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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海辛：民粹主义为什么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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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09/28 出处：凯迪网络 |
批判民粹主义系列之九
文/范海辛
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民粹主义实际是有着明确内涵的一种社会思潮。本人在百度上搜索到一篇这样的文章，可惜作者不详（原文附录于后）。笔者现以该文为基础，展开对苏中杰的民粹主义倾向的分析批判。
该文一上来对民粹主义做了这样的描述：“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通过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窃以为，这是构成民粹主义的基本要义。凡思想中含有这一要义的，就可以说是民粹主义或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
该文对民粹主义的内涵，做了如下罗列：
1）它是一种与个人本位倾向对抗的整体主义，要求以整体（人民、社会、国家、民族、政党等等）的名义压抑个人（包括法人）的基本权利与个人自由。
2）它是一种与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倾向对抗的国家主义，以外来因素解释国内危机，以对付外来威胁为理由抑制国民自由、把本民族或国家的传统价值与普世性的人文价值相对立，并以弘扬前者为旗号来抵制后者，过去的反犹主义与沙文主义倾向，对“大国光荣”的回忆与民族、国家间关系上的历史旧账重提，都成为它凝聚“民众”的手段。
3）它是一种与市民社会的理性主义相对抗的非理性倾向，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排斥程序化政治，推崇卡里斯马型政治。
它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宪政制度对抗的反现代化力量，但与冷战时代的反资本主义阵营相比，它更少理论成分而更多一些原教旨的色彩，更多的“向后看”（即回归本民族传统）而不是“向前看”（即标榜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同时他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非理性反对派（如民主主义反对派等）也有继承关系。
美中不足的是，该文漏掉了另外两个重要的内涵，它们是：
1）反精英的反智主义与草根情结。民粹的对立面就是精英。仇恨精英的人，一般都赞美民粹或草根，鄙视知识，崇尚人类原始本能。
2）崇尚暴力。暴力是人的一种动物本能，所有民粹主义者或具有其倾向的人，都是程度不等的暴力主义者。有的是积极鼓吹，有的是消极默认。民粹主义也是当今全球恐怖主义的思想来源。
该文最后对民粹主义做了这样的总结：“ 因此可以说，当今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有破无立的思潮，它促进了苏东旧体制的瓦解，却无助于或有害于新体制的转轨。它冲击了西方的资本主义，却无助于社会主义的复兴。它在目前的盛行基本上可以视为对现存制度不满，却又苦于传统理想主义破灭后的无奈、浮躁与盲目情绪。”
从该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毛左派似乎更接近于民粹主义，苏中杰的思想已经比毛左派有很大提高。譬如该文罗列的民粹主义的四个内涵，苏中杰较为明显的有两点（1与3，集体主义与反市民理性），没有国家主义，不反对普世价值，反现代化的倾向不明显。因此，不能说苏中杰就是完全的民粹主义，而应说，他的一系列文章中有较强烈的民粹主义的倾向。
民粹主义也可称为平民主义、大众主义或人民主义，但中文的民粹二字，最能传神地概括民粹主义的要义。“粹”字的基本字义为纯一、不杂，精华。民粹，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以民为贵，二是民众中的精华。但从民粹主义的反精英的重要特点来看，民粹一词似更偏重于前者。
苏中杰的全部思想，都是从官民的二元对立开始的。在他的逻辑里，民为善、官为恶；民为正、官为邪。为何？因为财富是民众创造的，官僚则是靠掠夺为生。当然，苏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官员不过是民众雇佣的仆人，如果不对这个仆人进行必要的管制，仆人必然会反客为主，成为压迫主人的专制统治者。因此他认为，专制是邪恶，这种邪恶来源于人性中的恶。不论什么人做官，没有制度约束，必然会作恶。应该说，苏的这一思想基本符合现代民主观念，那么又为何说他有民粹主义的倾向呢？这要归咎于他对民众的绝对化、神圣化。
在苏的所有文章中，民众永远是正确的，民众的所有诉求永远是合理的。这种排除任何条件的判断，就是绝对化。这也是民粹主义的要义。从这个要义出发，必然导致三个错误——
1） 一个抽象的不可分割的实体——人民。既然民众代表了终极价值，那么就可以此价值 来侵犯个人，使每一个个人都成为这个实体的工具，个人也才获得存在的价值。这也是所引无名氏文章罗列的民粹主义的第一个内涵：“它是一种与个人本位倾向对抗的整体主义，要求以整体（人民、社会、国家、民族、政党等等）的名义压抑个人（包括法人）的基本权利与个人自由。” 从卢梭到列宁到毛泽东，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这必然成为新专制主义的根源。
