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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岁老兵开微博讲抗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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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09/14 出处：现代快报 |
会场内唯一能自由走动的人
赵振英所在的国民党新六军，被称为国民党军队“王牌中的王牌”，军长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1945年8月，抗战已接近尾声，蒋介石点名要求新六军进驻南京。他想用这支全副美式装备的威武之师，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国的军威。
1945年8月28日，赵振英的第一营从湖南芷江飞往南京。从跳出机舱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赵振英与他的士兵们注定将被载入史册——这是在历经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之后，第一支收复首都的中国军队。
随后，这个军衔为少校的营长又被上峰委派，负责1945年9月9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的警戒工作。在许多参战部队眼中，这个任务被视为 “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
据赵振英回忆，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是在南京中央军校的大礼堂。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竖着一根旗杆，用蓝白相间的布条包裹，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美、英、法、苏的五面国旗。
每根旗杆下，都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精神抖擞的第一营士兵，他们身着绿色卡其布美式军装，戴着钢盔与白手套，背军用背包，手持美式冲锋枪。为了防止走火，士兵的枪膛里并没有上子弹。
签字仪式时，赵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团投降席的左后方，他的士兵遍布整个会场，这些士兵的人数与站位，是赵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的，并经过了再三演练。
在签字仪式的10多分钟里，会场里唯一能够自由走动的，就只有赵振英一个人。他的任务，是时刻注意部下的军姿，防止出现意外。
不到一分钟，微博粉丝破百
赵老开微博，完全是无心插的柳。不过，在微博的世界里，很快就连绵成一片暖人心脾的树荫。
9月8日，冰点周刊刊发了赵老的报道《老兵归来》，文章见报后，被几大门户网站转载，跟帖众多。于是，周五下午，我与赵老约好前去拜访，一是给他老人家送报纸，二是找出网上的跟帖供他阅读。
到了赵老家，我在网上找出了和网友们的跟帖。老人家看得很高兴，哈哈笑着，合不拢嘴。然后，我又登录了我的微博，让他看看网友的留言。赵老的情绪看上去很不错，他看着看着就问我一句：“这个微博是什么东西？”
我突然一激灵，“那么多人都在跟帖，向赵老致敬，为什么不给赵老注册一个微博呢？有了微博，这样的问候不是能更直接一些吗？”
于是，我向赵老详细地解释了微博的功能，然后征求了他的同意，为他注册了一个微博。
赵老多少还是有点犹豫，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习惯了做事谨小慎微，尤其是我在为他填职业的时候，写上“国民革命军新六军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他赶忙说：“这不好，这不好，这么写会出事吧？”
我听着心里一阵难受，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和他解释：“您是抗日的营长，是我们中国人的英雄，这是您的光荣。”
随后，我和一个在新浪微博(赵振英新浪微博 @赵振英)的朋友通了个电话，告诉了他有这么件事儿，电话那头，听得出他也很激动。后来，这个朋友告诉我，他在给赵老的微博加V的时候，“手都在抖”。我相信，这个发抖，不是其他什么原因，而是因为，他也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微博注册好后，我就给赵老演示该如何操作，发了第一条微博：“大家好，我是赵振英。”但就在这个时候，让我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新浪朋友的推荐，从出现第一个粉丝开始，不到一分钟时间，赵老的粉丝就迅速增加了100多号人，向赵老问好和致敬的评论也接踵而至，速度快得我都看不过来。
我赶紧打开给他老人家看，赵老的眼神不好了，他只能戴上老花镜，然后再拿上一个放大镜，一条一条认真地对着看，还时不时乐呵呵地问我一句： “他们真的是在和我说话吗？”
看着看着，赵老问我，这么多人关心我，我是不是也得说点什么啊，不然真过意不去。我说，那您就给大伙儿回上一条吧。
曾被南京大学机械系录取
赵老是民国的高中毕业生，在当时可算是知识分子了。要知道，当年他离开部队后，报考了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等五所重点大学，这五所大学可都给他发来了录取通知书的，最后他选择了南京大学机械系。而且，在抗日时，他在军部当过好几年参谋，可以用英语很流利地和美国人对话，汉语拼音对他来说，实在没什么难度。
而且，赵老的记性非常好，他对南京这座城市有特殊的感情，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刻是在这里经历的，他的大学时光也是在这里度过的。2009年，他曾经回过南京。在日军投降仪式会场——现今南京中央军校礼堂旧址里转了转，他就指出了陈列馆里的几处错误。
赵老记得，在受降仪式时，只有日军参谋长小林一个人走到中国受降席面前递交了投降书，但在陈列馆里的蜡像里，却是两个人。
