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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毛党”何以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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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03/08 出处：人人博客 |
昨天，室友问我：“你听说过五毛党这个词么？”“当然。怎么了？”原来他们下午上制度经济学的时候，老师刚开学上来闲扯社会问题，问台下同学有没有人听说过五毛党，听过的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个词。
我也感到挺奇怪的，因为本来以为这是一个当代大学生都知道的事物。当然，产生智商上的优越感就没有必要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经常上网，上网也不一定关心这些。不过在内心无奈地恭喜党国的同时，我也顺便梳理一下对五毛党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1，言论的自由市场下“五毛党”的不可能
右边阵营里，常常盛行这样的风气：对意见不合的同学通通冠以“五毛”称呼。我对这种粗暴简单的作风一贯抱以反对的态度。你怎么知道别人一定是拿钱办事的呢？就因为他的观点和五毛的观点相同么？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你对别人或许是自主思考得出的结论盲目口上帽子，那么别人也可以给你口上诸如“美分”啦“网特”啦之类的帽子。这样的话，帽子满天飞，那就没有多余的精力理性讨论问题了。这不正是党国所希望看到的吗？
何况，粗暴扣帽子的举动也正反映出了一种智识上的无力。你恼羞成怒地呵斥一声：“呔！汝乃五毛！吾不屑与尔曹共论！”不正是承认了自己无法通过逻辑与事实将对方说服么？那么你自己都不能证明你自己的观点的确比对方更加有理有据，凭什么要求对方信服呢？
所以我不认同“楼上五毛”“围观五毛”“已到帐，楼上查收”之类的言论。并且，我认为在一个自由的言论市场下，“辨析五毛”没有必要也毫无意义（关于言论的自由市场，过去我曾写过《拥抱一个自由言说的时代》《构建观点的自由市场》）。简而言之，在一个自由的言论市场中，每一种观点都可以自由发表，并通过自身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和对事实解释的有力程度来争取尽量多的信服。而每一个个体都作为一个观察者，结合自己的认识背景、理性或感性的判断来自由挑选受自己认可的观点。那么，无论一个观点的发表者是不是受雇于特定机构，他的观点都仅仅是一个“观点”，无一例外要接受每一个观察者的甄选与扬弃。所以每一个观点依靠的都仅仅是自身的理性因素来争取听众，简单地说，“质”才是主要的，“量”无足轻重。所以，这时候去辨别发言者究竟是基于什么动机来发表这番言论，岂不是毫无必要么？这对你自身对言论的认可与否毫无帮助。一个丝毫不讲逻辑不顾既定事实与经验根本相悖的言论，再怎么样也不会受人认可的。
比如说，我今天雇一万个人上网发表“屎是香的，吃屎有益健康”的论点，相信再怎么宣传，也极少有人会跟随我的观点。当然，和五毛们相牵连的话题都不是这么显而易见的，但是，运用逻辑，运用常识和经验，还是可以轻松识别。比如，有的人针对任何话题只给结论，拒绝论证，那么无论他说的如何天花乱坠我都不会相信，至少很大程度上存疑。这时候，发表 “吃屎论”的那些朋友究竟是“别有用心”，还是受雇于人，这就留给闲的蛋疼的好事者去考证就行了。
所以我说，在言论的自由市场环境下，理性、逻辑严密的观点自然而然地驱逐违背事实、违背经验、不讲逻辑的观点，正如自由市场上优质产品驱逐劣质产品一般。花钱雇人制造更多的劣质产品妄图占领市场，只能说是白费力气。他们不进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而且还站在了智商傻逼的一边。
二，在中国，何以可能？
很明显，党国并非吃干饭的，他们绝非花钱打水漂的冤大头——当然，他们花的雇佣金本来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在中国，“五毛党”绝对具有相当意义的战略价值。那么为什么现实和我上一节的分析相悖呢？这是因为上一节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而在当今中国有两个条件未被满足：自由的言论市场，和理性、具有基本逻辑常识的言论接收者。前一个因素不必多说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媒体，包括互联网，是开放的，自由的，并且还被依法管理。这就使得进入“市场”的言论已经被一些机构一些组织筛选过了，并且更重要的是，一些特定的言论的自由传播会受到干扰，乃至完全禁止。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言论的自由竞争也就无从谈起了。暑假上老罗的课，他提到了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当今中国对于时事的讨论，作为一个右派学者往往是很为难的。左派学者说：这个问题应该是XXX，他们的观点、论据、论证过程都可以在媒体上自由地呈现。但是当右派学者反对的时候，他们的论点、论据以及论证过程往往都受到“依法管理”，这就像两个拳击手打擂台，裁判总是拉偏架。这样的话，言论市场的优胜劣汰就要受到严重的影响。当然，这正是裁判的目的。
