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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北上满洲国拜见溥仪后失声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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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04/27 出处：凤凰历史 |
本文摘自:《晚清之后是民国》 作者:思公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汪精卫和溥仪都是让人为之一叹的人物，这两个人都做过日本人扶持下的傀儡政府首脑，而且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汪精卫在1943年曾到“满洲国”的伪都长春拜见了一次“康德皇帝”溥仪，构成中国最具讽刺性的一次历史会面。
三十多年前，那个二十多岁的抱着必死决心的奇男子汪精卫，慷慨赴燕京。他是在革命党屡次起义失败的激愤下，毅然从东京去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他本是要刺杀刚登基的小皇帝溥仪的，因为无从下手，选择了溥仪的父亲摄政王。当然，溥仪那时候年仅四岁，他无从知道这个欲杀其父子的故事。银锭桥头一根电线头露出马脚，汪精卫锒铛下狱。清朝二百余年，敢去刺杀王公的鲜有所知，抓到后也是必死无疑。汪精卫被捕后抱着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想到生还。在狱中，汪精卫写了那首天下闻名的绝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那时的汪精卫何等英豪狂傲，他不仅写下这篇杰作，而且日日囚中吟诗高歌，其中不乏杰作连连。请看这首《中夜不寐偶成》:
飘然御风游名山，吐咤岚翠陵孱颜。
又随明月堕东海，吹嘘绿水生波澜。
海山苍苍自千古，我于其间歌且舞。
醒来倚枕尚茫然，不识此身在何处。
三更秋虫声在壁，泣露欷风自啾唧。
群鼾相和如吹竽，断魂欲啼凄复咽。
旧游如梦亦迢迢，半敕寒灯影自摇。
西风羸马燕台暗，细雨危樯瘴海遥。
当时颇有大家诗名的陈衍在其《石遗室诗话续篇》中为此大为赞赏:“自来狱中之作，不过如骆丞、坡公用‘南冠’、‘牛衣’等事。若此篇一起破空而来，篇终接混茫，自在游行，直不知身在囹圄者，得未曾有。”负责审讯他的肃亲王，对其才具赞叹不已，佩服有加，大力为他开脱，暂免极刑，值辛亥革命爆发，出狱重生。假如汪精卫当年真的去了菜市口，那中国历史上将会再有一位如谭嗣同那样的大英雄。
历史如此地捉弄人，三十年后，当年名满天下的英雄刺客，去满洲与当年刺杀的对象进行一次丑剧似的相会。小皇帝已经长大成人，野心勃勃，虽然失去江山已久，但在日本人的羽翼下，回到东三省，建立了个“满洲国”，梦想恢复前清大业。而南京伪政府的总理汪精卫，已经鬓生华发，面色臃肿，那个曾经“ 慷慨歌燕市”的奇侠，而今从容做倭囚了。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这一南一北两个傀儡政权首脑捏着鼻子要表演一次合作与团结木偶戏。这不过是日本大特务土肥原和影佐祯昭的会师。十年前，溥仪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僭号称“满洲国皇帝”，汪精卫正在南京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任内，他闻讯大骂:“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或皇帝，都不能改变其傀儡之本质。”今天他竟然作为另一个傀儡总理为“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去祝贺“满洲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兴隆”。
抗战刚刚开始，汪精卫没有投敌前路经长沙时，凭吊黄兴墓，写了一首诗:“黄花岳麓两连绵，此日相望倍惕然。百战山河仍破碎，千章林木已烽烟。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少壮相从今白发，可堪揽涕墓门前。”他的心宇已萌生万事休的茫然，英豪之气荡然无存，唯有周旋苟且之念。但是，他的周旋可有余地？他走得太远，太偏。他去见“满洲国”皇帝，这是两个国家首脑相见吗？这是两个联邦的会盟吗？不，这不过是日本人导演的一出“大东亚共荣”的片段，他们分别担任两个傀儡、可怜虫的角色。而为了自己的角色，两个丑角竟然为自己可笑的尊严争论不休。
双方为会见的礼仪发生很大矛盾，汪精卫坚持一定要以两国元首礼相见，而日本人嗾使溥仪坚持以宋朝礼见。这样，汪精卫成了朝拜，他坚称不可。双方反复争论，最后由日本人斡旋，采用西礼，同意汪精卫入宫和溥仪互相握手，互相致意，双方达成协议。但是当汪精卫走进伪满洲国皇宫，事情突然发生变化，只见溥仪立上方，让汪等人站在下方，站好后，边上侍卫官高呼“一鞠躬”。事已至此，汪猝不及防，勉强行礼，三鞠躬毕而溥仪不答，汪等礼毕，溥仪始与握手。当天汪精卫还寓，痛哭不已，此哭声何人能解？当年“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头”，如今头颅低得那样卑微，英雄气短？走狗落魄？苍天可语？？
