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三峡争论史：反对者称到今天还反对
|
| 时间：2010/07/22 出处：星岛日报 |
核心提示：《瞭望》：那如果是换到今天来投票呢？
黄济人：我还是反对票。
《瞭望》：为什么？
黄济人：因为建了大坝以后，以前预料的生态环境影响等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一些，当然还没有达到证明修建三峡工程是错误的程度。
《瞭望》文章：
编者按：今年春节前，86岁的翁长溥给本刊寄来一份万言长信及多份资料。
翁长溥离休前为广西计委总工程师。参与过多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如三门峡工程、龙滩工程等。1990年，他被聘请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预审专家，为工程规模预审小组组长，因持异议，未在预审结论报告上签字。除此前少量关注外，自此与三峡工程结下不了之缘。
去年12月，本刊发表《三峡论战风云录》后，去函请翁长溥再叙详情。遂获来信，他将三峡工程争论史归为三个阶段，摘编如下。
大跃进时的第一次争论
正如你刊所述，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设下擂台，由林一山和李锐论战。李锐未理毛主席过早发表“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美意，据实讲理反对过早上三峡工程。长期的历史实践证明，第一次争论，李锐的意见是正确的，毛主席周总理听取了不同意见是英明的。
全国人大通过前的第二次争论
至1985年三峡上马已响遍全国。我及时建议李鹏副总理转中央，对此“应有严格决策程序”。1986年党中央颁发了15号文，其要点有“要注意吸收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重新提出三峡可行性报告”、“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水电部提出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 1986年中央应对三峡工程的举措是正确的，是应该认真贯彻的。
至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兴建三峡工程议案结束了第二次争论。议案对争论的三峡工程规模是兼顾了争论双方意见的。
我1991年1月31日到宜昌参加第一次预审会。从宜昌回家后我就感到三峡工程规模问题太复杂，我难以起作用，想今后不再插手了。但相继分别接到前辈陆钦侃、覃修典来信，都寄望于我这个预审参加者充分发挥作用。5月25日我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预审会议，主持人不许改变175米，何格高说在论证汇报会上姚依林副总理指示对水位问题要认真研究。当天下午就提前结束了会议。
5月28日，我写信给李鹏总理，他叫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副总理(通过秘书)向我索取了主张160米的材料，导致不是一次建到175米的灵活性。
开工之后的第三次争论
全国人大通过的意见，是正常蓄水位定在175米，先建至156米。观察泥沙淤积和移民情况，进可以攻175米，退可以守160米。这种科学求实之见，第二次的争论双方都是同意的。
160米的主张者、在京的主要专家陆钦侃等懂得，原一次建到175米的水工设计的溢流汇顶高程，地下导流隧洞布置，须作必要的修改。等到 1998年3月了，还未见到必要的水工设计修改，陆钦侃执笔写出《建议三峡工程先建至初期蓄水位观测泥沙淤积缓解移民困难》，由全国24位专家具名，于3 月30日报给中央领导。我此后还三次参加了具名上书，但从未有过面对面的争论。
1998年发生了长江大洪水，我注意洪涝灾害主要集中在围湖造田区。8月我写信给中央领导，结论为“不应继续灾由自取”。至年底，报载湖广地区在贯彻中央新方针“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了。
我早于李锐几年就应陆佑楣之邀去参加过技术会议，我同时考察了三峡工程。我认为三峡工程搞得很好，质量令我满意。我也考察了库区，有豆腐渣工程，地下的地质情况复杂，可虑！文/翁长溥(汤耀国整理)
一位作家的参政三峡记事
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为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分别时逢三峡工程、重庆直辖决策，著《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日记》，以审议者身份逐日记录这两项决策在人大阶段的全过程，是这一题材目前所见的唯一公开文本。
黄济人后为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屡提有关三峡工程的提案、建议。2002、2003年他经实地采访著《命运的迁徙》，记录三峡外迁移民的生存状况，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被书评界认为具“沉重的忧患意识”和“众生平等的平民立场”。