其次，理性的言论接收者也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因素。这和我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是“给结论”型的教育模式。鸦片战争的四个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三次本土化，只需要把教材编撰者给我们总结好的一二三四背下来就可以，至于为什么，别问，记住就行了。所以当我们的考试还在考默写“重要意义”“深远影响”的时候，别人的考题却是“假如XX事件没有发生，请描述今日的欧洲”之类需要综合全面理解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的话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语文教育，它长期以“文”的培训遮蔽了“语”的能力培养。关于这一点我在曾经的文章《为什么说我们的教育是培养顺民的教育》有过论述：
“大家觉不觉得奇怪，中学学的那些科目里，“数学”“化学”乃至“历史”“政治”（且不管中学里学的那些垃圾能否能称为政治学）除了是中学中的一门课程外，它们都还是一门学科；但是只要提到“语文”，我们就反应过来那是中小学里的那个“语文”，它不是一个学科，离开了中小学教育它就不再存在了。
为什么呢？其实“语文”并不是一门课程，而是两门：“语”和“文”。“语”就是“语言”，“文”就是“文学”。我们的基础教育里把两样虽有联系但功用却大不相同的课程混合在了一起，而且长期以文学的教学压制了语言的教学。语言的功用是什么？是明白、透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运用语言，应该首先具备正确、合乎逻辑地表达思想的能力，然后才谈得上文学性的运用语言文字。而且我认为文学性地表达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具备的。我们可以要求每个人都有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培养每个人都能创作文学作品呢？但是，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合乎逻辑地说理，这是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必须具备的能力。
反观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文学性的写作培养偷偷替换了说理能力的培养。我们的作文，大多是要求你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泛滥着不切实际的文学性的文字，而不是思路缜密的思辨性文字。就是最最需要说理的议论文上，我们也不去学习如何符合逻辑地推导结论，而是花更多的注意力去“编造名人小故事”作为论据。并且临考时老师都会提醒你：最好不要写议论文，最好写记叙文。为什么？因为我们学生的议论文写作能力实在是一塌糊涂！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后的继续学习和工作中，无论什么专业，应用最广泛也最重要的就是议论文的写作能力，确切地说是议论文写作背后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而除了文字工作者，我们大部分人不会有多少机会写作记叙文——除了写些小情小调的日记性文字，而且，那样的文字，水平高低并没有多大关系。
……
…… 但是，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为什么不以这样的思路去施行教育改革？难道是我们学生的水平不够吗？放屁，水平不都是在教育中培养出来的么？难道是教育资源紧张吗？扯淡，把那些印着大坨大坨应试垃圾的语文教学参考书、习题集换成印着人文经典的书本发给学生不就解决了么？但是为什么不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当局惧怕培养出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
比如，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论断：“没有某某某，就没有新中国”，或者说，“只有某某某，才能救中国”。我不是想说这样的结论一定是错的，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些结论的正误，。我只是想说：为什么没有某某某就没有新中国只有某某某才能救中国？能否拿出合乎逻辑的论证过程出来？没有，根本没有，所以我们的教育只能以死记硬背为本体，以玩弄文字玄虚为作文宗旨，但是就是不让你拥有理性、独立思考的能力。”
