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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成为希腊债务危机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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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06/22 出处：译者 |
CEIP：中国成为希腊债务危机的受害者
from 译者 by xiaomi2020
作者：Michael Pettis （彭博社）
发表时间：2010年5月25日
译者：OY
校对：@xiaomi2020
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亚洲、欧洲和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看起来我们很快就能让人民币进入持续升值的状态了，直到最近[一切都变了]。
希腊危机可能已经改变了一切。过去6个月欧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下滑了15%，这损害了中国在其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市场上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在欧洲有很多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如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其财政难以为继。如果没有净资本流入，这些国家将无法维持经常账户上的短缺。
毋庸讳言，中国对欧元疲软的担心助长了要警惕人民币汇率转向这种决策的呼吁。从贸易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已经升值了不少，而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在需求上的潜在紧缩已经让人民币在[可能的]升值之前就让中国的出口商颇感压力沉重。
一派学者认为允许人民币继续升值可能会扯经济的后腿，因为现在中国政府正努力摆脱对大规模投资的依赖，这种过度依赖可能是有害的。希腊危机的后果可能会伤及中国，中国得努力少受点伤。
这种论调貌似很有市场，甚至是负责任的，但是长期来看这只会加剧贸易摩擦，让中国的问题恶化。历史证明，贸易摩擦对顺差国家的伤害尤甚。
卸包袱
中国在全球的支付平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希腊危机及整个欧洲地区的应对会对当前的贸易产生不良影响。对中国来说，要减少受伤的程度意味着有必要先把贸易调整到其他国家。
1930 年美国犯了类似的错误。当时的美国是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家，为了不受欧洲逆差国家金融崩溃的影响，美国愚蠢地尝试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1 ）保护自己。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间接要求其他国家承担全部后果，这使得其他国家也通过提高关税、货币贬值和进口限额予以报复。
这些和希腊有什么关系呢？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主要贸易逆差国家会发现将很难吸引新的净资本流入。最好的情况是它们能通过官方援助将现存的部分债务进行再融资。
新的资本流入
如果它们不能吸引新的资本流入，就不能维持经常账户上的债务平衡。现在欧洲的危机国家的逆差达到了美国逆差的2/3。 如果想缩小这种巨大的贸易逆差，在全球贸易平衡方面必须有一种等量的反向调整。要么德国和欧洲其他顺差国家的顺差额缩小同等金额，要么欧洲的整体顺差超出同等金额。
我们可能会看到以上两种情况的混合。但是欧元疲软——以及信用紧缩、失业率上升、德国不愿扭转政策因为那将限制其国内消费——都会通过扩大欧洲经常账户的盈余而把这些调整推向国外市场。
如果欧洲经常账户盈余出现增长，世界其他地方就得进行相应的调整。或者其他国家，如中国和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必须等额减少，或者其他经常账户赤字国家，如美国，必须继续扩大逆差（或者二者兼有）。
贸易战
如果中国通过推迟人民币升值、降低实际利率（今年已经下降了）、减缓信用紧缩、以及其他维持出口的措施 ——且不说出口增长——来抵制经常账户盈余的紧缩，绝大部分的调整将转移到其他不直接干预贸易的国家。最明显的是那些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
这会导致其经常账户赤字剧增，但是这些国家可能通过自行干预贸易予以抵制。和其它国家相比，美国利用利率或货币干预影响贸易的能力有限，所以只能利用关税。正如1930年代发生的那样，这可能刺激其它用汇率干预也不能获得出口竞争力的国家提高关税。
希腊危机迫使经济调整的速度超出了全世界可以轻易吸收的能力。正如1930年代那样，每个
国家都积极采取避免不良贸易反应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却只会把调整压力推到其它同样避之不及的国家身上。
要克服这种以邻为壑的危机取决于主要贸易体——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欧盟——能否达成某项计划以尽可能减慢调整过程并分担包袱。它们可能公平合理地制定这样的计划吗？恐怕不能。但只有它们努力这样去做，全世界才能减轻调整的痛苦。
notes
1 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于1930年6月17日经签署成为美国法律，该法案将2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当时在美国，有1028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 项请愿书抵制该法案；而在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50%以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斯姆特-霍 利法案是导致美欧之间贸易规模从1929年的历史高位急遽衰退到1932年历史低位的催化剂—这次衰退伴随着的是大萧条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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