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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又一次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权、钱、血、火淋漓地展现在公众的面前。这不是第一次，更不会是最后一次。为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房地产十余年市场化改革至今，拆迁中的“囚徒困境”何以会愈演愈烈呢？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如果把被拆迁人和政府比作两个个体，“囚徒困境”在中国各地的拆迁中正在不断上演。
让我们来看一下拆迁中的“囚徒困境”是如何形成的。
打着“公共利益”旗号大肆拆迁在这几年不是个别现象。但是，何为“公共利益”？中国的法律法规并无规定，在一些地方政府眼中，从“市政建设”到“城市发展需要”都被视作“公共利益”，从而一再被滥用。而当被拆迁人发现因“公共利益”被拆迁的老宅上建起了商品房时，被欺骗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此外，在拆迁中，拆迁补偿费用的确一直极不透明。不透明，让实施拆迁的人有了寻租机会；不透明，让同一区域被拆迁人的补偿费用（房子与货币）差距惊人。如此一来，被拆迁人怕上当的感觉又油然而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当“钉子户”才能获益最大、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成为中国大多数被拆迁户的第一直觉。
悲哀的是，政府并不容忍“钉子户”的存在。在中国，各地的拆迁方案往往只有单一选择，无论是交通规划，还是园区建设，要拆哪些地方是确定的，一般是没有替代方案的。政府敢于在拆迁中给自己设定单一方案，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因为政府是唯一可以使用暴力而不受惩罚的组织。而从拆迁补偿上来说，政府最初还会给“钉子户”高额补偿以促使被拆迁户的妥协，但一旦政府发现高额补偿将带来更多的“钉子户”时，其必然控制高额补偿手段的使用，而通过其他手段如强拆来保证拆迁的实现。
在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告一段落之际，当地一名基层官员的网络文章再添波澜。该官员列举了包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在内的多条怪诞的辩解，以试图为一次切切实实因强拆致民众丧命的事件披上合理的外衣。站在升官发财的角度来看，该文或许代表了无数基层官员的真实想法。但这不禁让人进一步追问，今日中国之强拆盛行，根子何在？而从普通群众的角度来看，该文不免让人背脊发凉，忍不住要问，下一个被逼自焚的会是自己吗？
拆迁中“囚徒困境”的形成还有这样一些细节的支撑。房价的飞涨，极少数被拆迁人获得超额补偿，拆迁相关信息的极不透明，这些因素导致越来越多的被拆迁人把拆迁作为一次性谋利的机会，因而开出惊人的补偿要求。而各地政府在“GDP政绩观”的绑架下，大干快上已成最优选择，而房地产因在税收、GDP拉动率等方面的天然优势，又当仁不让地成为政府大干快上战略中的排头兵。
一系列交错演化的事实和选择最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主要就是通过拆迁（或征地）获取土地，同时获取其中的差价，而GDP的增长不仅能赢取晋升机会，还蕴涵着不少寻租机会；群众面对暴涨的房价和拆迁中偶尔发财的故事，为在拆迁中留住家产或获取更高补偿，往往选择拒不同意拆迁进行拖延；而在拆迁的博弈中，政府和被拆迁人10年来已彼此失去了信任。最终，当政府拆迁中的行政手段甚至超行政手段，以及被拆迁人市场化甚至超市场化的要求走到一起时，即使不是每次都那么水火不容，也迟早会导致类似“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的发生。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更让人心惊的是，拆迁中无论哪一方的诉求，似乎都已无关乎市场化的解决途径、无关乎法制的手段。 |
