达到最高潮。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的六条划右标准中，“反苏”就是重要的一条。许多知识分子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都没说，只不过是说了句“苏联抢走了我们的江东６４屯，霸占了我们的唐古乌梁海”，甚至只是说了句把“苏联的科学技术不如美国”，“苏联造的机器太笨重”，就被定成右派分子，从此断送前途，在地狱里煎熬了几十年。
【未完待续】
小资料：“反苏”大右派龙云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国家决算预算草案的时候，常务委员龙云发表了这样几点意见：
1. 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
2. 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年以内还清，时间过短还要付息。建议延期二三十年归还，借以缓和国内经济紧张。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
3. 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
4. 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
在以后的批判会上，指责龙云“诬蔑苏联，歌颂美国，挑拨中苏关系，充当了右派分子反苏的急先锋。”以后龙云先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后来又到大会上去作了检讨，承认他当初发言的动机虽然自以为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实际的客观效果却是反苏、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
龙云的最大不幸，是在1962年就死了，没有能看到1964年出现的一些文件。例如1964年2月29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其中说：“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还应该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价格来说，是贵得多的……至于苏联对中国贷款，必须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长期以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它占去我国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份额。这就是说，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
龙云泉下有知，当会从这里得到一点宽慰，可以瞑目了吧。
韩战中的大国博弈
一、引言
朝鲜战争是一个颇为独特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半世纪后的今天，用真正的民族主义眼光来看，它完全是外交领域里的重大灾难，由此为国家民族造成的重大灾难性后果并不亚于内政中的“大跃进”。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哪怕是再死硬的摩登红卫兵，也不敢为毛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辩护，但韩战却作为最浓重的一笔油彩，大概永远不会从“民族英雄”的脸上洗掉。不但爱党人士将永远把这看成是毛领导的光辉业绩，就连对中共内政持严厉批判态度的许多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也都将此作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扬眉吐气的辉煌时刻。记得聂华苓曾说，海外华人赢得白人的尊重的转折点就是韩战。在此之前，中国人只有让人看不起的份。哪怕是我这老反革命，都还常在阅读共军入韩早期取得大捷的史实时难以压下强烈的自豪感。
这其实说起来是民族的悲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列强眼中一直是毫无好转迹象的东亚病夫，对外作战多是以耻辱告终。一系列屈辱，让我们变成了一个心理素质极度脆弱的民族，有着超常的自我肯定的心理需要。咱们是太需要外战的光辉胜利来为自己打气了。因此，毛介入韩战并一度获得大胜，最终和联合国军打成平手，激起国人自豪感是非常自然的，这其实也是我党赢得老一辈知识分子们拥护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也就是在此暴露了中国人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致命缺陷：时至今日，咱们基本还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值得自豪的民族成就，只知道寻求感官的肤浅满足，不知道评价一位国务家时，不是看他是否敢于和强国翻脸，而是看他是否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捍卫了国家利益，也不知道battle（战役）和war（战争）的区别，因而不知道中国或许赢得了朝鲜战争这个战役，却在整个外交战线上全军尽墨。
为让大众明白这点，我曾反复将斯大林和毛作过比较。斯大林虽然是个历史上罕见的屠民暴君，但从苏联的国家利益上来看，他不愧为出色的民族主义国务家，处处为国家利益着想，千方百计避免和强国决斗，极度谨慎，从不把国家无必要地带到危险边缘。苏联对外作战，从来是欺软怕硬，专拣软柿子捏，先后对中国外蒙、波兰（内战时期）、中国东北、新疆、芬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波兰（二战初期）用武，与此同时却千方百计避免和德国、日本等强国决战，只是迫不得已时才和日本打了旨在求和的诺门坎战役，直到二战快结束时才参加合力痛打日本那死老虎，为此使苏联版图扩大到了空前的地步。
哪怕就是在韩战一事上也充分显示了他的传统作派。韩战本是他秉承沙皇传统扩大帝国势力范围的努力。当这种努力遭到挫败后，他立刻就成功地把中国拉下水做替死鬼，替他去打代理战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和北韩都是民族主义者，只有中国纯粹是为了宗教信仰毫不犹豫地牺牲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利益。
我也知道，要让大众普遍认识到这一点，或许在我有生之年是没有希望了。如果有一天国人普遍明白了我这个系列讲述的简单道理，那么，中华民族或许就可以算成是成熟了罢。
