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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兵的电影“夹边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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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09/29 出处：凯迪 |
吴弘达
当我听说王兵创作的电影“夹边沟”（THE DITCH）在意大利威尼斯展出时，我就决定去看这部电影了，当然也想同王兵见一下面。后来听说下一周（9月15日）要来加拿大的多伦多电影节展出，我就等到9月15日去多伦多看这部电影了。
9月15日晚上我看了“夹边沟”。当时，我有点奇怪，因为从威尼斯传出来它可能要得奖，但是，我在多伦多现场看到的情况显然很不同。大约有一百人来看电影，电影院里还有大约40%的空位，来宾中只有6-7个亚洲面孔，其他全不是。王兵大概是当天到多伦多的，在电影开演前，同一个女翻译一起出场，先由一位德国女士讲话，她大约是Wild Bunch的负责人。王兵穿得很中国化，讲了二段大约一共十分钟的话就走了，而且他被六七个人包围着，同大家完全隔开了，没有人能同他有任何接触。
电影节的展览大厅里人头攒动，因为有三百部电影要放映，各家的名字都在海报上。但是就是看不到“夹边沟”的海报，宣传画或什么展示，仅仅在展览目录中有一页报道。
我曾给威尼斯打电话找到了Li Hong（音译，李红，女），Li说她不知道王兵的情况而且电影拷贝要找出版公司去买，同时又加了一句说“放映之后国内反映很大”。
我看了一下这部电影，我想它得不了什么奖，但是，它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成本很低，也没有名角演员，剧情也没有，好像一部记录片，因为它给大家一段历史，一段想象不到的历史。
电影一开始，就是一群人背着行李在沙漠中行走，当他们在一帐篷前坐下后，有一个人（他是中共的公安干部，但没有穿制服）就走过来叫了二个人的名字，到一个地沟里去安顿住下了。这以后很多场面及镜头都是在地沟里拍的。整个影片就只看到一所砖房，算是劳教办公室，其它是一望无尽的荒漠大地。所有的人就住在地下。影片中没有看到一个拿枪的警察。
只有一个场面描述劳动。大约一二百个人都在用铁锹挖土，突然有一个人躺在地上不能干活了，来了个公安干部叫另二个犯人把他架起来，把一付重担架在他肩上，没走几步，他倒下去，死了，就抬出去了。这种场面，在我的劳改生涯中多次出现过。
另一个场面有二个人在地沟里挣扎着说话，地沟里的炕上躺着另外七八个人，一点声音和动作也没有。其中一人告诉另一个人说他等不到他妻子来看望他了，他是从上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不顾所有家人的反对，支援大西北到兰州来了。但他被打成右派，到了夹边沟来劳改了，几天后，他死了。其他囚犯，翻开他的箱子，将一套呢制人民装给他穿上，然后埋葬他的三个人进来，用被褥将他一裹，头、脚和中腰三道绳子一捆，抬走了。地沟里很安静，没有人哭，没有人喊，一个个都躺着不动。过了几天，来了个上海女子，进了地沟说找她的丈夫。听到他已死了八天就嚎啕大哭，最后问她丈夫的尸体埋在哪里，她要去祭拜。但谁也不敢告诉她，因为她丈夫的呢制衣服被人扒掉去换食物吃了。并且他的大腿上的肉都被割掉吃了。他妻子在风沙的荒地里扒一个又一个尸穴，找他的尸体。最后，她去了劳改办公室问她丈夫的情况。第一个干部查了一下名单，说他几月几日死了，但是说他不知道埋在哪里。第二个好似较高一级的干部说：“你们上海女人都是小姐、少奶奶，你到这里来找你的丈夫，但是他思想反动，在这里劳动教养，现在死了你们在这里哭喊闹什么？你们跟共产党闹什么？你们是跟无产阶级专政唱反调！”
这时，那上海女人不再哭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影片的最后是一群人架着行李在风沙中慢慢地行走。据说，中共西北局开了一个会做了个决议，把残存的几百个右派份子放回原来单位去。有些人走不动了，还留着，三千万人中的二千五百人都死在那里，活着的人没有任何表情，没有说一句话，走过一堆又一堆被褥捆卷着，丢在荒地里的尸体。电影就结束了。
影片没有什么主角，没有串连一线的情节，只有一段段在沙漠中的一群人的生活，有人逃跑，有人走不了倒下去了。有的人还是每天等伙夫提着铁桶给每人一勺“东西”，勺盆里不知是什么。以我的经历，这个情景非常相似，我们每人端着大搪瓷盆，喝完了，用舌头舔干净，就再躺下去。有的在下次伙夫再来时就没有起来了，又是三个人进来，三股绳子捆住了被褥包裹的尸体，送到外面的毛驴车上（我们在北京的清河农场是牛车）拉出去埋掉。同我们那时一样有个人提了一罐油漆，给每个坟堆的木牌上写个号码、名字，就无声无息地结束了生命。
王兵影片中安排了曾是当年革命的县长，在劳改队里还是很“进步”的，靠拢政府报告坏人坏事，反映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样一类的人在劳改队里还是不少的，有的就立了功，提前释放了，可是这位“县长”同其他反革命右派份子一样饿死在那里了。
当年被打成右派份子的人其实很不一样，比如朱熔基，虽然打成了右派，但他始终是共产党，最后当了国务院总理。钱伟长，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最近看到1987年他给邓小平检举刘宾雁、方励之等人的密信，最后也换得了政协副主席的高管职位。当年同我一起劳改的有一个叫丛维熙的，他是夫妻二人一起劳改的，后来官复原职，当了北京市作家协会的党委书记。但是，影片里这些人都是无名无闻的，如今如同烟灰一样随风而逝，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
影片结束了，一百来位观众都呆坐在那里不动，我突然站了起来，用英语向大家说了下面几句话：“女士们、先生们：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虚构，没有夸大，当年我像他们一样，不过我幸运，我活过来了，希望大家能了解那些曾经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西方人懂吗？我想，不要说国外的观众，恐怕连今天中国国内的人们也不太看得懂。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语言、另一种生活。但他们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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