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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其:艺术区的维权和城市中小阶级的困境
    时间:2010/03/05 出处:南都周刊
      在挣扎、分化和激辩的过程中,极端的利己主义和过激的理想主义都会慢慢失去市场,而注重维护私利和公共诉求相结合的言论共识慢慢出现。

      朱其

      美术学博士,艺术批评家,独立策展人,1990年代以来策划了一系列重要的前卫艺术展,出版多种学术著作及发表大量艺术评论。

      北京的各大艺术区在2009年底遭遇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拆迁运动,这与其数年前一片繁荣的景象恍如隔世。与此同时,艺术区抗强拆的维权活动也拉开了帷幕。

      在春节前后,艺术区维权达到了高潮,甚至出现了大批手执棍子穿军大衣的“黑社会”与艺术家对峙冲突的强拆景观。经过近三个月拉锯战之后, “黑社会”终于在初九凌晨开始“总攻”,打伤重伤艺术家多人。艺术区尽管是一个艺术聚居区,事实上与近十年中国的经济背景有直接关系。一部分新兴阶层成为两极分化中的“巨富”一级,近三五年出手阔绰,一掷千金购买艺术品,并将当代艺术炒成“天价”,造就了一批富豪艺术家。这影响了一批批艺术家涌向北京寻梦,并入住艺术区租工作室。798艺术区以及中央美院的区域效应,使北京东北五环的望京周边近三五年逐渐形成十几个艺术区。

      随着2008年底金融危机的到来,艺术市场的“黄金三年”遭受重创,当代艺术品价格暴跌,画廊和拍卖市场急剧萎缩,这也直接影响了艺术家的销售收入。2009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的“多米诺”效应再一次袭击艺术区,即基层政府采取“卖地保八”政策,要对北京东北五环的大片艺术区收回“储地”。

      由于大部分艺术区的工作室租赁合同都未到期,在搬迁经济补偿未达成协议之际,开发商开始实施强拆,动用“黑社会”挑衅滋事,甚至制造流血事件。而艺术家一方开始组织上访、诉诸法庭、值夜联防,并以巡回艺术展的名义串联各艺术区,通过网络呼吁各艺术区的艺术家联合起来,声援艺术区的维权。

      艺术区维权事实上不同于全国各地著名的“自焚”、燃烧瓶大战等强拆事件。首先,艺术区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居区,不同于全国被强拆的单户人家;其次,被强拆的单户维权,其目标仅限于“利益自保”,但艺术区维权已经具有群体抗拆的性质。

      艺术区维权一开始走“和谐维权”路线,即上访、诉诸法律;甚至利用当代艺术巡回展活动的形式,进行松散的民间“结盟”。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如同全国各地都在上演的过程“失控”,到乡政府上访不断受到冷遇,开发商雇用的黑社会开始不断上门挑衅,地区警察前期“不主动作为”。直到流血事件发生,政府突然雷厉风行:区长亲自到场、警察从天而降拘捕十八人,承诺追加赔偿,增加保护措施。

      但此刻失控的情势似乎还在延续,一部分激进派维权人士走上了街头,随后维权群体内部分裂,形成“和谐维权”和“激进维权”两派。艺术区维权群体的分化,反映了中国目前城市中小阶级面对的现实困境产生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态度的分化。首先,在改革导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的背景下,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公民意识和社群行为在强化,公民意识表现为一种最低限的“利益自救”的维权意识,社群行为表现为一种介于个体和政治结社之间的公民临时群体。其次,开始出现一种建立在维护私利基础上的公共诉求。

      在发布艺术区的维权宣言、计划和言论的同时,网上也就维权的社会意义、公民社会及其价值观进行了激烈争论。比如维权出现初期关于“迟到的维权”和利己主义讨论,有网友批评艺术家群体此前对全国的强拆没有什么强烈反映,直到拆到自己头上来了,才开始“迟到的维权”。但维权一开始侧重于“利益自保”,仍然不对社会不公现象进行公共诉求,属于小资产阶级维权。而一部分艺术维权人士反驳说当代公民维权首先是一种利己主义诉求,不能回到以前的集体主义。

      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城市阶层对公民概念和公民社会的思考才刚刚开始,当然,通过维权现实和网络辩论的洗礼,逐渐取得认识的“进步”,即公民群体维权是一种建立在维护私利基础上的公共诉求,一个没有公共诉求光强调利己主义的公民维权得不到广泛呼应和支持,强调公共诉求也不是回到一种“文革”集体主义,它是在承认私利和维护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寻求社会正义和公共利益。

      中国目前地方基层逐渐形成了一个资本/权力联合体,面对一个组织严密、资本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单个或者小群体的公民正处于被各个击破的境地,但地方政府没有有效的对公民保护的危机处理机制,在此情势下,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维权的临时社群是必然的选择。当然,城市阶层在公民概念、公民政治和公共价值观等方面都处在一种不成熟的思想状态,比如艺术区维权过程中,网上经常出现“清除内奸”、“某某傻B”类似“肃反”、“文革”的舆论。

      这反映了一种追求舆论一律的“整风”倾向,而且很多“肃反”、“整风”、“文革”式的措辞出现在不少80后网友身上,这意味着公民文化建设有很长的路要走。公民社会首先假设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每一种行为都包含有个人的利益诉求,因此公民言论并非真理,只能是在民主的辩论中达到合理性。对中国而言,公民社会的形成将是一个很痛苦的漫长的成长过程,目前的强拆正在促使每一个人开始进入公民社会的角色。

      北京的艺术区维权也表明了这一积极取向,当代艺术群体有公民诉求、社会批评意识以及民主意识的追求,但也出现自私自利、相互谩骂、阵营分裂等现象,但在挣扎、分化和激辩的过程中,极端的利己主义和过激的理想主义都会慢慢失去市场,而注重维护私利和公共诉求相结合的言论共识慢慢出现,这意味着民主和公民社会在中国是可行而且必然要行的,这已经成为北京艺术区维权中活生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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