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短裤和白色跨栏背心，拿着一把“痒痒挠”，鼻梁上的眼镜就快滑落到鼻尖，阳和平慢条斯理地说着一口“京腔”。如果不是大鼻子、深眼窝的“洋人”脸孔，他和胡同里随便哪个北京“大爷”没区别。
虽然出生在北京，阳和平却是地道的美国人。
上世纪40年代，阳和平的父母阳早和寒春从美国来到延安，开始了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者”生涯——养奶牛，研究农业机械化，轰轰烈烈地学大寨，闹革命，贴大字报，送子女上山下乡，甚至在新时代，还给中央领导递纸条反对拆迁。
这一家美国人，以独特的方式见证着新中国60年的历史。别人要是叫他们“先生”、“太太”，他们会生气，觉得“阴阳怪气”。他们喜欢的，反而是“同志”。
对于媒体和中国友人送给父母的敬辞——“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几乎是中国对外国人的最高礼赞，阳和平却觉得“说不上，没必要”。
但实际上，他和父母一样，常缅怀毛泽东时代，对当下中国的腐败、崇洋、物质至上的现状不满，“我母亲在最近几十年里，经常在一种失望的情绪中度过，非常痛苦。”
与早已定居国外的弟妹不同，阳和平愿意一直在中国住下去。“有些中国人是‘香蕉’，黄皮白心；我是‘鸡蛋’，白皮黄心。”
他也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左派”。“我在中国接受马列主义，在美国接受西方主流思想。两种思想老打架，我困惑了好长时间��很多人都是从信仰危机的深渊里爬出来，有人爬到左岸，有人爬到右岸。我爬到左岸去了。”
宋庆龄为其取名“和平”
作为阳早和寒春的长子，阳和平是标准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
1952年，已怀孕七个月的寒春应宋庆龄之邀，从陕北来到北京，作为美国代表参加亚太和平会议。那时，宋庆龄替她肚子里的孩子起名“和平”。
出生40天后，阳和平和母亲一起回到了陕西西安的草滩农场。直到14岁之前，他的童年时光都在这里度过。
寒春曾说，在陕北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尽管物质条件匮乏，但精神很愉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理论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寒春看来，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式，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和压迫。
1966年，寒春夫妇调到北京。阳和平很快发现母亲参加了造反派，每天开批斗会、写大字报。单位还要接待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食堂人手不够，阳和平就去食堂帮忙揉面做馒头，他觉得这活“特别有意思”。
做了几个月馒头后，阳和平找到了更有趣的事。他跟随表姐卡玛，还有几十个清华、北大的学生，想践行一个宏伟的计划：从北京走到延安，再走到井冈山，然后走回北京。
可实际上，走到山西阳泉以后，阳和平就和卡玛留了下来，在一座煤矿里一待就是两个多月，名曰“参加革命”。
1969年，17岁的阳和平被分配到北京市光华木材厂，用热压机做胶合板、塑料贴面板，正式成为一名工人。
米老鼠不懂孙悟空
阳和平对“文革”持肯定态度，在他看来，这是人民第一次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还在学习的过程，也难免会做蠢事、过激的事，而且“革命难免有牺牲”。
他怕的是孤独。“我在工厂里，人家就说‘内外有别’。每次开会都说，‘和平，今天的会你可以不参加’，我说，我要参加，他们偏说，‘你可以不参加’。”中文讲得再流利，也改变不了他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形象，这让阳和平感到痛苦。
此时，阳和平的弟妹都被送去了安徽茶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最好的玩伴之一，表姐卡玛却已回到美国。
对于孤独的阳和平来说，卡玛信中对美国的描述，同1940年代阳早为寒春描述的红色中国一样充满神秘色彩。终于，1974年，阳和平决定去美国，去看看自己父母的国家。“那不能说是‘回’，有来有去才叫回，那时候叫‘去’美国。”他特地强调。
尽管有种种设想和心理准备，阳和平还是对美国发出惊叹。在舅舅的农场，他对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发现舅舅居然一个人能管理一千多亩农场，有好几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但很快，阳和平感到孤独。他听不懂美国朋友们讲的笑话，他没有看过美国人在童年看的动画片。“他们讲米老鼠唐老鸭，我听不懂，也不觉得好笑；我给他们讲孙悟空，他们也不懂。”甚至于，阳和平的英文也结结巴巴，一张口别人就觉得他不是美国人。