从长春途经北平，北平伪华北政府请汪精卫在中南海居仁堂演说，汪精卫上台后久不发语，半天才说出话:“那年我在被清朝逮捕入狱后，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好，我说在三十年后，我想今日在座可能也要问，我还是如此答。”说着泪水顺脸颊而下，座中不少青年，抽泣声响成一片。很快十几名佩刀日本军官进来，环立会场，汪精卫演说如故，结束时会场一片寂静。英雄末路如此凄凉，不堪一睹；走狗下场如此悲惨，后人须知。
世人多叹汪精卫，叹其才，叹其貌，叹其雄，叹其奸。当年听到汪精卫投敌，在病中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医院的病榻上写了一首诗。诗曰: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此诗用典颇多，阜昌天子指刘豫，南宋叛臣，金傀儡政权伪齐皇帝，有诗名。阮踽，为阮籍的父亲，也是竹林七贤之一，经不住诱惑去做了官。褚渊，南齐尚书，貌美，在丞相位很长，晚年办了很多荒唐政务。冤禽，古代精卫鸟的别名，出于精卫填海故事。
汪精卫在临死前写了一首《自嘲》遗诗，有这样两句:“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这话还算客观，此人炎凉之路，最好不要再续了。汪于1944年死于日本，汪的夫人陈璧君，当年舍身随汪进京行刺的巾帼，在抗战后倒是和溥仪一起都在狱中。解放后，她当年的朋友宋庆龄和何香凝曾入狱探望，并转告高层意见，只要承认汪精卫有罪，便可释放，陈坚不从言，1959年死于狱中。这一年，另一个当事人溥仪，认罪伏法被特赦，1967年死。
早些时候，林思云先生有一篇文字说汪精卫。那意思被许多读者道破：鸣冤。本人在网站上读过此文，即兴跟了些许文字。日前又有幸读了另一篇文章，长篇的文字只露出前边一部分，但章节提示大致可以看出全文之端倪。有网友约谈感想，似这类大文字，感想需确有感才能想的，又查找了部分资料，以核对当年的历史概况。
林文是以历史评论的方式发的议论，本篇“入地狱”之长作则是以文学体裁细细描绘。两者的基本命题是大致相似的：汪精卫的另立国民党中央以及重设中华民国，乃是一种另辟蹊径的爱国举动。其本意系忧国忧民，以和平方式保全民族与国家，认定其卖国实在冤枉。
本人以为这种议论显然有悖历史的真实，是不可取的。汪精卫无论还有多少故事体现他的“赤子之心”，主流行为是无需挖掘的，白纸黑字的大量记载摆着，那才是给他的棺材封盖的钢钉！凭借着些许即使真实的秘闻，不足以使钢钉生锈。
汪精卫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革命行动，早已为国人熟知，于是他才得以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攀登高位。中国的革命史，常常应了恩格斯先生在生平最后大作中的描绘：“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汪精卫则是此类角色中的最终失败者或身败名裂者。这是中国以及一切暴力夺取政权的悲剧。英明的思想者只能在和平的环境中执掌政权；而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只能在非狂躁的心态下选择他们的代表人物。遗憾的是，革命必须暴力于是只能造成狂躁的环境。
汪精卫以谋刺满清摄政王而扬名天下，后来则成为孙中山的左右。以此为资本，1925年7月可谓他一生之最辉煌时期，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不过半年有余，争权失利于蒋介石，被迫辞职。以后在苏联以及中共的压力下蒋只得迎汪回国，尔后便组织了改组派与蒋介石明争暗斗。
讨论的热点在抗日战争时期。此时汪已经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长，堪称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主张和平解决日本侵华问题是可以的，因为那是他和他的拥护者们的政治主张。至于这个主张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则另当别论。但汪先生选择的道路恰好是为日本效劳的道路，那就不是政治主张的论理，而是决定他荣辱的行为。
似乎已成定论的说法是：日本要灭亡中国。这个说法应该不尽符合历史真实。日本人本来就是从中国的文明汲取营养发展起来的，到明治维新，又接受了西方文明，形成了日本特色的文化。他们清楚地懂得，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倘若把中国如同朝鲜那样兼并掉，灭亡的只能是日本自己，元、清两朝就是例子。那么当时日本的主张又是什么呢？其实只是肢解中国，使中国分裂成若干个小国，这样就解除了巨大中国对日本的实际威胁。也容易接受日本欺凌。
