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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普通大陆人的迁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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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04/11 出处：凤凰周刊 |
□ 段宇宏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第10期 总第359期
《扎根台湾六十年——百万人的奋斗、成长、融合》（共五册）张玉法等编台湾渤海堂文化事业公司
1949年1月，“太平轮”沉没没多久，一位叫应美君的大陆女孩离开自己家乡浙江淳安，开启奔波流离的生活，辗转千里，最终到达台湾高雄，并与当宪兵的丈夫龙槐生聚首。离家前，他们认为这只是短暂的告别，台湾在哪里，什么样，并不知道。没想到这一去，就在台湾生活了60年。
幸运的是，平凡的龙家夫妇生了一个有名气的女儿——龙应台，他们的故事被写作成书广为流传，这就是去年备受关注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在书中写道：“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车站、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上世纪40年代末，两百万军民背井离乡，东渡台湾，在这场生离死别的大迁徙中，有数不尽的平凡人，他们既不是高官，也不是名人，也没有声名显赫的子女，他们的故事谁来记录，历史是否会遗忘他们？
台湾渤海堂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扎根台湾六十年——百万人的奋斗、成长、融合》，即做出了这样的尝试，讲述大量普通人“上了船，就是一生”的故事。
从小伙到耄耋
1949年，江苏徐州的高本钊还是个毛头小伙，不足17岁。此时国共内战已至尾声，在他看来，北方地区的时局已彻底“崩坏”。
父亲是小学校长，家中又有百来亩田地，这样的家庭成分，自然难免被“清算”。为了生存下去，上至父母，下到兄弟姐妹，高本钊一家纷纷逃往青岛避难，没想到好日子没几天，时局继续“崩坏”下去，全家划整为零，继续四处奔逃。
父亲往东北逃跑（后亡于东北，死因不明），而他则跟很多同乡青年进入山东的流亡学校，随着军队一路南下。5月份，随军第一次踏上台湾土地，不久之后，又被调往广州，不久，再次回台，先后驻扎在北投、林口、淡水等地。
只是一个16岁的孩子，故乡远隔，家庭离散，深夜独处之时，一种迷茫感常常袭上心头。幸好身边有一批同乡、同学，也未感到太寂寞。
高本钊不是一个特“安分”的年轻人，只要一个地方他觉得没有太多“前途”，就难以老老实实呆下去。那种时局之下，台湾对军人退役有着严格限制。高本钊私自离开部队，可是没有正规的手续，无法获得身份证，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如若被抓回去，必定被严惩。在同乡刘修保的协助下，他冒名顶替了刘修保弟弟“刘修桥”的名字，申请到身份证。这个假名字，高本钊一直用到1980年。
想去读书，却身无几文，高本钊最后投奔刘修保旧友、台南盐场盐务局七股科长王家诚，当上了临时工。1951年，因春节期间前往机场探望一位亲戚，遭到盐务科长的训斥，科长认为高本钊未尽到轮流值班的责任。年轻气盛的高本钊心里冤屈，一气之下离开盐场，经人介绍做上了自来水工程的粗工，收入仅够糊口。他深感天下之大，却难有容身之地。
年底，一位老乡告知盐警队有缺额，正在招人，并介绍高本钊前去应聘，18岁的他又当上了盐警，负责查辑私盐。这次遇到了好上司，礼遇有加，月薪有两百多元，扣除掉伙食费与接济刘修保的钱，余下部分可以买数学和史地书籍，因战乱耽误的学业就靠这种业余学习来弥补。
高本钊发现，盐警队在大陆时是个好差事，但到了台湾，变得“非警非军”，内部官员都是老官僚，升迁调动极其无望，也禁止员工报考学校。他又动了离开的心思，虽然在当时很多落魄的人看来，这已是个相当好的工作。24岁那年，以眼疾为由，他辞去工作，经朋友介绍去当代课老师也未果。
“我的前途到底在哪里”，像大多数来台的青年人一样，高本钊对生活充满困惑。“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在身”，高本钊揣着一点积蓄，只身独闯台北。“那里人口多，同乡多，兴许会有更多出路”。
高本钊来到台北，投奔远房表哥杜朝君。表哥有一份送报的工作，在当时是个收入颇高的行当。高本钊晚上打地铺睡觉，白天看报纸找工作，但因不通闽南语，好多工作在面试时告吹。
1955年秋天，命运有了一次转折，一位长辈介绍他到制版厂当学徒，虽然薪水少，工作累，职位低，但他觉得能学到技能，便欣然应允，当上一个大龄学徒工。此后，他在几家制版厂之间辗转，不过把这行的技术学个精透。1960年，他终于实现创业梦想，耗尽积蓄开了自己的制版厂。
虽说是老板了，但高本钊连三轮车都舍不得坐。创业过程十分艰辛，开张不久，重要器材照相镜头被盗，险些歇业，幸在朋友资助下，渡过难关；因顾客要求虚开发票，被税务部门盯上，最后关门停业，搬家走人。再次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换了个地方重新开张，命名为新文化影印馆。
从事这制版，因印制佛经的业务，高本钊结识了颇多从大陆迁台的高僧，人生从此与佛门结缘。公司先后经历失火、员工受伤、打官司，多次蒙受劫难，终于走上正轨，事业逐渐蒸蒸日上，高本钊也从个愣头青变成熟了。他将良师益友南怀谨的话一直铭记在心：做生意要忍得住气，受得侮辱。