赵老还说，那些蜡像“看上去似乎太年轻了”。受降时，他都已经28岁了，而中国受降代表团的成员，如何应钦等，应该都是四五十岁的将军。
只是，老人家刚刚学会上网，年龄大了，也看不清楚键盘，他只能用右手食指一个键一个键地按。在留言框里打出了：“我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恕不能一一回复。祝大家健康，生活幸福。”这么一行字，花了他将近五分钟时间。
在时隔65年后，日军南京投降仪式会场警戒工作负责人，93岁的抗战老兵赵振英，终于堂堂正正，扬眉吐气地露脸了。
我把微博的详细操作程序，写在了一张纸上，让赵老背熟，他托我转告博友们，以后每隔一阵子，就会上网看看大家的问候，写点东西。但他可能没有能力一个个地回复，我也在这里代他向大家说声抱歉。
后来，我仔细想了想，一个93岁的抗战老兵开微博，在今天这个社会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而对于赵老来说，南京日军投降仪式，曾是中华民族的无尚荣光，这本该是少校个人历史上最为荣耀的一页。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因为曾经的国民党军官身份，他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与侮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刑、坐牢，妻子被迫与他离婚。出狱后，老人一直蜗居在北京西郊的一处居民楼里，甚至一度以为这是段丑恶的历史，他的委屈与痛苦无处倾诉并决定永远将这个“秘密”烂在肚里 。今天，有这么多网友们向他表达尊敬之情，相信这多少能够抚慰一个暮年老人内心深处的伤口，也让他明白，他理应是这个民族万人景仰的英雄。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记者)
递交投降书的，的确只有一人
《公元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油画作者陈坚：
递交投降书的，的确只有一人
赵振英记得，在受降仪式时，只有日军参谋长小林一个人走到中国受降席面前递交了投降书，南京日军投降仪式会场旧址中再现当时情景的蜡像和油画《公元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有误。那么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记者决定前往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现场，当年的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如今的南京军区大礼堂看一看。在大礼堂宽大的大厅里，摆放着用仿真蜡像复原的签字仪式场景。左手边，坐了一排中方代表，右手边则是日方代表，中间站立着冈村宁次和小林浅三郎，他们面对着站立的何应钦，态度恭敬地递交着投降书。在这些蜡像的背后墙上，挂着一幅长6米、高2.2米的油画《公元1945年9月9日9时·南京》复制品(原作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画面的中心内容与仿真蜡像复原的场景如出一辙。赵振英说，这幅画的问题就出在递交投降书的人数上，向中方递交投降书的日方代表只有一个人，而非两人，当年他就在签字仪式的现场，对这一幕印象非常深刻，不会搞错的。
那么，作为油画作者、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的著名画家陈坚，他是依据什么来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的呢？陈坚告诉记者，在绘画这幅作品时，他主要参考了《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篇题为《日军签降一幕》的新闻稿。同时，他还缜密地研究了由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中国战区受降始末》一书，同时，多次前往中国第二档案馆查看、翻阅图片资料和新闻稿件。在此基础上，他于1993年动笔，耗时十年成稿。
当记者提到赵振英的疑问时，陈坚笑了起来。他告诉记者，老人记得没错，当年签字仪式上，确实只有一个人向中方递交投降书，那就是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绘画是艺术创作，要用艺术手法最大地表现主题。”陈坚说，冈村宁次签完字后，就命令小林浅三郎将投降书递交给何应钦。当时冈村宁次坐在座位上，作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如果让他亲自递交投降书，在艺术上就更能表现出中方在经过八年抗战后获得胜利后的姿态。
快报记者 张荣
赵老微博开通两日，粉丝近两千
截至昨日发稿，赵振英开通微博仅两天，粉丝已达到1957人，大家对这位抗战老兵传达问候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9月10日 16:29，当赵老一句“大家好，我是赵振英”出现在微博上，立刻引来网友关注，被转发了108次。
对于网友的问候，赵老通过微博回复：“我看到各位在网上对我的希望和祝福。由于我在高中毕业时候开始抗战，所以能有这样一段历史。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尽管以后有各种的坎坷，我都无怨无悔。一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谁都会这样做！”
他表示，“我感谢大家，我会按照大家的嘱咐注重身体，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因为我打字速度比较慢，所以这个微博是我口述，由我孙子帮我打出来的。我也祝福大家健康，幸福！”
一幅图片掀开一段历史
在此前相当长的岁月里，连赵振英的子女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曾亲历过中国百年历史上最为荣耀的时刻，并在其中担任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然而无意之中，一幅来自异国他乡的老照片，以及一本写满签名的笔记本，打开了这个老兵尘封已久的记忆。
发现少校