二、韩战爆发前中国面临的外交选择
我已经讲过多次，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吓坏了以美国为首的文明世界。美国和西方盟国围堵布尔什特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与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敌对的两大阵营。南斯拉夫因为民族利益和苏联发生争吵，立刻就被美国视为宝贝，予以大量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其庞大的块头和在东亚的重要战略位置，本身就决定了它在冷战中是可居奇货，具有其它共产国家无从取代的收买拉拢价值。
这一点最能在毛访问苏联中看出来。斯大林原来只想维持和国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本不想另订新约，顶多只愿意从旅顺撤军。为此把毛晾在别墅里不理睬，形成了中国无力打破的外交僵局。恰在此时英国宣布准备和中国建交，艾奇逊又在演说中造谣说苏联吞并了中国三北地区，立刻就让斯大林改变了态度，同意让周恩来前去谈判签约。
因此，哪怕毛什么都不用作，效法中央帝国的传统君主们稳坐中南海，也一定会有人上门来争相拉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难得的历史机遇，以后是再没这种好事了。如果把握这宝贵机遇，哪怕是庸主也能在美苏争斗中坐获无穷渔利。
不幸的是因为南斯拉夫事件，斯大林对毛满腹狐疑，怀疑他是“半个铁托”，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这恰好打在毛那个“庶出”的疼处。为了证明他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斯大林忠实的学生和信徒，毛便在建国前夕毅然宣布“一边倒”，接着又迫不及待地跑到莫斯科去和苏联结成盟国。在苏联期间，他为了向斯大林表白对世界革命的赤胆忠心，不但下令征用美国兵营，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以此挤走美国所有在华领馆，而且特地向此事通报苏方，说明他的目的就是要驱逐美国领事代表，并在与斯大林会谈时表明他要“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益处。”
即使如此，事情并非就此不可挽回。客观局面明摆在那里：中国和美国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冲突，更无领土纠纷，中美建交是必然的事，唯一剩下来的历史纠葛就是台湾问题，但就连这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抛弃台湾并向世界明确无误地宣布了这一点。
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机构是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前者常为鸽派，后者常为鹰派，最终拍板定调的则是总统，这传统一直沿袭到今天。例如在侵伊战争中，鲍威尔和拉姆费尔德的态度就明显不同，而小布什基本是在后者的影响之下。
“新”中国建立前后，美国也是这个样子，５毛大楼主张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防止台湾落在中共手里，而国务院则倾向抛弃台湾，杜鲁门总统则同意国务院的意见。这其间最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乃是国务卿艾奇逊，他为美国制定的对华政策，今日读来倍感英明睿智。从某个角度上来看，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乃是民族意识在中国的觉醒史，而艾奇逊乃是看到了这个历史过程的少数外国政治家。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９日，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官员就台湾问题进行政策辩论。参谋长联席会议此前曾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备忘录，认为协助国府防卫台湾符合美国安全利益，建议立即派人去调查保住台湾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的性质和程度。
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他认为即使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援助国府，也守不住台湾，反倒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而且台湾对美国安全防务并无战略意义。最重要的还是，他指出，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代替苏联变成威胁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当做唯一的伟大盟友。但是，他强调指出：“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从６年到１２年而不要从６ 个月到１２个月来看问题。”
这政策主张得到了杜鲁门的赞同，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３０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美国在亚洲的地位”文件，制定了美国对华战略原则，那就是使用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去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它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因为台湾并未重要到足以为之采取军事行动，因此，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
本着这一原则，杜鲁门总统于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声明。保证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说美国和其它盟国尊重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已有４年了，并明确保证：