相比较之下，国外的教育对逻辑的重视是很值得注意的。对于他们的教育我们当然无法亲身体会。但是对于他们的标准化考试诸如SAT、GRE的观察还是能够让人窥斑见豹。这些标准化考试（我指 SAT I及GRE general等reasoning test）不考察对具体知识的掌握，而着重考察在语言环境下和数字环境下的逻辑推理能力。这是无论文理都需要的基本学术素质。而反观我们，尤其是文科，何曾强调过逻辑的重要性？就好像我之前的一篇日志，我们的媒体所着力宣传的正是别人考试中所罗列的反面教材的样板。
而我们，不要说在中小学阶段开设很有必要的“逻辑”课了，就是在其他学科中贯穿逻辑的训练也是很难做到的。
同样地，我们的教育也使我们缺乏必要的“讨论”训练。我们习惯于接收既定观点，不会通过比较观点，尤其是比较自己和对方的观点来是自身观点得到进化。
总而言之，我们的教育造成了我们作为个体对逻辑能力的缺失。这也就使“宣传”成为了可能。而宣传的第一要旨就是大面积反复断言。这就是“五毛党”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一个两个你不信，一天两天你不信，千个万个，成年累月，潜移默化地就影响了个体的判断和态度。
三，“中立”如何取代判断
刚刚看到的一篇文章名叫《中立病》。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启发，使我对“五毛党”数量因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由于我们缺乏真正的逻辑辨别能力，但是又拼命想努力保持所谓的“客观”，所以就简化出了一种“中立”的处理方法。比如说，A有一个+100的观点，B有一个 -100的观点，这时候C看到了他们的争论，由于他没有能力去判断A和B的观点究竟分别有多少理性依据在其中，于是他就保持0的观点，他认为这样就达到了所谓的客观。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听到别人讨论时事的时候冒出所谓“哎呀，X国也是XXX”“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等固定句式，这些万用模板可以用到任何讨论中去，就像马哲达人周旭昆老师的万用辩证法一样。但是，它们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这些人，还发明了一个词叫做“偏激”，扣给所有不愿意和他们一样患有“中立病”的人。但我们仔细考察“偏激”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说法。如果事实就是+100，那么采取+100的看法不叫偏激，叫符合事实。相反，这时候采取0的看法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偏激”。但他们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的观点里，任何时候采取0的态度都是理性的，都是牛逼哄哄高人一等的无比理性。
这样就更加强化了“五毛党”存在的必要性。比如说，当局想让我们接受+100的观点，那么他雇了一万个人去散布+100的观点。当一个人看到一个+100和一个0两种观点的时候，他想，我要客观，要理性，要中立。于是他有了+50的观点。他又看到了一个+100，他想，我要客观，要理性，要中立。于是他变成了+75。又来了一个+100，又来了一个+100，又来了……于是，在他的中立方法论下，他就无限趋向于+100了。
或者，他同时看到了一万个+100和一个0，他仍然要中立，担难免加权么。而他自己本身又成为了一个新的观点提供者参与了其他人的判断过程。但他已明显偏离了0。于是，在强大的人数优势下，并且在“依法管理”的言论市场中，当局很容易把不具备自我判断能力的人群的态度拉离正常值。
四，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缺乏逻辑训练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在中国，我们常常混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这也给了五毛们可乘之机。因为事实判断是需要大量理性论证的，而五毛党队伍的自身素质制约着他们执行这么高难度的任务。而且他们本身所从事的宣传工作从本质上也是违背事实的。但是价值判断是不需要理由的，价值判断只需要作出声明就可以了。于是五毛们可以一拥而上，以“扣帽子”“表忠心”“祈使句”的形式对网民进行价值判断的洗礼。进而达到他们本身被赋予的“使命”。
比如说，“扣帽子”就属于一种价值判断。“社会主义好”属于价值判断，“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好在哪里？能否一直好下去？”属于事实判断。再比如，“汪精卫是坏人”是一种价值判断，如果我们追问一下的话，就成了“汪精卫是汉奸，汉奸是坏人，所以汪精卫是坏人”，乍看上去挺像三段论，好像是事实判断。但汪的夫人陈璧君有不同看法。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我不是说赞同陈的说法。我只是认为，对价值判断多问几次，将价值判断解构到事实判断的层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本来面目模糊的事情。就像陈璧君，对“汪精卫是汉奸”的事实判断提出了异议，并给出了自己的论证。这就促使我们要么接受她对我们既有印象的颠覆，要么对“汪精卫是汉奸”或者“汉奸”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思考，继而利用基于事实的论证反驳陈的说法。无论怎样，都有助于我们认识的进步。
