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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道：致力当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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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07/17 出处：联合早报 |
不因被封杀而自我审查 梁文道致力当公共知识分子
梁文道，1970年生于香港，少年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并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
曾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现为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凤凰卫视评论员，中国大地、香港及马来西亚多家报刊杂志专栏作家。在中国大陆出版文集包括《常识》、《我执》、《我读》、《噪音太多》、《读者》等。一般新加坡人对梁文道也许不太熟悉。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梁文道是个响当当的名字。
梁文道“身份”复杂，简单的说，他是媒体人、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在香港、中国等多家报章杂志写专栏。1999年开始，梁文道担任窦文涛主持的凤凰卫视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常任嘉宾，由于见解独到，话题海阔天空，这10年来，梁文道和“锵锵三人行”一起红透中国。他近期主持的《开卷八分钟》也很受注目，每一期在八分钟内介绍一本好书，将书的内容，所要传达的讯息滔滔不绝的与观众分享。
知道分子奖颁给一个新群体
长途电话打到香港去，话筒传来梁文道的谈话条理分明，像他的文章与电视上的谈话。
梁文道说，他从小喜欢哲学，学的是西方哲学。哲学训练使他总是希望能够把事情讲得很清晰、有结构，清清楚楚地把自己的想法展现出来。
2003年开始，梁文道陆续发表不少时事评论文章，还在中国报刊杂志包括《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报》等影响力不小的报纸杂志，写一系列政治及时事评论，以“时事评论者”的身份在中国引起广泛注目。近年来，他经常同时在10个不同的专栏发表他对不同领域和事件的看法。
中国《新周刊》杂志自2003年开始，每年颁发一次年度“知道分子”奖，2009年度得主为梁文道。过去《新周刊》先后评出的“知道分子”奖项得主分别有中国学术界名人王鲁湘，曾经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分析评论战事的张召忠，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凤凰卫视节目《有报天天读》的杨锦麟及《时事开讲》主持曹景行。
谈到“知道分子”奖，梁文道说：“与其说‘知道分子’这个奖是颁给我的，不如说，《新周刊》是将这个奖颁给当前的一个新‘群体’，这个群体是近七八年来，在中国涌现的一群经常在媒体发表时事评论文章的时评者。”
梁文道说，过去中国一直都有时事评论，但1949年以后，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了时事评论，有的只是社论，但是，在中国，社论和时评是不同的东西，社论是官方传达的讯息，时事评论是个人意见的表达，两者在特质上完全不同。
梁文道说：“我开始写时评的这八九年来，中国报纸杂志的时事评论版正开始复兴，报纸提供言论平台，让评论作者发表时事评论文章，渐渐的形成一群写时评的作者群。”
他说，在过去，因为王朔写过一篇《知道分子》的文章，讽刺那些“抄惯了别人的宏论”的学者，“知道分子”一度是带贬意的。但《新周刊》颁发“知道分子”奖却是有意改变人们对“知道分子”这四个字的看法，《新周刊》定义的“知道分子”是一群学识渊博，而且经常发表言论的群体。
虽然获得的是“知道分子”奖，梁文道却说，其实他最在意的身份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年来，他也一直努力朝公共知识分子这条路走去。
在梁文道看来，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着更具理想的一群，他们最大的特质是有担当，关心社会正义，他们愿意以学识去思考及应对社会发生的问题，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的力量，多了一份社会角色的认知。
为理想不怕被封杀
长期以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自勉的梁文道透露，最近有消息说，他已开始被广东省宣传部“封杀”，这个消息目前也已在网上传开。