“美国对台湾和其它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
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
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
方针。同样地，美国将不对在台湾的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上的
意见。”
基于同一原则，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苏关系的实质：
“俄国人对华北和其它这些地区的态度和兴趣早在共产主义化以前
就是如此的。这决不是共产主义的结果，俄国早已有此打算。但是
共产主义制度为俄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增加了新的方法，新的技巧和
新的概念。这种共产主义的概念和技术使俄国帝国主义装备了一种
新的和很阴险的武器─这就是渗入。装备了这些新的武器之后，在
中国发生的事情是：苏联正在把中国的北部省分从中国分离出去，
使它们附属于苏联。这种过程在外蒙古已经完成，在满州已接近完
成。我可以肯定地说，在内蒙古和新疆的苏联代理人已向莫斯科提
出了乐观的报告。这就是正在发生的情况，整个整个中国人居住的
地区正从中国分离出去而附属于苏联。”
关于苏联吞并中国三北地区当然是造谣，但斯大林乃是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新沙皇则一点都不错。而且，从客观效果来说，老艾造的谣威慑了苏联的领土野心，不但吓得斯大林赶快下令让中苏两国外长同时发声明辟谣，因毛未忠实执行命令而批评了毛，而且使得他软化了原来的强硬态度，在和周恩来谈判时作了重大让步，使中国得以争回了部份丧失权益。因此，它其实是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如果毛是个称职的国家领袖，就该从此事中得到启发，“以夷制夷”，巧妙地利用美国来增强中国在对苏外交中的地位。
艾奇逊还指出：
“如果人们说我们的利益仅在于阻止共产主义蔓延那是比任何其它
说法都会造成更多的损害，并在远东引起更多的曲解的。我们真正
的利益是在于这些人民本身。我们所以要阻止共产主义是由于共产
主义敌视这个利益。但恰巧这个双管齐下的最好办法，是在于去做
正是亚洲各国人民所愿做的，也是我们愿帮助他们做的，就是：发
展这些国家新政府的健全的行政，开发他们的资源和发展他们的技
术的技巧，以使他们不致因愚昧无知，或因他们相信这些假的诺言，
或因他们的地区有真正的灾祸，而受到侵入。倘若我们能帮助这个
发展，倘若我们能和它一起前进，那末，我们就得到了任何人所知
道的关于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最好办法。”
这是何等的真知灼见！这儿的意思是说，美国之所以要阻止共产主义蔓延，根本原因是共产主义敌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利益。所以，完成这个使命的最好办法，还是让那些受害国家人民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正如我在前文中反复指出的，因为奉行国际主义（＝苏联的民族主义），否认民族主义，国际共运对苏联之外所有其它国家的国家利益都造成了巨大损害，唯一受益的只有苏联一国。
他最后警告那些主张武力支持台独的右派：
“我恳请所有正在考虑这种愚蠢冒险的人要记住：我们决不可夺取
俄国人为自己安排下的这个不值得羡慕的地位。我们不可把中国人
民对俄国人的正义愤怒和憎恨──它们一定会发展的──招引到我
们自己头上来，这样做是愚蠢的。”
“我们必须采取我们一贯的立场，那就是：任何破坏中国完整的人
都是中国的敌人，也是违反我们自己的利益的。今天下午我愿向你
们提出这个看法，我认为这一点是美国制订对亚洲政策中的第一个
和最重要的规则。”
这个演说犯了个致命错误，就是提出了美国在亚洲的“环形防御带”，把日本划作第一线，未将台湾和南韩包括在内。放弃台湾已经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但南韩却是美国绝不会放弃的防线，艾奇逊本人就力主放弃台湾坚守南韩，奇怪的是他居然会忽略了这一点，由此导致了斯大林的误读。这里按下不表。
以上这一系列政策声明，都是在毛访问苏联期间中作出的。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不难从中读出以下明确信息：
１、美国已经决定抛弃台湾，公开承认了中共对台湾的主权，等于放手让中共去“解放”台湾。中美之间既无影响邦交的国家利益冲突，又从此去除了历史原因形成的改善双边关系障碍。
２、美国看出了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迟早要引起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弹，决定避免扮演传统帝国主义列强的角色，干预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主权，而是让苏联去干这种背时事。
３、美国寄大的希望于中苏破裂，以形成反苏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流露出来的最微不足道的善意姿态，都会让华盛顿欣喜若狂。哪怕不投木瓜，人家也会报以琼瑶。
正因为此，尽管美国国内政治浊流翻卷，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而且毛还刻意配合美国右派，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触怒美国的措施，诸如没收美国旧兵营和其它财产、驱赶美国领馆人员等等，在国会山引起了右派风暴，但民主党政府还是把住了舵轮，坚持了既定方针，目睹蒋溺而拒绝援之以手。
1950年4月30日，共军攻陷海南岛。5月18日，共军攻陷舟山群岛。至此，共军已在华南各地修建军用机场30个，400架战斗机已进入战斗状态；在福州、厦门、汕头等港口，大量登陆艇及船只已进入起航准备。台湾危如累卵，而美国国务院则处变不惊，准备按原计划撤离台湾。
1950年5 月17日美国驻国府临时代办斯特朗从台北报告说： “我和使馆的人员都认为，台湾的命运已经注定，共产党可能在6 月15日至7 月底之间发动进攻”，建议开始撤侨并准备撤馆。5 月26日，国务院回电批准其建议，令其尽早采取有关措施，准备撤离。
老美撒手，老蒋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希望。5月27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承认台湾“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蒋介石立志和宝岛共存亡，已对手下将领明言：“如果台湾不保，我是决意不会走的。”据蒋经国回忆，当时蒋介石已下定“杀身成仁”的决心，并勉励其将领“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选择最有意义的死。”