再比如，“和平演变”也是个似是而非的词。我们提起“和平演变”就好像阴险狡诈罪大恶极，仿佛这是人世间最邪恶的思想。但在这种统一的价值判断下，我想问：为什么不能让代表了“和平演变”的那些思想在媒体上自由流通，让我们也好见识其险恶用心从而更好地批判它呢？让别人的文化和所谓“我们的传统”都放在群众面前，让群众自由选择如何取舍不是更加“人民当家做主”么？为什么要严防死守呢？他说：那是坏的，你不要接触。于是我们就将自己的判断权交给了最霸道的保姆。
另外，达赖的问题也是同样典型的例子。我常常就奇怪，有些同学，没有听过达赖的任何演讲，看过达赖的任何文章，对达赖的主张没有任何第一手的认识，但提起其人就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要说起来也简单，他们习惯了被别人给结论，而放弃了自己判断的机会。“达赖是坏人”是一个价值判断，我们需要追问：达赖怎么就是坏人了？因为他主张分裂。这里就可以两条线发问了：一，为什么说他主张分裂？除了当局这么告诉你的之外，有什么依据？二，主张分裂为什么就一定是坏人了？有没有可能主张分裂但不是坏人？好坏的依据能否单单依据主张分裂与否来判断？
这样的话，将价值判断一层层解构到最基本的事实判断上去，五毛们声嘶力竭的呐喊或许会不再那么有效。
五，如何通过逻辑来独立思考
说到这，应该给有逻辑地独立思考下个定义了。什么是独立思考？
全盘接受课本给予我们的结论显然不是。
那么是不是与政府对着干就叫独立思考？是不是反传统反常识就是独立思考？“大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即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称为“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教师，记者和“媒体代表”，他们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自封为在知识上和道德上比那些仍然看重传统价值者高一等的人、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货色看上去很新鲜，必须对一切相沿成习的事情大加嘲讽。在这种人看来，赋予自己的立场以“新颖”或“新事物” 而不是真理，成了主要的价值。”《致命的自负》中的这段话，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那么什么是独立思考呢？它和批判性思考类似，都是基于近代西方科学革命后形成的基于逻辑和经验的科研式思考过程。曾经看到一篇文章概括得很好，在此全文引用，我不再赘述：
“和言论自由一样的，独立思考也有链条，而不是说我想什么就是什么，这就是独立思考。更加不是说，只要批判政府就代表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的基础依据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如下：事实---常识---逻辑（理论）---意识形态---结论。
而社会动员的方式依据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如下：结论---意识形态---逻辑---常识---事实。
但是思考的过程既是复杂的，又是很快的，很多念头和想法都是一瞬间就完成。这就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受其他因素影响，如情绪，记忆，好恶，社会氛围等等。比如不用受政府迫害的英国国王，也曾经下令不许使用富兰克林发明的避雷针，因为那是一个“乱党”。所以独立思考的困难在于人类本身的局限性，而不仅仅在于外部问题。
外部问题当然也有，比如资料的收集，保存，整理和查阅（经常看着书柜都堆不下的书欲哭无泪）；比如合适的学术氛围，除了来自行政当局的干扰外，有没有学霸，几个人自封了XX派的掌门后互相吹捧，把其他人一律打为....；比如有没有经费；比如有没有合适的传播与交流渠道...........
假设内部性局限和外部性局限都得到了解决（这在现实当中是完全不可能的），独立思考的过程中是这样的：首先是忠实正确的展示事实的原貌-----然后是通过被普遍认可的概念进行处理（常识）----在之后是依靠他人或是自己的逻辑（理论）加以演绎，归纳，总结，分析----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带入自己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当然也有可能被逼的加入某种意识形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即便如此，这种经过一个完整的独立思考后得出结果，也可能是错误的。
首先事实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获得的资料有限，资料可能记载就有错误，或者是记忆有错误，这都是有可能的，就像我之前写的内容，包括儒家六经的引用部分，包括花园口的死亡人数部分，包括央视拍的大国崛起-葡西两国的内容，都是根据记忆写的，结果发现记错了一些东西，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常识也可能是错的。首先常识是传播的广，因此才能大多数人都知道，其次才是对这种东西不产生怀疑，导致普遍认可后，才成为常识。