带着被孤立的情绪，阳和平有些生硬地让自己融入美国社会。他先后在农场、修理厂、汽车厂工作，充分体会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很快，他每个月可以挣到400美元，而此前在光华木材厂，他的工资是“38块6毛1”。
想家，就是想中国时，他特地买了一台收音机，就为了在晚上最安静时，隐隐约约听一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播报时间”。
回忆之前58年的生涯，阳和平两度流泪。一次是他讲到父亲去世后，母亲寒春的孤寂，另一次是讲到1976年时，他在广播里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
1977年和1980年，他的弟弟阳建平、妹妹阳及平先后到美国定居。
之后，阳和平结婚生子，并于1981年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一直到1987年毕业。他毕业后在中国停留了近10个月，却发现中国有更多自己不能解释的东西，于是他又回美国读博。
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却依然难以完全融入美国。在猫王和鲍勃·迪伦的年代，他不喜欢摇滚乐，听到爵士乐更感觉像“拿指甲擦黑板的那种声音，是一种折磨”。他不喜欢美国的派对文化，对酒精、大麻统统不感冒。阳和平偶尔也跳跳舞，却似乎变成了一个羞涩的东方人，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舞动。
“小资产阶级革命者”
此时，他在北京的父母，终于又干起了“老本行”——养牛。1982年，寒春夫妇从北京南郊的红星农场搬到了北郊的沙河小王庄农场，开始迎接中国一个崭新的时代，也不断面对新事物——从发奖金、按劳分配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到“发展是硬道理”。
在美国长居的阳和平每隔两三年就要回中国看看，每次回来，他感受到的冲击都难以言表。他曾与父母争论各种问题，认为父母在有些问题上不够开化。父亲阳早就会半开玩笑地说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者”。
那个时候，阳早和寒春已是农业机械部的副部级顾问，这对老夫妻在中国越来越焕发出活力的30年里悄悄地老去。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奶牛场，也常常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
老人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研制的养牛场各种设备，诸如饲料搅拌机、计量仪等，在改革开放后，渐渐被国外进口设备取代了。阳和平理解父母的这种痛心，他说：“我妈就是觉得，中国不搞自主研发、自主工业怎么行，能全靠进口吗？现在看看，资金换技术，中国换来了吗？”
阳和平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研究》在1997年通过答辩，他获得博士学位，他觉得自己通过知识的积累，慢慢找回了分析社会、明辨是非的自信。他与父母的观念越来越靠近了，他说自己“坚定了”。甚至于，想到之前就“姓资姓社”等话题跟父母的争辩，他有些惭愧。
还有很多不适应
阳和平在中国的这些年，写文章、作讲座，从自己的父母讲起，讲自己的思想变迁——从动摇到坚信。
他也讲自己亲见的美国民主，他认为那就是有钱人的游戏：“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外交上是一致的，只有在国内政治上有一点差别。但是后来我发现，共和党起码讲真话，民主党是骗人。就是，共和党一直说要割你肉，民主党许诺不割你肉，但照样割。”
如今是暑假，阳和平退了城里的房子，住在母亲朴素的平房里，惟一显得有点“资产阶级情调”的，就是地上一只卧着的花猫。
阳和平觉得中国人太过“崇洋”，“价值观、审美观，什么都以美国为标准，选什么教科书都是看美国的，好像那才是最权威的。甚至中国哪个将军好，都是因为美国人说过他好。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评价中国的将军好坏？”
至于中国社会相当关注的楼市、医疗、农民工权益等问题，阳和平则干脆说，“《资本论》里描述的一些问题，比如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简直就跟现在中国有些情况一模一样。”
他现在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我怕得病。因为我不会塞红包，好多大夫不是治病救人,也怕吃东西。食品里面给你添加这个、添加那个，水果、蔬菜怕有农药，去饭馆怕地沟油。过去有时吃不饱，但吃的东西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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