这不是危言耸听，据我党后来披露，当时确已万事俱备，只待７月间台湾海峡气象条件合适时，千军万马就要跨过海洋。大军过海，国府作鸟兽散，死的死，亡的亡，从此“漫江碧透，层林尽染”，中国再无尺寸净土留下来。就算毛立志以开罪美国显示他的革命坚定性，老美也找不到一个反对政权去扶持，更没有理由让国府继续作安理会常理国，把中国关在联合国门外。中美迟早要建交，而远东的历史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但上天注定了老蒋将获善终，６月２５日，北韩军队在３０００多名苏联顾问指挥下，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南进犯。一夜之间，整个远东的外交格局就此改铸。
三、毛泽东本可制止韩战发生
随着苏联档案解密，韩战爆发的过程如今已大白于天下，那是苏联和北韩联合策划的侵略战争。
前文已经指出，苏联在二战末期趁火打劫，对日宣战，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向中国东北和朝鲜扩张一直是老沙皇的迷梦，这一扩张野心因日俄战争爆发而暂时受挫，然而４０年后，新沙皇又卷土重来，趁加入对日作战之机，席卷了中国东北以及北韩。斯大林从退入苏联的抗联残部中，挑选了金日成作为北韩领袖，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原来不过是暂时划分苏美占领区的北纬３８度线变成了南北韩两国的国界。
当国时，金日成不过是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愤青。无论是论能力、经验还是资格都完全不配作什么国家领袖，真不知道斯大林为何会挑上这样一个废物。该同志是个野心勃勃的爱国者，立志征服南方，成为朝鲜历史上第一个在摆脱了殖民统治之后建立统一独立国家的君主。
很明显，由于朝鲜问题已经国际化，靠北韩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一个人雄心。出于历史原因，金日成虽然在中国长大，却因中国过去多次入侵朝鲜并长期充任宗主国而对中国深怀戒心甚至敌意，立志要和朝鲜的“事大主义”传统决裂，这大概就是他那全世界人民都在刻苦学习的“主体思想”吧。由于日本先下手为强，俄国还没有来得及成为朝鲜的世仇。与中日相比，苏联当然是金日成的第一选择，更何况他完全是苏联红军捧上宝座的。
其时南韩政局乱得一塌糊涂，而列宁主义政党别的长处没有，以铁腕镇压人民谋求安定团结则是专业特长。金日成目睹南方骚乱，自觉统一时期已经成熟，这一雄心在旁观中共席卷中国大陆时就更加急切了。但全世界红色阵营都得受莫斯科领导，不能擅自行动，于是他便多次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要求武力统一朝鲜。
斯大林欺负吞并弱国从来大刀阔斧、勇往直前，但与强国打交道则堪称“诸葛一生唯谨慎”。他深知国力不是美国对手，从来是小心翼翼地量力而行，其行事原则从来是在安全范围内作最大限度扩张，一旦达到美国忍耐极限，有正面冲突危险时便适度退缩，有时甚至忍辱负重，第一次柏林危机就是如此。
正因为此，他一直不同意金日成的请求，生怕引起和美国的正面冲突。直到毛访问苏联前夕，斯大林还与毛就此问题交换了意见，毛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不同意。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不应在朝鲜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在毛与他会谈时并未提及朝鲜问题。因此，毛的印象还是原来那个，亦即斯大林不赞成武力统一朝鲜。
毛不知道，还在他访苏期间，斯大林便已改了主意，同意了金日成的冒险计划。１９５０年１月底，毛还在莫斯科，斯大林就私下通知金日成，同意他到莫斯科来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问题，随即批准金日成的扩军备战计划，向朝鲜派出总军事顾问，并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据后来叛逃到苏联去的北韩高官披露，为了瞒过中国，苏联的军援不走中东铁路（即满洲里－绥芬河线）的近路，却由海路运输。
斯大林为何会在毛访苏期间改变主意，同意金日成去冒险？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那是艾奇逊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演说惹的祸。前文已经介绍过，该演说把美国的“环行防御带”划到日本菲律宾等国，却遗漏了台湾和南韩。前文也介绍过，该演说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视，为此还下令让两国外长发表声明辟谣，说明苏联并未如艾奇逊所说的那样，吞并了中国的三北地区。
不难想见，这一重大疏忽绝不会逃过斯大林的眼睛。美国放弃台湾已经是既定政策，对此中苏都应该心头雪亮，否则中共根本不会大张旗鼓地准备“解放”台湾。现在艾奇逊既然间接宣布南韩也不在美国的防御圈中，那当然意味着美国已经决定抛弃南韩。毕竟，当初中共席卷南中国时老美都没有干涉，很难想象他们现在会为了个贫瘠的朝鲜半岛大打出手。这正符合斯大林“在安全范围内作最大限度扩张”的边缘政策，所以他才会不早不迟，恰在毛访苏之际突然改变了原来的立场，批准了金日成的请战书。
有了大老板点头，金日成便疯狂地扩军备战。彭德怀入朝后不胜惊骇地向中央报告，朝鲜领导人极其“幼稚”，完全是竭泽而渔。该国１８岁到４５岁的男子统统被抓壮丁，政府丝毫不管家属在丁壮离家后如何谋生，听其自生自灭，导致大量壮丁拒绝服兵役而集体逃亡，而金日成则派兵去围剿，还要求志愿军也这么干。这事竟然成了引起双方摩擦的一个问题。
１９５０年４月间，金日成访问苏联，向斯大林汇报武力统一计划，斯大林表示同意，随即指出，关于此事朝鲜同志应更多地和毛泽东同志商量，因为毛泽东同志对东方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那意思就是动手无妨，但应取得中国同意。
前文已经介绍过，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刘少奇曾秘密访问苏联，为毛访苏打前站。斯大林曾御口封了中共作“二头领”，规定中共此后担任国际共运的亚洲领导，亚洲共党都得向中国早请示晚汇报。因此，他要金日成取得毛同意再动手乃是顺理成章的。
斯大林为何一边怀疑毛是铁托，一边又要如此抬举中共？我的理解是，这完全是战略大师之举，一石数鸟。
