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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康乐股长”王伟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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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09/01 出处：南方人物周刊 |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台北 图/本刊记者 大食
1975年的秋天，台北阳明山中国文化大学，18岁新生王伟忠提前一天报到，没宿舍住，只好在校园里打地铺。看着山下缤纷的夜景，他许了一个心愿：“有朝一日，要让这万家灯火通通认识我！”
他真做到了。
台湾演艺界有一个“伟忠帮”，这是个含义模糊又广泛的团体：既有王伟忠的经纪公司所属艺人蔡康永、郭子乾、大小S、阿雅，也包括了他曾经带过的艺人吴宗宪、胡瓜等，还囊括了鼎鼎有名的综艺节目《连环泡》、《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来了》、《全民最大党》、《超级星光大道》，以及舞台剧《宝岛一村》……
王伟忠，人称 “台湾综艺教父”，三代台湾人看着他的综艺节目长大。除了 “伟忠哥”，他最喜欢的称呼是“康乐股长”（台湾中小学里班干部的一种，类似大陆的“文艺委员”）。通过电视，他带着大家一起玩。这一玩，就是30年。
眷村啊眷村
53岁的王伟忠半头白发，皱纹深邃，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在绵软甜腻的台湾国语世界里显得尤为另类。他语速超快，可以瞬时从北京话切换到山东话、四川话，而且无不地道。“我是大院子弟，喝百家奶吃百家饭长大的，眷村就是我的灵魂。”分析王伟忠漫漫电视人生路，“眷村”是最重要的关键词。
1949年，国民党政权搬迁来台。120万“失败者”带着他们的亲人来到陌生的海岛台湾，开始了与大陆遥相割据的岁月。
王伟忠的父亲王志刚是其中一名逃亡者，一个北平西城的胡同串子，在南苑机场开车，是国民党空军系统微不足道的小卒。那年，19岁的王志刚带着16岁不到的未婚妻孙绍琴，还有自己的老娘、妹妹，漂洋过海到了台湾。
王志刚一家落脚在嘉义县的建国二村。这儿是国民党空军为安置眷属特别兴建的一片住宅区，也是遍及全台的若干眷村之一。8年后，王伟忠在这里出生。
眷村是个奇妙的场所，在世界军事史和移民史都能留下一笔。一大群天南海北的中国军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定居、繁衍，最后凋零。
对王伟忠而言，眷村就是儿童乐园，他又在一个快乐的家庭长大，父亲永远试图营造一种快乐氛围：咱们是穷了点，但是乐呵就好。王伟忠开玩笑说自己能这么忽悠人，还有DIY原创精神，都是跟老爸学的。
眷村里的叔叔阿姨来自神州各地，来台时都还很年轻，总是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重回大陆。蒋介石对跟随者许愿“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慢慢地，梦破碎了，邻居杨妈妈一家刚搬进眷村时，天天打地铺，时刻等着打回大陆去。10年后觉得反攻无望，全家人含泪买了床。
1975年4月5日，王伟忠早上起来觉得气氛不对，一片肃杀。母亲哭得很厉害：“怎么回去啊！”这一天蒋介石去世，很多邻居泣不成声。
在这样的氛围下长大，王伟忠对政治有了切身的感受。小小眷村阶级对立，东家长李家短，要懂得识人脸色。眷村除了是一个大乐园，还教会了王伟忠很多人情世故。他日后组建的“伟忠帮”，带着十足的眷村味道：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他就是家长。
大杂院的孩子们值得吹嘘的事情有两件：第一是上台北，南部小孩对台北共有的情结；第二是看电视，和大陆一样，谁家第一个竖起天线，谁就是“凯子”。