证明这一点很容易，张学良易帜，遭到日本的坚决反对；日本打进关内，首先要求的是华北自治；日苏条约签订，苏联割去蒙古得日本承认，日本割去东北得苏联承认。还在北洋政府时期，日本就极力促使混战进行下去，当然，再乘机割去一块两块地盘也是日本想要实现的目标。例如从袁世凯手里拿去山东的企图。1921年到中国考察了七个月的“世纪哲人”罗素，便精辟地指出：“每当两派军队打仗而其中一派快要取得完全胜利时，日本人就扶持那即将败北的一方，以延长中国的内乱。”后来，当北伐军就快要取得完全胜利时，日本人就制造了“济南事变”，证实了罗素的论断。而蒋介石采取绕开济南的做法，保障了北伐战争的彻底胜利。他关于“不怕鲸吞，就怕蚕食”的说道，也是正确的。
汪精卫伪政权的建立，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1934年日本又扶持建立内蒙古自治军政府；1937年10月，日本撮合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2月又建立了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在南京拼凑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这些个伪“政府”，几个能量不足的混混，其实都不成气候。日本迫切需要一个重量极人物，出面纠合这些混混，以对抗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实现其“以华制华”的目标。日本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它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企图依赖中国丰富的资源与人力，实现从美国以及英国手里夺取南洋的战略目标。
日本以美国为敌，有旧恨新仇。是美国人首先于1853年7月8日打开了日本的大门，接着日本就经历了与中国类似的噩梦。日本同样落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西方列强在日本同样拥有治外法权、租界、海关控制权。新仇在于美国首先以华盛顿和会迫使日本放弃了在山东的特权，并接受了海军力量的限制；后来更进一步以《九国公约》强调要保障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限制日本军力，阻挠日本对华侵略。随即日本国防方针修改为：“自今之后帝国国防要以同我发生冲突之可能性最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军备之美国为目标”。（日本：《战史丛书.陆军军战备》第93页。）石原莞尔更直言不讳：“日美战争的到来是必然的命运。”
日本的崛起首先在甲午战争，随之的八国联军、日俄战争使日本充分体会到征服中国的甜头，于是，日本国内就有了“将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结论性共识。但日本征服中国的如意算盘在蒋政府这里碰了钉子，“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成了泡影。在这种情况下，尽快迫使中国屈服成了日本心头大患。汪精卫的叛逃与其说为使百姓与国家免遭荼毒，不如说急日本之所急，有助于日本“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策。
日本要亡中国，其实不过就是要亡掉中国的中央政府。蒋公的抗日，是中国最坚决最真实的。首先在于利益决定，中央政府完蛋了，蒋公的利益就没有了。中国其他的抗日队伍，都不过是拉着抗日大旗当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趁着日本人打进来谋求自身的利益。1936年两广事变，日本人资助并派出军事顾问帮助他们“抗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张、杨、共三位一体，高喊“抗日”口号，目的是建立西北政府，结果是演出“西安事变”，仅因苏联强硬干涉才得以和平解决。老毛就对斯大林派来的顾问说过，最好的结果是日本把蒋介石灭掉，我们再从日本人手里接管中国。
其实日本人对此心知肚明，冈村宁次就报告军部：“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锋芒所向始终直指蒋公即是明证。
汪精卫的伪政府，与法国贝当政府之投降有重大区别：贝当政府原本就是法国中央政府，它为的确实是免于国家与人民遭战火蹂躏，它也确实保障了这一点。但汪精卫事前就派心腹干将与日本联络，取得日本方面配合之后，于1938年12月逃离重庆，次年4月由日军救护逃出河内投奔日寇怀抱。日寇得他投奔，如获至宝，立即安排赴日本晋见天皇及日本内阁。然后奉命捏合难于成气候的“临时政府”、“蒙古自治政府”与“维新政府”。一句话，汪精卫是日寇一手安排的走卒！
说什么汪伪政府成立减少了大批战事，从而避免中国人民的损失与牺牲。完全是信口雌黄。恰恰相反，日本政府与军部要求侵华日军发动攻势协助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日军在南京成立以西尾寿造任总司令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而“第11军为了促进在华中树立中央（汪）政权的气势，乃于9月1日制定了以下作战方针，以期消灭第九战区主力部队。”（见日本防卫厅战史丛书：《长沙作战》第四页。）第一次长沙战役于9月14日打响，所幸薛岳领导的第九战区顽强奋战，以40个团的伤亡代价，粉碎了日军企图。而日本内阁原拟获胜即成立汪伪政权，因此不得不长时间推移。
