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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众议院通过对人民币汇率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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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09/30 出处：新世纪 |
作为针对人民币的最强硬信号，风险是激起全球货币和贸易争端浪潮，但也可能成为推动多边协商、调整结构的积极因素
【财新网】（特派华盛顿记者 李增新）9月2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针对人民币汇率的贸易法案。虽然该草案在年内甚至最终成为法律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毕竟是美国国会至今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最为强硬的信号。不过，一方面它可能加大全球货币和贸易争端的风险，但也有可能成为各国加强国际磋商协调、加大经济机构转型努力的动力之一。
大比分过关
当天下午，美国众议院举行全体投票，以348票对79票获得通过了HR2378《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又称“莱恩—莫菲”法案），它使美国商务部在确定贸易伙伴国存在汇率低估，并对本国行业构成事实损害后，可施加反补贴补救措施。
当日下午4时，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委员会主席莱文（SanderLevin）发表了简短讲话，表达了认为人民币低估造成了美国失业的一贯观点，“人民币25%左右的低估是不可接受的，必须采取行动！”其后，许多来自两党的议员先后发表“激情洋溢”的讲话，特别是俄亥俄州议员纷纷举出本州制造业的惨淡境况，低端的家具工厂、玩具制造商，到尖端的新能源行业，都用来支持论点。
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议员坎普（DaveCamp）等表示强烈反对，表示汇率并非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核心。如果“制裁”中国的立法最终实现，美国追求的更大程度开放中国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修改自主创新规定、减少国企垄断、“技术换市场”规则等协商的大门会就此锁死，对美国企业得不偿失。
不过，支持方回击道，自动去年轮胎案开始，中美贸易战事实上已经打响。此外，他们也表示，促成中国加快汇率改革，而非制裁本身才是此法目的。
众议院议长佩罗西（NancyPelosi）的发言，对法案通过已基本“盖棺定论”。她表示，中美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使问题变得尤为紧迫，每周5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不可再建立在扭曲的汇率基础上。过去，美国政府一直采取协商解决的手段但收效甚微。在此情况下，有必要通过立法为政府提供有力工具。她强调，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中国百姓提升购买力和生活水平，也是结构转型的必要途径。
目前，美国参议院纽约州民主党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正在积极准备一项对等草案，出自其他议员的版本也可能向前推进。不过，参院尚无接近委员会投票阶段的法案，更不具备送至全院的版本。各方预计，在11月2日中期选举结束前，参院难有成形版本。只有在这之后，两院各自版本还要协商合并，达成单一文本，才能递交总统签字生效。因此，今年内该草案成为法律的希望不大。
国际协调重任
近日来，美国政经学各界对货币战和贸易战的担忧加剧。全球角度看，除了最为醒目的人民币汇率争论，本月内日本政府抛售日元；巴西财长在其货币雷亚尔（real）在过去一年对美元升值30%以上之后宣布，可能对投资在国内固定收益产品上的资本流入加税；以及此前韩国、台湾的干预，都可能成为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争端的触发点。
“莱恩—莫菲”法案规定，确认存在补贴的事实后，商务部还要确定具体规模，以进行补救。补贴规模的计算，其一是要考虑由于低估而使该国出口商所多获得的本币金额；其二是要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方法论，并参考其结论规模。这使IMF的作用再度凸显。
9月28日，财新记者在IMF总部采访了执行总裁多米尼克•卡恩—斯特劳斯（DominiqueStrauss-Kahn）。他表示，全球货币和贸易争端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复苏不同步的特性：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持续货币刺激有合理性；但作为结果之一，国际资本流动发生变化，新兴市场和出口型国家货币承压。
斯特劳斯—卡恩的最担忧的是，随着危机大体过去，各国可能更容易降低政策协调的动力，转向国内政治。确实，各国最大阻力都来自国内。美国11月2日中期选举、巴西本周末总统选举、日本新政府初期执政，都会对政策取向产生影响。
在汇率问题上，保持币值稳定与灵活性的一对矛盾，从已被IMF认可的资本管制、到日本式的一次性干预直至持续干预，究竟如何区别被允许的干预和“操纵”并无定论。
不难看出，HR2378声称瞄准的正是持久干预。它的启动以满足四个条件为前提：第一，一国政府至少对一个他国货币在18个月内连续采取大规模货币干预；第二，该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在18个月内至少低估5%；第三，此期间该国有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第四，该国持有的外汇储备，在此期间超过未来12个月内所需偿还的外债总规模20%以上，并且货币供应量超过最近四个月的进口总规模。
政策协调是避免贸易战、货币战的关键，“每个人都必须做好自己的工作。”斯特劳斯—卡恩说。这不仅意味着中国要持续汇率改革，若采取“爬行上升”策略就必须形成持续、惯常的调整。同时，发达国家也要处理好短期刺激和中长期内财政整顿的矛盾，降低对新兴市场的压力。
“一味指望别的国家作出努力，而回避本国国内必要的痛苦结构调整。历史证明，这是不起作用的。”斯特劳斯—卡恩说。各国政府压力激增，使IMF和G20峰会必须加大协商力度。斯特劳斯—卡恩说，他对一些关于IMF与G20峰会对建立“有力、持续、平衡的”增长框架采取的实际行动不够这一批评表示理解，并可以接受。对他来说，未来两个月内的IMF年会与首尔G20峰会期间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正是促使各国重回政策协调的良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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