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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工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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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07/26 出处：财经网 |
今年以来的一系列停工事件，可看做新中国成立后劳资矛盾的第二次集中爆发。与前次不同的是，当前工人的集体行动更具有典型的市场化集体争议特点
《财经》记者 郑猛 左林 鄢建彪
“虽然工资增长了20％，但我们实际拿到手的钱并不比去年多。”天津丰田合成有限公司（下称丰田合成）一线工人小杜对《财经》记者说。6月17 日上午，因不满涨薪额度，该公司物流科工人开始停工，当晚二厂和三厂全部停产。
丰田合成停工，不是今年发生的第一起类似事件。
5月17日，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南海本田）上百名工人停工要求加薪。6月4日，劳资双方达成在现行工资标准基础上提高 34％的协议，停工事件和平落幕；三天之后，6月7日，广州本田的另一家零部件供应商、同在佛山的丰富汽配有限公司（下称丰富汽配）工人开始停工，全厂停产；两天后的6月9日，地处中山的本田制锁（广东）有限公司（下称本田制锁）1200多名员工停工，要求公司将工资提升至南海本田的水平；6月21日，位于广州南沙区的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下称南沙电装）1000余名工人停止工作，提出加薪要求。
就在南海本田停工事件落幕当天，参与劳资谈判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就对《财经》记者表示，此次事件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无论后来的停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南海本田事件的影响，这些企业中劳资关系过分失衡的现状，已毋庸置疑。
停工事件并不局限于珠三角地区，在长三角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江苏昆山亦发生类似事件。6月5日，美资KOK书元机械企业（昆山）有限公司（下称书元机械）近千名工人集体停工，要求资方废除不合理用工协议，改善工作环境。
而在北方沿海与内地城市，包括天津（天津丰田合成有限公司）、北京（北京星宇车科技有限公司）、西安（西安兄弟标准工业有限公司和兄弟缝纫机有限公司）均发生了以涨薪为主要诉求点的停工事件。
有专家表示，未来几年将是中国劳资关系矛盾集中爆发期。
可承受的涨薪
通观近期发生的停工事件，绝大多数发生于外资制造企业。首当其冲的又是汽车制造行业，尤其是汽车零部件制造厂。
南海本田、丰富汽配、本田制锁、丰田合成和南沙电装，皆为本田或丰田公司的零部件供应商。所生产零部件小到喷油嘴、储物盒，大到排气管、变速箱，不一而足。书元机械生产的产品，也包括汽车工业所需密封盒等橡胶制品。
其中，停工外资企业又以日资为数最多。日本多摩大学教授沈才彬对《财经》记者表示，日资企业集中爆发停工事件主要原因有两个。
其一，相对于欧美企业，日资企业待遇较低。其二，日资企业的本地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多数日资企业的高管都是日本人，在管理上容易与中国职工发生纠纷。
而停工事件集中于汽车制造行业的原因，亦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高赢利不无关系。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国外汽车制造厂商的重要利润增长点。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2006年投产，当年产销即达到约12万辆，完成工业总产值近120亿元；2009年产销上升为21万辆，实现工业总产值 378亿元。按照该公司计划，2010年广丰产销将增至26.7万辆，销售收入将达513亿元。
尽管所在企业利润丰厚，一线工作的工人却无法共享发展成果，不平等感在工人当中普遍存在。
此外，此类企业中，外方高管及中层管理人员收入较高，与一线工人的收入水平差距较大。在南海本田，科长及以上级别管理者均为日方人员，以部长为例，每月收入可达10万元人民币以上。日本亦经常派支援者到中国工厂，支援者每天可享受300多美元的补助。而该厂一级普通工人的实发工资，每月仅为 1211元。
尽管两者简单对比并不合适，但工人普遍表示，落差感非常强烈。
而国家统计局2010年3月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也显示，不同行业的农民工收入水平差别较大，其中制造业收入水平偏低，月均 1331元，远不及交通运输业、采矿业和建筑业。《财经》记者在本田制锁了解的情况证实：一线工人一级员工月薪约1400元，二级员工约1600元。
广东中山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梁士伦分析认为，虽然目前一般加工型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但劳动力成本从每月1500元提高到2000元，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是还可以承受的。