无独有偶，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成立，接着“还都南京”，日本却迟迟未予外交承认。在汪伪政权的一再催促下，日本内阁决定12月1日为“建交”日。军部命令中国派遣军，须以一个漂亮的胜仗歼灭国民革命军大批有生力量为“建交”贺礼。于是日军于11月23日以五个兵团主力发动了鄂中战役。第六战区陈诚沉着指挥，激战至30日，日军伤亡惨重而溃退。我鄂中军民亦损失巨大，这一切均因汪伪政权而导致。
更为甚者，自从汪精卫逃出重庆，在龙云的协助下飞到河内。有了汪精卫的叛逃，日军开始疯狂轰炸重庆。到次年7月6日的大轰炸为止，此类轰炸已达三十多次，造成无辜平民大批伤亡。就在各国报纸对日寇惨无人道的轰炸纷纷谴责之时，汪精卫对日本特务头子影佐提议：“第一，请贵国给予援助蒋介石的苏联施加一点压力；第二，继续轰炸重庆，直到把重庆政府彻底摧垮为止。”难道这也算“避免中国人民的牺牲”？
汪精卫的投敌，其实根子在于与蒋介石争夺权力失败后的选择，他大约受到张国焘与毛斗争失败选择逃离的启发。所不同的是，张逃离后于1938年5月6日的《告国民书》指责毛：“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已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张主张真心抗日，而汪精卫则相反，他的“和平反共建国”也只是宣传手段，根本目标是借日本军力消灭蒋政权以实现他执掌中国。日本原来对他抱以极高的期望值，以为汪伪政权建立后蒋政权便会迅速垮台，至少会蜷缩于西南一隅沦为地方势力。结果适得其反，第一次长沙战役使日军首遭挫败，不得不承认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已不可能。不仅阿部内阁总辞职，汪伪政权也立即掉价。
首先是日本人嫌汪精卫不懂军事，尽管汪努力改变这个形象而频频露面于军事场合，但日本还是硬逼他同意请吴佩孚出山。只是吴太狂傲，日本人发现他日后恐难以控制，于是土肥原经与汪精卫商量毒死了吴。此后汪伪手下，自陈公博、周佛海起都暗中找退路。陈派员与宋子文牵线；周更是延安、重庆都挂靠；那个恶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更是早就与潘汉年打得火热。引荐潘汉年同汪精卫接头的是李士群；收罗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进入汪伪政权的也是李士群；把戴笠的特务网扫荡殆尽的还是李士群。恰如他对身边的中共党员关露所言：“我抓了哪个共产党？我杀了哪个共产党？”他甚至通过陈毅派来的冯少白、邵式军与新四军保持联系。
至于那种以汪政权统治区人民生活如何的议论更没道理，中华民族本不应类同蝼蚁，衣食所安便一了百了。荼毒总是只发生在战争进行地的。严格地说，在任何政权稳定统治的地区，都努力维持尽可能繁荣的局面，因为这是统治久远的基本。例如日军占领东北之后，在那里从事了史无前例的建设，到日本投降时，东北已经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基地。是否可以夸耀“九一八”或满洲国？
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抗日战争，使中国和中华民族赢得世界尊重。当长沙战役胜利的消息传遍世界，舆论立即对中国刮目相看，即使美国国会也立即休会并爆发长时间的掌声，并立即通过决议以物资和精神支援作为向中国人民致敬的表示。中国的大国地位与中华民族的尊严，是数百万上千万的抗日将士用生命和热血拚搏出来的！不是汪精卫投靠日寇舔出来的。试问，汪政权几曾何时得到过谁的尊重？就算是扶持他起来的日本，也不过视之如走卒而已。汪精卫病亡日本，天皇立即召开紧急磋商会议，要求寻找可靠的代理人。天皇说：“帝国总不能直接派人去南京任主席任行政院长。”此等奴才政权，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如果我们居然还要为汪精卫鸣冤叫屈，这个民族大概是不会有出息的。
汪精卫临死前赋诗《自嘲》一首：“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他已经看见了生前身后的一片凄凉，不会有人沿袭他的道路了。始料不及的是，今日却有些文人为之张目，不知这个臭名昭著的汉奸头子，九泉之下是否得着些安慰？关于汪精卫，近来讨论颇多。我应旺才网友之约，发了个帖子《汪精卫不下地狱，谁下？》之后又看了些帖子并查找了些历史资料，意犹未尽多说几句。
我们看待历史人物，不宜瞎子摸象，只看某一个方面。例如主流舆论赞颂的人物，往往一无非处；反之，又可以一无是处。具体说汪精卫，他肯定是在努力完成他的理想，我们不能说，他的理想就是卖国。我丝毫也不认为，汪逃出重庆时，就一定打算卖国。须知，那时他想卖国也没门，就如同我现在想卖天安门却卖不了一样。