2） 必然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压迫。严格地说，使用专政代替压迫不科学）。因为人民是神圣的价值主体，因此凡与该神圣价值偏离的、对立的价值都是反人民的，都必须对之进行压迫、禁绝，以保护人民政权，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解释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反人民的反动派实行专政。
有人认为，这实际还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因为他们是假借多数人的名义。这个看法不对。虽然任何民粹政权都有少数对多数的操控，但不可否认，少数的统治者的确代表了多数民众的意志。譬如，少数地主资本家剥削人民，因此，必须对他们的不义之财进行剥夺。你能说这不代表多数人的意志吗？今天，可以剥削的罪名压迫这一小撮，明天又可以其他的罪名压迫另外的一小撮。譬如，解放初期以反动的罪名，镇压了前朝的几十万党政军人员。后天，人民政权要进行经济建设了，那些损公肥私、小偷小摸不仅是刑事犯罪，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政治进攻，岂能不严厉打击？大后天，人民政权要整肃社会风气，于是吸毒、卖淫、反动会道门人员，都成为人民的敌人。再后天，右派分子也被清除出人民队伍，成为不齿于人民的狗屎堆。这个反人民的罪名还可以无限延伸下去，每一次的打击很难说就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私利。你比如，他们要剥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又不是为了塞到自己的腰包；他要打击同性恋，还不是为了满足绝大多数异性恋的要求？
3） 苏中杰倡导民粹主义，产生的现实危害就是他独创的所谓民奸论。由于民众被神圣化，因此任何批评民众、草根诉求的精英，都被他视作民奸。茅于轼因为主张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就被诬蔑成了权贵集团的特种部队。为何说苏中杰的这一论点是错误的呢？
因为民众作为人，与作为官员的人，在人性上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穷或地位低，身上就没有人性中恶的一面。现在如果做一民意调查，把时下所有官员与富人的财产统统充公平均分给全国人民，肯定会获多数民众的支持。然而，这一民意不仅是错误的，也是邪恶的。从利益本位来看：任何人都会邪恶，也会善良。从伦理本位看，只有官员才会邪恶，不会善良；而人民，只有善良，绝无邪恶。这显然是错误的。
其次，造成民众不满的原因，专制、腐败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譬如目前民众对高房价极度不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多方面的，尽管专制、腐败或许是主要原因，但毕竟还有其他因素（政府缺乏经验、公共财政薄弱、土地资源紧张等）。如果有学者专家指出未来几年房价不可能大幅度下跌，那么他们是不是在欺骗民众、维护权贵的利益呢？有学者提出，应将全部国有资产平均分给每一国民，使国有摆脱“官有”，真正成为全民所有。这牵涉到许多技术问题。是不是反对的就是民奸，拥护的就是人民英雄？
正如我在前面几篇文章中指出的，民奸论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如果任其蔓延，必然会撕裂族群，挑起群众斗群众。
从民粹主义的要义，很容易导出反精英的反智主义与反市民理性的非理性主义。 由于苏中杰自己无学历无职称，相反作为杂文家可说是才华横溢，因而对那些知识精英有着本能的嫉恨，反智、反精英的情绪在其文章中十分强烈。
正如所引一文列出的民粹主义内涵3，“它是一种与市民社会的理性主义相对抗的非理性倾向，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排斥程序化政治，推崇卡里斯马型政治。”
我国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因而民粹主义土壤深厚。具有卡里斯马特征的薄公子在重庆唱红打黑，博得草根一片叫好。而对于打黑中的排斥形式正义的做派，民粹主义认为理所当然，东部沿海的市民阶层则普遍摇头太息。对此不知苏中杰先生作何评论？
民粹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股反现代化浪潮，或说是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反动。其非理性的表现是以价值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以实质理性取代形式理性。
本系列文章在前面几篇中指出的伦理本位就是价值理性，而利益本位就是工具理性。所谓的市民理性就是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的综合。民粹分子站在价值理性或伦理本位的立场上，凡事好做道德评论，一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派头。在伦理上，则遵循韦伯所批判的“意图伦理”。而市民理性尊奉的则是“责任伦理”。
关于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问题，现不得不费些笔墨简介如下：
形式与实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形式是其外在的表现，实质则是事物内在的规定。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斥着"形式"的社会——商标、职称、学位、军衔、执照、证书等，相对于它们所对应的产品质量、业务能力、学术水平、从军资历，以及各种执业、技术水准、能力而言，都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后者才是事物内在的实质规定。