梁士伦表示，出口加工型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并不仅仅来自人力成本，当前影响更大的是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率的调整。
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已达17％，对企业已产生叠加效应，出口企业承受力正逐步减弱。长期来看，人民币继续升值的趋势仍不可避免，汽车出口企业将面临汇率升值的负面影响。
出口退税方面，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多次调高出口退税率，部分产品的退税率达到17％的最高限。随着出口形势的好转，出口退税率下调将成为必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6月1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为实现“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今年将下调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这意味着出口企业的利润将变薄。
而连续停工事件中，工人之所以能够组织并实施停工，与他们所在外资企业的生产条件和管理特点也不无关系。
这些企业内很多工人都是从同一所学校转来，是同学又是同乡，由于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相对分开，加班又少，工人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可以相互沟通，年轻人通过网络也能接触各类信息。
企业拥有工人的规模也是重要因素。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看来，千人左右的企业最容易组织起停工，“人太多不容易号召，太少了影响力有限。”
资本进与退
本田与丰田零部件制造厂相继发生停工事件后，中日合资的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总裁中村公泰即表示，对停工事态的扩大感到担忧，认为事件“正在发生连锁反应”。
作为停工当事方的本田公司所受影响尤为剧烈，该公司6月28日公布的5月汽车生产及销售数据显示，当月本田在华的汽车产量为37367辆，比上年同期减少15.7％，一年来首次出现同比下滑。
主要原因是5月24日至6月中旬期间，因多起停工事件导致其整车生产线不时被迫停产。同时，本田在中国的销量也同比减少10.1％。
《财经》记者了解到，目前日资企业普遍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不可避免。
广东中山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梁士伦也证实，南海本田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广东省政府、企业界已形成一种共识——工人工资必然会提高。
对于商品价值较高的汽车厂商，自然可以化解新增的劳动力成本。但对于在中国生产日用杂货，并返销日本的企业来说，增加工资成本将是一大挑战。
停工事件发生后，外资企业是否会转移至海外，一时成为热议焦点。
高盛顾问董事胡祖六6月出席陆家嘴金融论坛时，对《财经》记者表示，在目前停工事件涌现的时点上，自己所接触的跨国公司大多都在考虑将未来的投资重点投向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他认为，未来十年，像富士康、本田这样的企业，还能否像过去那样，在中国有如此大规模的开拓、投资，将产业重点设到中国，将“不可定论”。
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投资调查部高级分析师由井滨宏一对《财经》记者表示，将中国工厂作为出口生产基地的一些日本企业，已经开始考虑战略调整。
但也有日企表示不会从中国向其他国家进行产业转移。
丰田汽车公司董事长张富士夫6月22日谈及中国工人停工要求加薪的问题时曾表示，“加薪在任何国家都是自然的趋势”，他称，即使人力成本增加，也会继续在当地进行生产。
张富士夫坚守中国的原因是：在中国制造汽车并不是因为人力费用低廉，而是因为距离市场近，“以能就近制造符合顾客需求的汽车为宜。如果（劳动力）薪金增加，还可以形成买得起车的良性循环。”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也认为，发生停工事件的外资制造业企业，不太可能撤资到国外。尽管印度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存在廉价劳动力市场，但中国有巨大的消费市场，这是很多国家无法比拟的。此外，它们也无法提供像中国这样完备的投资软硬环境。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表示，停工事件即使引发涨薪潮，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立即丧失。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有前者的四分之一。即使与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诸国相比，表面看起来中国工人工资略高，但若将劳工素质和劳动生产率考虑进去，并不算高。