但汪精卫的做法适应了日本肢解中国的行动。我认为，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灭亡中国的打算。从浩瀚的日本当年的历史文件里，很清楚地表明，他们当时只打算把中国割裂成几个小国。汪精卫的举动正配合了这种肢解。汪的地盘是日本人赐予的，未几就令其到广州会余汉谋、张发奎，企图利用汪来瓦解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直白些说，就是瓦解蒋介石势力。结果未尽人意。日本也不像王某之书那引言里描述的，只认汪精卫政权为中国的中央政府，首先只是外交承认这一个简单不过的事情，日本就不愿意做。反而以“桐工作”为代号，继续拉拢蒋政权。因为日本意识到，汪政权并不能掌握支配中国的国权。蒋为了不使汪的企图得逞，虚以委蛇，以一名相貌酷似的中统特务冒充宋子良使这次“桐工作”延续了一些时日。其目的一是拖延日本承认汪政权的时日；二是促使汪、日之间发生矛盾；三是使汪政权在国内、国际降温直至彻底凉菜。最后因日方发现蒋的企图才作罢。但应该说，蒋至少部分达到了目的。
那么事实上，汪政权就成为中国的又一个政权，这对于日本，是与之肢解中国的企图合拍的。讨论汪精卫，卖国如果指的是把中国亡给日本，那么可以说，没那回事。如果说，卖国是出卖或损害了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那么汪精卫卖国名副其实。承认东北的满洲国，亲自去访问并设外交机构；跟着日本向英美等国宣战，把中国绑在注定失败的法西斯战车上，将来中国必成国际失败阵营的一员。
至于说“就汪精卫而言，他的政府成立后，日军再没有发生过类似南京大屠杀的公然暴行。这个历史事实，谁也无可否认。”此论就太蹩脚了，有歪曲历史为立论枉证之嫌。南京大屠杀，是一个特殊的例证。即使在日本政界，也有很大的反对势力。何况它已经引起世界公愤，对日本本身的外交形象极其不利。停止类似行为是日本必然而且已经做了的，为的是日本的利益而不是汪精卫的投靠。汪精卫叛逃于1938年12月18日，直至次年5月，他才在获得日方保证之后筹建“中央政府”。至1940年3月30日这个政权方得以成立。南京屠杀之前的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南京屠杀之后汪政权成立之前的武汉、广州，都没有发生屠城之举，证明它与汪叛逃与否毫无关系。把未发生类似南京那样的大屠杀归功于汪伪政权的建立，实在是牵强附会。
至于说“事实上，谁也无法断言中国将取得最后的胜利。”那是不顾历史事实的说法。至少蒋公乃至千千万万抗日将士当年就断言中国必胜的，否则无法解释他们浴血奋战的精神从何而来。汪叛逃于日本对中国的攻势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说进攻已经不是多么轻易的事情之时。换句话说，是进入相持阶段的事情。为了武汉会战，日本已经极尽举国之兵，新增员40万人，组建新军队24万人，连国内最后一个守备兵团都准备随时调入中国参加决战。日军战史证明：“陆军为汉口作战倾注了全力，没有应变之余力。”（日本：《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第548页。）
中国军队以巨大牺牲，严重消耗了日本的军力与信心，正如蒋介石在9月30日日记中所记载的：“约计九月间敌军死伤在十万人上下；我军伤亡，反较敌军为轻。大体言之，消耗战之目的已达，然而将士之牺牲与痛苦，诚不忍言矣！”既然武汉会战消耗敌军目的已经达到，10月31日，蒋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吾同胞应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身为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的汪精卫，理应知道“我中部工业及东南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南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见同上《告军民书》。）
不是虚张声势的证明还有，蒋介石夫妇10月25日日军进城时离开武汉直飞南岳，随即因长沙大火又亲赴处置；11月20日重返南岳，日记所载：“南北奔走，难关重重，何日得已！但只要所发生不测之困难皆能为我所克服，则胜利更近矣！”汪正紧锣密鼓安排叛逃，蒋公25日已经在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周恩来、叶剑英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正是此次会议，认真总结了抗战第一阶段的得失，制定了《第一期第三阶段抗战过程中所得之血的教训与今后的改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等文件。蒋公阐明了第一、二期抗战在战略上的区别，提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敌人兵力的使用，到现在为止，已经到了最大限度；今后他再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国来，而且他已经疲惫不堪，没有什么大的战斗力量”，“敌人的侵略战争，今后只有一天一天地随兵力之消耗减损而趋于失败”。正好相反的是，我们“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部署的完成，以及军事的增强和敌我实力消长、士气盛衰的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蒋公明确要求，观念要彻底转变过来，要以进攻对付日本。