首先，此举必然安抚了中共，满足了毛泽东的虚荣心；其次，它用权力和责任将中共捆在了苏联阵营里；第三，它把中共推到了和美国对抗的第一线，而莫斯科则可躲在后面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减轻了和美国正面对抗的风险。第四，中共扮演这种角色必然引起和美国的对抗，由此形成的“反作用力”必然将中国推入苏联怀抱，增加中国对苏联的依赖，降低了中国的离心力。第五，有二头领在亚洲打头阵和美国捣乱，必然会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向亚洲，而欧洲正是当时苏联和美国争夺的主战场，冲突焦点就在柏林。
这就是为何斯大林要力排众议，支持中共提出的亚洲革命总路线。１９４９ 年底，刘少奇在亚洲工联理事会上的报告提出，亚洲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取得自身解放的唯一道路必须是坚持暴力革命。各国应当学习中国经验，建立人民解放军，展开夺权斗争。很明显，中共在亚洲按自己的模式输出革命，势必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过来，而他只需袖手傍观就行。
据此也可圆满解释他为何在背着中国和金日成秘密策划了侵略战争之后，却又要金日成去取得毛的批准。此中涵义便再笨的人也看得出来，无非是把中国拉下水。毛不同意则已，一旦同意，无论成败，这责任都跑不掉了。此乃抚远大将军韦小宝传授给罗剎公主苏菲娅的“投名状”之计，在该国讹传为“丢命上”，写在《罗曼诺夫兵法》中，被斯大林后来学了去，其俄文名词尚待跛脚僧那懂７１国文字的老同志向大家介绍。
当然斯大林要比罗剎前辈高明得多。他是瞒着中国先批准了战争计划，再让金日成去请示毛，完全是先造成既成事实再强加于人。大老板都已点头，二头领还能有什么话说？
于是金日成便在５月１３日秘密访问北京，和毛会谈。当他告诉毛准备发动战争，而且斯大林已经同意这一计划时，毛极感意外，立即中断会谈，令周恩来前去找苏联大使罗申，向斯大林证实此事，并立即召集在京主要领导人会商。次日，斯大林给毛发来专电，证实了金日成的口信，说他虽然同意，但已告诉朝鲜同志必须征得中国同意。于是球便被那老奸巨猾的老狐狸打到了毛的手上。
毛此时处境极为尴尬：作为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共产党人，他的视野里根本没有国家利益，更不能以此作理由否定金的请战书。从共同的宗教信仰出发，他不能否定朝鲜人民的武装斗争，那恰好符合刘少奇在半年前宣布的亚洲共运总路线。
但他心头之不快也是不用说的：金日成的冒险必然要激化远东紧张局势，给他部署就绪的“解放”台湾之役带来巨大冲击，他不至于看不出这点来。此前他已经和斯大林达成共识，不同意在现阶段武力统一朝鲜，而斯大林却食言而肥，瞒着他这亚洲领导，去和他的部下达成协议，临到万事俱备才来请他作背书。毛就是再蠢，也不至于看不出被总领导玩了。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他是狂热的共产教徒，只要“斗国批修”不彻底，还残存着私心杂念，仍然可以避开意识形态雷区，否决小金的申请。他可以想出一百条理由来，例如朝鲜分裂是国际协议造成的，单方面改变现状可能为美帝侵略提供借口，而朝鲜半岛的地理条件有利于美帝发挥两栖作战的特长，包抄人民军的后路，给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沉重打击。毛这点战略眼光还是有的，战事爆发后不久，他就看出了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警告了北韩和苏联，可惜双方都没理睬。
在这次会谈中，毛确实警告了小金这一危险，说一旦有二三万日本军队投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过程就可能延长。金日成对此毫不在意，说斯大林已经告诉他们，帝国主义不会干涉。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几乎不可能”参战。即使美国人派两三万日本军队来，也不能改变战局，而人民军将会更加猛烈地作战。但毛泽东还是指出，帝国主义的事，我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对此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婉言谢绝。让毛的热脸贴了冷屁股。
毛竟然看不出来，朝鲜从来把中国当成大敌，中共建国后，两国关系一直很紧张，以致中国连个能让对方信任的大使都迟迟派不出去，岂还会同意中国陈兵边境，让中国人趁人民军在南方鏖战之际端了后方老窝？此前金日成倒确实向中国要了三个师，但那些部队都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族官兵，回去后被他用作前线主力，并没有什么危险。
类似地，毛还热心地给了小金若干极其有用的战略指导。他根本不知道，小金虽然过去是他的部下，不过乃是抗联那杂牌部队的，属周保中旗下，长期在苏联生活，只知崇拜苏联，根本不知道我党打仗的本事。他眼中的世界西起波罗的海，东至白令海峡，根本就不包括中国在内。在他看来，有了苏联顾问的指导，又装备了苏军最精良的武器，岂有不胜之理？他乃游击队低级军官出身，谈何战略眼光？唯一特长就是高度发达的肾上腺以及满腔热血。发高烧说胡话乃是职业专长，在和毛的会谈中，他认定一个月就能“解放”全朝鲜，这还是伟大谦虚了，过去他在和苏联人会谈中，连三天解决问题的胡话都曾说过。
可怜毛那百战之主，竟然落魄到和那种低档愤青共事，还成了个被褐怀玉，卖不出和氏璧的卞和！他不知道金根本就不是来向他请教和求援的，是让斯大林逼着来完成审批手续的。如果不是斯大林要他这么做，则他根本也就不会让中国与闻此事。所以后来韩战爆发，毛竟然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事后三天，金日成才派一名校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
哪怕就是不以美国参战为借口，毛也可以坚持按过去共党阵营中达成的共识办事，先解决台湾问题再解决朝鲜问题，要求金日成等到台湾攻下来再说。的确，他在会谈中也委婉表示了这个意思，说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中国解决了台湾问题后，就能更有效地援助朝鲜。但他立刻就接着说，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
于是，毛就这样愚蠢无比地放弃使用亚洲共运领导人的否决权，在斯大林造成的既成事实前屈服了，同意小金那废物去冒险。毛竟然牺牲“解放”台湾的私利去助人为乐，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急于在斯大林面前显示他的革命坚定性，证明他不是铁托那样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具有大公无国的高度觉悟的国际主义战士。