中国农业银行6月21日发布的宏观周评称，“目前，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国际竞争中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仍能保持较长时间。”
马宇表示，个别企业转移至越南和东南亚国家不是没有可能，而且此前已有先例。但如果说有哪个国家能够取代中国成为国际制造业基地，那几乎没有可能。不仅是劳动力成本问题，还包括国内市场、法律政策、基础设施，以及至关重要的产业配套，没有哪个国家能比肩中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更形容，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大陆已是最后的劳动力成本洼地”，加之珠三角、长三角制造业上下游产业链齐备。与之相比，印度、越南等国并不具备竞争条件，非洲更不可能。
转移内地不易
最近，沿海外资制造企业准备迁往内地的消息也不断见诸报端。其中，关于深圳富士康公司将迁往内地的消息更是甚嚣尘上。
有媒体报道，跳楼和涨薪事件发生之后，富士康已明确将生产基地转移至河南、天津等地。
但据《财经》记者了解，相关事件之后，富士康并没有明确的转移意向。而今年将正式投产的富士康重庆基地，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确定的。而且，转移至西部城市重庆，也并非完全由于沿海劳动力成本上升，最主要还是由于该市给予了多方面优惠政策。
另据记者了解，之所以出现富士康将迁至河南的消息，与该省鹤壁市政府网站此前挂出的招聘启事有关。6月25日，该网站发布通知称，近期需要10 万名员工到富士康培训，招聘员工经过培训实习，可在本省建设好的富士康厂区工作。6月29日，该网站则郑重发布更正声明，表示富士康在鹤壁招聘培训员工情况属实，但拟在河南投资建厂未经证实。
在马宇看来，资本方撤出中国困难，转移内地也不那么容易。关键问题在于供应产业链，比如汽车制造企业，其上下游配套非常之多，向内地转移绝非简单。另外，转至内地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绝对降低，物流成本增加则不容回避。
毋庸说跨地区转移，企业在省内转移都存在现实问题。据梁士伦介绍，中山市下属24个镇区产业集群比较齐备，产业链相对完整，由于已经形成良好的配套环境，金融危机中，该市转移到广东西部、北部或者内地的企业为数很少。而一些企业转到广东经济比较落后的粤西、粤北地区，虽然人力成本有所降低，但由于当地综合配套不完善，综合运营成本并无明显优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是由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与转移，实际效果可能未必好。
2007年，中山市政府曾拿出巨款，在肇庆市和江门市兴建“产业转移园区”，肇庆和江门经济相对不发达，但当地政府非常合作，以土地招商，接受珠三角其他城市转移出来的产业。之后入驻的企业虽然不算少，对当地就业亦有促进。
但据梁士伦调查，入驻企业大多并非从珠三角现有的企业转移过去，而进驻园区时，也没有设置严格的筛选标准，由于这些地方地价低廉，很多老板在投资之处先行圈地，却并不急于开发，所以园区建成之后生产能力并不高。
“政府引导发达地区支持相对落后地区，这个思路固然不错，但这种梯次转移的做法本身是有问题的。”梁士伦说，有些真正市场机制引导下的产业转移，反而是比较成功的。
比如中山古镇，这是中国灯饰的一个生产基地，起步很早，发展得也很好。近年来一直在自发地向周边转移，包括邻近的横栏镇、江门市，现在灯饰也已经成为横栏的第一大产业。这些地方离古镇很近，但地价等生产成本很低，企业自发向这些地方跨市、跨县流动，这种流动非常成功。其间，政府“无为而治”。这是市场机制下，成本导向的一种转移和辐射。
政府应对之举
连续停工事件中，企业资方对待停工的态度有所差异，而企业所在地政府的表现更是大相径庭。
6月9日，停工事件发生后，本田制锁所在地警方很快赶到，在道路四周拉起警戒线，随后，小榄镇人保局、治保办负责人进入厂区。工人转述称，镇人保局一名官员对着工人喊话，询问工人为何停工，还表示，本田锁厂的工资水平、加班时间、社保缴纳等方面均无违法行为。
6月18日举行的劳资谈判，由小榄镇人保局一名陈姓局长主持。与会工人代表称，其人主持会议时语气温和。谈判开始前陈局长说，公司已对员工要求给予答复，员工代表有意见都可以提出。在随后的谈判过程中，他未作任何评价和建议。镇总工会和公安局的人也在现场，均未发言。
如此大规模、有组织的停工行动，在小榄历史上是第一次。
事件结束后，在6月21日例行的经济形势通报会上，小榄镇党委书记黄标泉曾反思停工事件，他对参会的商会代表称，再不能靠压低工资的方式来谋求发展，并表示，政府目前的关键职责，就是敦促企业根据相关规定调整现行制度。“企业管理我们不管，但法律规定的东西我们要管。”
本田制锁停工事件中，当地政府始终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保持了理性和克制，并最终推动双方协议的达成。相比之下，位于天津市东丽经济开发区的天津丰田合成发生停工后，则遭遇了政府的强力介入，事态一度失控。
6月18日凌晨，约250名公安人员及联防人员进入停工工人聚集的厂房。2时左右，一名身着便服，自称为区公安局领导的男子对工人们喊话说，晚班工人要尽快复工，白班工人尽快离场。僵持一段时间后，见所有工人都没有动作，就限定全体工人必须在三分钟之内离开。