高本钊靠印制佛经起家，事业渐渐从制版而步入出版业，台湾重要的佛学典籍几乎都出自他公司之手，后来业务逐渐扩展到儒学、道家经典及文史资料的印制。
在他出版生涯中，有很多引以为傲的产品，印制极其珍稀的《乾隆大藏经》、《石刻史料新编》；在孙立人将军夫人张清扬的引荐下，与学者共同整理出版《敦煌宝藏》；出版现代儒藏大成的《业书集成新编》。
高本钊的出版物，被两岸学术界所重视，早年大陆开放后，学界屡从台湾大量订购公司的出版品。高本钊在事业初稳之际，遇到了他一生最感激的“牵手”白雪珠女士。妻子相夫教子，成为他事业成功的背后推手，二人同甘共苦，把家业一点点做大，养育了两子一女。
高本钊与当年来到台湾的所有大陆人一样，认为对故乡的离别只是暂时的，可当事业辉煌之时回头掐指一算，上了船之后，一晃已经六十载，一个毛头小伙已步入耄耋之年。
之所以把高本钊的故事单拎出来说一说，是因为这位老人正是渤海堂文化公司的董事长，《扎根台湾六十年》的策划人和发行人。
我是中国人
“台独”人士有个说法：中国人是殖民者，台湾人是被统治民族，1945年中国人统治台湾，是台湾的不幸。
既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殖民者，在绿营惯用的悲情描述中，不是权高位重，就是骄横跋扈，要么腰缠万贯，以衬托出被殖民的本省人的凄惨。反驳的声音则说，当年遍布台湾街头巷尾，卖饺子的，干杂活的，做苦力的，不也到处是“外省人”。
《扎根台湾六十年》中，几乎没有一个名人。名人要么自己会写，要么有人为其立传。唯独那些不起眼的普通人，历史总缺乏他们生存的痕迹。
2007年，已经是资深出版人的高本钊鉴于岛内某些政客操弄族群问题，伤害彼此感情，就有筹划一本书、讲述普通人迁台故事的念头。
“当我听到有些激进‘台独’人士骂‘中国猪滚回去’时，我就忍不住说：‘你这是骂你阿爸阿妈啊’，他们不就是早来了几十年上百年。”对于一些处处自诩只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又排斥外省人的人士，高本钊不解，“看看，我在台湾生活了60年了，比你年纪都大呢”。
虽然来台60年，高本钊乡音未改。他一再强调，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让一些人看看那些普通大陆人在台湾的创业史、生活史，“我们可没有白吃白喝，是为社会做了贡献的”。
“我是中国人，认同中国，认同我的中华民国，喜爱中国文化，我对我的祖国有感情”，他操着浓厚的苏北口音说。
《扎根台湾六十年》共分五大分册，共挑选收录江苏、山东、河南、湖南等18省来台普通人的故事。高本钊自身的经历，就在第一册的江苏卷中。
张玉法，山东人，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早年也是流亡学生，因内战一路南下，1949年先进入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再入读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国立政治大学新闻所，后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历史硕士学位，任职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与高本钊有相似经历的同学和朋友，他担当了此书的史学顾问。
高本钊感慨道，这套书出得太晚了，是最大的缺憾事。即使刚成年才来台的人，现在已近80岁，很多人已不在人世，而有些人疾病缠身，人事不省，已无法亲自动笔或动口。筹划这套书时，通过在台各省同乡会，寻找个案，抢救历史。多数人的故事，由高本钊的公司派人采访撰写，某些故事由子女代笔，个别人亲自动笔，最后才交出版社编辑校订。从事本书编辑工作的曾小璎女士更是伤感，“历时三年，仍有些‘阿伯阿姨’在出版过程中就离世了！”
书中收录的个别人，是传奇历史的亲历者，只不过是重要历史事件中的平凡人，后来也曾拜过官，但其名字，如果不通过阅读本书，也将永远不为社会所知。如福建卷中收录的陈鸣铮，曾是中山舰老兵，亦是当今仍在世的中山舰幸存者，赴台后，参加过“十大建设”的“台中港建设”，官至少将和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河南卷中，还有个非常独特的人物——褚德三，台湾嘉义人。按照现今的观点来看，德三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了，因为他家在清朝年间即迁来台湾，已历180 余年。不过家自认源在中原，所以也把自己当作“河南人”。
1949年，天南海北中国人东渡台湾，老乡聚在一起，自然格外亲热，褚家只要遇到来自河南的人，总是倍感亲切，热情款待，向其打听故乡的一切故事；来者惊讶之余总是问道，“老，你们家河南哪的”，褚德三总是闷笑不语，连忙转移话题。这位老先生要求，把自己的故事登在本书河南卷，他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明示：“我是中国人。”
书中的故事，文笔十分普通，自难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相比。不过全是最朴实的人生经历，人物可以说是涵盖了“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读来时而令人忍俊不禁，时而又使人伤感，在保证无文学史实纰漏的情况下，维持原汁原味。正如出版者在前言中所说：他们非知名文人，文采并不华美，只是将他们一甲子的岁月，据实陈述……为21世纪的中国历史留些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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