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与2006年初春的那个晚上，晏欢点开那个陌生的网站有关。
这个50岁的香港人，是建筑设计工程师，现居深圳。他外公潘裕昆，曾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军50师师长，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粤北战役、缅甸战役，是战功卓著的抗日名将。
2006年初春的一个晚上，晏欢像往常一样，在网上搜索与远征军相关的史料，无意间，他点开了一个陌生的美国网站。
在这个网站上，陈列着许多与远征军有关的史料。一页一页翻下去，晏欢突然间发现了两件此前自己从未见过的物品。
第一件物品是一幅老照片，照片上方有“陆军新编第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纪念 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六日于南京”的字样，照片的背景是一处假山，数十名中国军官或坐或站，其间还有几名美国军官，有人端着酒杯，有人叼着雪茄，姿势各异，个个脸上洋溢着轻松愉悦的神情。
第二件物品是一个红皮的日记本，上面写有新六军许多军官的亲笔签名，晏欢从中发现了许多自己熟悉的名字。他们都曾是外公潘裕昆曾经的同僚或部下。
晏欢很快联系上了这个网站主人，是一名美国人，叫尼尔·葛顿南。他父亲约翰·葛顿南，曾是新六军14师的一名美国少校联络官，于1986年去世。为了纪念父亲，2000年，尼尔建了这个网站。他把父亲从战场带回的所有资料和照片，一并放在上面。
征得尼尔同意，晏欢将这两件史料翻译并转发到了黄埔军校网上，并开始寻找老照片上的这些军官。
在此后数月里，陆续有数个照片上军官的后人联系上了晏欢。他们在网上看到了这张老照片，并一眼认出了自己的父亲。
但让晏欢有些失望的是，这些照片上的军官本人都已过世。这幅照片背后的故事，或将永远成为一个谜题。
然而，2008年4月，晏欢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接罢电话，晏欢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心中的这个谜题，终于“找到了最合适解答的人选”。
电话是赵振英的儿子赵精一打来的。
这年的春节，赵振英的一户远房亲戚来家中拜访。这对年轻夫妻对远征军那段历史颇感兴趣，他们在网上搜索老人的名字与部队番号，无意间进入了黄埔军校网，并看到了晏欢发表的帖子。在那个小红本上，赵精一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尽管过了这么多年，父亲的签名依然没变。
于是，赵精一辗转打听到晏欢的电话，并在4月的这个夜晚拨通了它。
在此后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里，晏欢吃惊地发现，电话那头的老者，自称是潘裕昆的老下属，对于新六军与14师的事情如数家珍。更让他吃惊的是，老人还告诉他，自己曾是1945年9月9日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警卫工作负责人。
放下电话，晏欢“兴奋得全身发抖”。他决定，马上去北京，拜会这个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见证最荣光的时刻
2008年5月1日，晏欢走进了位于北京西郊的赵振英家，也从此走进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让晏欢震惊的是，在他带去的当时美国记者拍下的受降仪式老照片中，赵振英甚至发现了一个疑似自己的身影。
这张老照片的主体部分，是中国受降席与日本投降席，但照片的左下角落，在一排士兵背后，站着一个面孔模糊的军官，身着马裤，脚蹬长筒马靴，腰间别着手枪，打扮与旁人明显不同。
“这个人有可能是我。”在赵振英的记忆中，作为会场警戒部队的最高长官，为了彰显军威，在受降仪式前些天，他特意到会场附近的裁缝铺里，订做了一套马裤制服。
少校变身工程师
在没有遇见晏欢之前，家人从来都不知道，赵振英有过这么荣耀的历史。
“我一直觉得这是臭史，是丑恶的历史。”老人的回答戳痛了晏欢，“你想想，要是不丑恶，后来为什么坐牢呢？好人能坐牢吗？”
在南京受降仪式后，赵振英只享受了短暂的两个月的平静生活。国共两党的内战一触即发，1946年初，新六军奉调北上，赵振英也随部队一起进入东北战区。
不过，这个少校营长已经厌倦了战争，他只想圆自己的大学梦。1947年，他参加了“留美军官考试”，并获得了沈阳考区的第二名。
但他最终落选，不得不返回部队。历史的大手也把这支往昔的荣耀之师，推进了失败的深渊。1948年，新六军在辽宁黑山附近被解放军围歼，大部队被冲散，赵振英打扮成农民，趁乱脱离了战场。
随后，他一路南下，一直到杭州才停住了脚步。此时，已是1949年末。旧政权已被推翻，一个全新的政权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
赵振英在杭州租了一间民房，开始准备考试。因为高中打下的底子很好，他报考的5所大学，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最终，他选择了南京大学，成为工学院机械专业1950级的大学生，并在毕业之后，进入了一家国营工厂，成为一名工程师。
1966年，“文革”开始，人们在赵振英的档案中查到了他的历史，从那时起，赵振英便陷入了一场长达10年的噩梦中。
93岁的老兵重逢28岁的少校
通过一个在美国的朋友，晏欢弄来了一卷美国人拍摄的南京受降仪式现场的纪录片。2009年4月的某个下午，一个纪录片摄制组的人聚在一起，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资料，能够补充到即将拍摄完的片子里。
胶片无声地转动着，重现着南京受降的种种细节。人们看到，在赵老此前描述过的裹着蓝白相间布条的旗杆下，那些全副武装的士兵的面孔，在镜头里依次闪过。
突然间，镜头里出现一个年轻英俊的中国军官的面部特写，足足有四五秒钟，他侧对着镜头，像是在给士兵们训话。之后，他的正脸转向了镜头。 在沉默了一会儿后，人们突然异口同声地大喊起来：“天啊！这不是赵老吗？”
来源：现代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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