毛不知道，斯大林天性狐疑，根本就不会长久为你的效忠感动。与其指望人家爱上你，莫如让人家需要你，而保持决策的独立性，拉开和苏联的距离，适当接近美国，正是让斯大林器重中国的唯一正确途径。哪怕撇开国家利益不谈，光考虑提升毛和中共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这也是上策。就连传统社会的官军将领都知道“养寇自重”，毛这个只读旧书的人何以不知？在当时的冷战环境下，美帝不就是苏联阵营眼中的寇么？为何不知挟寇自重，让“成吉思汗”（这是毛后来对斯大林的评价，准确之极，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就是类似蒙古的一个大帝国）知道不能轻易得罪或牺牲中国汗？
因此，哪怕是从毛的私利角度看，他也完全可以动用斯大林给他的否决权，以“左倾冒险主义”之类的罪名否定金的计划。最起码他可以说：我不同意，请你们再去请示大老板。如果最后大老板最后还是决定同意，那我在服从上级决定的同时保留个人意见。没有他的支持，斯大林很可能就不敢动手，后来的灾难也就免掉了。那样顶多也就只会得罪本来关系就很紧张的无足轻重的小喽啰北韩。大老板就算不快一时，总不至于因此和中国破脸。就算斯大林最后还是决定打，那也解脱了毛的责任，中国也就没有任何道德义务出兵替人洗屁股。即使出兵，那就成了恩赐，对方也就会份外感激。
然而这一切毛都没做，明知此事要冲击他的“解放台湾”的既定计划，却去助人为乐，热衷于以火热的满月脸去贴儿辈金废物那冰冷的胖屁股，当真是生贱了。无论是从国家利益，从党的利益，还是从他的私利而言，此举都只能视为惊天动地的白痴行为。对这一客观功利判断，想来就是再忠实的红卫兵也无法否认吧？
有网友认为韩战中毛无法使用否决权，不管毛的态度如何，小金是一定要发动战争的，我不同意，大概是我没讲明白吧。
斯大林最怕的就是和美国人发生冲突，他其实害了崇美恐美症。我已经说过了，他原来一直不同意动武，后来是艾奇逊的演说给他发送了错误信号，他才改了主意。但“不和美国冲突”一直是他考虑问题的前提。苏联档案表明，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０－２５日，他和小金举行了三次会谈。斯大林向朝鲜人强调指出，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美国不进行干预，其次是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
请注意，他这儿把话说得非常明白：动武的前提是美国不干预和中国人支持，这两个必要条件只要有一个不具备，他就不同意动武。
金日成使用了卑鄙的手法来规避这两条。对第一条，他说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对第二条，他说毛泽东一向支持朝鲜解放全国，并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
这第一条只反映了小金那愤青对世界的无知。第二条则完全是他假传圣旨，毛一直认为没有具备武力统一朝鲜的条件。如果南韩进攻，则北韩应该坚决反击，但不宜主动进攻。这话他对朝鲜人说过多次，小金自己耳熟能详，曾抱怨：毛泽东同志要我们等待南方进攻，但他们一直不进攻，我们该怎么办？
斯大林并没让小金的世界大势分析糊弄住，他反复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事件，特别是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
这些原始材料把斯大林的意图说得清清楚楚：他最大的concern，还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和美国冲突。这就是他一定要把中国拉进来的原因。他不妨全力援助北韩发动进攻，但如果引起美国干涉，他就要撒手不管，让中国去兜着。这样他便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果美国不干涉，则他便是朝鲜统一的恩公；如果美国干涉了，自有中国去顶住。
真ＴＭＤ老奸巨猾的老狐狸！所以，别怪人家后来不管，人家可是先小人后君子，话早就交代在前头了，谁让金日成听不进去，而毛又对斯大林的意图一无所知呢？
这儿难以理解的，是他为何要瞒着中国和小金勾搭策划，甚至连军援物资都特地从海上运过去，不穿过中国走近路。到最后才让小金去征求毛的同意。我想，他在内心深处还是跃跃欲试，所以才怕因毛反对而使准备工作流产。另一种可能则是小金自己要求苏联人这么干，因为他最提防的国家其实是中国。最后一个可能是斯大林的严重心理疾患，此人保密成性，连自己的左手都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例如他和中朝通电，从来是使用并频繁更换化名，从不使用斯大林的名字。有的发给金日成的重要电报他甚至只发给苏联驻朝大使，让后者念给小金听，但不给对方留下文字依据，跟皇帝下圣旨完全一样。
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３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和毛会谈，毛首次知道斯大林同意金的冒险计划，极感震动，立刻中断谈判，令周恩来前去苏联大使馆，要求斯大林落实金的口信。
根据苏联档案中苏联大使罗申的电报，当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芦注：斯大林化名）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
次日斯大林便给毛泽东回了专电：
“毛泽东同志！
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们表示了如下
的意见：由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意朝鲜人着手
实现重新统一的建议。但有个附带条件，即问题最终应由中国
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来解决。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那么
对于问题的解决就应延迟，直至进行一次新的讨论。会谈的细
节朝鲜同志可能会向您陈述。请电告执行情况。”
请注意，他这儿的立场和４月间和小金会谈时完全一致，“问题最终应由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来解决”，把自己推得干干净净，似乎完全是中国和北韩两家的事，与他毫无相干。
在这种情况下，毛完全可以使用否决权，表示不同意见，就能按斯大林指示“延迟问题的解决”，直至达成共识为止。这可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大老板的指示，真要这么做了，斯大林又能有什么话说？