理论更是如此，可能理论本身就是错了，也可能是把理论误读了，没看懂。
意识形态就更加别提了，意识形态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种潜意识里面的信仰，经常会潜移默化的“下意识”修改前面的过程，以保障自己对意识形态的信仰不被动摇。
但是就算有这些问题，也必须严格的坚持这种模式，因他可检验。自己，更多的时候是其他人，可以一路顺藤摸瓜的摸上去，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因此学术论文必须有一个非常严苛的规定，就是详细到页数，章节，段落的提供原始资料。
整个西方的学术系统，基本上还是能够按照这种模式在运作。不断的，有所依据的推翻前人，又不断的，有所依据的建立新的体系。
因为要推翻前人，也要按照同样的模式进行分析，又留下来可供后人分开观察的链条。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事实高于理论”。
这就是，理论是有局限性和适用范围的。曾经有过动议，要求所有写论文的人自己写上自己理论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免得其他人麻烦，后来因为此事实在难的离谱，所以不了了之了。
举几个例子：
比如，甲午战败是因为清廷腐败。这在中国基本是个“铁律常识” ，能否挑战这个常识？可以的
有两个“事实”，可以让腐败决定战争成败论的根基动摇。
首先，清廷腐败最大的证据，大部分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就是慈禧贪污了北洋海军的军费去修颐和园。那么根据近年来对清宫档案的整理，发现这笔钱其实后来还回去了，金额也没有传说的那么多，属于挪用，但是当时中国的财政系统就是如此，用钱都是经常挪来挪去的。
这个证据可以证明，清廷没有过去被证明的那样腐败。这是一个对“腐败决定战争成败论”构成冲击的证据。
第二，根据各种资料证明，日本明治政府也相当腐败，由腐败的“长洲官僚”们把持。如山县有朋，井上熏等核心人物，各个都屁股不干净。据钟庆提供的数字，山县有朋一个人曾经贪污和挪用公款达日本岁入的1/10，井上熏也是收受好处，协助谋夺他人财产，还有大把其他问题，如权钱交易等等。
如果继续坚持简单的“腐败决定战争成败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哪个国家贪污腐败越多，哪个国家打仗能胜利。
当然，话题到了这里，双方可以继续举证：例如清廷上下官僚都涉及贪污问题，而日本只有高层贪污，底层官吏和士兵比较廉洁。所以“腐败决定战争成败论”继续起作用。或者说，要求详细举证清廷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财政收入支出表格（以清宫档案为基准）。又或者说，山县有朋贪污了很多，但是用贪污来的钱结成了庞大的 “山县党”，在日本政坛上取得了极大的优势，这对保证日本在战争准备和战争进行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李鸿章则因为没钱笼络朝廷大员，导致清廷在战争前后，高层都是以内讧为主，因此“哪个国家贪污腐败越多，哪个国家打仗能胜利”，该结论成立。
只要尽量按照“事实---常识---逻辑（理论）---意识形态---结论”这个链条进行，那么这种争论都是可以的，乃至“有益”的。
怕哪种情况呢？你要给慈禧翻案？你是封建王朝的奴才吧？你要给腐败翻案？你是腐败官僚的御用文人吧？
扣帽子也不是不可以，哈耶克也被别人扣上傻瓜的帽子，他自己也给别人扣上社会主义者（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语言体系当中，属于严重的贬义）的帽子，后来有一次争论的急了，被自己的同伙扣上了同样的帽子。但是扣帽子都是情绪的结果，最终还是要回到理性的独立思考程序上面来。
所有关于腐败和战争之间关系的争论，都可以继续进行。但是在下面这个事实之前，一切争论得出的结论，都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局限性”和“适用性”
大东沟海战爆发之后，中日双方的军舰是两败俱伤，而根据当时在旁边打酱油的欧洲舰队的观察，是清国海军胜利了，因为“他们完成了既定的作战目标，就是护送运兵船和给养去朝鲜”。
那之后的战争走向，是决定在船台上。摇摇晃晃回港的日本军舰，被当时连泡面都吃不上的日本工人们用3-5天修好，迅速的返回了战场。而中国的军舰，永远没有开回海上的那一天了。
历史留给了中国两个遗产：
1. 李鸿章严厉下令给军港：大船务必在一个月内修好，小船务必在10天内修好；
2. 那之后的114年的时间里，大量的脑残慷慨激昂的痛斥李鸿章胆小怯战，不懂海军战法，强烈要求李鸿章拿根草绳，用狗刨拉着军舰出海。”
六，结语
最后，我没什么想多说的，只是希望五毛们早日失业，那种就算有人肯出钱也无法在“自由的言论市场”上左右民意的失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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