第二期抗战是中国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以上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一），第129页。〕这些历史真实，与那种认为“事实上，谁也无法断言中国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大相径庭！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国际形势。蒋公11月30日日记：“外交与国际形势，亦在转变动荡之中。敌军战领武汉以后，国际对其压迫更形显著，是敌之害，即我之利也。”1938年，美国陆、海军参谋长奉罗斯福总统之命，制定了“虹计划”；9月，鉴于欧洲局势的发展，美国预料英法已无暇顾及东亚，美国海军制定直接针对日本作战的“虹计划第二号”。美国舆论亦逐渐从完全的旁观转向谴责日本对华侵略。1938年9月，获得美英部分援助的滇缅公路通车，西方国家的军事物资转由此进入中国，到次年6月，月平均输入达万吨。而美国尚答应中国给予1500万美元贷款、提供旧路轨、机车、筑路设备协助中国建设滇缅铁路。后因工程过于艰巨遂作罢。
在日本方面，1938年1月16日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武汉会战结束后，11月3日，近卫内阁改变态度，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声称：“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拒绝。”同月，日军“省、部首脑会议”，参谋本部认为“欢呼万岁之声，使得战争指导当局更感哀愁，这战争将趋向何方，实在令人担忧”。会议达成共识认为，日军“尚未歼灭中国军之主力即已达到攻击的极限”，承认日军在华局势“极为困难”。无可奈何地制定相应的“政略战略”计划。（参见：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第207页；《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575页。）可见，就连日本方面，也知道他们能否胜利已经“令人担忧”、“极为困难”了。于是开始政略攻势，这与年初那种狂妄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已经此一时彼一时了。
于是我们发现另一种观点的错误：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军队不是日军的对手，于是在日军侵略中国已经迫使中国无路可退的时候，“不能打，也不应该打。”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次日，蒋介石日记就有“世界之第二次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见及此否？”也即，中国面临的不是一个日本战与否的问题，而是对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如何面对的问题。中国如不能迅速组织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将不能适应即将到来的世界形势；但如无充分的物资准备并与入侵者决一死战，这样的军队永无建立的可能。如此，蒋立即着手以翁文灏博士担任秘书长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以极大的努力建设战争准备必须的工业；并布防与加强军事力量。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军队的抗击能力迅速增强，打到武汉会战结束，可以说，中国军队不但应该打，而且能打！蒋公南岳军事会议布置反攻时，离美国参战尚早，中国已经有决心、有能力独自抗击日本侵略了！
偏偏在这种转折关头，汪精卫选择了叛逃。如果说，看不见胜利的希望，那么只能证明汪精卫的目光短浅。但必须看到，汪精卫的叛逃，恰恰选择于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计划破产、军事进攻已经不堪重负而不得不暂时停顿；中国军队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消耗敌军力量，南岳军事会议已经明确确立从防守转入进攻的战略阶段，无论怎么说，这都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举动。汪精卫刚刚逃至河内，日本首相即于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日本无意灭亡中国，只求“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