最主要的是，在访问苏联后，毛如果有足够的观察力，就应该看出斯大林的恐美情结。在与毛的会谈中，斯大林多次流露出不能让美国抓到把柄的担心，例如对毛请求苏联派兵支援中共进攻台湾之役时，斯大林就以此为由拒绝了。在和斯大林亲自打了那么多次交道后，毛早该看出斯大林的滑头，完全可以用美国很可能介入韩战为由，把球打回给斯大林，说：中国原则上支持，但因为国力贫弱，所以如果美国介入，则我们爱莫能助，对不起，不好意西，只好请苏联兜着。倘若此，则斯大林绝对不敢再同意。
可惜毛白去见了一场斯大林，连大老板的心思都摸不透，竟然让个儿曹低档愤青小金哄骗了。在与小金会谈中，毛提出了美国干涉的可能，小金再度使出假传圣旨的那招来，说斯大林说了，帝国主义不会干涉，而毛居然也就相信了，难道到那阵他还没看出斯大林的恐美心病和谨慎个性？
有网友说，如果毛不同意，斯大林便会动用中共内部的“俄罗斯派”搞倒毛。这根本不可能，乃是出于对党史的不熟悉。毛的延安整风就完全是清洗那些人的。中共有别与北韩和东欧卫星国的最大的特点是两条：第一，党魁绝对控制了本党；第二，虽然获得了大量苏援，但江山基本是靠自己打的，不是靠苏联红军开进去，在刺刀下建立傀儡政权。南斯拉夫也具备了这两条，所以才有本钱和斯大林决裂，而斯大林一点办法都没有。
连艾奇逊都看出了这一点，说“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这更是中共最可贵的资产，也就是我认为中共应该在执政后实行苏美等距离外交的客观条件。毛完全可以这么作而没有这么作，却出于宗教狂热去愚不可及地“一边倒”，连“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社会上，基于感情的友谊都远不如基于需要的关系更可靠持久”的常识都没有。这就是我为何说毛的“一边倒”乃是惊天动地的白痴行为。
还有网友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北韩向南满共党提供了大量军火援助，所以毛欠了人家的情，无脸否决人家的申请。此话不错，但那军援其实是苏军提供的，我已经在系列的前文中说过了。就算获得了北韩的名义批准，那毛后来把朝鲜族组成的三个师送给北韩，那三个师都是百战雄师，成了北韩人民军的主力，后来屡立战功，这人情也能抵销了吧？
更何况毛可以以关心北韩的姿态出现，说如果引起美国干涉，反倒可能颠覆北韩政权，那金日成还有什么理由埋怨中国不讲义气？何况外交讲什么义气道义？邱吉尔说的才是真理：没有永久不变的朋友，也没有永久不变的敌人，只有永久不变的利益。
后记
其实我早就说过了，中国真要成为个自由国家，公民首先得把政治家视为另类，无论哪派政治家都得如此看待，这才能站起来看世界。跪着的民族是绝对不会有出息的，遑论变成自由人。所谓政治家，其实多是智力和道德比较低下的异类，许多人还有心理疾患，唯一与众不同之处乃是他们拥有生杀予夺大权。剥去了这条，那些人的裸体其实往往比大多数常人丑多了。
这就是我写史论的视角：将政客们还原为普通人。使用换位思考，以他们的思维方式，设身处地在他们的角度上想问题，这就是我作心理分析的基础。分析所得的结论再用史实去验证，看它能不能完满地解释决策和行为动机。这就是我的史论与专门的史学论文的区别，也是它们的价值所在。比起来，我分析红色领袖更准确，因为我非常熟悉他们的理论和思维方式。所以，我虽然未曾亲历其事，但我自信那分析即使不中，亦不远矣。
有人觉得以我的经历作到这步很不容易。其实此乃西方人的态度对我的影响。我在国外看了大量的名人传记、历史书籍和影视资料。这些东西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人家在评论那些所谓“伟人”时，完全是采取一种人格平等的态度，站着评论历史舞台上那些戏子，根本就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必须对之诚惶诚恐的圣贤。
哪怕是对自然科学的天才，人家的态度也这样，绝不会因为对方是天才就手下留情。我曾在写了篇《如何爬到巨人的肩上去》，介绍了许多牛顿的烂事，那全是我从英国人写的玩意里看来的。对造福于全人类的真正天才，人家尚且如此，何况是对伪天才政治家？我在英国时，感受最深的一条就是民间普遍对政治家的鄙视和不信任。我常常因此感喟：ＮＮＤ，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如果中国人的觉悟进化到了人家的水平，则专制暴君也就从此失去社会土壤了。
中国的传统就是崇拜权势者，到了极左统治统治，就把这传统发扬光大到了极限。只要是身居高位的党官僚，就必然不但是大仁大义的圣贤，而且是大智大慧、算无遗策的诸葛亮。这种洗脑的结果，就是把大众训练得只会跪着看世界，所以明明是白痴行为也不敢承认，否则便是亵渎了菩萨，罪过罪过。崇拜权势者成了第一生理需要。无论政治观点如何，这生理需要都压倒一切，非要找个偶像来崇拜不可。此所以左右两派多是积极分子，那积极性就是从这生理需要来的。
老毛自己很看不上这一套，反复引用京剧《法门寺》的太监贾桂语录讥笑之。在那京剧中，人家请那太监坐下，他说，不用，我站惯了。毛以此丑诋国人中普遍的奴性。却不知道他就是这奴性的最大制造者。这才会有今天这怪事：我请大家站起来看世界，却成了这些同志的眼中钉，似乎我不是在圣殿里撒尿，便是带头砸菩萨。
我早就说过，对持不同政见者，本人从不搞道德批判，只基于事实和逻辑作客观的功利分析。难道我那长文不是根据这个原则写作的？我不过是转述国内学者近年的研究成果，列举他人发现的史实罢了。我自己唯一的贡献，就是作了点史识性质的分析评论而已。早说过了，这分析是非要不可的，舍此无法理解那一系列毫无理性可言的乖张举动。
我知道有人没有能力和意愿理解我那长文，所以这里只好列举个提纲强调一下：
一、沙俄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与日本一样，是对中国带来最大灾难的帝国主义国家。现代史上的中国内战，基本可以视为这两大帝国主义的代理战争，在日本投降后，苏美又利用国共两党继续这种代理战争。
这一条，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承认了，我的文字不是告诉大家，他认为斯大林在中国搞帝国主义那一套么？诸位有什么话说，请这就去批判他老人家，好伐？
二、中共是靠苏联的武装支持才得以夺取全国政权的。
对此我已经列举了大量史料。不仅如此，人民的好总理自己也亲口承认了这一点，斯大林逝世前，他访问莫斯科，在斯大林欢迎他的小型宴会上致答词，在其中特别指出：“没有苏联粉碎日本关东军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的帮助，中国人民受外来压迫不知还要多久。”
所以，我这不过是重申人民的好总理的指示罢了。诸位如果不服，要批判人民的好总理，则我也不便反对。
三、毛的知识结构畸形，基本由陈腐的线装书知识组成，不但不懂起码的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对西方文明毫无了解，毫无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必需的主观能力。