梁文道说：“我最近有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一家杂志《时代周报》，文章谈的是香港的政改问题，封杀消息传出之后，有些人，包括网民认为是这篇文章引起的，但后来我知道并不只是因为这篇文章。至于具体原因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梁文道更具体的说，所谓“封杀”是指不刊登被封杀者的稿件，不让被封杀者在媒体亮相，更不允许媒体采访他。
梁文道说，多年来对于社会公共事物，他一向来都不回避，今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要求，将象征八九民运精神的民主女神像，永久摆放在校园，但遭到校方拒诸门外，引起中文大学校内外强烈反响。他作为中大校友，也为了民主女神像这一事件在中大发表谈话。
梁文道说，“封杀”对他来说已不是新鲜事，他过去也有过几次被封杀的经验，例如LXB事件的时候，由于他是LXB起草的《****》签署人，签署**初期，一些中国媒体曾停止刊登他的稿件一段时间。
梁文道别有深意的说：“有些人被封杀了，也许会开始自我审查，但我不会。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为理想牺牲一些东西，甚至牺牲一切。”
写作经验训练说话方式
熟悉梁文道的人知道，他知识面广，眼界开阔，读过他的文章或是看过他的节目的读者或观众，会发觉他从文史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都能谈得头头是道。也有人认为，梁文道之所以盛名远播，主要还是因为电视节目。
梁文道并不否认，作为电视人，很多人都是通过凤凰卫视的电视节目认识他，电视人的身份使到他的名气更大。
他说：“比较起作家，电视人的曝光率确实更高，让观众关注的记忆也更为立体。” 但梁文道也说，早年写作上的训练，对他日后成为电视人起很大的帮助。
梁文道说：“我很早就开始发表文章，17岁便在香港《信报》写戏剧评论，写作的时间比做电视的时间长很多。在做电视节目之前，我其实已经写了十年稿，很早就习惯写作的思考方式，作为电视人，我只是把脑子带到电视，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做节目可以不必事先预备好稿子，镜头一开就能说话。”
创办牛棚书院与《读书好》
梁文道这些年来也不断致力于推动、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并曾经从事民间办学。“牛棚书院院长”是梁文道的另一个身份象征，他曾经与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创办牛棚书院，书院除了开办文化艺术及哲学课程之外，也关注学员的言行，给予他们引导与启发。由于院址设立在殖民时期用来宰牛的地方，因此称为“牛棚书院”。期间定期出版及免费赠阅《E+E》杂志，创刊宗旨是希望发展出一个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精神空间，《E+E》杂志之后，梁文道又于 2007创办读书杂志《读书好》，同样免费发放，目前发行量达7万册。
牛棚书院既是学府，也被香港人认为是文化创意领域。梁文道说，以牛棚书院命名，除了因为书院过去的确是“牛棚”，二是他喜欢牛棚这两个字，因为牛棚有象征性意义，叫人联想到六七十年代时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由于对于“牛棚”这两个字有种特别的感觉，梁文道有个专栏就叫“牛棚读书记”。
梁文道说，当年创办牛棚书院的目的，是希望书院能成为一个读书、学习、交流，议论时事、影响社会的场所。但由于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愿意找商家赞助，时日一久，牛棚书院入不敷出，终于因为经费原因，无法持续经营下去。2005年，牛棚书院终于宣告停业。梁文道说，叫他欣慰的是，“牛棚”前后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例如目前在香港文化界十分活跃的陈景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再写一本类似《我执》的书
2009年是梁文道的“出版年”，他一口气在中国连续推出《常识》、《噪音太多》、《我执》、《我读》、《读者》等书，其中《常识》评点时事，在中国热卖。《我执》结集专栏《秘学笔记》的散文，内容为梁文道对生命、爱情、死亡等人类永恒主题的感悟，被认为是梁文道作品中，最私密、感性、细腻的作品。
梁文道说，接下来打算再写一本类似《我执》的书。在《我执》中有这么一段话，或者可以从中了解梁文道多一点：
那时刚上大学，住在宿舍里头，不用严格按照时间表做人，也不用理会家人的脸色，喜欢睡到多晚就是多晚。于是我几乎放弃了所有中午以前的课程，别人的午饭就是我的早饭。黄昏之后，我泡图书馆，直到闭馆，再去无谓地游荡、瞎聊。凌晨两点，同学们都去睡了，我才继续读书，就着灯。
熬夜不是出于苦工，而是为了自由的滋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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