汪精卫的叛逃，各种分析已经探讨了具体原因，诸说不一。从根本上说，窃以为汪出走的根本在于利用日本实力，打垮蒋介石。从历史上看，远者不说，1927年4月，经莫斯科回国的汪精卫就演出了借共产党力量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戏，这个故事较长，另外再叙；1930年他又参与阎锡山、冯玉祥的倒蒋战争，因张学良反戈而悄然潜回广东；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汪精卫乘国难之机在广州另立“中央政府”。24日，蒋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持其手书前往：“弟（蒋自称）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信中所提三项：一，如粤方自忖能应付国难责任，则全体来（南）京，改组政府，南京方无不可让；二，如粤方不能承担此责任，应撤销政府立即来京，共赴国难；三，如粤方意在合作，最为欢迎，请联袂前来，面商参加政府之办法。谈判中，汪精卫除蒋下野之外，任何方案都没有。
争论之中，日寇于11月4日进攻马占山，舆论抗议声一片。于是妥协为：双方分别在南京、广州召开四全大会，各选出24名中委；选举结束后，合在南京开全体大会决定政治组织之改革。南京方面决议“授予蒋中正同志以北上御侮之责任”，汪不同意，所有事宜“须蒋主席先下野”。结果争执之中，日军开始进攻锦州。导致12.11南京学生抗议大游行，并酿出暴力。举国混乱，日寇急攻，汪仍坚持非蒋下野任何事不谈。蒋于是于15日通电辞去所有职务下野。29日，新选林森任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但汪继续不理会，导致国府处于瘫痪状态，而日本人则顺利完成东北战事，又开始在上海寻恤。孙科等无奈，只得复请蒋出山，蒋21日山后，孙科辞职。蒋于26日晚间邀汪出任行政院长，汪于28日就任。同日，日军发动“1.28淞沪事变”。
既曾有如此不顾国难当头而坚持权位之举动，你怎么把“忧国忧民”而叛逃的帽子扣到汪头上？“九一八事变”难道不算国难？东北全境被日寇强占，民众流离失所难道不算灾难？汪先生何尝有过一点顾全大局之心？此次正逢中国军队转守为攻、日本重新抛出和平攻势之时，汪先生不失时机出逃，无非另辟蹊径谋取权力罢了，以其之一贯缺乏政治眼光，大抵与现在那班为之鸣冤者相仿佛，认定中国打不过日本，恰如他的特务头子李士群所表白的：借日本人的手消灭老蒋。怎么地也混个中国国家元首当当。
如同世界上那些诡辩一样，搅和一堆无关大局的次要枝节，以转移对主流问题的关注，从而达到说服听众的目的。我不想在那些诸如老百姓生活、怯懦者投降有主等问题上争辩。蒋介石有他自己的问题，与汪精卫的问题没必要扯到一起。
不过有个问题却必须说几句，虽然我已经在上一个帖子里说了一点。就是汪伪政权建立后，日本军队的攻势问题。日军的攻势是以其战略需要及能力来决定的，丝毫也不因汪政权的存在与否而稍加改变。国军与日军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大规模会战共22次，其中，只有四次是在汪精卫投敌前打的；而日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第一号作战”，动员兵力即达51万，何以不因汪政权存在而且巩固就有些许改变？
有人举出衡阳保卫战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的例子，似乎正因为汪伪政权与日本的周旋致使方军长得以优待。这是颠倒事实的，日军第11军军长横山勇恰是因为第十军的殊死奋战而对方军长予以敬重，这是职业军人的一种职业道德。当初，张自忠牺牲之后，日军同样给予隆重的礼遇，书写着“支那大将张自忠”的招魂幡伴着张将军的灵柩，伴以日军最高的礼葬仪式。在昆仑关，杜聿明将军也礼葬了日军少将中村正雄，亲自书写了他的墓碑。军人敬重勇敢的军人，哪怕是自己的敌人，却不会敬重任何怯懦者。
当这个国家对于历史真相逐渐认真探讨，抗日战争的真实也逐步大白于天下之时，冒出为汪精卫鸣冤叫屈的呼唤。我不认为对汪精卫没有必要讨论，恰恰相反，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个反面人物，研究其思想与行为的本质与根源是很必要的。只是，如果汪精卫是个正派人物，那么，我们的抗日战争是否打错了？两千多万生命的付出是否白搭？是否我们只需投降日本，一切都万事大吉？根本的潮流是，法西斯主义是人类暴政的最后势力之一，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的正义所在。投靠到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日本那边，必定是没有出路的。不存在日本如果……的可能性。只是，既然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如此伤害的中国，尚有为投靠军国主义的势力叫屈，我们凭什么去指责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势力？
林思云纯粹是在诡辩。他在《真实的汪精卫》中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汪氏投日是给中国一个双保险，即即使德日意胜了，中国也能成为战胜国。这其实不值一驳，很简单，汪氏投日之时并没有预见到美国将参与对日作战，他正是考虑到中国单独对日作战必不胜才去求和的，所以汪氏搞双保险的主观动机并不存在；从客观后果来说，也没有什么双保险这回事，因为重庆政府加入反法斯阵营是平等加入，盟国之间基本没有不平等条约，而汪伪政府加入德日意集团则是以全面出卖中国权益为代价的，这只要看看汪氏与日本签订的《日支关系新约》即可得知。