今年3月10日，黄济人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之时，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
“有一句话促进了不同意见的公平竞争”
《瞭望》：看你在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兴建三峡工程议案时的日记，审议后期的间隙你外出骨折，后来没有参加投票，如果投的话你会投什么票？
黄济人：反对票。
《瞭望》：那如果是换到今天来投票呢？
黄济人：我还是反对票。
《瞭望》：为什么？
黄济人：因为建了大坝以后，以前预料的生态环境影响等问题，目前已经出现一些，当然还没有达到证明修建三峡工程是错误的程度。
2006年重庆大旱后，我在2007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过提案，希望有关部门评估重庆极端气候的原因，本意就是看和三峡大坝有没有关系。后来得到回答，说是和三峡大坝没有直接关系。
三峡大坝的建成也让重庆得到了一份厚礼，那就是直辖。直辖后重庆的发展势头确实是很猛的。
《瞭望》：表决前你预料到这个议案会通过吗？
黄济人：从态势上来讲肯定要被通过，这个我一点不怀疑。代表们大都不懂三峡工程。审议的时候会场提供的资料，还有当时在军事博物馆搞的三峡工程展览，都是正面的居多。赞成派显然站在主流和主导地位。反对的人也有，他们送文件，发消息，“串联”参会代表，有时偷偷摸摸，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瞭望》：你日记里写当时有些代表投赞成票是对中央、对专家的信任。你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吗？
黄济人：这是主要原因。因为大家相信党和政府会为人民办好事情。
我看这次政协会上有个委员，她说不投反对票是因为爱国。把爱国和不投反对票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很低档的常识错误。
在军事博物馆的三峡工程展馆里，有的讲解专家热泪盈眶，希望快上，说江水不能够白白流走啊。在审议的小组会上，来答问的专家还讲到，敢用人格来担保它的科学性。他们对三峡的理解和热情也是很感人的，不容易。
《瞭望》：那你觉得三峡工程决策的民主程度如何？
黄济人：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给的民主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没有搞强行规定，“保证选票”。会上有一句话促进了不同意见的公平竞争，是一位领导人讲的：支持三峡上马和反对三峡上马的都是对三峡工程的贡献。
“稳得住的任务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瞭望》：《命运的迁徙》的采访素材有没有经过取舍？
黄济人：取舍得多了。这本书如果真要出得好，应该增加一半的篇幅。我写了一部分的时候，宣传部门说，移民工作还在进行，写这个书要让他们愿意走，不要害怕走。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要帮忙不要帮倒忙，有些事情有另外的机会说。我开始的标题是《一步三回头》，那个调子比较低，以后接受他们的意见就改成《命运的迁徙》。
我去福建武夷山、安徽宿松遇到的危险，书里都没有写。
《瞭望》：怎么回事？
黄济人：去武夷山时，当地移民把我当成人质“扣押”，说重庆移民官员骗了他们，迁到武夷山后，并没有得到每人一个卖茶叶的门面。他们要拿我交换重庆市移民部门负责人，不让我出房间，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七八个小时，七八个年轻力壮的人围着。经当地干部做工作我才出来。
后来我问重庆移民局负责人，他们解释，为了完成移民任务，基层干部调动一切手段，虚构一些东西，这完全可能，但局里不会这么草率。
到宿松县时，移民闹事的“宿松事件”刚发生一个礼拜，公安部门不让我去，怕我出事。我是公安部聘请的警风监督员，坚持要去，四个便衣才陪我去。到街上一家移民开的理发店，他们在外面等着，我进去洗头，用重庆话说话。店主问我到这个地方干吗，我说做买卖。他很快就说：“你不是！你是重庆来的公安！”就开始要通知人，要怎么样。我马上离开，头上的泡沫还在，当地公安一看这种情况，一下就把我架上车！
《瞭望》：对外迁移民工作你有何建议？
黄济人：我当上届全国政协委员时提过一个建议，当时各接收地纷纷撤销移民办，他们觉得移民已经融入当地社会，移民办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认为移民毕竟不是本地人口，稳得住的任务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来负责。但据我所知，现在各地的移民办并没有恢复。上海的人还对我讲，移民的依赖思想很重，有人管了，他什么事情都来找你；没有人管，相反能促进他自力更生。当然这也是一种说法。
大约是2000年左右，我当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时还提过一个建议，把重庆市政府的“增光奖”评奖范围扩大到外迁接收地的移民官员和当地老百姓。因为这些人有的像父母一样爱护、关照移民。这个建议被重庆市政府接受采纳了。(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实习生黄一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