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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板:穿真维斯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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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10/21 出处：王老板的日记 |
2000年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我妈特意带着我去了一趟太原，走走亲戚，顺便给我买件体面的衣服。在大型商场里，我挑了一件真维斯的纯棉衬衫，穿在身上显得特别柔软熨帖，而在这之前我穿的都是硬邦邦得的确良。在我眼里，真维斯就是不折不扣的名牌，——而且还是外国的。住进宿舍之后，上铺的北京同学瞄了一件我的衣服，点点头说了句：恩，真维斯，我中学时也有这么一件。那一刻，我有一种欣喜的认同感：瞧，他也知道。
当然，后来我就不提真维斯了。但这件衬衫我一直没丢，十年了，它质量还是那么好，秋天的时候我还经常穿在身上，回忆自己曾经的样子。后来我目睹着那些像我这样从县乡一级走出来的青年，他们穿着当地流行的服饰，走进北京上海，嚼着一线城市的残渣，填饱自己三线城市的胃口；或者继续留在家乡，被挤兑而不自知（穿森马的男孩和穿以纯的女孩），像乔伊斯笔下的斯蒂芬迪达勒斯一样，“同卑下的生活和狂乱的思想不停地作斗争”。
贾樟柯在电影《任逍遥》里曾经细致的描绘了这样的状态和这样的青年：在死水一般的小城市，青春期的荷尔蒙如癌细胞一样扩散，他们无法用更丰富的精神来摆脱虚无，想要得到更多，却被身边无处不在的权力所敲打。最后，他们决定去抢劫银行。失败之后，其中一个被抓，另外一个则骑着摩托逃跑。他沿着国道想要远离那个地方，但最终还是停了下来，搭上一辆过路的大巴，返回那个让他充满绝望的城市。然后青年就这样被警察逮捕，遭受了一番奚落之后，电影结束了。
如果你曾经经历过这些，有些事情你就会理解的更清楚。每次我给在山东一家工厂打工的表弟打电话，里面的铃声始终都是慕容晓晓之类的“农业金曲”。几年前他给我写信，一个小学文化的人，在信中提到了绝望、折磨、自杀，还有路遥。贫瘠的精神生活像锅盖一样压在他头上，他觉得自己快要被煮熟了。在我眼里看来，他的痛苦和思索跟多数人一样，只是他找不到一个向上的出口。而他花一块钱购买《爱情买卖》的铃声，和那些坐飞机到金边看柯恩演唱会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在文化品位上阔起来的新青年们或许不这么认为。
我有一个在西安上班的老同学，他曾经穿着新款的美特斯邦威回农村的老家炫耀，如今他给老婆买新款的LV，有了更好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他曾经跟我一样漫无目标的愤怒，如今他尽管也愤怒，但看上去似乎比较理性了：“反 日青年全都是——”他在MSN上毫不客气地下了一个定语，”傻逼脑残！“我不知道该回答些什么，只是想起了那两个试图抢银行的瘦小身影。
如今，谁都会脱口而出几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遮羞布，或者民族主义是政府的障眼法。那些夹杂在队伍中的青年，就这样成为了主义的一部分，成为了被利用的笑柄和被排泄的马桶。他们最大的缺点是不自知，不知道教科书的真实斤两，不知道真维斯其实是个国产的三流牌子。总之他们是无脑者，被可笑的主义弄昏了脑袋，被文明和时代远远甩在身后，却以为自己在参与某种崇高，有一小撮甚至对自家人民干出了打砸抢的丑陋行径。
这些都说的没错，我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我更想知道，他们内心的想法究竟是什么？有一个叫W的人是这样回答的：我总感觉特别愤怒，但我不是很清楚源头在哪里。喝醉了我就容易搞破坏，砸学校展览板的玻璃，把别人晾衣架上的内裤扔掉，诸如此类。不管怎么说，日本难道不是侵略过我们吗？我姥爷身上还有日本枪子呢。反正很搓火……社会也好家庭也好……为什么？我说不上来……我想表达一点什么，我希望让人知道我很重要。
如你所知，十年前，我就是那个W。
资料：1990年，旭日收购了澳大利亚休闲服饰品牌JeansWest，成立了旭日集团下属的真维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杨勋出任董事长。到90年代中期，真维斯专卖店已经开到了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上海等整个长江流域，以及华北的各个一二级城市。1996年秋，真维斯突然跌入低谷。旺季报表显示，大多数店基本卖不动货，顾客群也不能再发展了。1998年底，杨勋对真维斯进行大手术，将“引导潮流”的战略定位改为“紧跟潮流”，并把价格下调为中档，全面迎合70%至75%的中档消费人群的消费心理，甚至将T恤降到了最低30元。然后专卖店延伸到全国各个二三级市场，特别是受中心城市消费潮流影响的周边卫星城市。这一调整，真维斯第二年就缓过气来，实现了连年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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