“驱赶行动”随后开始。目击者称，“工人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是对方先推人、打人。”在《财经》记者得到的一段现场视频资料中，亦有身穿警服的人员拉扯工人的情景。一些表现“积极”的工人被带上警车，工人被带走时，其他工人要求放人，表示第二天上午10时会送人回来。在公安局，工人被盘问是谁在停工中“挑的头”。18日和19日，警方连续找到停工过程中表现活跃的工人，要求他们现场在承诺书上签名，表示不再参与停工。
从6月18日开始，警方在丰田合成公司临近的三个路口拉起警戒线。直到6月22日，警戒方才解除。
在昆山书元机械，也发生了警方劝阻停工无效、导致冲突的类似情形。
北京物资学院劳动人事系副教授王少波注意到不同地方政府应对停工事件的不同表现。他认为，南海本田事件之所以持续相当长时间，并最终得以圆满解决，有一个重要条件是因为当地政府领导人处理此类事件的态度较为开明。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表示，目前的停工是纯粹的经济纠纷，但有些地方政府介入过深，反而导致事情复杂化。站在雇主一方直接压制工人的做法，实际上是政府替资方埋单，将劳资矛盾转化为工人与政府的矛盾。“表面看来此举可以维持一时的稳定，实质上却增加了社会隐患，造成工人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对抗心理，长远来看危害极大。”常凯说。
常凯表示，要充分意识到，当前停工事件的主体是中国市场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产业工人。
上世纪90年代大规模国企改制曾引发一轮较为密集的劳资矛盾，今年以来的一系列停工事件，可看做新中国成立后劳资矛盾的第二次集中爆发。与前次不同的是，当前工人的集体行动更具有典型的市场化集体争议特点，其未对政府提出任何诉求，只是争取一种市场条件下的权利。
目前中央并未直接就系列停工事件做出表态，但是各地已有了一些动作。
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北平6月22日表示，2010年将重点针对保安、家政、护工三大行业开展行业协商，并力争年内出台行业工资指导标准。
标准拟规定，相关企业与工会或职工代表签订集体合同时，必须写进“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职工工资按比例增长”一项。
就此未雨绸缪之举，《财经》记者对北京市总工会提出采访。工会权益部有关负责人在电话中说，此事“目前比较敏感”。
在6月12日举行的广东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电视电话会议上，该省省委书记汪洋亦表示，要加快建立非公企业的矛盾冲突协调机制，政府部门要始终把自己放到协调者的位置，认真协调化解矛盾。
劳资矛盾频发之际，相关部委就新型劳资关系和农民工问题表明立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6月14日在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上表示，中国将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大力推进政府、工会和雇主三方之间的合作，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北京地铁6号线平安里站施工工地看望工人，并在工地会议室召开新一代农民工代表座谈会。温家宝说，“各地要从实际出发，逐步使有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二十国集团（G20）多伦多峰会期间，当地时间6月27日，日本首相菅直人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谈时，就近期日本在华企业频频发生罢工事件表示关切，并称正关注其给日企生产带来的影响。对此，胡锦涛回应道，将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在英国、日本等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曾出现过大批农民涌入城市的现象。最终，这些农民在此过程中转为了城市居民。像中国这样由“城乡二元”制度原因造成长期存在的农民工现象，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立足中国当下，破除城乡二元分割，消除制度性歧视，普及公共服务，让农民工在城市享有均等的住房、社保、医疗、教育资源，政府责无旁贷。
另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中国人力成本已经从此前多年几乎一成不变的状态，变得弹性十足。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工资协商制度，当劳资双方产生矛盾时，停工可能成为工人手中惟一的砝码。对于用工企业来说，如何转变固有观念和做法，接受劳资关系新变化，是一个亟须应对的挑战。■
本刊记者林靖对此文亦有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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