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当然不止于此。法律与正义、程序与结果、手段与目标也有着形式与实质的关系。正义是法律的实质，那么法律条文、法律程序则是实现实质的形式。形式与实质的分立，是由事物的复杂性引起的，简单明了的事物一般不存在形式与实质的对立。为何土豆没有商标而电视机有商标？就是因为前者简单、后者复杂。
传统社会面对的事物相对现代而言，比较简单，故而形式理性不发达。我们面对一复杂事物如果不将其作分门别类的条理化处理，而是把它当作一混沌的整体并希冀把握其实质来对待之，结果往往会南辕北辙。譬如面对产品质量与安全生产事故，传统的实质理性一般只会谴责业主居心不良、唯利是图。其应对措施通常是严厉打击与道德说教或是大张旗鼓的政治宣传。而理性主义对此则是1）建立市场准入的审查制度，2）设立市场与生产的随机监督检查机制。这种审查与监督检查所秉持的就是形式理性——每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只对他掌管的那个环节负责，不对整体与结果负责。这一点，在监督检查环节更明显，工作人员只核对证件执照与批准文号的真伪，而对产品内在质量，则另有专人负责。而那些专门检查内在质量的专业人员，实际上也遵循着形式理性，他们一般只检验产品的几个数据，这些数据就是其内在质量的形式，至于产品真正的功效（实质），这并非他们应该关心。譬如某食品保质期应为2个月，现在过期一天，检查人员就判定其为不合格，不能食用。如果站在实质理性的立场上，会认为能否食用应该看其是否变质（实质），不能死抠日期（形式），过期食品只要不变质就能食用。如果这个食品检查人员形式理性不强，就会同意业主对过期食品的降价处理，结果可想而知的。
由此可以看出，形式理性是将复杂事物作简单化处理——按事物内部的规定性与因果关系，把它分解成几个不同的环节，每个环节又以程序将对象形式化，使其量化与指标化，实现数字化与节点化管理。所有这些都使事物的实质被具体地以形式表现了出来，因而操作简便，后果确定。而传统的实质理性却是将复杂的事物作复杂化处理，即对事物的原样化处理——不深入事物内部，而仅仅是抓住其逻辑规定性，不问手段、方法的合理性而仅顾目标与结果能否实现。这就使其方法与手段往往因事、因时、因人而异，而且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手段很难复制、仿效，呈艺术化与复杂化。最重要的是，其后果往往是不确定、不可控的。
因此，形式理性是一种对方法、手段、程序及可行性是否合理的考量，它并不关心目标、后果或实质。而实质理性则是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本质主义的方法观"（见拙作《历时态视角中传统社会的经验主义文化模式——文化模式二论》），这种理性不关心方法、手段、程序与可行性，只关心目标、结果与实效。
韦伯对形式理性的定义是事物的可计算与实际计算的程度。形式理性对事物的分解使之量化与指标化，遂使计算成为可能。
如果说工具理性是出自人的社会本能而价值理性为学习所得，那么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与此相反——形式理性要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而实质理性无需专门训练（这是韦伯的观点，至少在中国，工具理性也需要通过经验学习才能逐步掌握）。
现代社会表现的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而言，更符合科学理性的精神，而传统理性严格来说，更近于传统经验与信仰主义的非理性。
暴力主义，是民粹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或特征。这一点在苏的身上虽不强烈但或明或暗地存在。正如有的网友的批评，苏谴责统治者合法与非法的所有暴力，但不谴责民众抗争的暴力，对这些非理性的抗争，给予了道义的论证与精神的鼓励。所谓道义论证就是论证民众非理性的暴力抗争是“官逼民反”，因而具有了道义上的正当性。对此，学者于建嵘有比较客观科学的分析，我们不能简单化地将之概括为“官逼民反”。
苏中杰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与民意领袖，如何评价民众的暴力反抗，对于我国社会平稳转型具有重要作用。即以官逼民反的暴力抗争来看，虽然弱者遭遇值得同情，但抗争的方式应予谴责。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刀客杨佳。杨佳的身世遭遇值得同情，但他的抗争却是非正义，甚至是邪恶的。这与人肉炸弹的恐怖主义又有何区别？杨佳如果是英雄的话，本 拉登就是更伟大的英雄。
非理性主义者往往分不清理由与道理的区别，以为有理由就是有道理。希特勒年轻时受到犹太人的歧视打击，其反犹行为有理由，但无道理。最近国内发生几起暴徒杀害无辜儿童的事件，这些疯子杀人有各种理由，但毫无道理。这里要特别指出，弱者对更弱者的残暴，往往甚于强者对弱者的残暴。苏的民粹情结总是同情弱者、谴责强者，但实际上以邪恶而论，二者难分伯仲。
现代化就是理性化或合理化。专制制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进入现代社会后，其合理性逐渐丧失。当今引发民粹的土壤，就是这种落后的制度造成的。如何矫正专制，使之能平稳地转型为宪政民主，这是一项需要理性与激情的事业。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会令我们跌入南美化的泥沼。本系列文章对苏中杰谬论的批判，即为此目的，非与苏中杰先生个人有何恩怨。文中批评不当之处，望能不吝指出。毕竟，使我们这个社会更美好，才是网上码字的目标。
20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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