1960年代，台湾电视业兴起，当时的电视节目也极富时代特色：掌控在权力部门手里；综艺节目时不时来一段“爱国歌曲”；清一色的标准国语；想进电视台，要么是极有关系，要么是男周正女美丽。
即便如此，黑白两色的电视，对于南部眷村的王伟忠来说就是一个魔幻的世界。他喜欢画漫画，对图像有着格外的敏感。建国二村还走出了台湾第一代新闻女主播杨文华，王伟忠心中的“神仙姐姐”。
高中毕业后，王伟忠考取了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学新闻。他要圆自己的梦：上台北，上电视。
身体离开了眷村，但心始终留在这片土地上，眷村就是王伟忠的精神母体。
2004年，陈水扁政权拆除全台大部分眷村。为了怀念那段岁月，王伟忠拍摄了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的眷村》，还拍了系列电视剧《光阴的故事》，并和著名导演赖声川合拍了舞台剧《宝岛一村》。
今天的建国二村已经被拆得干干净净，但眷村给台湾一代文化人留下了共同的记忆：朱天心写了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杨德昌拍了著名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张雨生唱了《心底的中国》、龙应台出版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除了综艺，还有讽刺
纵横台湾电视业30年，王伟忠人脉遍及全台乃至华人世界。尤其在台湾演艺界，更是有着巨大影响力。他的电视从业经历，足以见证这片土地电视业的发展，他也敢拍着胸脯说：“我30岁就进入中年危机，50岁就没有老师了。”
今天，王伟忠以娱乐教父的姿态出现在台前幕后，但他最初的梦想是当战地记者。大二时进入华视实习，他发现自己的梦没戏——当时台湾只有3个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省政府”背景）、“中国”电视公司（国民党党部背景）、“中华”电视台（“国防部”背景）。
王伟忠发现电视新闻是这么制作的：“都是官样文章，记者过去拍两个特写，拿一个官样的新闻稿就回去了。到了电视台改一改、剪一剪、念一念就上了。我心想他妈的你也辛苦了？”
他起初有着澎湃的新闻梦，曾经深深被一张照片震撼：1937年淞沪会战，日军轰炸上海，华裔战地摄影记者王小亭拍了一张小孩子在废墟上哭泣的照片，后来成了《生活》杂志封面，影响了世界舆论。
新闻系学生王伟忠想干这样的事，却发现一来没仗可打，二来眷村穷小子根本没机会进入电视台编制。
阴差阳错之下，他进了华视节目部，从小剧务开始做起，写剧本、扛机器、接明星，啥事都干，乐此不疲。
时代在发生改变。在蒋经国的领导下，台湾经济开始腾飞，市场经济的力量冲击着社会每一个角落。即便保守如“老三台”，也因为先天的市场经济成分（全部都是股份制，有的甚至成立时就有外资）而竞争激烈。各家电视台拼不了新闻，就开始拼综艺节目，这也导致了电视市场对节目资源的渴求。
1979年，台湾电视业进入完全的制播分离阶段，制作公司负责节目制作，电视台根据需要购买，一时间遍地制作公司。
当完兵的王伟忠进入台湾最早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丽群公司，创始人江吉雄是台湾第一代电视人（也是大陆《正大综艺》创始人）。江吉雄受的是日式训练，性格火爆，骂人不用换气，但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手下不苟言笑。他是王伟忠第一个也是惟一的老板，对王伟忠多有提携。
当时，节目制作公司必须和电视台搞好关系才能开节目。灯光、摄像、服装、道具全是大爷，王伟忠为了把节目做好，总是在这些大爷开骂前就先骂手下艺人，这让他赢得了“暴君”的称号，并延续至今。在摄影棚，王伟忠有一系列经典的口头禅——“给你3秒钟离开地球”、“一群猪在演戏。”他甚至让所有的艺人排成一排，挨个骂。