这一点恐怕也是事实吧？要是毛稍微懂点中学数理化，就该知道炼钢的化学反应方程式，就该知道土高炉根本就达不到必要的温度，怎么还会在全国搞土法上马，让全民把锅碗瓢盆砸了，塞进用木风箱鼓风的土高炉去？要是他懂点中学生物学和物理学，又怎么会相信“亩产万斤粮”，搞出个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全国性大饥荒？难道这种人还具备治国能力，还作６亿人民的领袖？
四、毛根本不懂马列主义，唯一掌握的马列教条就是“阶级斗争”，他的“阶级”和“共产主义社会”观念，完全是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毫不相干的道德观念，本质上完全是违心的。对此我已经在《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张春桥同志永垂不朽》一文中作过充分论述，欢迎同志们前去学习批判。
五、毛根本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国际主义者，从来是出于国际阶级斗争需要决定外交政策的。毛主导的外交，基本上无不是主动丧失国家利益，以此支援世界反帝斗争。
对此我已经在多篇旧作里列举了大量事实，实在懒得再说了。这里只想提醒大家，如果谁胆敢用今天的政策去诬蔑他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恐怕他老人家要在泉下大发雷霆吧？请注意，６０年代我党和苏修大论战，这可是焦点之一。从毛的主观心态来说，从来“重义轻利”，耻于言利，强调大义，这一点倒是深得儒家传统。在他看来，反帝乃是大节所在，只要能将第三世界纳入反帝轨道，就是对世界革命的最大贡献，牺牲一点领土完全是应该的。这和中共向第三世界提供无私援助一样，乃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应该对世界有较大贡献”。
在这点上，他和苏共有两个根本不同之处：第一，除赫鲁晓夫当政时曾一度有限打破传统之外，苏共从来是口是心非的国际主义者，斯大林绝对是个民族主义者，制定外交政策历来从苏联国家利益出发；第二，斯大林从来是量力而行，不会超出国力去无私支援哪个国家，苏联的外援也基本是用贷款方式，一般不提供老美式无偿援助，就连苏联为中国抗美援朝提供的军火，每一粒子弹的价钱也都算得清清楚楚，反映了典型的欧洲作风。
毛对后面这点特别看不上，他曾在接见外宾时多次说：既然是援助就应该是无偿的，有偿的还叫什么无私援助？中国后来对外援助确实作到了这点，最大的手笔就是免费修建赠送坦赞铁路。在毛时代，我党多次在报纸上嚷嚷：“我们永远不做军火商”，可惜这高风亮节被后世们无情打破了。
六、中苏两党毫无平等可言，中共乃是苏共的下级，斯大林是包括我党在内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领袖。毛的错误乃是以“党交”代替“邦交”，把中国当成了苏联的部下。
我已经说过了，苏共当然是中共的上级领导，但中国不是苏联的部下，就连斯大林都明白这一点，在与刘少奇会谈时教育后者不要轻易“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指示”，要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负责。那史实是师哲同志提供的，诸位难道敢怀疑他造谣？
至于伟大领袖对斯大林毕恭毕敬，卑躬屈膝，事之如高堂，畏之若神明，乃是他的电报以及和斯大林会谈纪录证明的，我已经引用过了，难道诸位敢不服从那最高指示？自有人类以来，也就只有他发明了以“献条陈”的方式和邻国元首谈判，而且竟然把不利于自己的选项列在其中，在莫洛托夫恩准改约后还生怕传错命令，再次核对，这里哪谈得上什么国与国的平等关系？
我不过是向诸位介绍史实，那其实都不是我的发现，我不过是写个综述而已，基本材料统统来自于国内学者研究，按学术界规矩，我当在此文写完后列出参考书目。请诸位去看了，再来指责我是否“主题先行”。
七、有读者说我只指出毛不该怎么作，没有指出毛该怎么作。对不起，早说过无数次了，那完全是基于国家民族利益所作的功利分析。主旨是，毛的国策完全错了，不该一边倒，不该和苏联结盟，更不该为人火中取栗，介入韩战，而应对苏美实行等距离外交，如此则能如同后来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一样，变成冷战双方的拉拢对象，从双方获得巨额援助而不必丧失主权。
可是毛的外交却毫无章法，七颠八倒，犯的尽是连小市民都不会犯的愚蠢之极的错误，例如他在苏联谈判期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遇与侮慢，全靠英国因为香港关系愿和中共建交，斯大林才改了“不签新约、不签协定”的初衷，可他却竟然至死不悟，在此后还下令没收老美在华财产，把美国挤出中国去，还说什么美国跟中国建交越晚，就对中国越有利！
更出奇的是，１９５４年，赫鲁晓夫放弃了斯大林的帝国主义作法，主动从旅顺撤军并把四家中苏合资公司的苏方股份全部赠送给中国，并不顾自己倾家荡产，援建中国１５０个大型项目，甚至与中国分享核机密和导弹机密。对这种真正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平等国家，毛反倒要和人家翻脸，最后得罪了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只有三四个需要中国抚养的国家没和咱们翻脸，使得全世界都成了“帝修反”，而中国则成了不折不扣的国际孤儿，由此造出了人类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难道这又不是连市井小民都不会犯的惊天动地的愚蠢错误？
毛根本不懂外交的实质就是逐利，却奉行“意识形态外交”，夹以莫名其妙的帝王心态。举国昏昏无一人明白外交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傻叫“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３０多年来无一人敢用或是知道“国家利益”这个词汇，直到８０年代才有李慎之老出来使用这词汇，还把这当成了他极大的人生成就！中国的联合国席位被剥夺长达２０多年，沦为国际孤儿。这种怪事居然发生在一个在东亚占据了举足轻重战略地位的领土第三大国、人口第一大国身上，当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最后想告诉大家，写这种正经史论非常之累，要看大批材料。其实我这系列力争做到言必有据，连文中斯大林“大老板”这个称呼也是伟大领袖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８日给莫斯科发电报中使用的。当然，这个系列最终能够完成，还要感谢那些不吝赐教，指出我文字里的硬伤（事实错误）和软伤（推理错误），以及无私提供资料的网友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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