所以如德日意胜了，中国将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决不可能厕身战胜国之列！如此何双保险之有？林思还以汪伪政府率先使日本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不证明汪政府的努力效果，其实当时日本战局江河日下，只不过作了个口惠而实不至的顺水人情而已，而且该条约还是以承认满州国为条件的，何功之有？
汪氏的求和运动，开始有他的战略眼光不够，幻想以和来为中国止损的目的。这样的运动虽然也不对，但确实不乏有令人同情之处，但在日本图穷匕见，拿出《日支新约》迫其签字之时，其性质完全变了，汪氏的运动不复是一种救国运动，连主观上也称不上了，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卖国运动。面对这样的大节决择，汪集团中的高宗武、陶希圣毅然转身，拯救了自己，而汪却彻底跳了下去，如此怪得了何人？或说汪氏此时已无路可走，不签但等死而已。但政治人物自身当有定见、定力，他为何不能于此时“引刀成一快”，以明心迹？
所以汪氏的运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运动，任何为之辩护都难免是苍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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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是不是以为是汪精卫拯救了中国啊?“他没有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以当时的情况完全做的到）”，凭什么做得到？可以说武汉会战之后，中日双方都精疲力竭，但日本想要一口吞下中国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是汪精卫的伪政权给日本安定占领区，给了日寇以战养战的潜力，可以说，如没有汪伪政权，日本要控制中国占领区将更加困难。
日本为什么不能一鼓作气摧毁重庆政权？其实看看中国的地形就知道了。日本如要作此打算，只有两条进攻路线，一是沿江仰攻，另一条沿关中，越秦岭。这两条路线都是崇山峻岭，艰险异常，许多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请问日本如何带着重武器前去？又如何发挥海军机动优势？就是空军优势也会在不良地形中大打折扣。如没有了武器优势，又没有地利、人和，还有兵力优势，日本如何取胜？不用说是在秦岭、贵州等地，就是在湖南战场日本就不能奈中国军队何！
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是英美必不能坐视日本灭亡中国，而中国又有滇缅线与英殖民地接壤，故关键时刻，英美等国能源源不断地给中国输血，维持中国战力不坠，故日本如欲真的要灭亡重庆政府，就必须切断滇缅线，在这之前是不能作此打算的。日本是制定了一个五号作战计划，目的就是攻战重庆，一举结束中国战事，而这个计划正是在中美英第一次缅作战失败了才出笼的。后来由于日本太平洋战局逆转，此计划无疾而终。
由此可见，日本如真欲终结重庆政府其先决条件就是攻占缅甸，而要攻占缅甸就得先同英美作战了，而同英美作战后实际上就使其处于必败之地，攻占重庆更成痴心亡想，后来的战局就是这样演变了的啊！
日本的失败决不是由于仁慈，决不是由于汪精卫的伪政权，而是败于蒋介石的以重庆为陪都，背靠英美殖民地，进行持久抗战的战略。日本一开始进行的就是一场必败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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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思云为汪政权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保护了沦陷区的人民，这条同样不通。谁都知道，该政权是在日本卵翼之下的，如该政权不利于日本侵略军，日本怎么可能保护它呢？答案显然是该政权的存在是有利于日本巩固沦陷区，有利于日本的以战养战略战略，有利于日军搜刮中国资源的。显然，该政权的存在从总体上是非常不利于中国抗战的，它的存在使中国相当大部分的人力、物力被侵略军所用，严重加剧了中国抗战的困难。
不过从局部看，它的存在使沦陷区有了一定的秩序，正常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进行，这对沦陷区的人民不无好处，但这对于全面抗战来说只是小节，并不能从整体上冲淡对抗战在大局的不利影响。林思云说沦陷区人民生活相较于抗战大后方为好也作为汪的贡献来说，其实这同样也是不妥的。首先这只是机械比较，本来汪统治的那些地方就是中国的精华地区，人民生活本来就较好，所以比抗战大后方生活好一点有何足怪？其次这正好标明了中国抗战的艰苦卓绝，林思云有稍有人心就应该向抗战军民致敬而不是反过来为汉奸歌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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