起步时，王伟忠是超级助理。编剧现场写剧本，他守在旁边出点子；制作人排戏，他比划着说这样这样是不是更好。偶尔点子被采纳，他就能乐上一整天。做电视经常熬夜，为了第二天一大早准时出现，他每晚都抱着闹钟睡觉。
从眷村走出来的穷孩子没有后路，来到台北就一定要光宗耀祖。
皇天不负有心人，渐渐地，王伟忠开始站到一线，成为小有名气的制作人。
每一个成功的将军都有令其名垂青史的战役，《连环泡》就是王伟忠的代表作。这是台湾电视史上红极一时的节目，走出了胡瓜、蔡琴、陶晶莹、曹启泰、澎恰恰、邰智源等一大把明星，曾被日本NHK电视台评为“世界十大节目” 之一。
《连环泡》的大红大紫有着时代因素：1980年代，政治民主化浪潮汹涌而至。伴随经济的起步，民间秀场表演越来越走红，一大批秀场艺人开始走上电视舞台。
王伟忠意识到，时代在变，政治开始可以拿来讽刺了。他在节目里做玩偶恶搞政客，有的政客不允许他的做法，下令禁止，说他侮辱长官。王伟忠就在节目里加了一个新单元《老邓的小耳朵》：小耳朵是卫星天线，老邓指邓小平，意思就是邓小平已经潜伏在台湾了。这个单元每天发电报回大陆，讽刺台湾的怪现象。
长官们没想到《老邓的耳朵》居然红了，再禁。王伟忠就继续开新的版块：《每字一说》、《中国小姐》、《中国电视史》、《七点新闻》……他的这些举动，开创了台湾电视业用黑色短剧讽刺社会现象的先河，一直延续到今日。
当王伟忠站上一线，电视业开始了全新面貌，电视节目从严肃的语言体系中解放出来，喜剧演员成为主持人，节目内容不再宣传党疼国爱，而是为了赢得收视率。
在《连环泡》里，王伟忠最得意的是《老实树》单元。在此之前，胡瓜只是一个跑秀场的艺人，王伟忠发现这个人居然可以一脸严肃地胡说八道，觉得这人有点意思。
在节目里，王伟忠设计了一棵“老实树”，当胡瓜发现艺人说谎时，“老实树”就会咔嚓一下倒掉，很多大牌明星紧张失措，进而真情流露，这个单元一下子就火了。王伟忠开创的“亲友作证VCR”也成了综艺节目屡试不爽的法宝。
发现胡瓜是王伟忠得意手笔之一，他今天的影响力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善于发掘新人上。他给邰智源、九孔、郭子乾这些人机会，让很多人圆了电视梦，也让电视不再高高在上。
他生长在电视兴起的年代，最初的梦想是当制作人，但后来又超越了制作人的幕后身份，时不时走到前台发言，成为台湾意见领袖。
他也曾中途离开，当过外商唱片公司副总经理。台湾第一个有线电视台TVBS成立时，他是业务副总经理。精力充沛的王伟忠还和友人开办过电台“台北之音”，复兴了广播业。
1996年，王伟忠又回到了电视圈，接手台湾历史最悠久的福隆制作公司，改组为金星娱乐。用他的话说，成功就是要“顺着天赋做事，逆着个性做人”。
靠讽刺起家的王伟忠自嘲，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权威而被人讽刺。他说道理也对，“年轻不轻狂没有心，老了不保守没有脑”。
他的朋友遍布台湾，但始终不会和政治人物走得太近，他给公司定下了原则——不做选举秀、 不和党派人吃饭、进入司法程序就少碰、不打落水狗。
去台北上大学，母亲送他一句话：“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他觉得这是处理艺人和政客关系最好的原则。
和大陆不同，台湾的电视台只购买节目播放权，不和制作公司分享广告收益。这种现实让王伟忠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瓶颈。他羡慕大陆的同行，甚至嫉妒《超级女声》竟然会有十几倍于台湾节目的制作费用。
“上可以托天，下可以掏粪。”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充满了无限乐趣。在北京时，台商朋友告诉他：我们苦啊，没有大陆商人的财大气粗，没有大陆的好山好水，也没有大陆的世界瞩目度。
“但是”，这些台商话头一转，“我们可以得意地和大陆朋友说：我们有《全民大闷锅》，你们有么？”
那一刻，王伟忠爽到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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